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红朝笑笑生

想要弄清楚周恩来的历史，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张申府。 今天在大街上问张申府是谁，十个人有十个不知道他，但在当年，这位张先生可绝对不是等闲人物，因为他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的革命进程。 张申府，男，一八九三年生于河北，一九一三年考上北京大学，一九一七年留校工作，主教预科数学和逻辑。

张老师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仅擅长数学和哲学，还跟北大其他几个人也很熟，一个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另一个是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有一位伦理系的老教师叫杨昌济，也就是毛泽东的岳父。 认识的都是这样的人，张申府老师立场如何也就不用多说了。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和李大钊、陈独秀创办了杂志《每周评论》，由于他对英国哲学家罗素极为了解，以至于罗素有次写信时说，中国的这位张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一九二零年，一位叫维金斯基的俄国人来到了中国，他的中文名字叫吴廷康。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这位国际友人主要业绩有两件，一是帮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二是跟孙中山会面，促成国共合作。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基层组织诞生了，叫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排名不分先后。

有了组织，自然要把它做大做强，张申府的第一个发展对象是个女生，叫刘清扬。 作为妇女运动的先驱、张老师后来的妻子，刘清扬确实是个不错的发展对象。可刘美眉却拒绝了张老师的进步要求（一年后还是同意了），原因据说比较搞，因为张老师还想发展一个学生入党，而这个人是她的前男友，两个人关系闹得很僵。 张老师想发展的下一个对象，名字叫张国焘。 由于张国焘同学在感情问题上的不愉快经历，刘清扬错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的光荣称号，这个荣誉很快就授给了李大钊的学生缪伯英。但是刘清扬还是有贡献的，除了在第二年入党外，她还跟张申府一道去了法国。

普通人去法国，走的是勤工俭学的路子，张申府不是普通人，自然路数也不普通。张申府去法国的名义，是应里昂中法大学的邀请，到那里当教授，顺便就在中国留学生里发展党员。而刘清扬也是个不走寻常路的姑娘，她没当上张国焘的太太，却做了张国焘的师娘--她嫁给了张申府。

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张申府结婚的时候才二十八岁，刘清扬二十七岁，而张国焘只有二十三岁，大家的年龄相差并不大。张老师有稳定工作、有内涵修养还有宽厚的人脉，比张国焘更适合丈夫的角色，所以刘美眉的选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象现在的校长或导师那么复杂。

很快，新婚燕尔的刘清扬给老公介绍了一个在天津认识的朋友，名叫周恩来。对周恩来而言，能得到刘清扬的推荐入党，实在是件幸运的事。 他是二零年底到伦敦的。因为伦敦的生活费太贵（现在好象也是这样），他又跑去巴黎混生活，中途还碰上了一位越南朋友，叫阮爱国。 阮爱国这个名字听上去并不起眼，但这位越南友人的另一个中文名字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叫胡志明。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越南劳动党主席。

本来就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又碰上胡志明这种铁杆革命家，周恩来跟马克思主义挂上钩也就不奇怪了。只是胡志明虽然管革命，却不管饭，自己都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别人当然更加指望不上。周恩来学了半天革命理论，最后还得找里昂的朋友帮忙解决生活问题，具体来讲，是找刘清扬和她的新婚丈夫张申府。

这是周恩来职场生涯的重要起步。因为张申府老师此时的地位，和李大钊、陈独秀不相上下，而且身在海外，念的经都比国内灵验三分。周恩来很快在他的介绍下入了党，后来还介绍了两个朋友给张老师认识，这两个人也很快入了党，一个叫朱德，另一个叫孙炳文。 朱德，开国元帅之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孙炳文，孙维世的生父（周恩来是她的养父），烈士。

在张申府的努力下，旅欧的中国留学生象滚雪球一般纷纷入党，并很快组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随后并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所谓的团派干部。在早期共产党员里面，周恩来的起点不低，甚至可以说是高山仰止、秒杀后辈。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平时很忙，主要党员都是张国焘、毛泽东、何孟雄等人发展的，他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却跟两位大佬是平辈，从开始就赢出了一大截。

经过张申府和中国留学生的共同努力，旅欧少年共产党办得有声有色，很快团结起了一大帮人，包括朱德、邓小平、陈毅、李立三、李维汉、李富春、聂荣臻、蔡和森、陈延年等革命元老或国家领导人都是从这里面走出去的，可谓人才济济。

现今的小青年们说起时政来，经常是口沫横飞吵得不亦乐乎，搞活动的时候甚至挥起袖子打人。很明显，当年的老一辈革命小文青也不是什么善人，凑在一起的时候同样喜欢吵嘴打架，加上社会形势一天三变，革命理论难免赶不上趟，大家是吵完了聚，聚完了吵，不停地在斗争中团结，又在团结中走向斗争。作为张老师的首席弟子，周同学以他高人一等的情商，在留学生中间发挥了出色的团队精神和领导能力，把这堆革命留学生牢牢凝聚在一起。

