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新中國成立前出生的朋友對此文讀後感：文章已讀。你的許多基本觀點，均與我不謀而合。開始我還以為是我的同輩人，至少是50歲、40多以上的人的傑作，我真為一個僅26歲的80後有如此洞察力感到吃驚，更為你的敢於擔當與自信感到敬佩。我支持你。】

習大大和彭媽媽的女兒“明澤”最應該嫁給誰？

——此文敬獻給仲勛爺爺、齊心奶奶和習大大、彭媽媽與明澤妹妹

——關心、了解中華民族前後今生和未來大命運的客觀、公正、必讀之作

——作者已經全球公開向明澤妹妹求婚，敬請向習大大、彭媽媽和明澤妹妹轉達，多謝！

劉忠良

【探尋民族千年危機，務實尋求拯救之策，開啟中華民族新歷史！】

目錄：

一、令許多中國年輕人慚愧的“第一女兒”

二、“好孫女”是因為有“好爺爺”習仲勛

三、“好女兒”是因為有好樣的“習大大”和“彭媽媽”

四、明澤“婚逢”中華民族千年變革

五、中華民族正在面臨新千年興衰大轉折

六、中華民族的兩大“千年級”問題

七、東方文明現代危機的歷史根源

八、中國未來的路應該如何選擇？

九、怎樣看待我們的過去和執政黨？

十、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利益應該是什麼？

十一、從計劃生育看部門利益如何賣掉人民和執政黨

十二、強制一胎政策將使執政黨付出沉重代價

十三、福兮禍所伏——歷史可以“改寫”

十四、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為什麼還沒有停止？

十五、放下面子，真誠才能贏得尊重

十六、歷史呼喚中華民族新時代的偉人

十七、天降大任——明澤嫁忠良振興中華

十八、中國怎麼辦？——全力以赴謀改變

中華民族經過進一百多年的近現代化轉變和三十多年來的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深刻變革，思想文化深度改變。經濟社會政治機制和思想文化的轉變，必然導致民族進入大轉折點，進而影響乃至決定這個民族在未來世界的興衰存亡。今天的中國，民族正在面臨超低生育率危機，民主憲政在一百多年之後仍未完全建立，民生壓力在GDP的光環下似乎越來越大，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民族、民權、民生）”仍危機重重，振興中華依舊任重而道遠。

天要下雨，姑娘要嫁人。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等中央領導的女兒的嫁給誰，對處於民族和國家大轉折時期的中國來說，將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是一家庭之事，甚至是國事——因為這或將影響到民族和國家的未來發展。所以，關心中央領導的女兒嫁給誰，就是關心民族和國家的未來，也事關全體同胞的利益！

◎令許多中國年輕人慚愧的“第一女兒”

習大大和彭媽媽有個女兒叫習明澤，小名叫木子，生於1992年6月27日。爺爺習仲勛給孫女起名字叫“明澤”，彭媽媽說明澤的爺爺 “希望她將來清清白白地做人，做個對社會有用人。”

“明”，乃“光明”；“澤”，乃“惠澤”，按照彭媽媽的說法，可簡單的認為是“心靈光明的惠澤社會”。如果考慮到習仲勛光明磊落為國為民的一生，我們應該將“明澤”的意思理解的更深一些，那就是爺爺習仲勛期待“天下開明，澤被蒼生”，希望孫女是“光明磊落，惠澤中華”！

“名如其人”，名字的確可以影響一個人。習仲勛為人正派，給孫女起的名字很好，也將老一輩真正革命者的優秀品質留給了孫女。比如明澤很節儉，不讓家裡“多點一盞燈”或多用半張餐巾紙；2008年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後，不到16歲的她向老師請假到汶川地震災區做義工，給災區兒童做心理輔導。

習近平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女兒明澤念初中，學校里沒有人知道明澤的身分，習明澤的衣服、鞋子普普通通，“沒有一樣是名牌”（現在許多年輕人應該感到慚愧了）。

爸爸習近平說，明澤從小跟着爺爺奶奶長大，爺爺的教育方式也較特別。“有一年新年，爺爺給孫輩發紅包，每人一個小紅包，裡面裝的是一小把牙籤。這是爺爺去深圳療養院時積攢下來的。”明澤收到時很高興，至今還保存在家裡。

