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朋友对此文读后感：文章已读。你的许多基本观点，均与我不谋而合。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同辈人，至少是50岁、40多以上的人的杰作，我真为一个仅26岁的80后有如此洞察力感到吃惊，更为你的敢于担当与自信感到敬佩。我支持你。】

习大大和彭妈妈的女儿“明泽”最应该嫁给谁？

——此文敬献给仲勋爷爷、齐心奶奶和习大大、彭妈妈与明泽妹妹

——关心、了解中华民族前后今生和未来大命运的客观、公正、必读之作

——作者已经全球公开向明泽妹妹求婚，敬请向习大大、彭妈妈和明泽妹妹转达，多谢！

刘忠良

【探寻民族千年危机，务实寻求拯救之策，开启中华民族新历史！】

目录：

一、令许多中国年轻人惭愧的“第一女儿”

二、“好孙女”是因为有“好爷爷”习仲勋

三、“好女儿”是因为有好样的“习大大”和“彭妈妈”

四、明泽“婚逢”中华民族千年变革

五、中华民族正在面临新千年兴衰大转折

六、中华民族的两大“千年级”问题

七、东方文明现代危机的历史根源

八、中国未来的路应该如何选择？

九、怎样看待我们的过去和执政党？

十、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利益应该是什么？

十一、从计划生育看部门利益如何卖掉人民和执政党

十二、强制一胎政策将使执政党付出沉重代价

十三、福兮祸所伏——历史可以“改写”

十四、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为什么还没有停止？

十五、放下面子，真诚才能赢得尊重

十六、历史呼唤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伟人

十七、天降大任——明泽嫁忠良振兴中华

十八、中国怎么办？——全力以赴谋改变

中华民族经过进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化转变和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刻变革，思想文化深度改变。经济社会政治机制和思想文化的转变，必然导致民族进入大转折点，进而影响乃至决定这个民族在未来世界的兴衰存亡。今天的中国，民族正在面临超低生育率危机，民主宪政在一百多年之后仍未完全建立，民生压力在GDP的光环下似乎越来越大，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民族、民权、民生）”仍危机重重，振兴中华依旧任重而道远。

天要下雨，姑娘要嫁人。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女儿的嫁给谁，对处于民族和国家大转折时期的中国来说，将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一家庭之事，甚至是国事——因为这或将影响到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发展。所以，关心中央领导的女儿嫁给谁，就是关心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也事关全体同胞的利益！

◎令许多中国年轻人惭愧的“第一女儿”

习大大和彭妈妈有个女儿叫习明泽，小名叫木子，生于1992年6月27日。爷爷习仲勋给孙女起名字叫“明泽”，彭妈妈说明泽的爷爷 “希望她将来清清白白地做人，做个对社会有用人。”

“明”，乃“光明”；“泽”，乃“惠泽”，按照彭妈妈的说法，可简单的认为是“心灵光明的惠泽社会”。如果考虑到习仲勋光明磊落为国为民的一生，我们应该将“明泽”的意思理解的更深一些，那就是爷爷习仲勋期待“天下开明，泽被苍生”，希望孙女是“光明磊落，惠泽中华”！

“名如其人”，名字的确可以影响一个人。习仲勋为人正派，给孙女起的名字很好，也将老一辈真正革命者的优秀品质留给了孙女。比如明泽很节俭，不让家里“多点一盏灯”或多用半张餐巾纸；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后，不到16岁的她向老师请假到汶川地震灾区做义工，给灾区儿童做心理辅导。

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女儿明泽念初中，学校里没有人知道明泽的身分，习明泽的衣服、鞋子普普通通，“没有一样是名牌”（现在许多年轻人应该感到惭愧了）。

爸爸习近平说，明泽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爷爷的教育方式也较特别。“有一年新年，爷爷给孙辈发红包，每人一个小红包，里面装的是一小把牙签。这是爷爷去深圳疗养院时积攒下来的。”明泽收到时很高兴，至今还保存在家里。

一位省委书记、一位中央常委、一位国家主席的女儿可以做到这样，这令绝大部分中国“80后”、“90后”汗颜，更是令那些富贵子弟惭愧！尽管我是农村出来的也比较节俭，但跟明泽比起来也感觉有点惭愧。

◎“好孙女”是因为有“好爷爷”习仲勋

让我相信加支持明泽爸爸习近平的，还有明泽的爷爷习仲勋，“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我相信习大大也是好样的，就像陕北父老乡亲称习近平是“好后生”一样。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1934年2月就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年20岁。比能力更让人敬佩的是品质，习仲勋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中，毛泽东规定的杀人指标是千分之一，习仲勋建议将杀人指标减少一半，最后在实际执行中又将西北地区的杀人比例控制在千分之零点四左右（在被迫执行不合理政策时，减少伤害也是贡献）。

习仲勋的命运很坎坷。1962年9月，他因一本小说《刘志丹》遭康生诬陷，被打成高岗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在被含冤审查、关押的16年中，始终不向逆境低头，还为受株连的同志仗义执言、澄清事实。1978年才得到平反，随后他任广东省省长和省委书记，兼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为珠三角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深圳特区崛起有重要贡献。2002年去世的前一年，他以87岁的高龄支持党内敢说真话的《炎黄春秋》杂志。

1978年当习仲勋上任广东时，正是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经过十年动乱，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往外逃。根据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统统送到收容站。习仲勋实地察看收容站时，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习仲勋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1987年元旦，北京学生又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那时“八大老”准备逼胡耀邦辞职，箭拔弩张、盛气凌人，这时只有习仲勋站出来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他拍了桌子：“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胡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学生的愿望是好的，但结果却是差的，先是让保守者乘机扳倒支持学生民主自由愿望和反腐败的胡耀邦，接着又让保守者扳倒同样的赵紫阳。尤其是后一次，如果在1989年5月份达到一定目的后就停下了，部分目标可以实现，也许不会让中国民主法治进程滞后发展20余年。这是一个重要教训，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要有节有度，不能操之过急或一下子要求太高，不能适得其反，更不能把好人逼下去，否则爱国的结果也可能是对人民犯罪。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务实求真的爱国者和国际友人，应该帮助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创造条件、创造氛围、创造环境推进中国改革进步，同时谨防被保守集团利用。

◎“好女儿”是因为有好样的“习大大”和“彭妈妈”

让我相信明泽和习大大品质的，还有习大大所受教育和经历。在仲勋爷爷和齐心奶奶持家下，习家有着从严教子、勤俭持家的家风，习近平小时候常常和他弟弟一起穿姐姐们穿过的衣服、鞋子。从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受到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革”中，他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甚至被关押过，相信这样的经历会更让他建设民主法治的宪政中国。

1969年初，不满16岁的习近平主动申请到陜北农村插队，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习近平不仅“干活不惜力”、而且“有知识、点子多”，带领乡民增收解困。他把村里分配给知青的白面馒头分给乡亲们吃，自己吃糠窝窝。北京曾奖励给知青先进人物一辆带斗的三轮摩托车，他却设法换成手扶拖拉机和磨面机、扬场机、抽水机等农用工具给乡亲们用。

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离开的那天，全村人排起长队为他送行，很多人不舍地哭了，不少村民送他走了一程又一程。老乡们还送给他一个镶着“贫下中农的好书记”的镜框，表达对他的由衷赞誉。习近平先后帮村里通了电、修了桥、翻建了小学。他任福建省领导时，还把身患重病的农民朋友接到福建治病，自己掏钱支付全部费用。

习近平不到16岁来到黄土地时，曾一度迷惘、仿徨，但22岁离开黄土地时，相信大地和淳朴的陕北乡民已经给他注入了伟大的人生理念。我是纯正的农村出身，我知道农村和底层同胞的艰苦，这让我坚定的要为我的同胞做实事。我相信，在习近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和艰苦劳作的农民生活在一起共劳作，他将是一位非常“接地气”的人。

音乐可以陶冶心灵。彭妈妈是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国当代民族声乐代表人，中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也是深受军内外观众喜爱的著名军旅歌唱家。30多年来，彭妈妈数百次深入基层为广大群众慰问演出，也长期致力于公益事业，是世界卫生组织聘请的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中国“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控烟形象大使”、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为了明天爱心大使”。与当今那些八卦与绯闻迭起的明星相比，我相信彭妈妈更有一身正能量，也会影响她的女儿。

◎明泽“婚逢”中华民族千年变革

 时间到2013年，明泽就21岁了，爸爸习近平已经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集一身。在2023年之前，也就是明泽31岁之前，肯定要嫁人的。最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女儿，而且是在父亲当政时出嫁，她嫁给谁非常重要，这会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是影响中华民族未来的问题。

从2013年到2023年这十年期间，中国必有大变。而这次变化，将深刻影响到未来中国的走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怎样选择、走什么样的路、怎样处理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怎样设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未来中国、对每位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未来和执政党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未来十年影响未来中国一百年乃至三百年或更长远的命运！而习明泽嫁给谁，他有什么样的思想，将会对此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公主”嫁给谁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到同胞的切身利益。

