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5日Wall Street Journal登载了一篇可能赢得巴西总统大选的社会党黑人妇女候选人Marina Silva的长篇报道。华尔街关心的是世界第5大人口、第7大经济体的政治走向，但我读完603页长的历史研究Anarchists and Communists in Brazil, 1900-1935[1]，了解到现在巴西的三大政党（工人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都起源于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很欣慰虽然没有享受直接的政治成果，巴西安那祺主义的奋斗牺牲毕竟没有白费。

在巴西的第一（老）共和期间（1889-1930），大量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移民来的劳工带来了那时在欧洲兴起的安那祺主义，主导了巴西的劳工运动，也极大地影响了巴西的共和政治。1895年巴西的第一次成功的五月节（五一节）就是由意大利移民组织的（第11页）。国际歌由此成为劳工活动的主旋调。1900年以后，安那祺主义者们开始组织行业联合会（第12页）。就像在南欧那样，巴西的劳工运动受巴枯宁、克鲁包特金的安那祺主义影响，至少在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年）以前，“巴西人对马克思的观点很少兴趣”（第10页），没有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徒（第5页）。1906年4月，巴西第一届劳工会议召开，来自Rio地区15个组织、圣保罗地区10个组织的30个代表出席。他们没有组织成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党，而是按照安那祺主义的原则向法国工联主义组织CGT那样成立了巴西劳工联盟Confederation (COB)，因为劳工们在“政治和宗教意见上”如此分歧，只有在经济利益上所有劳工阶级“才有坚固的意见和行动基础”（第19页）。1907年5月、1908年相对成功的罢工就是以缩短工时（10小时）等经济利益为主要诉求的（第22页）。

可以想象，劳工运动的高昂必然伴随着政府（警察）的镇压强化，1907年就有132人被驱逐出境（第22页）。除了巴西相对脆弱的国家（军队）、政党，安那祺主义日常面对的敌人是在南美大陆势力强大的天主教会，这在宣传教育方面特别突出。1908年正式成立后的COB积极组织活动，首先就是抗议西班牙政府处死自由教育提倡者Francisco Ferrer（第24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系列运动和宣传活动中，巴西安那祺主义产生了自己的理论家、诗人José Rodrigues Oiticica (1882-1957，左图)和宣教士Edgard Leuenroth(1881–1968，右图)。Oiticica回顾道：“没有一天不去宣讲”（第31页）。1917年6月，由Leuenroth出版的周刊A Plebe成为巴西安那祺主义最有影响力的工具（第53页）。他们在安那祺主义运动被镇压、被遗忘之后，还终生不渝地坚持安那祺主义。

1917-1919年巴西的劳工运动达到高潮（插图为以安那祺主义黑旗先导的1917年罢工）。例如，1918年11月18日在联邦特区就有6千纺织劳工响应号召罢工，受俄国革命影响的劳工们也到兵营散发传单，号召“劳工的兄弟们”一同成立“士兵、劳工委员会管理公共事务”（第74页）。1919年五月节的罢工在圣保罗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巴西政府一方面在经济诉求上对劳工让步，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借对德国宣战的机会大肆镇压安那祺主义者，把他们抓紧集中营、拷打中心，并大量驱逐出境（最活跃者主要是移民）。

1919年6月21-23日“第一届巴西共产党会议”在Rio召开，它实际上是“整个巴西安那祺主义的代表大会”（第88页）。从此也开始了在共产党外的安那祺主义者与巴西共产党的论争、受安那祺主义影响的巴西共产党与莫斯科的斗争。二十年代以后，随着一系列劳工法改善后，劳工作为社会运动主体的地位淡化下来。例如，圣保罗州1919年经历了37次罢工、1920年经历了13次罢工，在1921-1929期间才经历47次罢工（第540页）。被政府残酷镇压的安那祺主义被迫退出政治舞台，A Plebe 1927年8月关闭后，直到1932年后期才开始重新发行（第495页）。但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共和党、代表小业主和知识阶层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作为政治力量虽然在表面舞台上活动，政治斗争的焦点让位给军队里兴起的Tenente（葡萄牙语：初级军官）叛乱，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Prestes纵队1200人（第246页）从1924年10月到1927年2月历经5万里的长征。受到安那祺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年轻军官们不满被地主阶级把持的腐败上级军官和政府，但也不属于劳工阶级。Prestes纵队没法推翻中央政府，也得不到地方民众的支持，但避免了被消灭的命运，进入玻利维亚，至少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最后，军队的介入导致了所谓1930年自由联盟革命，把（文人）Vargas推上台前，结束了已经腐败不堪的名义上的共和。许多参与叛乱的军官得到提升，但Prestes和少数随从却加入了巴西共产党，听命于第三国际。

Oiticica和Leuenroth等少数知识分子在安那祺主义运动被镇压、被遗忘之后，还终生不渝地坚持安那祺主义。在他们逝去四十年后，当巴西的名不经传的小城Porto Alegre连续在2001、2002、2003年承办具有典型安那祺主义特征的头三次会议世界社会论坛[2]（加上第五次2005年），整个世界突然在巴西再发现它一个世纪前的安那祺主义传统。如果没有安那祺主义前辈的奋斗牺牲，巴西民众可能更晚、更少地享有八小时工作制、新闻自由等基本的公民权利；而在几乎相同时期经历过类似由安那祺主义洗礼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革命斗争的中国，至今还没有得到巴西民众享有的新闻/言论自由、多党制等近代政治文明，更呼唤安那祺主义社会革命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