一位省委書記、一位中央常委、一位國家主席的女兒可以做到這樣，這令絕大部分中國“80後”、“90後”汗顏，更是令那些富貴子弟慚愧！儘管我是農村出來的也比較節儉，但跟明澤比起來也感覺有點慚愧。

◎“好孫女”是因為有“好爺爺”習仲勛

讓我相信加支持明澤爸爸習近平的，還有明澤的爺爺習仲勛，“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我相信習大大也是好樣的，就像陝北父老鄉親稱習近平是“好後生”一樣。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1934年2月就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時年20歲。比能力更讓人敬佩的是品質，習仲勛一輩子沒有整過人。在解放初期的鎮反運動中，毛澤東規定的殺人指標是千分之一，習仲勛建議將殺人指標減少一半，最後在實際執行中又將西北地區的殺人比例控制在千分之零點四左右（在被迫執行不合理政策時，減少傷害也是貢獻）。

習仲勛的命運很坎坷。1962年9月，他因一本小說《劉志丹》遭康生誣陷，被打成高崗反黨集團，“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殘酷迫害。在被含冤審查、關押的16年中，始終不向逆境低頭，還為受株連的同志仗義執言、澄清事實。1978年才得到平反，隨後他任廣東省省長和省委書記，兼任廣州軍區第二政委，為珠三角的改革開放尤其是深圳特區崛起有重要貢獻。2002年去世的前一年，他以87歲的高齡支持黨內敢說真話的《炎黃春秋》雜誌。

1978年當習仲勛上任廣東時，正是偷渡外逃最嚴重的時期之一。經過十年動亂，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往外逃。根據當時的規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統統送到收容站。習仲勛實地察看收容站時，時值盛夏，收容站條件很差，看到這些偷渡不成反被關押的農民，習仲勛哭了。他說：“這個不怪你們，是我們沒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應該用一種敵我的態度來對待他們！”

1987年元旦，北京學生又爆發一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那時“八大老”準備逼胡耀邦辭職，箭拔弩張、盛氣凌人，這時只有習仲勛站出來說：“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這場戲嗎？”他拍了桌子：“這不正常！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是違反黨的原則的。你們開了這樣的頭，只會給將來黨和國家的安定團結埋下禍根。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干法！”胡耀邦急忙站起來勸說：“仲勛同志，我已考慮好了，不讓我干我就辭職。”

學生的願望是好的，但結果卻是差的，先是讓保守者乘機扳倒支持學生民主自由願望和反腐敗的胡耀邦，接着又讓保守者扳倒同樣的趙紫陽。尤其是後一次，如果在1989年5月份達到一定目的後就停下了，部分目標可以實現，也許不會讓中國民主法治進程滯後發展20餘年。這是一個重要教訓，追求民主自由的過程要有節有度，不能操之過急或一下子要求太高，不能適得其反，更不能把好人逼下去，否則愛國的結果也可能是對人民犯罪。就目前而言，絕大部分務實求真的愛國者和國際友人，應該幫助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創造條件、創造氛圍、創造環境推進中國改革進步，同時謹防被保守集團利用。

◎“好女兒”是因為有好樣的“習大大”和“彭媽媽”

讓我相信明澤和習大大品質的，還有習大大所受教育和經歷。在仲勛爺爺和齊心奶奶持家下，習家有着從嚴教子、勤儉持家的家風，習近平小時候常常和他弟弟一起穿姐姐們穿過的衣服、鞋子。從1962年起，年幼的習近平受到父親習仲勛冤案的牽連，遭到歧視。在“文革”中，他受過批鬥，挨過飢餓，流浪過，甚至被關押過，相信這樣的經歷會更讓他建設民主法治的憲政中國。

1969年初，不滿16歲的習近平主動申請到陜北農村插隊，種地、拉煤、打壩、挑糞……什麼活兒都幹過，什麼苦都吃過。習近平不僅“幹活不惜力”、而且“有知識、點子多”，帶領鄉民增收解困。他把村里分配給知青的白面饅頭分給鄉親們吃，自己吃糠窩窩。北京曾獎勵給知青先進人物一輛帶斗的三輪摩托車，他卻設法換成手扶拖拉機和磨麵機、揚場機、抽水機等農用工具給鄉親們用。

