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网 2014-08-30

按：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发表反对文革言论被打成反革命，最后被张春桥下令杀害。本文记述他的生平事迹、家庭与艺术以及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今年农历四月初一是指挥家陆洪恩先生（1917－1968）的九十冥寿，而阳历四月二十七日，则又是他被害四十一周年的忌日。我深深地怀念他。回忆六十多年前，我和我的家人从开始与陆洪恩相识、相交到相知，无数往事勾上心头，无法忘却，更无法排遣心中的悲愤。如今只有让世人对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以略微抚平我心中的哀伤。

我与家人同陆洪恩的相识

陆洪恩是我的表姐夫，也是我的钢琴老师。他的妻子胡国美是我的表姐，胡国美的母亲是我母亲的三姐。我们一家一度与三姨妈胡家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掹德里内，我们住六十一号，他们住六十五号，我们住的是他们原来的汽车库改造后的房子。一九四四年，我随父母由苏州迁居上海。胡国美当时已经从上海国立音专键盘系毕业还没结婚，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三姨妈和我妈带我去南京路的一家咖啡馆去“相女婿”。就在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在咖啡馆弹钢琴被上海人称作“洋琴鬼”的陆洪恩，当时他在上海艺术剧团的小型乐团里当钢琴伴奏。大约二十五、六岁，五官端正，长长的脸，眼睛不大，微笑时瞇成了两条缝，很是潇洒快乐的样子。此后陆洪恩就成了胡家的座上客。不久他和胡国美就结婚了。

后来，我的钢琴老师便由胡国美改成了陆洪恩。在他的指点下，我的进步很快。他说，学钢琴，就必须要练巴哈的作品，这是重要基本功之一。这段时间，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可以从弹小奏鸣曲（Sonatina）而进到了弹奏鸣曲（Sonata）的阶段了。记得，他教我练的第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是K.No.545，而第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则是Op.49，No.2，都十分好听，却也都有一定难度。这些曲子，即使后来有三十年没有机会摸琴，到八十年代我第一次买了自己的钢琴后，居然还可以较熟练地弹出来，实在不能不说是他对我严格要求的结果。

学钢琴的学费是很贵的；然而，我似乎从来没有看到我父母为我给陆洪恩交过学费，他也从来没有计较过。他觉得我练琴很投入，也还有点悟性，就开始给我加了几首片段（piece），让我不至于感到练得太枯燥。更加深了我对钢琴演奏的兴趣爱好。这个阶段，我开始听古典音乐和钢琴曲，我尤其喜欢萧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课，我都要请求他弹一首萧邦的波兰舞曲（Polonaise）或夜曲（Nocturne），我最喜欢听他弹Polonaise in A Flat (Open 83“Heroic”)和Nocturne in B（Open 62，No.1），他总能满足我的请求，信手弹来，波兰舞曲的奋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总使我无限陶醉，给了我一种美的享受，我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弹奏这样的曲子。陆洪恩也常常鼓励我说：“你好好练，将来一样也可以弹这些曲子的！”

一九四九年，我初中毕业在即，陆洪恩鼓励我说：“如果你准备考音专，初中毕业就去考，我帮你准备，你还是很有希望的。”我当时真的很想去读音专。但是，我家没有钢琴，经济困难，只得去考“育才学校”，被录取，得到了奖学金，住宿和饭费也全免，我放弃了考音专的念头，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路。陆洪恩为此深表惋惜。但是，他为我教授钢琴的这段日子却成为我永远的美好回忆。

直到一九五一年七月以前，我在上海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和我离开上海后他都是我父母的好朋友，我妈常常会为他做上几样小菜，陪他一起喝点小酒，他喜欢听我父亲谈诗说文，也喜欢我们家的温馨气氛。一九五六年，父亲应赵朴初之请，到北京参加编辑《佛教百科全书》的工作，全家由沪迁京；当时我也在北京从部队转业，不久又去了唐山。我们有时也会在北京见面。陆洪恩一直视我父母为他的知己，与我父母和全家经常有书信来往。这些书信最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感情，也颇表现了他不一般的文才。

