公共租界各处架起铁丝网，阻止难民涌入

用草席搭成的棚屋就是难民的栖息之所

    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血与火的洗礼，战争期间，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国土遭蹂躏，生灵被涂炭，人民被迫逃离家园，形成了数量庞大的难民队伍。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全国难民已达2000万，到1938年7月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超过1亿人口。日军占领华北后，很多人纷纷将暂时还较为安全的上海租界作为逃难之地。

战前，上海市包括租界在内的人口超过300万。战争初期，每天约有3万人逃离上海，然而，随着上海市郊以及江苏等地的相继陷落，上海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350多万。上海的租界就成了上海战区市民和外地难民避难的场所，仅八一三当天就有6万中国人躲进租界。租界当局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本想拒之门外，但由于难民人流众多，无法阻挡，只得将一些学校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以后，随着战火不断扩大，各地难民源源而来，租界当局也无力全部收容，许多难民就只能在弄堂口、马路上栖身。据《立报》载，1937年10月初，上海难民不下130万人，进入租界最高峰时达70万人。经紧急疏散后，租界内人口略有减少。战争西移后，疏散的一部分人口去而复返，而江浙等地区人口大量涌人上海，致使租界人口又一次膨胀。1938年下半年，上海租界人口已从战前的167万猛增到400多万。

大量难民的存在，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是这些人的饮食和住宿无法得到解决。难民舍多为日军袭击时仓促逃命，随身携带的衣物和钱都是非常有限甚至身无分文，除偶尔获得慈善机构的救济外，经常忍饥挨饿，甚至沿街乞讨。为争夺一小份食物，难民中往往发生流血事件。有的难民长期没有食物，只能卖儿鬻女。

住宿条件更是恶劣，大多数难民不得不露宿街头。由于饥饿、寒冷与疾病，几乎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亡。在心理上，难民中人数最多的是战区的农民、工人，他们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工厂，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即使稍有资财的人，由于战争中物价高涨，生活也会日益窘迫。现实生活的压力下，难民难免会产生意识上的危机，希望战争尽早结束，回归家园，无形中影响了对持久抗战的心理。因此，对难民的收容、安置直至教育问题都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乃至全国的抗战。

日益严重的难民问题，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报纸、杂志、广播都曾长篇累牍地谈论难民问题。

在社会舆论的督促下，国民政府决定成立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专职办理难民收容、运输、给养、保卫、救护、管理及配置等应急事宜。1938年初，又撤消难民救济委员会，成立赈济委员会，作为难民救济的最高领导机构。在上海，市社会局长潘公展为抗敌后援会的救济委员会主任，该会曾从危险区域运送难民，通饬各公私学校延缓开学，以将学校作为收容难民的场所；要求因战争停业的娱乐场所也改为难民收容所；潘公展还带领工作人员到仁济善堂办公，指挥难民事宜。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救济难民事宜方面并未起到切实有力的作用，尤其是在上海沦陷后，更无从负起难民工作的责任。

社会救济的社团，包括慈善机构、宗教团体、同乡会组成的民间团体，或爱国人士成立的专门机构，在救济、收容难民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位于新闸路的难民习艺所

    仁济堂是上海一个有百余年历史、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慈善机构，它的主持人大多数是上海佛教界的知名人士。全国抗战爆发后，仁济堂也被推进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洪流。1937年上半年，仁济堂成立了“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作为官民合办的临时组织，实际是为抗战而救济难民的机构。8月14日，在日军炮弹的轰炸中，“慈联会”设置了第一个收容所。8月l 5日，国民政府不再管理难民的救济事宜后，“慈联会”又下设了一个“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统筹办理难民的收容、救济工作。从8月14日到8月底，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积极设立了40余处收容所。到1940年，先后共设置了50多处收容所，共收容难民50万次。

为集中力量办理难民事宜，上海开展了“节约救难”运动。上海各同乡会组织了旅沪各同乡会联合办事处，设办理、遣送、收容、救济四项。其他如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教会等团体，也都举办了难民收容所。至1938年上半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建立200个收容所。

为救助难民，上海开展了“节约救难”运动。1938年10月9日，上海节约救难委员会在香港路59号银行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在会上，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决定筹组上海难民救济总会，提出了“上海人救上海”的口号，号召集中力量，为流离失所的难胞服务、请命。在中外各界的赞助下，18日，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成立，会址就设在广东路90号三北公司三楼。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成立之后，积极统筹难民之居住、衣服、给养、医药、教育及其他救济事宜之计划，为筹集资金，还成立了劝募委员会，具体领导捐募运动。他们的努力，在维护租界治安，联络慈善团体，推销救国公债，转移部分学校、机关，收容难民，设立伤兵医院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解决难民的粮食问题，各商界各同业公会举办“平粜会”。为此需筹集足够的外汇，他们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提出申请，孔祥熙拨汇l万英镑，并且指示免税进口西贡米。该会通过银行押汇，向西贡购办洋米，由虞洽卿经办的华伦洋行承运。如此先后运到洋米四五次，均由各米店出售，“孤岛”难民能够排队挨号粜到每石20万元的平粜米。

在救助难民工作上，很多个人也做出了重大贡献。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常务委员的赵朴初，主持着异常繁重的日常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人的炮火，夜以继日地救助、安顿、输送难民。虞洽卿以他所经营的三北轮船公司，承担了输送难民的任务；上海工商界著名企业家蒉延芳担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总务组长，开办了许多收容所；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等组成了上海难民教育委员会，扩大了难民教育的合法权利，为难民收容所的难民教育问题起了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开始就对难民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难民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失业工人等基本群众，必须加强在难民中的宣教和组织工作。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专门成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简称“难委”)统一领导，很多党员被安排到收容所当管理员或教师，积极组织难民政治宣传教育与生产自救活动。在有党员的收容所里，都举办了识字班、文化班，分成老年组、壮丁组、妇女组、少儿组等，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他们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从识字班开始，就有《我是中国人》、《难民的话》等结合实际、通俗易懂的课文，激发难胞的爱国激情；文化班还组织学习社会发展简史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举行报告会、讨论会。在文娱活动方面，组织难民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抗敌战歌》、《大路》、《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等救亡歌曲，排练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等街头活报剧。由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收到了良好效果。

中国共产党在难民中的工作，真正赶到了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聚集积极分子的作用，先后有200多人加入共产党，1000多人被输送到了皖南新四军，近2000人被送到了浦东、苏南等游击区、抗日根据地，还培养了一批党政工作的人才，为近郊农村、工厂企业、武装根据地的革命工作作出了贡献。

（摘自《上海抗战画史》，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