1975年，習近平被推薦到清華大學讀書。離開的那天，全村人排起長隊為他送行，很多人不舍地哭了，不少村民送他走了一程又一程。老鄉們還送給他一個鑲着“貧下中農的好書記”的鏡框，表達對他的由衷讚譽。習近平先後幫村里通了電、修了橋、翻建了小學。他任福建省領導時，還把身患重病的農民朋友接到福建治病，自己掏錢支付全部費用。

習近平不到16歲來到黃土地時，曾一度迷惘、仿徨，但22歲離開黃土地時，相信大地和淳樸的陝北鄉民已經給他注入了偉大的人生理念。我是純正的農村出身，我知道農村和底層同胞的艱苦，這讓我堅定的要為我的同胞做實事。我相信，在習近平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時候和艱苦勞作的農民生活在一起共勞作，他將是一位非常“接地氣”的人。

音樂可以陶冶心靈。彭媽媽是中國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國當代民族聲樂代表人，中國第一位民族聲樂碩士，也是深受軍內外觀眾喜愛的著名軍旅歌唱家。30多年來，彭媽媽數百次深入基層為廣大群眾慰問演出，也長期致力於公益事業，是世界衛生組織聘請的抗擊結核病和艾滋病親善大使，中國“預防艾滋病宣傳員”、“控煙形象大使”、預防青少年犯罪的“為了明天愛心大使”。與當今那些八卦與緋聞迭起的明星相比，我相信彭媽媽更有一身正能量，也會影響她的女兒。

◎明澤“婚逢”中華民族千年變革

 時間到2013年，明澤就21歲了，爸爸習近平已經是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集一身。在2023年之前，也就是明澤31歲之前，肯定要嫁人的。最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女兒，而且是在父親當政時出嫁，她嫁給誰非常重要，這會是一個政治問題甚至是影響中華民族未來的問題。

從2013年到2023年這十年期間，中國必有大變。而這次變化，將深刻影響到未來中國的走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怎樣選擇、走什麼樣的路、怎樣處理黨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怎樣設計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對未來中國、對每位中國人、對中華民族未來和執政黨都將產生重大影響。甚至可以說，未來十年影響未來中國一百年乃至三百年或更長遠的命運！而習明澤嫁給誰，他有什麼樣的思想，將會對此產生重要影響，甚至是關鍵性的影響，所以我們的“公主”嫁給誰關繫到我們民族和國家的未來，也關繫到同胞的切身利益。

展望未來，判斷什麼變化是最核心的，那就是最能影響其民族和國家命運的。筆者在《人口、制度、文化是決定民族與國家興衰的三大支柱》中指出，最能決定一個民族和國家長期命運的，是人口、制度和文化。

經濟實力是人口和知識技術的組合，知識技術全世界通用，軍事實力取決於經濟科技實力，教育取決於制度和文化，領土及其領土上的資源在經濟貿易全球化之下已經失去實際利用的邊界，因此這些都不是決定民族和國家命運的核心因素。

人口、制度、文化是一個民族與國家的三大支柱，人口是其生命載體、實力和競爭力的載體，制度是其活動的根本規則，文化是決定其思想行為的內核。人口是其力量的源泉，制度與文化培育並釋放着這個力量之源，三者共同決定民族與國家的興衰命運。

歐美在文藝復興後而後來居上，是技術催促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共同變革，然後制度和文化再配合科技革命，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和綜合國力。英國利用工業革命所創造的實力，在資本開拓原材料和市場的需求下，向各個大陸進軍，尤其是不斷增加的人口流向新大陸，創造了“日不落帝國”和後來的北美、大洋洲等英裔國家，其中英裔美國在後來替代英國主導世界，保持了英語的世界地位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世界統治地位。

沙俄在其資本主義發展、人口增長和領土擴張之下，人口和生產力的提升創造了另一超級大國——蘇聯。原本歐洲第一人口大國法國，受到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影響，人口增長相對其他歐洲國家緩慢，失去歐洲第一大國地位，原本遠強於英國的法蘭西民族並未創造出強大的法裔國家，法語也為此失去輝煌。

日本和中國一樣被歐美列強打開國門，但從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通過國家制度變革和發展資本主義工業經濟，迅速成為東方強國和亞洲發達國家。但由於過去幾十年的低生育率和目前的超低生育率，日本經濟科技和綜合國家在世界上的長期衰落大勢已經無法避免。沙俄通過資本主義改革和領土人口擴張而成為歐洲強國，但由於後來蘇俄制度原因和低生育率，現在俄羅斯已經難現蘇俄的輝煌。不改變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縮，俄羅斯民族的未來命運是繼續衰落。