天主教家庭，和黄贻钧的友谊

陆洪恩的父亲是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的一所孤儿院长大的，十七岁时为一天主教徒所收养。二十岁结婚，后来在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任职员，生活尚称小康；父母育有二子一女，洪恩上有兄姐各一，他最小，因而颇为受宠。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他的母亲最为虔诚。她性情温和善良，是邻里间有名的大好人、大善人。她对所有的人都充满爱心，她妈的这种性格感染了他；但是不像兄姐那般恪守天主教徒的规矩，他不常去望弥撒。

一九三二年，陆洪恩就读于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要求很严格，对于法语的要求尤其高，他对教会的管理很不习惯，他很聪明，学什么都很快，就是不肯用功学法语，常考不及格，然而玩足球和篮球却特别出色，对于音乐课更是情有独钟。后来他要求父亲给他买钢琴，到了高中二年级，更加迷恋于音乐，并在一九三七年考取上海音专键盘系，专攻钢琴演奏。然而，他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去世了，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一年，他从上海音专毕业。

他毕业后，正巧费穆先生的上海艺术剧团邀请上海著名的音乐家黄贻钧主持一个乐团。黄贻钧热情地请陆洪恩到乐团担任钢琴演奏员。从这一年开始，陆洪恩和黄贻钧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陆洪恩多才多艺。费穆有一次甚至将改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任务交给了他。陆洪恩虽然没有学过话剧，居然将《罪与罚》的剧本写成，不久即搬上舞台，公演受到好评。

抗战胜利不久，费穆先生的剧团解散了，陆洪恩经中共地下党员李之华的介绍，到《时事新报》当了记者。他才思敏捷，写了许多介绍和评点交响音乐的文章，不久，李之华跑去了香港，陆洪恩也被迫从报社里退了出来。一九四九年，李之华从香港托人带口信给陆洪恩，劝他留下来。说天快亮了，上海会有自己的交响乐团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一九五○年一月，在黄贻钧的帮助下，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开始担任的是定音鼓演奏员，一九五三年任乐团副指挥，第二年任交响乐队副队长，这时他才三十六岁。

主持上海交响乐团的副团长

陆洪恩初入交响乐团时，前任指挥是个叫富华的意大利人，富华离去后，乐团选拔了三名指挥：黄贻钧，陆洪恩和陈传熙。陆洪恩被选拔后，格外投入，常常到深更半夜还在家中反复听一些名家指挥的名曲、读总谱、练习指挥；后来陈传熙被“上影乐团”调去成了电影配音专家。一九五四年，黄贻钧和陆洪恩分别被正式任命为上海交响乐队正副队长和正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向他们颁发了任命书。

一九五○年中，我转入上海市育才中学高二，母亲为我租了一架钢琴，于是我重又学起了钢琴，老师当然还是陆洪恩。我常与高年级几个爱好交响乐的同学去兰心戏院或美琪大戏院听音乐会，我们没有钱买票，常常去乐团做义工而到后台或台下两侧听他们的演奏。陆洪恩敲打定音鼓，那样有劲，那样投入，乐曲常常由于他的定音鼓声而进入高潮。后来，我们也去听过由他指挥的音乐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指挥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他的指挥那样潇洒，那样令人陶醉。后来他把这部交响曲的总谱送给了我，叫我好好对照总谱多听，多体会，直到现在，我仍然保存着这本总谱。他还送给我一本歌德的《浮士德》，并告诉我他非常喜欢浮士德这个人物，因为剧中的浮士德体现了知识份子追求为人类社会谋求自由和幸福的理想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的精神，他似乎确信这一生活的真理。因此他与黄贻钧的配合十分默契，格外愉快。

一九五六年，建国后的首次全国音乐周在北京举行，陆洪恩率上海交响乐团赴京演出，陈毅元帅和周总理均赞成由上海交响乐团为各国使节作一次专场交响音乐会的演出。有人记载当时的盛况说：陆洪恩身穿燕尾服，手提指挥棒，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热情洋溢地指挥自己的乐团，为各国使节做了精彩的表演。当他的指挥棒在空中划了一个潇洒的圆点、结束最后的演出时，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陆洪恩在乐团排练时要求很严格，每次都要分声部练习，所以乐团成员常感到苦不堪言，难免对他怨声载道；不过，到了演出时却往往效果很好，他指挥的演出总会得到一片赞扬声。加之，他为人诚恳，没有架子，人缘好。后来，他的练习和指挥方式也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赞扬。