展望未来，判断什么变化是最核心的，那就是最能影响其民族和国家命运的。笔者在《人口、制度、文化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三大支柱》中指出，最能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长期命运的，是人口、制度和文化。

经济实力是人口和知识技术的组合，知识技术全世界通用，军事实力取决于经济科技实力，教育取决于制度和文化，领土及其领土上的资源在经济贸易全球化之下已经失去实际利用的边界，因此这些都不是决定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核心因素。

人口、制度、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三大支柱，人口是其生命载体、实力和竞争力的载体，制度是其活动的根本规则，文化是决定其思想行为的内核。人口是其力量的源泉，制度与文化培育并释放着这个力量之源，三者共同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兴衰命运。

欧美在文艺复兴后而后来居上，是技术催促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共同变革，然后制度和文化再配合科技革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英国利用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实力，在资本开拓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下，向各个大陆进军，尤其是不断增加的人口流向新大陆，创造了“日不落帝国”和后来的北美、大洋洲等英裔国家，其中英裔美国在后来替代英国主导世界，保持了英语的世界地位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世界统治地位。

沙俄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人口增长和领土扩张之下，人口和生产力的提升创造了另一超级大国——苏联。原本欧洲第一人口大国法国，受到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影响，人口增长相对其他欧洲国家缓慢，失去欧洲第一大国地位，原本远强于英国的法兰西民族并未创造出强大的法裔国家，法语也为此失去辉煌。

日本和中国一样被欧美列强打开国门，但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通过国家制度变革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迅速成为东方强国和亚洲发达国家。但由于过去几十年的低生育率和目前的超低生育率，日本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家在世界上的长期衰落大势已经无法避免。沙俄通过资本主义改革和领土人口扩张而成为欧洲强国，但由于后来苏俄制度原因和低生育率，现在俄罗斯已经难现苏俄的辉煌。不改变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缩，俄罗斯民族的未来命运是继续衰落。

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口则是社会的生命载体，一切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一切的实力归根结底都依赖于人口的实力。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民族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没有持续的实力与竞争力。展望未来逐渐变平的世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制度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结果，未来“大国的兴衰”将更多是“人口的兴衰”（更多见笔者新著《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或中国大陆另外两本反思计划生育著作）。

世界各国的人口历史表明，生育率随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降低，乃至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由于抚养孩子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且受教育年限越来越长，孩子抚养的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抚养成本上升的速度快于收入增长的速度，抚养压力升高，生育率下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快速升高（为生孩子、养孩子所放弃的最高收益就是其机会成本）。但养孩子的收益，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之下越来越社会化，比如孩子是企业的消费者、未来企业和社会的劳动者、未来国家的纳税人和未来财富的需求维系者，孩子被全社会作为公共产品而使用。

在当今经济社会制度之下，养孩子的收益愈来趋向是公共产品，但养孩子的成本是个人的且不断上升，于是就产生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或者说“搭便车”问题，生育率不可避免的降低了。而且一些社会制度还鼓励“搭便车”，比如社会养老，生孩子或多生孩子父母创造了养老资源，无偿的被社会使用，且生孩子或多生孩子的父母因为生孩子影响了工作和储蓄投资，反而获得的社会养老资金更少，这是鼓励不生孩子！在政治上，鼓励生育的成本属于当期政府的，但鼓励生育的收益在二十多年后才能实现，因此鼓励生育也存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或者说“搭便车”问题。人类注定要陷入低生育率的困局！

在现代经济社会和思潮的冲击之下，许多文明的传统文化被冲垮，特别是其生育文化在现代经济社会思潮之下受到严冲击。在这次经济社会思潮巨变的冲击中，伊斯兰文化的生命力最为强劲，穆斯林是现在同等经济社会条件之下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和人群。在欧洲，高生育率的穆斯林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在快速上升。预计不久的未来，伊斯兰文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当今最大基督文明将降为第二。相反，曾经是欧美白种人眼中“黄祸”的中华文明，如果不能扭转超低生育率，未来将迅速沦落。三大文明的命运，正在进入新一轮的大转变之中。

中华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是“养儿防老”等，受到社会化养老模式的巨大冲击；精神支柱是“传香火”等，受到无神论等的巨大冲击；保护基础“万恶淫为首”和其他稳固家庭的文化因素，但如今中国离婚率快速上升。生育文化受伤害最深的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圈在同等条件下生育率世界最低，在每个地方华人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中华民族遇到了新千年危机——超低生育率——不能扭转超低生育率，中华民族将陷入持续的大衰落（详见笔者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一文）。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又跌至1.18。按照目前人口普查所显示的1.2左右的总和生育率计算，未来中国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减少45%，3代减少84%，5代减少95%，10代之后仅为目前的0.25%。如果是1.3的总和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40%，3代减少79%，5代减少93%！如果是1.5的总和生育率每过一代减少30%，3代减少66%，5代减少84%，10代之以也仅为目前的2.8%！

中国超低生育率已经持续十几年了，预计2025中国就会进入重老龄化社会。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25年中国25～29岁最具消费活力和创新活力的年轻人口将比2015年减少41%，房地产、汽车、家电等各产业将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和竞争力下降危机。此时，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大幅衰减。从2030年左右或之前几年，未富先老的中国或将比日本进入更严重的也无休止的“失去的十年”——超低生育率、超重老龄化、高社会压力、低经济活力，形成低生育率重老化的恶性循环，经济社会低迷不振，民族国家在衰落的漩涡中难以自拔！

即便2014年鼓励生育，2015年生出第一批鼓励生育下的孩子，按22岁大学毕业计算，到2037年才能去对冲超重老龄化下的经济社会危机和民族国家的衰落趋势！而那时，中国早已在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折磨下难以自拔了！现在力挽狂澜，人口政策180度大转弯，就是在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否则，或许上帝再也不给中华民族机会了！就像那些曾经辉煌而又销声匿迹或退出人类文明主流的民族一样，如不采取有效行动，兴盛延续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也将难逃大衰落的命运！

有人认为多生孩子、提高生育率很简单，实际上这是对人口问题太不了解了。让人少生还比较容易，但让人多生就非常困难了。比如日本，鼓励生育仅使生育率提高0.1个多一点，不到1.4；俄罗斯重奖生孩子，生育率仅提高0.2个多一点，仅为1.4左右；韩国、新加坡鼓励生育基本没有见到什么效果，生育率仅为1.2左右；加拿大、澳大利亚多生孩子的补贴就可以不用工作了，但生育率仅为1.5左右。这说明，解决低生育率危机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把超低生育率提到世代更替水平更是难上加难。如果中国现在不尽快进行人口政策180度大转弯，尽快转变错误的人口思想并着手建立鼓励生育体系，否则很可能中国会在未来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自拔，从此国运和民族命运一泻千里！

低生育率对经济社会来说犹如是“温水煮青蛙”，超低生育率对民族国家来说就是在无声中快速肌体萎缩乃至消亡！不能引起重大关注和紧迫感的危险是最大的危险，超低生育率就是中华民族在和平时期和新的千年所遇到的最大危险——中华民族在没有重大紧急危机感的情况下潜在的快速衰落！但由于几十年来全方位的计划生育单方宣传教育却使许多中国人认识不到这个危险，甚至拿低生育率当好事，没有把危险当蜂蜜更危险的了！

◎中华民族正在面临新千年兴衰大转折

按照目前的超低生育率及其趋势，中华民族大衰落已经不可避免。走出中华民族新千年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制度和文化的再造（包括恢复民族优秀文化），创造出新的可以保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和文化保障，否则中华民族将坠入五千年来新危机——超低生育率危机的深渊，迅速沦落为一个弱小的民族。所以，未来十年的变化，不仅可能影响中华民族未来100年命运，还很可能影响未来300年或未来永远的命运。

民主是世界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但西方民主近二三百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表现表明，民主是最不差的制度，但并不是任何民主形式都是可以保障民族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尤其是笔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论证现在无论是西方制度还是东方制度都无法克服“人口再生产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或者说“搭便车”的困局或者说“集体行动的困境”。

在未来十年的中国制度变化和民主进程之中，我们必须重新设计人类新的民主制度，以确保中华民族可以应对这个新千年危机——超低生育率和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十年的制度变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时期，它决定中华民族未来能否走出新千年危机或付出多大代价之后才能走出新千年危机。

近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最极端的制度（经历过现在国家最没有民主法治的年代），人类最极端的传统文化破坏（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人类最极端的对自己生育的压制和破坏（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中华民族经历了自己最为深重的自我灾难。或许是物极必反，或许是不幸的民族需要英雄来补救，在经历过这些人类极端灾难之后，如果有最热爱这个民族的聪明的优秀分子能够从极端之中充分反思，从而创造出更为先进的思想，进而再创造更优秀的制度和更优秀可持续发展的民族文化，将是中华民族之幸，也是世界之幸。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得以拯救，人类也得到了一个更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与文化的典范。