周恩来实在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把旅欧共产党组织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在共产国际的带领下办得有声有色，同时还与时俱进地发扬国共合作精神，帮助国民党成立了“国民党旅欧支部”，并设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通讯处处长就是开国元帅聂荣臻。

上海滩的黑社会头子杜月笙曾经有过一句名言，人生要吃好三碗面-情面、场面、体面。周恩来虽然不跟他走一条路，处世的规矩却是英雄所见略同。在意见纷纭、利益也纷纭的年代，大家经常为一句话的含义争得面红耳赤，他却能在共产国际、少年共产党和国民党三者中间搞好平衡关系，进退纵横都是游刃有余，别人不仅不说他耍滑头，反而纷纷佩服他是个能办事的人。二十几岁的小年青对人情世故能吃得这样透，对比现今的专家几十岁还经常不懂说人话，实在让人叹为观止，直想找支笔来，给他写一个大大的“服”字。

如果做一个对比，会发现毛泽东发展的第一批农民党员很快就全部死了，没有人活到后来；陈独秀发展的党员此时都要努力表现，争取一个去苏联的先进名额；而周恩来已经在拿着名单挑挑选选，看哪个人适合派到莫斯科留学、应该代表党给他做什么思想工作。可见事业刚起步时的起跑线实在很重要，跟对一个领导，可以少奋斗许多年。

在法国的日子里，张老师提携完小弟后，就开始颠三倒四起来，大哥做得一塌糊涂，办事也不考虑手下的实际情况。终于一伙小弟们忍无可忍，开会宣布跟他断绝关系，以后大家一是一、二是二，请张老师不要再来指手划脚了！学生们组队反老师，实在是伤感情的事。好在张老师跟李大钊等人的交情还在，所以中国共产党仍然保留着他的位置，没有让他变成没人要的角色。很快张申府就在二四年回了国，一方面给蒋介石做翻译，一方面在孙中山的安排下，当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

政治部副主任听上去风光，实际上没多少干货，因为一九二四年的黄埔军校就是个坑爹的地方，跟烂摊子差不了多少：校舍是旧房子整修扩建的，经费是到处化缘弄来的，甚至领导班子也是四处凑合的。由于国民革命军几个军长都有直属部队要带，孙中山找不到合适的人手管军校，只好让没什么名声的蒋介石去卖力气，而蒋校长自己都差点旷工不干，下面的政治部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第一届主任戴季陶没上任多久就不辞而别了，原因据说是国民党内部的人事倾轧；第二届邵元冲倒坚持了几天，无奈这位领导是位标准的官僚，除了念几篇官样报告给大家催眠外，什么本事也没有。

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副主任张申府很快就看不下去了，无奈他自己的水平也有限得紧，连亲身带出来的学生都管不好，想罩住那帮无法无天的军校生纯属做梦。于是张副主任开了一个十五人的政工干部推荐名单，送给蒋校长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仑过目。从资料记载上看，张申府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至少对自己的领导能力有清楚的认识，对旅欧学生们也不怎么记恨。因为在他的推荐名单上，第一位就是他发展的党员周恩来。

此时国共合作还算融洽，但出于性格原因，张申府已经跟蒋介石闹开了别扭（可见他实在不适合搞政治，甚至一般公司的团队精神也不够）。张副主任当然不是好惹的，不等领导发话，就主动递上了辞职报告；蒋介石倒也见多识广，知道这位驴脾气的小弟没法讲理，因此辞职照准，推荐名单也照准，欢送张老师赶紧走人。

很快，二十六岁的周恩来拿着特拨的经费，从巴黎经莫斯科来到广州，成了佩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的军校政治部主任。从此黄埔的各级毕业生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地点头，喊一声周主任或周前辈。张申府后面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就没啥好说的了，因为他热心政治，却实在不是块搞政治的料。这位元老在第二年因为赌气，跟夫人刘清扬双双退党研究哲学，提携了一个国宝级的年青学生叫钱钟书；三六年因为一二九学潮，他和夫人被抓进牢里，幸亏冯玉祥出面，把他们保释出狱，接着跟邓演达搞了个“第三党”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中国农工民主党”，还大力推动组建了民主同盟。

虽然早年退党不大好听，但从后来的表现上看，张申府也算中规中矩，评个“爱国民主人士”的职称应该不是问题。无奈一个人要倒霉，注定早晚都是逃不掉的，张申府干了那么多好事，最后终究还是翻了船，因为在一九四八年的年底，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呼吁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