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招待苏加诺总统等国际级首脑人物演出，还与捷克、波兰等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与苏联专家的配合演出尤其频繁，因此也特别忙碌，然而，这几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候。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他在给我父母的信中说：“回沪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刚搞完招待苏加诺总统的演奏任务，很荣幸，这位反殖民主义杰出战士还和我握了手”。

由于团长黄贻钧经常出国，陆洪恩就成了常务副团长，主持乐团的工作十分操劳，颇乏创作的机会。然而他还是决心要为迎接建国十周年作一部管弦乐作品。他的儿子陆于为在《我记忆中的父亲》一文中，这样记载父亲在国庆前夕一直在家里埋头创作管弦乐《年年欢》的情景：

“那些日子父亲每天翻阅乐谱，苦思冥想，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全家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饭。父亲很爱喝酒，每顿饭他少则几两，多则半斤。这时，只见父亲举着高脚酒杯，品尝着我刚给他拷来的七宝大曲，忽然间他竟把筷子当作指挥棒挥动起来，越来越起劲，不时用手把一撮头发拨到脑后。到了乐曲高潮时，居然流下了眼泪……”

“国庆节的早晨，父亲穿上自己最喜欢的咖啡色夹克衫，双手理了理头发，习惯地看了看手表，‘哟，时间不早了！‘父亲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前门牌香烟，点燃一只，猛吸一口，然后骑上那辆‘老爷’脚踏车上班去了。”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大型管弦乐《年年欢》终于创作成功。五九年十月一日，陆洪恩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这部乐曲，电台实况转播了《年年欢》。他的指挥艺术和他的音乐作品令当年上海的许多交响乐爱好者久久不能忘怀。

妻子的家族与夫妻性格差异

西谚曰：“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是人们的经验之谈。陆洪恩纯笃敦厚，胸无城府，心地善良，诙谐幽默。他生活随便，喜欢美食，爱喝酒抽烟，爱游山玩水。总之，他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好书、好画、好景、好音乐。他性格直爽开朗，从不隐讳自己的真实观点，有啥就说啥，加之他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凡事太缺乏“政治头脑”了。岂知，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年代，不懂得韬略，不会审时度势，就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如果说，陆洪恩自己的家庭出身不算太好（父亲算是洋行职员）的话，那么，他的妻子胡国美的家庭可说是一片红的革命家庭。胡国美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后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专，她的父亲胡咏琪出自浙江鄞县的名门望族，年轻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赴美学习保险业的首批留学生之一，回国后在上海开办第一家保险公司，这时他被吸收入了共产党，还是直接经周恩来批的，但他在抗战胜利前因患胃癌而英年早逝。国美的母亲解放后也始终是里弄里的积极份子。

国美的哥哥胡国城是上海沪江大学的地下党员，毕业后去了延安，四九年后任新华社记者，常随周恩来出访各国，后负责驻捷克的记者站和办事处，还娶了一位捷克夫人。国美的大弟胡国定，曾任上海交大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建国后，他去了南开大学，先后任数学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至今仍是著名的数学教授和专家（江泽民当时是交大支部的党员，江在当政期间，曾到南开大学专程访问过胡国定）。国美的小弟胡国安毕业于上海俄语学院。

胡国美是家中独女，父母特别宝贝她，加之，三姨妈对女孩子管教特严，不许她与人多有交往。家中条件优越，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有自己不小的独立卧室。她是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女孩子，比较拘谨，也不大合群。有时胡国定有同学来家里开会，在客厅喧哗，她就会出来指责，甚至碰门以示不满。

胡国美与陆洪恩虽是同学，但以前根本没有交往，在那次“相亲”后，他们很快结了婚；没有考虑家庭背景及性格上的差异之类的问题。

家庭是生活中的避风港。夫妇有时在外不愉快的事，可以回家互相倾诉，得到温暖。然而，陆洪恩和胡国美之间缺乏互相的理解和爱抚，胡国美常会埋怨陆洪恩生活太不拘小节，说话太不注意，对于他的幽默诙谐毫不理解，有时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甚至闹到不愉快，但又不愿让年幼儿子有所觉察，于是陆洪恩就更加独自喝闷酒，一杯杯，一瓶瓶，一醉方休。吸烟也是，一根又一根，一包又一包，把手指和牙齿都染黄了，有时甚至不慎而引起小小的“火灾”。就这样，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似乎越来越少。然而，陆洪恩是个对家庭有责任感的人，对妻儿毕竟还是有感情的，于是陷入内心苦闷而无法摆脱。