民族的灾难需要英雄来补偿，但为民族灾难而出来的英雄能否拯救民族或挽救民族，那是另一回事，比如印第安人的惨败并没有得到多少补偿，历史上许多强势民族或灿烂文明不是一蹶不振就是找不到影子。不存在上帝的公平，许多时候就是这个民族是否走运，是否出来能真正扭转民族命运的英雄，或能真正扭转民族命运的英雄或思想走上前台而扭转民族命运。否则，民族的灾难就是该这个民族倒霉，没有那个上帝去补偿她，也别指望上帝的公平，更别指望“天佑中华”，要扭转中华民族命运只能靠炎黄子孙自己的努力。

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就是取决于人口、制度、文化三大反思的深度和贯彻的程度。但笔者目前所发现的能系统反思系统拯救中华民族未来者和最前沿者，数量太少，且远离高层，这对正处于大转折的中华民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比如刘忠良一直思考民族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可持续繁荣，深刻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大问题，但贫穷农民家庭出身，远离高堂，又没有权威的或有话语权的身份，因此对拯救中华民族未来是有心而无力）！

由于中国未来十年的变化，很可能决定未来中国很长时间的制度设计，由此影响鼓励生育和重塑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推进。而现在世界的主流制度设计和社会文化思潮，又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并不是所有的拿来就是适合中华民族的。比如中华文化有养儿防老传统，但西方没有，所以他们很自然的社会化养老，后来国家也很自然的跟随社会化养老。但社会化养老给以养儿防老为重要基础的中华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未来如果要挽救中华民族，肯定一些制度不同于主流世界或西方发达世界，这时我们的国家制度必须能保证可以让中国设计并推行新的政策，如新式养儿防老方式，或者说将人口再生产收益内部化。而现在主流的民主制度，在未来重老龄化之下，中老年选民比重远高于年轻人，尤其是在老人投票热情远比年轻人高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中老人用选票绑架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困境，从而造成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无法实施，最终无法获得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民主势在必行，但未来十年的民主设计和民主进程，必须充分考虑民族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民主进程必须朝着使人口、制度、文化三大民族国家的支柱可以长期的有活力的可持续发展。而现在，最高领导人和下一届最高领导，并不知晓中华民族现在的最大危机和如何制度设计能使人口、制度、文化三大支柱可持续的有活力的发展，包括领导人在内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晓如何真正全面系统的振兴中华民族，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改变这种危险的最快方式之一是习近平为女儿习明泽选择一个高瞻远瞩的年轻好女婿，比如刘忠良）！目前中国，最迫切的是放开思想舆论，让全国最有智慧的人可以畅谈并传播最为先进的思想，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最为科学全面先进的思想指导，而不是摸石头过河或糊里糊涂的走下去！否则中华民族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

◎中华民族的两大“千年级”问题

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列强瓜分中国之际，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并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体的“三民主义”。笔者认为，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问题仍危机重重。与此对应，中国未来面临三大核心危机：

一、以低生育率、老龄化及其恶性循环所组成的民族人口危机，同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转基因泛滥也危害了民族可持续发展。超低生育率及其恶性循环是中华民族在当今和平年代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因为这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兴衰繁荣。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再生产，而人口再生产又是物质再生产持续发展的基础，低生育率及其恶性循环必然导致中国两大再生产双双失败，超低生育率和未来的恶性循环是中华民族新千年大危机。

二、民主发展不足，导致政治经济社会面临一系列问题和危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上严重失衡，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经济改革一条腿走路必然无法健康走远，如此下去中国迟早要陷入死胡同。现在中国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比如经济不健康、贫富差距、住房难、物价高、寻租严重（腐败）、政府受监督不足、官员不尊重老百姓、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有毒食品等问题，和中国民主发展不足密切相关。偏激一点说，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人民利益，因为只有人民才能最关心自己的利益，其他任何组织都不会。

三、民生压力大，社会问题严重。特别是持续的贫富差距将造成社会经济的系统性失衡，破坏社会经济生态（甚至撕裂社会），民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都因此严重受困。权力的巨大差距（不民主）和财富的巨大差距（贫富差距）是当今中国向“钱权”看齐、功利主义、短期化、浮躁焦虑和道德败坏的重大根源。（更多见笔者的《继续限制生育或导致中国崩溃，鼓励生育是中国自救的唯一选择》一文。这三大问题是笔者继已出版的《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之后所设想的下一本书《再造中国——直面三大危机》的内容，但自2009年末有这些想法以来一直没时间没机会写。实际上可能写了也没有用，因为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出版社的胆量及新闻局的谨慎，这样的书写了也不能出版，尽管非常的救国所需，但现在中国的制度和其所决定的现实国情却“不允许公开思考中国未来的危险”，可悲！）

在“民族、民主、民生”三大危机中，“民生”是各国都有的非决定民族国家兴衰的问题，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良好的民主制度才是中国的最核心问题。笔者认为，民主发展不足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尚待继续解决的旧千年问题，低生育率危机将是未来中国必须面对的新千年危机，谁能解决这两大问题谁就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拯救者！这是历史留给习李成为中国21世纪最伟大领导人的千载难逢大机遇！

制度改革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建立民主宪政，中国人民才真正完全的起来并有尊严的生活着（还有其他因素）。实际上，专制几乎是中华民族的万恶总根源，中国民族的所谓劣根性和民族文化糟粕，很多都是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压迫出来的，而民主发展不足是当今中国一系列问题的制度总根源。

未来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将是未来中国民族、国家、民生的最大最持久最具影响力的灾难和危机。若不能解决低生育率危机，中华民族将在未来20年左右开始步入衰落的轨迹，依次人口、经济、民生等陷入衰落之中，中华民族迅速衰老弱化成一个又老又小的弱小民族，曾经地球上几千年来最大的民族几乎等于被地球开除了“球籍”！

◎东方文明现代危机的历史根源

在欧洲，由于海陆交错等地理因素，国家林立，相互竞争，未能建立大统一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权，因此专制制度和专制文化的发展相对较弱，这在西方文明发源地古希腊尤为明显。后来基督教和教权在欧洲的发展，也有助于削弱或阻止集权专制及其文化的发展。由于这样的历史因素，西方获得了起始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民主或议会的文化传统、封建集权专制发展较弱、有宗教所形成的有利于平衡心灵的文化，因此使西方率先进入近代社会，建立民主制度，并比东方文明在文化上更耐现代思潮和物质主义的冲击。而伊斯兰教在基督教之上，建立了比基督教更耐现代思潮和物质主义冲击的宗教和文化，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生育率。

由于地理因素，东方的中国必然走向大统一，秦始皇建立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权是必然。由此，专制集权压迫了一切，自由、舆论、思想、文化等都受到专制皇权的严格控制，思想文化的自由发展受到高度钳制，社会所形成的不是专制的功利性就是专制的思想奴隶性，压迫出了诸多所谓的中华民族劣根性和封建文化糟粕（在元、清两朝，由于专制高压和屠杀，中华文化遭受很大摧残，士大夫精神陨落，奴役性文化更强）。这样的制度与文化，使中华民族错失近代发展的历史机遇，并且专制制度的遗传和专制文化的残留使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发展很滞后，间接导致了目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一系列问题。

在专制压迫下，要么是高高在上的精明权术文化（以权术建立权力和维持政权），要么在世俗接受压迫形成奴性的文化（还有压迫之下为了糊口而被迫勤劳，导致在现代社会过度竞争。相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由于其地理气候因素，导致进化和发展慢，国家建立晚，形成散懒文化），要么脱离世俗形成佛教、道教的出世文化（对世俗社会影响力远不如入世的基督教、伊斯兰教，而且不生不育降低生育率），结果中国的世俗文化高度向钱权看齐，非常功利主义（“养儿防老”其实也是一种功利主义，但有利于民族可持续发展），严重缺乏宗教信仰的维持力。一到现代社会，以这样的文化为基础的民族生育文化很快土崩瓦解，中华民族陷入超低生育率，同时也是最向金钱和权力看齐的民族，中华民族成了最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民族！

东亚广阔肥沃的土地，在古代繁衍了最多的人口、智商最高的民族和最繁荣的文明，而后才有了西方文明眼中的“黄祸”。但东亚沃土相连的地理环境，同时造就了不可避免的大统一和高度集权专制，继而埋下制度和文化的祸根，让东亚民族尤其是中国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我们民族昨天的命运、今天的状况和未来的潜在大衰落，已经在两千多年前就种上种子了。

◎中国未来的路应该如何选择？

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的今天，是两千年来制度和文化的延续，未来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在于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因为我们认识的拓展已经可以让我们选择了。但同时，我们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未来什么样的思想、制度、文化之路是正确的，谁能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制度、文化之路。

