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小波

　　插隊的時候，我餵過豬、也放過牛。假如沒有人來管，這兩種動物也完全知道該怎樣生活。它們會自由自在地閒逛，飢則食渴則飲，春天來臨時還要談談愛情；這樣一來，它們的生活層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陳。人來了以後，給它們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頭牛和每一口豬的生活都有了主題。就它們中的大多數而言，這種生活主題是很悲慘的：前者的主題


是幹活，後者的主題是長肉。我不認為這有什麼可抱怨的，因為我當時的生活也不見得豐富了多少，除了八個樣板戲，也沒有什麼消遣。有極少數的豬和牛，它們的生活另有安排。以豬為例，種豬和母豬除了吃，還有別的事可干。就我所見，它們對這些安排也不大喜歡。種豬的任務是交配，換言之，我們的政策准許它當個花花公子。但是疲憊的種豬往往擺出一種肉豬(肉豬是閹過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勢，死活不肯跳到母豬背上去。母豬的任務是生崽兒，但有些母豬卻要把豬崽兒吃掉。總的來說，人的安排使豬痛苦不堪。但它們還是接受了：豬總是豬啊。

　　對生活做種種設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設置動物，也設置自己。我們知道，在古希臘有個斯巴達，那裡的生活被設置得了無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為亡命戰士，使女人成為生育機器，前者像些鬥雞，後者像些母豬。這兩類動物是很特別的，但我以為，它們肯定不喜歡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歡又能怎麼樣？人也好，動物也罷，都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

　　以下談到的一隻豬有些與眾不同。我餵豬時，它已經有四五歲了，從名分上說，它是肉豬，但長得又黑又瘦，兩眼炯炯有光。這傢伙像山羊一樣敏捷，一米高的豬欄一跳就過；它還能跳上豬圈的房頂，這一點又像是貓——所以它總是到處遊逛，根本就不在圈裡呆着。所有餵過豬的知青都把它當寵兒來對待，它也是我的寵兒——因為它只對知青好，容許他們走到三米之內，要是別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該劁掉。不過你去試試看，哪怕你把劁豬刀藏在身後，它也能嗅出來，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來。我總是用細米糠熬的粥餵它，等它吃夠了以後，才把糠對到野草里餵別的豬。其他豬看了嫉妒，一起嚷起來。這時候整個豬場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飽了以後，它就跳上房頂去曬太陽，或者模仿各種聲音。它會學汽車響、拖拉機響，學得都很像；有時整天不見蹤影，我估計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豬去了。我們這裡也有母豬，都關在圈裡，被過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髒又臭，它對它們不感興趣；村寨里的母豬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跡，但我餵豬的時間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寫了。總而言之，所有餵過豬的知青都喜歡它，喜歡它特立獨行的派頭兒，還說它活得瀟灑。但老鄉們就不這麼浪漫，他們說，這豬不正經。領導則痛恨它，這一點以後還要談到。我對它則不止是喜歡——我尊敬它，常常不顧自己虛長十幾歲這一現實，把它叫做“豬兄”。如前所述，這位豬兄會模仿各種聲音。我想它也學過人說話，但沒有學會——假如學會了，我們就可以做傾心之談。但這不能怪它。人和豬的音色差得太遠了。

　　後來，豬兄學會了汽笛叫，這個本領給它招來了麻煩。我們那裡有座糖廠，中午要鳴一次汽笛，讓工人換班。我們隊下地幹活時，聽見這次汽笛響就收工回來。我的豬兄每天上午十點鐘總要跳到房上學汽笛，地里的人聽見它叫就回來——這可比糖廠鳴笛早了一個半小時。坦白地說，這不能全怪豬兄，它畢竟不是鍋爐，叫起來和汽笛還有些區別，但老鄉們卻硬說聽不出來。領導上因此開了一個會，把它定成了破壞春耕的壞分子，要對它採取專政手段——會議的精神我已經知道了，但我不為它擔憂——因為假如專政是指繩索和殺豬刀的話，那是一點門都沒有的。以前的領導也不是沒試過，一百人也這不住它。狗也沒用：豬兄跑起來像顆魚雷，能把狗撞出一丈開外。誰知這回是動了真格的，指導員帶了二十幾個人，手拿五四式手槍；副指導員帶了十幾人，手持看青的火槍，分兩路在豬場外的空地上兜捕它。這就使我陷入了內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該舞起兩把殺豬刀衝出去，和它並肩戰鬥，但我又覺得這樣做太過驚世駭俗——它畢竟是只豬啊；還有一個理由，我不敢對抗領導，我懷疑這才是問題之所在。總之，我在一邊看着。豬兄的鎮定使我佩服之極：它很冷靜地躲在手槍和火槍的連線之內，任憑人喊狗咬，不離那條線。這樣，拿手槍的人開火就會把拿火槍的打死，反之亦然；兩頭同時開火，兩頭都會被打死。至於它，因為目標小，多半沒事。就這樣連兜了幾個圈子，它找到了一個空子，一頭撞出去了；跑得瀟灑之極。以後我在甘蔗地里還見過它一次，它長出了獠牙，還認識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這種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贊成它對心懷叵測的人保持距離。

　　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隻豬，還沒見過誰敢於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一直懷念這隻特立獨行的豬。

　　(摘自《我的精神家園》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