人是社會活動的主體，人口則是社會的生命載體，一切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的競爭，一切的實力歸根結底都依賴於人口的實力。沒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就沒有民族與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沒有持續的實力與競爭力。展望未來逐漸變平的世界，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才是硬道理，制度與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是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結果，未來“大國的興衰”將更多是“人口的興衰”（更多見筆者新著《大國危途——民族興衰與人口政策再思考》或中國大陸另外兩本反思計劃生育著作）。

世界各國的人口歷史表明，生育率隨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降低，乃至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由於撫養孩子屬於勞動密集型的，且受教育年限越來越長，孩子撫養的貨幣化程度越來越高，導致撫養成本上升的速度快於收入增長的速度，撫養壓力升高，生育率下降。同時，隨着經濟社會發展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也快速升高（為生孩子、養孩子所放棄的最高收益就是其機會成本）。但養孩子的收益，在經濟發展和市場化之下越來越社會化，比如孩子是企業的消費者、未來企業和社會的勞動者、未來國家的納稅人和未來財富的需求維繫者，孩子被全社會作為公共產品而使用。

在當今經濟社會制度之下，養孩子的收益愈來趨向是公共產品，但養孩子的成本是個人的且不斷上升，於是就產生了“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或者說“搭便車”問題，生育率不可避免的降低了。而且一些社會制度還鼓勵“搭便車”，比如社會養老，生孩子或多生孩子父母創造了養老資源，無償的被社會使用，且生孩子或多生孩子的父母因為生孩子影響了工作和儲蓄投資，反而獲得的社會養老資金更少，這是鼓勵不生孩子！在政治上，鼓勵生育的成本屬於當期政府的，但鼓勵生育的收益在二十多年後才能實現，因此鼓勵生育也存在“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或者說“搭便車”問題。人類註定要陷入低生育率的困局！

在現代經濟社會和思潮的衝擊之下，許多文明的傳統文化被衝垮，特別是其生育文化在現代經濟社會思潮之下受到嚴衝擊。在這次經濟社會思潮巨變的衝擊中，伊斯蘭文化的生命力最為強勁，穆斯林是現在同等經濟社會條件之下生育率最高的國家和人群。在歐洲，高生育率的穆斯林人口尤其是年輕人口在快速上升。預計不久的未來，伊斯蘭文明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文明，當今最大基督文明將降為第二。相反，曾經是歐美白種人眼中“黃禍”的中華文明，如果不能扭轉超低生育率，未來將迅速淪落。三大文明的命運，正在進入新一輪的大轉變之中。

中華生育文化的物質支柱是“養兒防老”等，受到社會化養老模式的巨大衝擊；精神支柱是“傳香火”等，受到無神論等的巨大衝擊；保護基礎“萬惡淫為首”和其他穩固家庭的文化因素，但如今中國離婚率快速上升。生育文化受傷害最深的是中華文明，中華文化圈在同等條件下生育率世界最低，在每個地方華人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體。中華民族遇到了新千年危機——超低生育率——不能扭轉超低生育率，中華民族將陷入持續的大衰落（詳見筆者的《中華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一文）。

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僅為1.22，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又跌至1.18。按照目前人口普查所顯示的1.2左右的總和生育率計算，未來中國人口每過一代（約30年）減少45%，3代減少84%，5代減少95%，10代之後僅為目前的0.25%。如果是1.3的總和生育率每過一代減少40%，3代減少79%，5代減少93%！如果是1.5的總和生育率每過一代減少30%，3代減少66%，5代減少84%，10代之以也僅為目前的2.8%！

中國超低生育率已經持續十幾年了，預計2025中國就會進入重老齡化社會。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2025年中國25～29歲最具消費活力和創新活力的年輕人口將比2015年減少41%，房地產、汽車、家電等各產業將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危機和競爭力下降危機。此時，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已經基本完成，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將大幅衰減。從2030年左右或之前幾年，未富先老的中國或將比日本進入更嚴重的也無休止的“失去的十年”——超低生育率、超重老齡化、高社會壓力、低經濟活力，形成低生育率重老化的惡性循環，經濟社會低迷不振，民族國家在衰落的漩渦中難以自拔！