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严重贫富差距和初期工人阶级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必然，而马克思所认为的集体生产和按需分配，需要集中统一管理和相对平均分配，与专制集权下的文化和均贫富的文化不谋而合（中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文化传统，东欧的东正教亦主张均贫富），所以苏联的诞生似乎是必然，中国也似乎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似乎这是东欧和东亚地理环境命中注定的——沃土大平原——既适合繁衍生息强大本族，又容易走向大统一而专制集权，权力的严重不平等又造成巨大贫富差距和对应的社会经济危机，接着又要求均贫富以弥补庞大帝国的危机。

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这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选择，也是地理环境在几千年前所趋向的。而其他解释，实际上都是由这些历史文化和地理因素所间接引发的，比如民族资产阶级因为这样的制度文化导致发展晚而不足、“打土豪分田地”的平均主义思想和毛泽东统一中国的政治谋略也是两千多年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所有的选择都有历史的机会成本，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这个代价在今天还没有停止。

什么是机会成本？社会成本是你为做一件事而放弃的其他机会所能获得的最高收益。假设历史选择A是最优，选择B是次优，那么历史选择A的历史机会成本就是选择B，而历史选择B的历史机会成本就是选择A，显然历史的最佳选择是选择A并获取A减B的收益。

比如，假设不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而是楚始皇统一中国（假设楚国统一中国）或秦始皇嬴政的另外一个兄弟统一了中国，那历史选择秦始皇的机会成本就是楚始皇或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兄弟。楚始皇或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兄弟会“焚书坑儒”、思想控制和专制集权吗？很可能会，但程度或方式不一样（秦朝的专制特征受支持最大化独裁的 “法家” 残暴专制思想影响很大， “儒家”的后来者如董仲舒等吸收了“法家”服务专制统治的部分思想和其他诸子百家的一些思想，即“儒法互补”，这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儒家”历史形象，但也防止了残暴专制“法家”的复活，维护了中华文化的文明基因）。所以评价秦始皇，应该用他的功绩减去历史的机会成本，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去评判他。

1949年中国大陆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那中国大陆的历史机会成本就是选择国民党领导或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当然，历史已经过去了，不允许假设，历史的机会成本很难确定，所有已经发生的历史成本也都成了历史沉没成本，现在的最佳选择就是在已经发生的历史沉没成本的基础上获取最大收益。比如你已经建设了一艘客轮，不能把这艘客轮彻底拆散再重建为一艘货轮，只能在这艘客轮基础上再做选择，否则就白费那么多成本了。

笔者再次郑重的重申一遍：目前中国的最佳历史选择方向就是在已经发生的历史沉没成本的基础上获取最大收益。所以，我既不赞成以打倒共产党为目的的极右派，也反对不顾历史发展方向而退回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派。

中国民主发展相对滞后，这也可以是好事，因为这让我们在选择民主制度之前有机会观察到其他国家的民主实践，让我们有机会思考并建立更好的民主制度，通过充分吸取各国经验教训以获得“后发民主优势”。如果要获得“后发民主优势”，执政党就必须一步步的主动求变，做好研究与宣传，并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智慧。否则，如果等到人民不能再忍受民主自由的匮乏而急促改变，那我们就无法在经受威权之后而获得“后发民主优势”了。

◎怎样看待我们的过去和执政党？

好几年前，在大学宿舍谈论政治时，曾经有人说我，经常批评共产党各种问题的是我，不赞成打倒共产党的也是我（流血的革命未必能有好结果，用打倒共产党的内部折腾不如用在其他有益方面，况且错误是拍脑袋的领导和上层利益集团导致的，广大党员实际也委屈。当然，如果做做形式能警示执政者以促进其加速改革也可，但适得其反就不好了），我自相矛盾吗？没有。我是一个追求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务实主义者，什么更有利于造福人民和实现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我就选择什么，而不是在仇恨的报复思想之下忘了同胞和民族的最大利益。

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毛左错误政策对中国的伤害。我爸爸出生于1958年，而后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我爸爸差点死掉。我妈妈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1963年，而比我妈妈大的两个“舅舅”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死去了，听我妈妈说我姥爷也差点在那时饿死。我是农村出来的，城里不生产粮食的没饿死几个，却饿死了生产粮食的三四千万农民。每每想到这些，我是什么感受？

但如果我去思考民族国家的未来，我要为同胞争取和创造最大化的幸福，我又必须忘记个人感情，以现在为起点，考虑到长远的未来和目前可以争取到的民族与同胞的最大利益，然后做出最务实的选择。

如果忘记“反右倾”、“人民公社化”（导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1989”、“强制计划生育”等运动、折腾和黑暗，不是愚昧无知就是没有良心。如果以此种种错误和当今的不民主、不人道等现象为依据而打倒共产党，那冤枉太多，也不符合未来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实际上，对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来说，他们也是这些运动和折腾的受害者。比如十大元帅，有几个好结果？除了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大领导人哪个没受“文革”折腾？到21世纪中国仍在实施的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党员干部带头要遵守，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孩子。我们要痛恨的，是那些拍脑袋的、专制的或拿人民利益垫背的领导和阻碍中国改革发展进步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是把无辜的或也是受害者的广大党员也连坐进去。

其实，在专制制度之下，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只有民主宪政才能取得最大多数人的安全。权力是魔鬼，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魔鬼。失去监督或制衡的权力，实际是在亲近魔鬼远离天使，所以追求绝对权力是权令智昏的愚昧之举！如果没有绝对权力，历史也不会让毛泽东发起“反右倾”、“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错误运动，他本来可以流芳百世，但绝对权力却让他犯下巨大过错，导致的死亡人口超过日本侵华，自己也不能心安理得、放心闭目。古今中外，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对国民的巨大伤害，其实莫不在于专制之害——制度决定表现的好坏。

在今天的台湾，国民党还可以继续执政，是因为国民党曾经犯过的错误属于少数领导人，广大党员还是好的，所以制度变了，还能是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党。实际上，中国国民党犯过的错和杀过的人也并不少，腐败程度曾经远高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民党的“劫收大员（接收大员）”甚至像土匪。仅仅1947年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调集军队进行残酷镇压，死者多达3万多人（行政院官方调查报告是死1万8000人至2万8000人）。

但今天，在民主制度下，专制的领导人早已经走了，国民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反映台湾人民利益，承认一系列历史错误并真诚的道歉，不仅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原谅了国民党，大陆同胞也多原谅了国民党。相信在未来，中国共产党也会如此，大陆人民也会原谅中国共产党因民主不足而导致个别领导人的意志对人民犯下的错误，那时人民将远比今天更真诚的接纳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如果觉得共产党这个名字承载的历史包袱太重或让人民引起不太好的联想，也可以换个名字，比如叫“社会党”、“人民党”、“社会民主党”或“人民社会党”。当然，除了名字外，一些错误的、不合时宜的或大家其实都没有真信的思想教条也应该换，不能被教条主义吊死。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利益应该是什么？

任何一个人或一个组织，都有其利益，不存在没有自己利益的任何政党。一般而言，一个政党的最大利益是执政，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或所代表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走到历史的今天，有三层最大的利益：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大利益，是在目前民主法治很不足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并通过威权方式而不是民主方式继续获取执政地位。其实，这主要是共产党中高层和目前执政状态下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比如中高层的权力利益和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与广大党员基本无关，也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相违背，更是不符合广大人民利益且是广大人民所不满意的。按照历史的潮流和中国的发展趋势，这种利益是维持不下去的，将遭到人民更多的不满与反对，对应的中央领导会被既得利益者挟持成为民族罪人，最终中国共产党也会被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强制退出历史舞台，广大党员也受牵连。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大利益，就是回归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论党是否执政，人民都会尊重这样的党，而且这符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目的、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愿望和真正共产党员的诉求，将现在的广大党员带领到民族先锋队的荣誉使命！这个利益，将使党回归宗旨，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和光荣的历史名誉。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利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利益、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利益，就是在民主宪政的制度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常的最大利益。这个利益，符合党的宗旨和建党目的，符合人民愿望、人民利益和历史趋势，将使党保持生命活力且能够合法的执政，革命先烈的血没白流、他们的努力成果没有失去，真正党员的愿望得以实现，广大党员也获得最大的利益。唯一失去的，就是权力熏心者土皇帝般的权力、贪官贪污的沃土和既得利益者陈旧的利益，实际上这些利益与党的利益毫无相关，只不过是权力熏心者和既得利益者绑架党而强夺的利益（很多就是反民主法治的“特权”），是党应该坚决反对的党内蛀虫——正是这些蛀虫祸国殃民、祸害党和政府、祸害广大党员的利益，将党立于人民和历史的对立面，给中国共产党造成最大的危机！

追求正常最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将是一个执行人民意愿、实现人民利益、照顾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可持续的未来发展方向的执政党。只有这样，党才能回归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造福同胞、造福民族、造福国家，也造福中国共产党自己，最终实现合法的最长久的执政。追求正常的最大利益，这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最大利益，其他都是党内蛀虫、权力投机分子或蜕变者的忽悠。

