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Chelsea

第一次給娜塔莉(Natalie)換尿布，我就看到了那道疤痕，就在孤兒院院長走進南昌一家酒店的宴會廳把她交給我的一個鐘頭之後。南昌是中國東南部的一座省會城市。

儘管天氣濕熱難當，保育員還是給她穿了兩層衣裳。為她脫下汗津津的衣衫時，我發現了平生所見最嚴重的尿布疹，而且她脊柱下端長滿了紅疙瘩，有些脫皮的皮膚上有一道兩英寸長的疤痕。

第二天是去中國政府部門辦妥收養手續的日子，同時也是娜塔莉的第一
個生日。當天晚上我們為她辦了一個派對，來賓包括我們在收養代理機構遇到的幾家人和該機構的代表；娜塔莉還舔了粘在我手指上的蛋糕糖霜。但她胸部發出的一
陣異響讓我們有點擔憂，再說她身上還有傷疤，所以後來我丈夫馬特(Matt)讓收養代理機構派醫生過來。

我們還有其他顧慮。娜塔莉瘦弱蒼白，坐不起來，也握不住瓶子。她只
長出兩顆牙，幾乎沒什麼頭髮，而且從來不笑。不過，我對這種情況有所預料。我妹妹以及兩個弟弟是從尼加拉瓜收養的。男孩子們來的時候還是嬰兒，進門時身上
臭烘烘的，長滿疥瘡，經常拉肚子，連頭都不太抬得起來。但這些問題很快就消失了。

我以為娜塔莉也會沒事的。她那雙烏黑的大眼睛裡一定隱藏着神采。她待在嬰兒背袋裡，把頭倚在我胸前，盯着我的臉看；她往後靠的時候，嘴是張開的，仿佛知道自己現在很安全。

她將成為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多年前我們就下定決心，要從中國收養一個小女孩。那時我正在為報紙撰寫一篇文章：當地的一位市長去了趟中國，她回來的時候帶了一個新女兒。我們的計劃是，等我懷了孕，再着手收養小孩。

但我沒能懷孕。努力了兩年之後，我受夠了一次次絕望，受夠了在一條小路上蹣跚前行、不知道會等來什麼結果的感覺。可我知道收養的結果是什麼：我會有一個小孩。

於是我們決定先去中國，然後再努力造人。數月時間裡，我們準備申請材料，讓自己的生活接受相關部門的審核，只為了有一天能擁有一個女兒，把她的照片貼在冰箱門上。做出收養決定14個月之後，我們到了中國。

現在，我們正待在酒店的房間裡，和一位中國醫生在一起。這是個上了年紀的男人，英語說得磕磕巴巴。他用聽診器在娜塔莉的胸部聽了聽，說她得了支氣管炎。接着他幫娜塔莉翻過身去，查看她的傷疤。

他皺着眉頭，管我們要了一根棉簽和一塊肥皂。他把棉簽的一端插入肥皂，檢查娜塔莉的括約肌，然後說“很鬆弛”。他懷疑娜塔莉做過摘除腫瘤的手術，還很困惑她是否患有脊柱裂，最後說我們得帶她去醫院。

兩輛出租車把所有人拉到了醫院。等消息的時候，我盡力想好的方面，
比如我們為娜塔莉漆成淺黃色的那個房間，以及鋪着小熊維尼床單的那張嬰兒床。但我忽然緊張了起來，因為看到來自收養代理機構的其中一個女人正語氣激烈地用
漢語和醫生交流，然後又在電話里和什麼人爭論。我們請求她透露一些消息。

“情況不好，”她說。

CT片子顯示，娜塔莉身上曾經長有一個腫瘤，某個人在某個地方把它
摘除了。手術做得非常糟糕，損害了神經，隨着娜塔莉逐漸長大，她的身體狀況會不斷惡化，最後腰部以下會完全癱瘓。此外，她將失去對膀胱和腸道的控制力；這
種狀況已經露出端倪——她的括約肌很鬆弛。沒錯，她患有某種形式的脊柱裂，脊椎上還長有一個囊腫。

我震驚地望着丈夫，期待他告訴我，這一切都是我的誤解。但他只是搖了搖頭。

我抓着他，在他胸前哭泣。我感到憤怒，因為建立一個家庭對我們來說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也因為生活對娜塔莉來說是如此殘酷。

回到酒店，我們不停質問來自收養代理機構的幾個女人：體檢報告裡為什麼沒提到這些？那麼大的一條疤痕怎麼會沒人留意？它有兩英寸那麼長啊，老天。

她們只是搖頭。聳肩。道歉。

接着她們提出了一個補救辦法。

“出現這種情況以後，我們會給收養者換一個寶寶，”管事的那個人說。接下來的過程會加速，我們會按時回國。只不過我們走的時候帶的會是另一個女孩。

好多個月前，我們收到過一些表格，問我們可以接受未來的收養對象患
有何種疾病或殘疾——換句話說，我們認為自己可以應對何種問題：艾滋、肝炎、失明？我們選了幾種較為溫和、據我們所知經過適當治療可以迅速痊癒的疾病。正
如馬特在申請表上所寫：“這將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我們覺得自己現有的經驗還不足以應對更嚴重的問題。”

現在，我們面對的是手術、輪椅、結腸造瘺袋。我想象着我們聖迭戈的家中會有通往房門的殘疾坡道。我想象着我們全身心地護理她的那種生活。我們如何能做到呢？

可我們又怎能拋下她？如果生下一個有着這種身體狀況的孩子，我是不會把她留在醫院的。一個朋友後來說，“可是，這不一樣。”但對我來說，沒什麼不一樣。

難道我要和某個頂替娜塔莉的不知名的孩子一起登機，然後告訴朋友和家人，這不是娜塔莉，我們把娜塔莉留在了中國，因為她的身體受到的損傷過於嚴重，我們想要收養的是一個健康的寶寶，而她不健康？