即便2014年鼓勵生育，2015年生出第一批鼓勵生育下的孩子，按22歲大學畢業計算，到2037年才能去對沖超重老齡化下的經濟社會危機和民族國家的衰落趨勢！而那時，中國早已在低生育率重老齡化的惡性循環折磨下難以自拔了！現在力挽狂瀾，人口政策180度大轉彎，就是在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否則，或許上帝再也不給中華民族機會了！就像那些曾經輝煌而又銷聲匿跡或退出人類文明主流的民族一樣，如不採取有效行動，興盛延續五千多年的中華民族也將難逃大衰落的命運！

有人認為多生孩子、提高生育率很簡單，實際上這是對人口問題太不了解了。讓人少生還比較容易，但讓人多生就非常困難了。比如日本，鼓勵生育僅使生育率提高0.1個多一點，不到1.4；俄羅斯重獎生孩子，生育率僅提高0.2個多一點，僅為1.4左右；韓國、新加坡鼓勵生育基本沒有見到什麼效果，生育率僅為1.2左右；加拿大、澳大利亞多生孩子的補貼就可以不用工作了，但生育率僅為1.5左右。這說明，解決低生育率危機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把超低生育率提到世代更替水平更是難上加難。如果中國現在不儘快進行人口政策180度大轉彎，儘快轉變錯誤的人口思想並着手建立鼓勵生育體系，否則很可能中國會在未來低生育率重老齡化的惡性循環中無法自拔，從此國運和民族命運一瀉千里！

低生育率對經濟社會來說猶如是“溫水煮青蛙”，超低生育率對民族國家來說就是在無聲中快速肌體萎縮乃至消亡！不能引起重大關注和緊迫感的危險是最大的危險，超低生育率就是中華民族在和平時期和新的千年所遇到的最大危險——中華民族在沒有重大緊急危機感的情況下潛在的快速衰落！但由於幾十年來全方位的計劃生育單方宣傳教育卻使許多中國人認識不到這個危險，甚至拿低生育率當好事，沒有把危險當蜂蜜更危險的了！

◎中華民族正在面臨新千年興衰大轉折

按照目前的超低生育率及其趨勢，中華民族大衰落已經不可避免。走出中華民族新千年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制度和文化的再造（包括恢復民族優秀文化），創造出新的可以保證人口可持續發展的制度保障和文化保障，否則中華民族將墜入五千年來新危機——超低生育率危機的深淵，迅速淪落為一個弱小的民族。所以，未來十年的變化，不僅可能影響中華民族未來100年命運，還很可能影響未來300年或未來永遠的命運。

民主是世界不可阻擋的大趨勢，但西方民主近二三百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的表現表明，民主是最不差的制度，但並不是任何民主形式都是可以保障民族和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尤其是筆者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論證現在無論是西方制度還是東方制度都無法克服“人口再生產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悲劇”或者說“搭便車”的困局或者說“集體行動的困境”。

在未來十年的中國制度變化和民主進程之中，我們必須重新設計人類新的民主制度，以確保中華民族可以應對這個新千年危機——超低生育率和民族的可持續發展。未來十年的制度變化，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時期，它決定中華民族未來能否走出新千年危機或付出多大代價之後才能走出新千年危機。

近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經歷了人類最極端的制度（經歷過現在國家最沒有民主法治的年代），人類最極端的傳統文化破壞（比如“文化大革命”時期），人類最極端的對自己生育的壓制和破壞（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中華民族經歷了自己最為深重的自我災難。或許是物極必反，或許是不幸的民族需要英雄來補救，在經歷過這些人類極端災難之後，如果有最熱愛這個民族的聰明的優秀分子能夠從極端之中充分反思，從而創造出更為先進的思想，進而再創造更優秀的制度和更優秀可持續發展的民族文化，將是中華民族之幸，也是世界之幸。只有這樣，這個民族才能得以拯救，人類也得到了一個更好的可持續發展的制度與文化的典範。

民族的災難需要英雄來補償，但為民族災難而出來的英雄能否拯救民族或挽救民族，那是另一回事，比如印第安人的慘敗並沒有得到多少補償，歷史上許多強勢民族或燦爛文明不是一蹶不振就是找不到影子。不存在上帝的公平，許多時候就是這個民族是否走運，是否出來能真正扭轉民族命運的英雄，或能真正扭轉民族命運的英雄或思想走上前台而扭轉民族命運。否則，民族的災難就是該這個民族倒霉，沒有那個上帝去補償她，也別指望上帝的公平，更別指望“天佑中華”，要扭轉中華民族命運只能靠炎黃子孫自己的努力。