真正实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以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为基础。没有民主的激励制约机制，绝对权力只能带来绝对腐败，就不可能实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政干部必蜕化成伪党员或投机分子扎堆，各种利益集团争相损国利己、坑害国家、吸榨人民（比如部门利益、地方官员利益等，甚至榨干利益又卷钱逃跑）——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压迫人民，最后党被人民所抛弃。所以，救国救族救党，唯有民主，否则必然走进死胡同——不主动民主就会毁国亡党——没有民主制约的绝对权力会一直糟蹋国家，最终人民抛弃这样的执政党！

在没有实现民主宪政的情况下，实际上，目前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在“坑”党中央，执政党的威望在民主不完善的制度下被各级政府、各级官员、各个部门和错误政策几乎耗光了。而且有时候他们“坑”中央、“坑”人民是冠冕堂皇，找种种借口、制造种种理论或宣传种种思想，给他们“坑”中央“坑”人民赢得道德高地和“合法性”“坑爹”，甚至让党和人民被他们“坑”了还要替他们数钱或在舆论上帮他们“把关”（例如反对计划生育的书被规定不能发对计划生育、不能说计划生育造成性别比失衡，要按照计生委的宣传口径说）。

比如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为了获得掌握土地的权力和寻租利益，以“保护耕地”和害怕农民失去土地造成社会问题等为思想理论基础，让党和人民在粮食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恐慌性继续接受目前的土地制度。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为获得最大卖地收入，大幅降低了住宅土地供应量和大幅提高住宅用地价格，人为的让商品房“奇货可居”，结果投机涌入和高房价；地方政府为最大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又低廉的大量供应工业用地，造成工业用地效率低下，且为一些钻研投机者创造机会，其中还有许多强拆和一些人民群众付出流血或生命代价；同时，为人民建设廉租房的积极性不足，经济适用房成了腐败产业。这样的土地制度，造成土地供给结构不合理、房地产腐败、高房价（间接抬高物价）、住房难、民生难、房地产泡沫绑架经济、高房价透支消费购买力、扭曲经济社会结构、加剧贫富差距和社会经济危机，进而危害民族国家的未来，也危害执政党的利益，并且党中央要为这些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背黑锅”。

◎从计划生育看部门利益如何卖掉人民和执政党

由于制度原因，恐怕中国中央政府是世界上为政府部门利益、地方政府利益和个别领导人错误“背黑锅”最多的政府。制度不变，此类“背黑锅”将继续下去。因为在缺乏民主的制度下，老百姓和有良知的学者等没有发言权，更难以把他们的想法或道理传到中央，而掌握权力的各个部门和各级政府不仅有决策权和发言权（他们占全国人大代表的七成），还有思想言论主导权或控制权，且更容易影响中央领导的思想或想法，结果中央常常被忽悠（既导致“政策不出中南海”，也导致“民声不进中南海”），而且还要“背黑锅”。

其中，党中央国务院所受的最大忽悠、最大的“上当”和“背黑锅”是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尽管中国由于缺乏民主，个别领导在人口政策上存在拍脑袋决策行为，但没有计划生育部门及其专家的误导，世界上唯一的且严重侵犯人权的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是很难产生的（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制度，只有在不民主的制度环境下才能诞生并实施这样侵犯人权的极端人口政策）。

实际上，实行和坚持最严厉的计划生育，如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是计生部门利益最大化的表现。这是因为：越是强制，规定的生育数量越少，国家给计生委的权力范围和权力强度也就越大，比如罢官和撤销公务员饭碗的生杀大权；越是强制，规定的生育数量越少，越是背离人民的生育愿望（包括党员和公务员），人民就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这样计生部门和计生人员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收入、捞得更多的油水。而这些权力及其现实中的表现，比如强制结扎、强制上环、强制孕检、强制堕胎（甚至杀死活婴儿、造成母子双亡或导致妇女不能再生育）、强制生育处罚和侵犯新生儿亲属生命财产安全及不公平对待所谓“超生”孩子，是严重违反宪法和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是与当今世界文明格格不入的！

思想决定认识，认识决定行为。对计生部门来说，利益形成的基础是宣传人口恐怖论、人口负担论、人口太多论等反人口与生育的思想。因为越是宣传人口恐怖论、人口负担论和那些错误的人口思想（如人口数量与就业、房价、交通、人均GDP、人口质量、资源环境、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错误观点），中国民众和决策者就越感到中国人口太多，需要减少。只有这样，中国才需要计划生育，计生部门的利益存在才有现实可能性与道德前提。所以，尽管许多宣传十分偏离基本常识，但利益会驱使计生人员继续这样宣传错误的人口思想。

而越是宣传人口恐怖论、人口负担论和那些错误的人口思想，计划生育就可以更强制，规定的生育数量就可以更少，同时也与人民的生育愿望更背离，这样计生部门的权力与利益也就越大。这就是计生部门的人口思想→部门权力→部门利益的机制所在。这也是三四十年前全国实施计划生育不久，早期计生委领导就要求实施强制计划生育与一胎政策的最根本原因——用专家误导中央领导，用宣传忽悠全国人民，从而扩张部门权力与利益！但同时，这也将计生委自己骑虎难下——沿着永远限制生育的道路上走下去——绑架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命运，挖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根基，也绑架了执政党的未来！

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二战后全球生育高峰，中国在1953年开始提倡节育，1962年 “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 196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城市为重点的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开展起来。1971年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城乡全面展开，1973年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5.8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生育率仅处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高生育率压力不复存在（按照国际标准总和生育率低于2.5为低生育率），而中国紧接着却全面开始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背后有强大的计划生育部门利益在作怪。

至少从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始，已经播下计划生育部门利益的种子。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这意味着计划生育部门利益在全国已经形成。计划生育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种子决定，利益的膨胀会导致计划生育越来越严。因为越是强制、越是规定的生育数量越小，计生部门的权力与利益也就越大。计生部门和计生官员追求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计划生育越来越严，最终导致一胎政策的诞生和计划生育非人性的强制实施。

1973年7月计划生育小组成立，而到年底国家就提出“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岂能是巧合？恐怕只能用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最大化诉求来解释。在1978年6月26-28日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上，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副总理说：“一对夫妇有几个孩子为好？过去提‘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大家看法怎样？……在‘晚、稀、少’问题上，我看关键是少，特别要在‘少’字上下工夫。”开始为“一胎化”定下基调（梁中堂，《“一胎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

正是他们不断的利益最大化诉求，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在他们的利益追求中开始浮现。1979年12月11-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梁中堂教授回忆，此次会议上有不少的人文章都是鼓吹“人口革命”，认为实行“一胎化”不仅可以削平中国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国人口史上的“革命”。而以良心说话的梁中堂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在发言中提出了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将全部成为现实！）。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栗秀珍则反驳说：“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当会议结束后，梁中堂教授在返回太原的路上听到了广播中国务院副总理、计划生育小组组长陈幕华的讲话要点，竟然几乎完全是在反驳梁中堂教授论文中的观点。她总结说：“总之，对提倡‘最好生一个’的种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梁中堂，《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决策内幕》）

成都会议之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活动迅速升级，同时计生利益集团对只生一个的政策的诠释、宣传也逐步形成强大的攻势。从1980年初开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论证“一胎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搞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在这样的氛围下，在计划生育小组部门利益与领导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诉求下，宋健、田雪原等原本不是人口专家的专家在这个时候也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1980年2月13日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超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全国上下恐慌“人口大爆炸”，认为不搞一胎政策不搞强制计划生育不行！就这样，在“人口大爆炸”的恐慌下，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就在全国实施了，紧接着计划生育变成了基本国策。

仅仅从“人口大爆炸”的恐慌和对中华民族未来负责来看，像许多中国人也在这种人口恐慌中认可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一样（有一些外国人也这样），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实施这样的政策也包含着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负责精神。比如笔者在小时候听大人讲，如果不计划生育，中国将人满为患，一直贫穷落后，最后人吃人，所以我在小时候也支持一胎政策。实际上，现在许多反对计划生育的人也曾经在人口大爆炸理论指导下支持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但问题是，这种政策是建立在错误理论和对人口问题的无知之上，尽管是有负责精神，但决策结果在被误导之下是错误的，最终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也要为这种被忽悠出来的错误政策付出沉重代价！

◎强制一胎政策将使执政党付出沉重代价

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等因素，中国超低生育率过早的来临了，这将导致年轻人口迅速减少和未来超级老龄化。从经济发展来说，人口多具有市场、科研、生产创造、降低人均成本等方面的规模效益，从而有力的推动经济发展，而由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等所导致的超低生育率，严重破坏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25年中国25～29岁最具消费活力和创新活力的年轻人口将比2015年减少41%，中国各产业将遭遇大清洗！在民主法治发展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来源，强制计生和一胎政策等所导致的超低生育率掏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根基，无异于挖空执政党的墙角！