质疑面对工农兵不面对贝多芬

一九六四年，他被确诊为有轻度的忧郁症（或曰精神分裂症），但并不严重，仍然可以工作，只要坚持用药，配合心理治疗，是完全可以康复的。奈何这时恰恰遇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事情就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在文革中，他们家像胡国城、胡国定这样的老革命也都受到冲击，更何况陆洪恩？陆洪恩在文革前历次运动中已经有着一些“辫子”留在党组织的档案里了。请看：

陆洪恩和黄贻钧都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时以黄为主。一九五一年，全国批判《武训传》，黄大受批判，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他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弄到结果，大出毛病。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下次创作，千万小心。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作者注：该诗宜用上海话念！）这首诗后来被认为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五七年反右整风直至六三年间，黄贻钧和陆洪恩都主张“指挥负责制”和“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他们都要为“争取在十年后（一九七二年）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陆洪恩更提出：“乐团每天五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他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当时，黄贻钧有意识地常常借故让乐团停止一些会议活动，不开会，所以避免了该团任何人被打成“右派”！但是，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也都被认为是“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六二年，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直率地说：“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他在给我的一些谈音乐的信件中也是这样主张的。这在后来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

以上这些言论是有案在录的，而他平时的趣言和俏皮话又不断出现，要给他治罪本来就不难，文革中，他又不懂得用假话来保护自己，还是“有啥就说啥”，当然就会大祸临头了。

六五年十一月至六六年五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评三家村》的文章，气势汹汹，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陆洪恩缺乏政治嗅觉，只凭自己的善良之心而直言不讳，他把姚文元的文章只看作其本人的一己之见，殊不知此文之大有来头。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大、中、低音提琴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

“我没有看过海瑞的戏，也没有读过姚文元的文章。党中央并没有肯定戏是毒草，既然党号召我们讨论海瑞，我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退田减徭役、治吴淞江，这些都是事实，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这也是事实。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这才是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岳飞、文天祥等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在次日的小组会上他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说：“《批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就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到底是听姚文元，还是听毛主席、党中央呢？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张春桥下令杀害陆洪恩

五月廿八日星期六，乐团继续学习讨论《评“三家村”》，陆洪恩的家当时就住在乐团的宿舍里，妻子胡国美和儿子陆于为（当时读初中三）都嘱他不要再发言，他也点头说：“我明白！”他想自己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就不再发言了。岂知，这天的讨论会上来了一些陌生人，而且一开始便愤怒地批判陆洪恩是“修正主义”，这时，陆洪恩感到实在难以按捺，一下子便站起来大声说：“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邓拓就讲对了。你们说我是修正主义，如果这也算修正主义，那我就喊‘修正主义万岁！’”（作者注：当时，大概他的神经受到了刺激，处于特别紧张、激动的状态，他的分裂症在外界的刺激下，失控了。团里熟悉他情况的人都知道他有病，不能过于激动，一激动就会出毛病。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但已经来不及了。）

后来，他又喊了一声“修正主义万岁！”当时人们被他的惊人举动吓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怎么可以喊“修正主义万岁”呢？不是自己找病吗？——作者）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有一些人七手八脚，一拥而上，将陆洪恩扭送到公安局去了！这就是当年轰动整个上海文化界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团里好多人对他平时的为人都有所了解，知道他心直口快，都认为大约过上十天八天他就会被放出来，没想到他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一九六八年四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红卫兵”们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风，竟把“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贴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张春桥惊怒之余决心揪出几个“幕后的老家伙”来杀一儆百！一时没找到“活老虎”，便想找“死老虎”，他从当时“公检法造反派”报送上来的名单上看到了陆洪恩的名字。（据公安局的一位离休干部回忆：当时有人曾提出，陆洪恩关在监狱里近两年了，恐怕与“炮打张春桥”的事联系不上……）