中華民族的未來命運，就是取決於人口、制度、文化三大反思的深度和貫徹的程度。但筆者目前所發現的能系統反思系統拯救中華民族未來者和最前沿者，數量太少，且遠離高層，這對正處於大轉折的中華民族來說是莫大的悲哀（比如劉忠良一直思考民族國家的興衰和社會的可持續繁榮，深刻認識到了中華民族的未來大問題，但貧窮農民家庭出身，遠離高堂，又沒有權威的或有話語權的身份，因此對拯救中華民族未來是有心而無力）！

由於中國未來十年的變化，很可能決定未來中國很長時間的制度設計，由此影響鼓勵生育和重塑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推進。而現在世界的主流制度設計和社會文化思潮，又是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並不是所有的拿來就是適合中華民族的。比如中華文化有養兒防老傳統，但西方沒有，所以他們很自然的社會化養老，後來國家也很自然的跟隨社會化養老。但社會化養老給以養兒防老為重要基礎的中華文化造成巨大衝擊，嚴重影響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所以未來如果要挽救中華民族，肯定一些制度不同於主流世界或西方發達世界，這時我們的國家制度必須能保證可以讓中國設計並推行新的政策，如新式養兒防老方式，或者說將人口再生產收益內部化。而現在主流的民主制度，在未來重老齡化之下，中老年選民比重遠高於年輕人，尤其是在老人投票熱情遠比年輕人高的情況下，可能出現中老人用選票綁架民族和國家未來的困境，從而造成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無法實施，最終無法獲得民族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民主勢在必行，但未來十年的民主設計和民主進程，必須充分考慮民族和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民主進程必須朝着使人口、制度、文化三大民族國家的支柱可以長期的有活力的可持續發展。而現在，最高領導人和下一屆最高領導，並不知曉中華民族現在的最大危機和如何制度設計能使人口、制度、文化三大支柱可持續的有活力的發展，包括領導人在內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知曉如何真正全面系統的振興中華民族，這對中華民族來說是非常危險的（改變這種危險的最快方式之一是習近平為女兒習明澤選擇一個高瞻遠矚的年輕好女婿，比如劉忠良）！目前中國，最迫切的是放開思想輿論，讓全國最有智慧的人可以暢談並傳播最為先進的思想，為中國下一步的發展提供最為科學全面先進的思想指導，而不是摸石頭過河或糊裡糊塗的走下去！否則中華民族有跌入萬丈深淵的危險！

◎中華民族的兩大“千年級”問題

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列強瓜分中國之際，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並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主體的“三民主義”。筆者認為，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族、民權、民生”這三大問題仍危機重重。與此對應，中國未來面臨三大核心危機：

一、以低生育率、老齡化及其惡性循環所組成的民族人口危機，同時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轉基因泛濫也危害了民族可持續發展。超低生育率及其惡性循環是中華民族在當今和平年代所面臨的最大危機，因為這直接威脅到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和興衰繁榮。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是人類社會的兩大再生產，而人口再生產又是物質再生產持續發展的基礎，低生育率及其惡性循環必然導致中國兩大再生產雙雙失敗，超低生育率和未來的惡性循環是中華民族新千年大危機。

二、民主發展不足，導致政治經濟社會面臨一系列問題和危機。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發展上嚴重失衡，政治改革嚴重滯後，經濟改革一條腿走路必然無法健康走遠，如此下去中國遲早要陷入死胡同。現在中國一系列社會經濟政治問題，比如經濟不健康、貧富差距、住房難、物價高、尋租嚴重（腐敗）、政府受監督不足、官員不尊重老百姓、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有毒食品等問題，和中國民主發展不足密切相關。偏激一點說，沒有民主制度就沒有人民利益，因為只有人民才能最關心自己的利益，其他任何組織都不會。