人是社会活动主体，人口是经济社会的生命载体，由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等给中国未来所带来的严重性别比失衡危机（史上最大的光棍潮）、重老龄化下的社会与财政危机、经济低迷下的就业危机、高老龄化下的民生与社会保障体系危机和主体民族汉族年轻人口急速减少带来的国家团结稳定危机等，将严重损害未来社会的和谐稳定，将未来执政者和执政党置于风口浪尖！

从政治方面来说，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尤其在农村，这是人民群众与干部对立的最大祸根，那些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计生行为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大多数时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华民族也有再次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人口基础，但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等所导致的超低生育率，将使中华民族陷入持续几何级大衰落的“低生育率死亡陷阱”。计划生育部门的行为，无异于将执政党变成民族的千古罪人——这是执政党为一个部门既得利益所背负的最沉重“黑锅”（执政党被迫为很多部门利益“背黑锅”，但这个是最重的也是最致命的）！

从长期来看，对中国危害最大的不是“文革”等折腾国家的运动，因为这些运动顶多让中国晚发展几年，但只要人在，中国未来多用几年时间就可以赶回来。比如说经济，由于“文革”中经济并未完全停滞，折腾之后还有经济发展的补偿效应（计划生育的危害不会有补偿效应，只会形成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所以“文革”至多让中国经济晚发展七八年。超低生育率和重老龄化恶性循环导致人口持续的大崩溃，这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灾难，因而对中国危害最大的错误是毁坏民族人口根基的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这也彻底毁掉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而这样的政策，是个别领导人的拍脑袋和计划生育部门利益共同推动起来的。后来的计划生育部门，为了维持既得利益，又将这种政策变得更严厉或维持下去。

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最大理想基础——共同理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被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挖空了根基，也等于挖空了执政党提出的共同理想。如不立即大力鼓励生育，如果计生部门继续维持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计生委将给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最致命的釜底抽薪，彻底毁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口基础，让中国共产党再也没有办法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了，并且让中国共产党背负最沉重的历史罪名——没有比毁掉民族未来更大的犯罪了！

◎福兮祸所伏——历史可以“改写”

如果没有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按照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族文化特性和中国民生的高压力，中国进入超低生育率也仅仅晚十几年时间，但还是要进入超低生育率的，只不过是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把它推前了、加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把未来民族大衰落仅仅归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也是不对的。但是，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对未来民族人口危机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执政党“好心办坏事”也是有重大责任的。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如果曾经实施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中国能够对人口问题痛定思痛，率先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体系战胜低生育率的危机，确保人类福祉最大化和发展延续最大化之间有效融合的社会体系，实现制度与文化的伟大联姻，带领人类摆脱低生育率的困局，中国将对人类文明做出无可估量的贡献，那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历史是可以改写的，只要改变了未来。“文革”后接近崩溃的国家局面，催促中国成为第一个向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由经济社会瞎折腾转而全心专注于经济建设，生产力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中国没有像苏联一样“温水煮青蛙”式的被旧制度拖到解体，很大程度上在于人民公社、“文革”等太极端，把国家逼到不改革就死的绝路上，所以中国被“置于死地而后生”。在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之后，如果执政党可以让中国成为第一个成功扭转超低生育率的国家，这将是对中华民族未来和人类文明未来的莫大拯救！

如果能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持久的繁荣昌盛，人民便可以认为党过去的一切过失都是为民族的复兴和昌盛“交学费”，但现实必须条件是现在立即改变人口政策并开始大力鼓励生育；否则，如果是相反，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大衰落了，历史必有审批，这个历史评判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历史能否写下党和党的领导人的先进与伟大，就看党对我们民族未来最终有一个什么样的整体影响——兴盛则伟大，衰落则罪人，历史必是这样书写。改变人口政策，力挽狂澜，扶中华大厦之将倾倒，即是在改变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又是在书写党和党的领导人的历史。

◎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为什么还没有停止？

在中国超低生育率的今天，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在人权观念越来越进入国民心中的今天，非常不合时宜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为什么还会继续实施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三条：

首先，最根本的是制度，只有在不民主的制度环境下才能诞生并实施这样侵犯人权的极端人口政策。在目前的制度下，人民对官员没有民主制约力，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上级要政绩——经济发展。在计划生育思想宣传和计划经济思维下，人口是负担，多生一个孩子会降低GDP增长速度，多生一个孩子会增加负担并降低投资，进而影响政绩。人口虽然是个长期非常重要的问题，但短期内不会立即触各级官员及执政者利益，所以会一拖再拖，人民的生育权利和民族的未来却在备受煎熬！

其次，计生委和官方教育几十年来一直在宣传计划生育、人口负担论等错误人口思想，已经深入国民心中，而且在中央领导的人口知识中占据统治地位。计生委为了其部门利益，一些专家为了其个人利益，仍千方百计的维持这些错误思想在高层的统治地位，继续忽悠中央领导，用思想绑架高层，并让党中央、国务院继续为其部门利益“背黑锅”。

第三，计生委利用中国的宣传管制，抑制新人口思想的诞生和传播，比如拿“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当“令箭”抑制新闻媒体和图书出版传播新人口思想，从而继续控制国民和高层的人口思想。其实，计生委所宣传的人口理论非常经不起推敲，而且许多理论荒谬之极。如果有新闻媒体和图书出版自由，这些理论早已被批驳的体无完肤，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也根本不会坚持到今天！如果有新闻自由，那些严重侵犯人权的计划生育行为早已被千夫所指，也不会在21世纪的今天继续有很多这样的计生恶行。

◎放下面子，真诚才能赢得尊重

媒体、出版自由，是社会最好的阳光、最好的净化剂和最犀利的眼睛，是以最低的成本为社会灭菌、为人民争利、为民族国家未来看清前方道路，是政府和执政党净化自我、维持生命力最廉价的方式。香港在港督统治时代，虽然没有当地的民主选举，但有英国民主宪政保障下的法治、人权和媒体自由，法治保障按照程序办事而不是按照长官个人意志办事，人权保障老百姓基本权利从而实现最大的人道，媒体自由以强大的舆论监督力保障法治、人权等在没有选票的情况下仍旧可以良好运转，所以香港仍是高效的。

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可以坚持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计生委利用中国人爱面子（领导也是中国人，所以也爱面子）和执政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宣传传统，因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也 “毫无疑问”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从而使“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变成为计生部门利益服务的“尚方宝剑”，就连国家领导人也不得不屈服这把“尚方宝剑”，时常说“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从而无意中给计生委“撑腰”，也就是被计生委“利用”，继而再给计生委“背黑锅”。

其实，新闻出版管制和“伟大、光荣、正确”的宣传，这不是为中国共产党谋利益，而是为侵蚀共产党的蛀虫——既得利益集团谋利，只有他们见不得阳光，才需要新闻出版管制和“伟大、光荣、正确”的宣传维护自身利益，而这跟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完全相违背的，也是绝大多数党员反感和不满的，更是许多国民强烈反对的。这样的做法，绝大多数宣传者和接受者都知道或都认为所宣传的是假的，骗人骗己，只会让更多的人不再信任党和政府，也让执政党更加脱离人民，进而危害执政党的根基。

相反，如果取消新闻出版管制和停止很少有人信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宣传，人民则认为执政党是诚实的、有气度的、真心为国家好的，人民会更接受这样的执政党，也更尊重真诚的执政党，这样才能赢得民心和长久的执政。只有真诚，人民才能更相信党和政府，执政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也更好做，不用老是担心“纸包不住火”、忙于灭火和违心做事。放开手，轻松又坦荡，让新闻媒体和爱国者自由的为社会、为国家、为执政党杀虫灭菌，何乐而不为呢？

一个政党的合法性无非是程序合法和实质合法，即程序上是人民选择的，结果是利于人民的，这些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人民不断选择和执政党持续为人民服务的。过去的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一个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于现在和未来。现在不是封建时代，合法性不在于谁打江山，也不在于谁是创始人，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与历史基本无关、与毛泽东基本无关、与过去贡献和错误基本无关，而是与现在是否比其他政党更能代表和执行人民利益及历史发展方向有关。地球上从来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唯一的真理就是真诚的为了人民而“放下”——放下历史和心里包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真正能帮助它看清前方道路和危险的是思想，真理和智慧才是“火眼金睛”。新闻出版管制，犹如蒙蔽民族和国家眼睛——囚禁智慧的思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大的危险是正确思想受阻而谬论横行，让社会、民族、国家看不清道路而乱撞，看不清危险而乱走，甚至跌入万丈悬崖！