张春桥却说：“怎么会联系不上？社会上的那根黑线又黑又粗，根子就在那些死不改悔的老家伙身上！陆洪恩这样罪大恶极的人还关在监狱里浪费人民的粮食，你们的屁股坐到谁的板骔上去了？！杀陆洪恩，就是杀一儆百！”于是，陆洪恩就在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中成了替罪羊！陆洪恩也就成了“文革”中在上海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

陆洪恩被关押后，曾多次被拉出去“陪斗”。在批斗音乐家贺绿汀时，他被拉去“陪斗”，要他批判贺。而陆却说，贺绿汀是爱国爱党的音乐泰斗，他的《游击队之歌》鼓舞了民众奋起抗日，还称贺是自己的老师和师兄。还有另外多次“陪斗”，他都不屈服。为此，他遭到的酷刑格外严厉和狠毒。进入监狱后，他一直服用的镇静剂被停用，当然也不给烟抽。经过如此这般的折磨，他常发烧，乃至说胡话，到后来，竟至看到红色的东西就要破坏，当时到处都是红色，而他对红色的反感更加重了他的“反革命罪行”！但是，据当时与他一起的难友说，在多数情况下，陆洪恩的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后来的发作实在是被逼出来的。

刘文忠记述陆洪恩狱中遭遇

刘文忠先生曾与陆洪恩在狱中日夜相处了近两年时间，一九七九年他被平反出狱后，于二○○四年在其所著《风雨人生路》一书中曾以专门的章节描述了陆洪恩在狱中的表现；二○○八年十二月，刘先生又在《独立中文笔会》刊出《奥地利——缅怀音乐家难友陆洪恩》一文，详述了他与陆洪恩在狱中相处的日日夜夜以及陆在暴虐凌辱下绝不屈服茍安的种种表现。根据刘先生的记载，陆洪恩在最后一次有狱中难友十几人参加的逼供审讯会的表态中，发表了足足有十五分钟的慷慨陈词。

审讯人员问他“你究竟要死，还是要活？今天你表个态！？”陆洪恩这时精神抖擞、大义凛然地说：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茍且偷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和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传统……”

就在那次“审讯”后几天，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陆洪恩突然被押到了当时被称为的“上海革命文化广场”，有文记载曰：“电视镜头将一位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还不满五十岁的陆洪恩吗……”也就是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被当时显赫一时的“公检法”判处死刑，“罪名”是“反革命”，“罪证”是“防扩散”，随即被押赴刑场处决了！

就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在狱中被折磨了两年后让当权者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而罗织罪名将他杀害了。当时，在上海舞蹈学校任钢琴伴奏的陆的妻子胡国美被赶到食堂去劳动，还经常挨批斗，受尽凌辱，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折磨和摧残；年仅十六岁刚初中毕业的儿子陆于为则被送到新疆去劳动。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被摧毁了。

当局平反昭雪，但遗恨无穷

一九七九年，经过陆洪恩妻弟胡国定的多方再三申诉，陆洪恩冤案终于得到重新审查和彻底平反，他儿子陆于为也才得以回到上海。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音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市文联、市文化局、市电影局、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歌剧院、上海市舞蹈学校、上海歌舞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军乐团、广州乐团等单位以及文艺界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夏衍、周巍峙、陈沂、贺绿汀、孟波、李太成、丁玲、丁正铎、许平、言行、丁善德、谭抒真、金焰、刘琼、桑弧、吴永刚、瞿维、朱践耳、李德伦、颜良絷、韩中杰、秦鹏章、司徒汉、陈传熙等许多陆洪恩的生前友好都送了花圈。大会由市文化局主持，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含泪致了悼词。悼词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陆洪恩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以莫须有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罪名，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被判刑处死刑，成了我国高级知识分子被公开处死的第一人……”在大会上，郑重宣布，“推倒强加于陆洪恩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陆洪恩的儿子陆于为捧着仅仅存有一截指挥棒的骨灰盒参加了追悼大会。他泪流满面，眼前浮现的是十三年前的五月二十八日那个阴霾的早晨情景：父亲对他说：“放心吧，于为，爸爸明白。”然后慢慢地走向乐团，那竟是他们父子最后的诀别。