我怎麼面對自己？我怎麼可能忘記？我會永遠在心裡惦記娜塔莉的境況。

我知道這是對我的考驗，我的人生價值就取決於這一刻的決定。他們還沒有解釋完，我就開始搖頭。我告訴他們，我們不想要另一個孩子。我們想要自己的孩子，就是正在那邊睡覺的那個孩子。“她是我們的女兒，”我說。“我們愛她。”

一直坐在床邊的馬特摘掉眼鏡，擦擦淚，點了點頭。

但我們在此之後度過了一個漫長而焦慮的夜晚，考慮了自己未來要如何處理相關問題。當時我一邊哭一邊給母親打了電話，告訴了她有關娜塔莉的消息。

她停頓了一會才張口說話。“噢，親愛的。”

我啜泣着。

她一直等到我平復。“如果你不帶她回來，也是可以的。”

“你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

“我只是不想讓你背上那種負擔。你想怎麼做？”

“我想把孩子帶走，離開這兒，”我說。

“好，”我母親說。“那你就這麼做。”

清晨，睜着疲倦的雙眼，感覺酸痛，我們下定決心，要為自己的決定感到高興。我們也的確高興起來。我們告訴自己，極佳的醫療或許能減輕她的一些最嚴重的疾病。這是我們所能期待的最好結果。

但回到聖迭戈不到兩天——我們還沒來得及帶她去看兒科醫生——情況就又出現了驚人的轉折。

那天，正在嬰兒餐椅里吃飯的時候，娜塔莉突然發病——她的頭前後擺動，眼珠轉來轉去，腿和胳膊突然伸得筆直。我把她從椅子裡抱出來，遞給馬特，然後撥打了911。

急救人員趕到時，娜塔莉已經恢復了意識，狀態穩定了下來，但在到急救室之後，她又發作了一次。我們向醫生講述了自己在中國聽到的病況，他們要求給娜塔莉做一個腦部CT掃描。

幾小時後，一名急救醫生拉了把椅子坐過來，嚴肅地對問我們：“你們肯定知道她的腦子有問題，對吧？”

我們瞪着她。除了所有其他那些疾病，她的腦子也有問題？

“呃，”她告訴我們，“娜塔莉患有腦萎縮。”

我把手伸進包里，摸出一支筆。醫生說，娜塔莉病情的嚴重程度和唐氏綜合症不相上下，還說如果她生活在一個關愛她的家庭，或許能大有改觀。醫生接着說，我們顯然有着這樣一種家庭環境。

醫生離開後，我抱起娜塔莉。因為吃了藥，她處在昏睡之中，嘴巴張着。我低下頭，吸了一口從她嘴裡呼出的氣，聞起來是甜甜的大豆配方奶味道。

我們會有能彼此交流的那天嗎？她會和我分享她的秘密嗎？會和我一起歡笑嗎？

不管情況怎樣，我都會愛她，她會知道這一點。這就足夠了。感謝上帝我們當初沒有放棄她。

她被收院治療，我們陪在病床邊，那一晚整夜難安。早上的時候，神經外科主任走了進來。我們問他情況怎麼樣，他說，“給你們看片，會更容易理解。”

在放射科的放映室內，他指着CT掃描片告訴我們，急救室的醫生之前
弄錯了；娜塔莉不是腦萎縮。她是身體虛弱，發育得有些遲緩，但她有手眼協調能力，在醫生給她做檢查時能專注地看着他。為了做出更準確的診斷，他需要給娜塔
莉做個腦部核磁共振檢查。我們請他給娜塔莉的脊柱也做個這樣的檢查。

他帶回了更讓人驚訝的消息。核磁共振檢查排除了他所擔心的大腦萎
縮，而且娜塔莉的脊柱也沒有問題。她沒有脊柱裂，不會癱瘓。這位醫生無法相信有人會僅憑質量很差的中國CT片，就做出這樣的診斷。他承認娜塔莉體內有可能
存在一個腫瘤，需要進行監測，但她也許沒事。明年就可以確定相關情況。

不過會有其他一些讓人擔心的地方，比如更多疾病突發的情況，以及需要接受很多物理治療，以便學會坐、爬和走。21個月大的一天，娜塔莉在沙灘上第一次學會了走路。

現在她將近3歲了，有着濃密的頭髮、閃閃發光的牙齒和閃亮的眼睛。她學游泳，去托兒所，還執意穿印花涼鞋去跳舞。我對她說，“哦，娜塔莉，”她就回答，“哦，媽媽。”這時我會用力眨眼，以止住自己幸福的淚水。

晃悠哄睡時，我偶爾會低下頭聞她呼出的氣息，現在聞起來像泡泡糖味的牙膏，也有她坐在餐椅里給狗狗唱歌時我給她做的晚餐的味道。這個小女孩是我的孩子，這讓我感到不可思議。

因為後來一切都很好，會讓人不自覺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我們當時的決
定被證明是對的。但對我來說，那不是重點。我們在當時做出了正確的決定，是因為她是我們的女兒，而我們愛她。我們原本不會選擇承擔自己預想到的這些責任，
實際上我們在做收養申請時坦白表示過自己沒有能力應對這樣的問題。但我們其實比自己想象的更堅強。

伊麗莎白·菲茨西蒙斯(Elizabeth Fitzsimons)在聖迭戈生活，是《聖迭戈聯合論壇報》(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的記者。

本文最初發表於2007年。點擊這裡收聽本文的播客。

翻譯：李瓊、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