目前正处于大转折时期的中华民族和中国，犹如马车进入多条岔口的拐弯道，最大的危险蒙蔽思想的眼睛，从而导致误入歧途或车毁人亡！所以，放开新闻出版管制，少点干涉，让智慧的大脑自由的探寻前方的道路，让正确的思想自由传播，让民族和国家拥有智慧的选择，就是拯救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放开新闻出版管制迫在眉睫，不要再封闭13亿人的智慧、眼睛和嘴巴当笨蛋、瞎子、哑巴了！否则就会继续让五千年历史的堂堂大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在历史上闹笑话，甚至是民族自宫、自毁未来！

放下历史包袱，放下所谓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面子（实际上笔者的新著《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已经将计生委的所作所为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分离了，并指出鼓励生育也是遵守“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对人民负责、对民族国家未来负责的态度，立即把自主生育权还给人民，尽快开始鼓励生育，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历史颜面。

否则，现在维护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面子，但继续剥夺人民自主生育权则失去民心，让所有关心民族低生育率的人对执政党失望，最终历史也会埋怨当今领导人对民族和国家未来不负责任——在超低生育率持续十几年的情况下竟然还在继续实施侵犯人权的世界绝无仅有的自毁民族未来的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

◎历史呼唤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伟人

民族的损失呼唤她族人中的英雄来拯救她，时代的转变需要有人将此立为丰功伟业——时势造英雄，民族的危难呼唤伟人的诞生。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必然有大改变，大改变需要大人物，这是历史留给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领导的民族使命。完成历史的使命，可成民族伟人；置使命于不顾，将成为历史罪人。

当年清政府顽固不化，死守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阻碍中国发展进步，所以有孙中山等革命先烈打碎封建专制的旧国家机器；可惜孙中山早逝，未能建立起民主统一的宪政中国，导致蒋介石可以搞一党专制，继而政府腐败和权力压迫，导致失去民心，所以有毛泽东打败蒋介石；但毛泽东亦未能建立起坚实有效的民主制度，由此产生一系列的错误运动和不良国家政策，并留下许多无形的条条框框，给国家的发展带来灾难或困难，所以有邓小平改革开放；可邓小平亦未及时建立起坚实有效的民主制度，政治改革的滞后和强制计划生育与一胎政策等造成中国当今一系列问题及未来民族、国家与民生的大危机。

制度问题是过去中华民族遗留下来的尚待继续解决的千年问题，低生育率危机将是未来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新千年危机——未来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将是未来民族、国家、民生的最大最持久最具影响力的灾难和危机。所以，无论是中华民族过去历史呐喊的遗声，还是中华民族历史在时代新的呼唤，中华民族都需要新的历史伟人，21世纪的中国必须出现救族救国救民的新伟人，以担负起“鼓励生育拯救民族复兴危机”和“夯实民主挽救国家发展危机”的历史重任！

在习近平、李克强领导中国的十年中，恰逢两大民族问题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民主宪政必须有一定发展，人口政策必须180度大转弯，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领导要么力挽狂澜开启拯救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历史使命，要么默默无闻成为民族历史罪人、党和国家的历史罪人，已经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

面对当今中国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和民族国家危机，中国只有实现“民族人口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治制度可持续发展、思想文化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才能有中华民族持久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实现“五大可持续发展”，确保“人口、制度、文化”三大民族和国家的支柱屹立不倒，中国需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方可自救：

一、建立以人为本、以人民生活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和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赢得经济社会持久的繁荣与活力。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是一切发展的载体，只有以人为本，才可能有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二、建立以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再生产和重振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生育文化为中心的民族人口和民族文化发展体系。创造人，再以有生命力的文化武装其精神内核，这是一个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

三、有步骤的加快民主政治进程，壮大公民社会，提高公民社会素养，建立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能有效使用全民智慧和全民能动性的政治社会发展体系。先进国家制度与一流公民的结合，这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内在保障，也是其发达的表现。

笔者曾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论证，由于存在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现象，人类一些困局很难走出，比如低生育率重老龄化恶性循环，需要提前预备一些特殊的制度和特殊的政策，比如将养老金支付和养孩子挂钩、设立“中华振兴委员会”来应对超低生育率危机。“中华民族振兴委员会”专职保证和促进人民长期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以人口、思想、制度、文化等决定民族与国家命运的长期因素和核心因素为关注方向，以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国家持久进步和民族兴旺发达为根本目的。由它作为政府的道德领袖和评判者，由全国人民、全国人大代表和全世界中华儿女选聘，独立行使权力，有超越人大、政府和执政党的最高监督与批评建议权，从而弥补政治的短期性。

唯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以实现民族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持久的活力和繁荣。谁能做好这些，谁将是中国21世纪的伟人和伟人的终结，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和英雄的终结终极——时势造英雄，建好此可持续发展体系，永盛中华，中华民族将不再有出大英雄的时势；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英雄是民族不幸的补偿，建好此体系，中华民族从此以后不再需要大英雄来拯救她；若此体系建不好，中华民族将在未来15年或20年左右正式完全步入大衰落的轨迹，依次人口、经济、民生等陷入大衰局，中华民族迅速衰老弱化成一个又老又小的小弱民族，从此地球上不再有中国伟人和中华英雄，因为到那时中华民族就微不足道了，曾经地球上一直最大的民族几乎等于被地球开除了“球籍”。

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口，中国需要新的伟人带领她走向正确的方向。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大衰落的前夜，中华民族需要新的英雄带她走出衰落的泥潭。历史，呼唤伟人的诞生；民族，需要英雄来拯救；中华，需要力挽狂澜的强人！（注：强人，在此指有眼光、有智慧、有魄力、能挽救大局、力挽狂澜之人或一些人，非指强硬的外在形式，而是善力之强、伟大之强；未必特指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领导集体或整个执政党）

纵观世界各国民主宪政国家的政党格局，基本分三种：“两党鼎力、一党独大、多党纷争”。在这三种政党模式中，“多党纷争”最扯皮最没有效率也最弱，更难以力挽狂澜，所以这不能是处于大转折时期中华民族的选择。从美国、英国等国家来看，“两党鼎力”比较稳定有效率，扯皮比“多党纷争”少一些，但对目前对中国来说不现实。从新加坡来看，“一党独大”似乎更比较稳定有效率，似乎也更适合目前的中国，但需注意这种政党格局缺乏竞争的有效激励机制和充分的纠错能力。

中国共产党有8000多万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也是执行力比较强的政党。一个国家有强大的政党，更容易集中国家的力量，这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做好事时更有力量，执行错误政策时也更有破坏力。一个政党对民族和国家的绝大部分错误，基本上是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及舆论监督等引起的。在民主宪政之下，大错误很难有，执政党强大更倾向于是好事，所以在中国走向民主和拯救民族新千年危机的过程中，保持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好事，可以备“力挽狂澜拯救中华”之需。

如果在强有力的执政党之上，再通过更民主有效的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选出有长远眼光、有智慧、有魄力、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之人，智慧和能力更加集中有力，同时民主也更富有效率。所以，中国的制度只有稍加改造，就会从缺乏长期生命活力的国家制度之一变成最富有长期生命活力和竞争力的国家制度之一。

◎天降大任——明泽嫁忠良振兴中华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笔者姓“刘”名“忠良”，河南鹿邑人，生于1987年。受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历史影响，立志国家富强；纵观中华民族兴衰繁荣的曲折命运，立志振兴中华；生于农村感受到下层人民的艰辛，立志造福同胞。由此，吾把“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作为人生奋斗目标，以“肩负祖国的未来，托起民族的希望，承载人民的期待”为人生使命，以“创造先进思想，培育先进制度，塑造先进文化”为实现理想的三大基本任务。又因先进制度与文化需要先进思想作指导，看到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危险需要智慧之眼“拨云见日”，所以吾把“创造先进思想”为人生第一要务，以为民族和国家未来“居安思危”为当务之急。

人口、制度、文化是民族与国家的三大支柱，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载体、力量之源，制度和文化培育并释放着这个力量之源，三者共同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兴衰命运。实现中华民族持久的繁荣，人口是根基，制度和文化是保障，思想是指导。这总需要一批又一批人去“创建先进思想，培育先进制度，塑造先进文化”，以实现民族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持久的活力。而吾刘忠良是其一，愿更多“忠良”护佑中华。

吾以“承天命佑中华，降（jiàng）中国佑同胞”为己天命，生于农村贫民之家，挣扎于拯救中华之大任中，时常感“无力回天、欲哭无泪”。拯救中华迫在眉睫，已经不能等待一个年轻人一步一步的去奋斗，否则几十年后再去拯救中华早已晚了，只能“功成不必在我”，惊醒当今中国之领导人，辅助新伟人力挽狂澜拯救中华。若做到此，要么成为领导人的助手、智囊，要么娶“公主”为妻，而后者即助现在兴中华之力，又可储备未来兴中华之能量。可喜可幸，目前中国高层领导人多女儿，可多收兴我中华好男儿。