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九日，黄贻钧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你怀念洪恩的心情我十分理解。十年浩劫，死者万千，洪恩是其中之一。他被害后无人敢去收殓，至今不知骨埋何处？幸存者想去他墓前献上一朵小小的白花也不可能。他死得真惨！”

儿子陆于为创伤难愈合

陆洪恩被平反昭雪后没有多久，胡国美便去世了。陆于为虽然回到了上海，仍然生活在压抑的心情下，没有多少亲友与之交往，而他只是夹着尾巴做人，处处小心谨慎，不敢有半点闪失。直到一九九八年，我才辗转通过上海图书馆找到了他的工作单位——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他负责美化环境，布置宣传，平时也常为报纸杂志画些漫画，以增加收入，贴补家用。这时，他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最初与他在电话中接上了头，但是一谈到他的父亲，我们俩都哽咽语塞。后来，我和家人去看望他们一家，他分外高兴，在他们小小的房间里挂着陆洪恩夫妇的大照片，但是，他请求我不要在他们的女儿面前谈论他父亲的事。我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尊重他的意愿，从不在她女儿面前提起陆洪恩。自从与陆于为联系上之后，我有机会去上海时，就会去看他，有时我到他单位去，有时一起吃饭聊聊，然而，只要谈起他的父亲，我们俩都会潸然泪下，沉默良久，感到遗恨无穷，悲哀的心情似乎永远难以排解。陆于为心中的创伤更是难以抚平愈合。此后，我们也有些书信往来，我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实际的帮助。但是，我希望能让他感受到还有亲人在关心他和他一家，让他知道，人间不是永远那么冷酷无情的，被扭曲的时代总会过去。我们不仅是亲戚，更是知心朋友。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

“我从小孤独，虽然得到父母的宠爱，但生性极为胆小，又怕事，软弱，总想家里有个大姐姐、大哥哥，可以为我分担忧愁。文革摧毁了我的理想，破坏了我的家庭，到了新疆，在苦难中总算艰难地生存了下来。……现在，回忆往事，最令人忘怀的是父亲在家中的最后一段日子。有一次他坐在沙发上，流着眼泪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于为，我觉得我很痛苦，想要做的事都不能实现。’现在我明白了他追求的是那种轻松、自在、民主化的社会模式。如果在今天，他应该是快乐的，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父亲短暂的一生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将是对我父亲最好的纪念与回忆……”（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他也曾向我提到，想给他的父亲建一个墓；然而，十年过去了，女儿已经从美术学院毕业，他自己也已经退休几个月，但是，他的愿望似乎还没有实现，我想，实在也是有他的苦衷吧！？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陆于为夫妇至今没有将陆洪恩的许多情况告诉他们的女儿。陆于为心中的悲戚永远无法消逝。他在赠送我的那本上海交响乐团建团五十周年的大型纪念册中有关陆洪恩的那一页的一角上录了四句崔颢的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本来，诗人是抒发其思乡之愁情的，陆于为却以此而引发了他对父亲的怀念和无限惆怅之情。

陆洪恩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以后，有不少人在报章杂志上撰文悼念他，乐团的一些团员也回忆了在他指挥下的种种趣事，人们喜欢他。正如陆于为所说：“每当阿姨您提起往事，使我常常回忆起父亲的影子，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父亲已经过世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在不断写文章纪念他，回忆他，充分说明他是一个有魅力的艺术家。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发证明他的人生价值。他是属于永远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人。”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八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特播送专题音乐节目，介绍了陆洪恩的指挥艺术，由曹畏撰稿解说。广播电视报上还以“芬芳馨郁香如故”为题介绍陆洪恩的指挥艺术。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文革”夺走了陆洪恩的生命，但他生前留下的录音依然散发着馨郁的芳香。吴基民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号的《上海滩》杂志上刊出纪念陆洪恩的文章，其篇首用了屈原《离骚》中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多么气壮山河的诗句呀！这也反映了人们对陆洪恩一生的评价。历史是终究不会忘记他的。

回忆往事是甜蜜的，也是痛苦的。让我将对陆洪恩老师的美好而辛酸的回忆和无限的思念化作一缕青烟，飘向那让好人得以永生的永远伴有美妙旋律的天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