吾观吾之名，再观“明泽”之名，乃有天意。忠良的使命是“承天命佑中华”，明泽的使命是寄托爷爷奶奶和父母的期望“光明” 社会、“惠泽”同胞。如果说“刘忠良”是“国之忠良”，“习明泽”是“明泽中华”，那“忠良”与“明泽”结合便是“国之忠良明泽中华”——此乃天意！上天于我中华民族大转折时降“忠良”“明”光“泽”被中华！

吾对婚姻有两条标准，一是要幸福，二是实现自我。一个人的幸福，除了自身的品质，就是另一半的品质，忠良有这样的品质，明泽更有这样的品质，所以忠良明泽结合在上苍面前乃门当户对。成此佳缘，一是实现各自之幸福，二是实现各自之使命，所以“忠良”的最佳选择是“明泽”，“明泽”的最佳选择是“忠良”，二者合一乃天佑我中华也！不能结此良缘或中华民族将承受巨大损失！

吾写此文非为高攀，能写此文者思想已经比较高了，所以在上苍面前吾若能娶明泽为妻并非高攀，乃是平齐。吾写此文的第三个目的是找未来的好妻子，因为我答应妈妈找女朋友的时间承诺快到了，我也不小了，不能再让妈妈为我找媳妇发愁了，明泽乃上天为我留，不能不争；第二个目的，是我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急切忧虑，希望中央领导看到我们民族所面临的千年问题和千年危机，最好能成为中央智囊的一部分；最大的目的，既最大化的利于现在我拯救民族之大志，又最大化的利于我可持续性的拯救民族的未来，唯独娶明泽为妻可一举两得——与贤妻贤父为我中华共同奋斗一生！

若习大大、彭妈妈愿意将女儿明泽许配给忠良，既是为令爱择良婿，又是利国利民、大公大义之举。忠良娶明泽，给其幸福一生，以不至于明泽和国之权力进非贤良之手，亦乃利国利民、大公大义之举。唯独贤良娶公主，公主嫁贤良，此乃国之幸也。

◎中国怎么办？——全力以赴谋改变

在中国和中华民族大转折的今天，力挽狂澜改变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需要历史的强人和时代的新伟人。中国的新伟人需要：爱、使命、智慧、真诚和勇气。

只有对同胞的博爱，才能有为人民利益而打破强大既得利益的愿望和勇气。只有对民族对国家的强烈使命感，才能有改变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无限力量。只有智慧的思想，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和民族国家未来的根本大危机，并找出正确的道路。只有真诚的对待人民，人民才能真诚的拥护，他才能拥有领袖的号召力。只有他具备力挽狂澜的勇气，才能完成他的历史使命，成为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新伟人。

时势造英雄，仁智造伟人。观当今之中国，大转折需要英雄，改变民族命运更需伟人。我相信党中央国务院的首脑习近平、李克强怀有民族大义，改变中国命运也自有他们的想法，但需要更多的智慧让他们看清国家问题的本质和民族未来的大危机并找到相应的道路，所以需要更多胸怀天下的民族脊梁民族智者来辅佐他们，刘忠良愿是其一，希望更多“忠良”涌现。

打败既得利益和错误思想的桎梏，首先掌控党政军大权，控制并威慑住暴力系统和官僚系统，抓住改革的上部指挥权；其次，依照宪法放开人民监督、保障人权和言论出版媒体自由，让人民形成强大的社会推动力量，让13亿中国人的智慧一起走出囚笼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再次，从基层民主和代表直选及差额选举开始，逐步实现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

从改革由易到难、先预备后实施和稳中求进的原则来看，前期主要做好如下六个方面：

1、逐步尽可能的放开言论媒体出版管制，让人民获得发声的自由，让社会照满自由言论的阳光，让13亿人的智慧照亮前方的道路；用媒体的力量反馈社会问题、监督党和政府，从而净化社会、净化党和政府，为改革打开民智基础和社会氛围。

2、放开社会团体成立和发展限制，让每一个改变社会愿望的人都能够组织起来去建设我们的社会，让社会获得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和自我提供服务的能力，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增强社会自主能力。

3、放开各种没有必要的经济限制和审批，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减少行政制造的垄断，减少行政阻碍和权力寻租，砍掉政府的利益之手伸向人民，让各种资源、各方力量自由的创造财富创造幸福。几乎政府每一项管理、审批，都像一个收费站，人民每通过这样一个关口，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要被“雁过拔毛”、增加成本。现在是政府该负责的没有负责好，倒是可以捞钱获利的纷纷争抢。放开这些，让人民负担轻一些、致富容易一些，经济更有健康活力一些，人民的满意就多一些，改革的稳定性就高一些。

4、严格执行宪法，管理好官员和政府权力，还给人民应有的权利，禁止国家暴力侵犯人权和公民财产安全，清理各种错误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法依德依正义治国，让人民看到法治清明、社会公正。比如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这些侵犯人权的不正义法律应当直接废除，人民立即就少了这套枷锁，很容易赢得民意。

5、压缩政府规模，砍掉多余部门和职能，降低政府损耗和行政开支，增加基本福利有效供给，比如教育投入、医疗体制、廉租房等，降低民生压力，提高人民福利和满意度。

6、初步实现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村镇党委直选，党代表全部直选，县以上党委由党代表选举并逐步差额选举。村镇县政府直选，人大代表全部直选，省市和中央政府由人大代表选举并逐步差额选举。比如县长，在民主改革前期，可以由执政党代表大会选出3人以上的候选人，然后由全县人民直选，既让人民获得了制约政府官员的能力，也净化了执政党的执政。对于这样的主意，也许有人骂我维持一党专政，但这总比没有直选没有差额选举好吧？只有对人民和执政党都有利，执政党和人民都可以接受，这样才能稳步推进改革。

现在改革的最大敌人是既得利益集团，最害怕改革的是贪官，而害怕改革的贪官组成了最庞大而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这需要人民和贪官的妥协：凡是支持或不阻碍改革的，只要不再犯或不太明显，可以不予追究，或主动交出一部分贪污所得可以赦免；但反对改革、阻碍改革的，一律审查或送进监狱，即使跑到国外也要抓回来。这样，人民获得了改革之利，贪官少了改革后的后顾之忧，都获利了。相反，如果一味追究腐败，贪官既得利益集团会更加顽固的阻碍改革，最后鱼死网破谁也不得好。而贪官们也不要忘了，历史上人民每一次忍无可忍的推翻腐败的统治者，总是要杀贪官，所以贪官为了自己性命和民族大义，还是支持改革为上。

同样，对犯过错或有污点的党政干部，只要他支持改革或不反对，也可以不予追究。相反，为了维持掩盖过错或污点而阻碍改革，是再次对人民犯罪，必须追究。其实，人民可以不在乎你过去做了什么，人民最在乎的是你现在和未来做什么。只要现在开始做好人，自己心安理得，人民也会接受你、尊重你，甚至历史也会给你留下精彩一笔。这对一个组织一个政党来说也是一样的。

我知道，说了这些真话，可能左右都骂你，甚至得罪既得利益、遭人恨；站在真理的最中间，左右都可能说你走偏了，甚至要“强制”把你“拉回来”；追求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最大化，可能有人说你功利主义或其他，甚至遭到某些人的唾骂。对不起，我深深爱着我的同胞、我的祖国、我的民族，因此我不会对人民说瞎话拍马屁，也不会为了左右逢源而忘了真理。左右都可以说我偏了或错误，但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只要他真心想的是同胞和祖国的利益，真的为中华民族未来着想，站在客观公平最中间和最务实造福同胞、造福民族和国家未来的我——刘忠良——应该是所有爱同胞者、爱国者、爱世界者最值得信任和支持的人之一。谨记：根据人民的利益和机会成本（或扩展至更多），然后理性计算出你支持什么样的观点和相应的人，切莫赶走好人——赶走好人不会有好结果，那是相当于是犯罪！

在一般国家，所谓左派，就是偏重公平，主张政府多管一些促进公平；所谓右派，就是偏重效率，主张政府小一些，市场多管一些。如果你偏左，建议你阅读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如果你偏右，建议你阅读美国作家约翰·格拉夫（John de Graaf）和经济学家戴维·巴特克（David K.Batker）的《经济到底为了什么》。如果你要看左右偏执对中华民族血的教训，建议你阅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和金融学博士杨忠恕的《中国是部金融史》。如果你不了解中华民族致命的超低生育率危机，请阅读笔者的《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或中国大陆的另外两本反思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的著作。

我所追求的，不是“功”（功劳），不是“名”（名誉），也不是“利”（利益），更不是“权”（权力），而是等我老的时候可以放心的闭目——我的民族、我的同胞不再有让我大的担心了——做到这些，此生足矣，其他非吾所求，或仅是实现吾心愿之方式。吾作此文，示民族之千年危机，表匡扶华夏之志，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尽最大能量兴我中华，望能安吾悲悯之心！（字数：3万）

作者：刘忠良

一个月业余思考筹划完稿于2013年4月27日

联系作者：微博“@刘忠良”，电子邮件cnlonglzl@126.com，QQ：997570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