三、民生壓力大，社會問題嚴重。特別是持續的貧富差距將造成社會經濟的系統性失衡，破壞社會經濟生態（甚至撕裂社會），民生、經濟、社會、政治、文化（道德）與人口的可持續發展都因此嚴重受困。權力的巨大差距（不民主）和財富的巨大差距（貧富差距）是當今中國向“錢權”看齊、功利主義、短期化、浮躁焦慮和道德敗壞的重大根源。（更多見筆者的《繼續限制生育或導致中國崩潰，鼓勵生育是中國自救的唯一選擇》一文。這三大問題是筆者繼已出版的《大國危途——民族興衰與人口政策再思考》之後所設想的下一本書《再造中國——直面三大危機》的內容，但自2009年末有這些想法以來一直沒時間沒機會寫。實際上可能寫了也沒有用，因為根據中國的“國情”和出版社的膽量及新聞局的謹慎，這樣的書寫了也不能出版，儘管非常的救國所需，但現在中國的制度和其所決定的現實國情卻“不允許公開思考中國未來的危險”，可悲！）

在“民族、民主、民生”三大危機中，“民生”是各國都有的非決定民族國家興衰的問題，民族的可持續發展和良好的民主制度才是中國的最核心問題。筆者認為，民主發展不足是中國歷史遺留下來的尚待繼續解決的舊千年問題，低生育率危機將是未來中國必須面對的新千年危機，誰能解決這兩大問題誰就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拯救者！這是歷史留給習李成為中國21世紀最偉大領導人的千載難逢大機遇！

制度改革是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人口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只有建立民主憲政，中國人民才真正完全的起來並有尊嚴的生活着（還有其他因素）。實際上，專制幾乎是中華民族的萬惡總根源，中國民族的所謂劣根性和民族文化糟粕，很多都是兩千多年封建專制制度壓迫出來的，而民主發展不足是當今中國一系列問題的制度總根源。

未來低生育率重老齡化的惡性循環將是未來中國民族、國家、民生的最大最持久最具影響力的災難和危機。若不能解決低生育率危機，中華民族將在未來20年左右開始步入衰落的軌跡，依次人口、經濟、民生等陷入衰落之中，中華民族迅速衰老弱化成一個又老又小的弱小民族，曾經地球上幾千年來最大的民族幾乎等於被地球開除了“球籍”！

◎東方文明現代危機的歷史根源

在歐洲，由於海陸交錯等地理因素，國家林立，相互競爭，未能建立大統一高度集權的專制政權，因此專制制度和專制文化的發展相對較弱，這在西方文明發源地古希臘尤為明顯。後來基督教和教權在歐洲的發展，也有助於削弱或阻止集權專制及其文化的發展。由於這樣的歷史因素，西方獲得了起始的制度優勢和文化優勢——民主或議會的文化傳統、封建集權專製發展較弱、有宗教所形成的有利於平衡心靈的文化，因此使西方率先進入近代社會，建立民主制度，並比東方文明在文化上更耐現代思潮和物質主義的衝擊。而伊斯蘭教在基督教之上，建立了比基督教更耐現代思潮和物質主義衝擊的宗教和文化，保持了相對較高的生育率。

由於地理因素，東方的中國必然走向大統一，秦始皇建立高度集權的專制政權是必然。由此，專制集權壓迫了一切，自由、輿論、思想、文化等都受到專制皇權的嚴格控制，思想文化的自由發展受到高度鉗制，社會所形成的不是專制的功利性就是專制的思想奴隸性，壓迫出了諸多所謂的中華民族劣根性和封建文化糟粕（在元、清兩朝，由於專制高壓和屠殺，中華文化遭受很大摧殘，士大夫精神隕落，奴役性文化更強）。這樣的制度與文化，使中華民族錯失近代發展的歷史機遇，並且專制制度的遺傳和專制文化的殘留使中國自由、民主、人權的發展很滯後，間接導致了目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一系列問題。

在專制壓迫下，要麼是高高在上的精明權術文化（以權術建立權力和維持政權），要麼在世俗接受壓迫形成奴性的文化（還有壓迫之下為了糊口而被迫勤勞，導致在現代社會過度競爭。相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由於其地理氣候因素，導致進化和發展慢，國家建立晚，形成散懶文化），要麼脫離世俗形成佛教、道教的出世文化（對世俗社會影響力遠不如入世的基督教、伊斯蘭教，而且不生不育降低生育率），結果中國的世俗文化高度向錢權看齊，非常功利主義（“養兒防老”其實也是一種功利主義，但有利於民族可持續發展），嚴重缺乏宗教信仰的維持力。一到現代社會，以這樣的文化為基礎的民族生育文化很快土崩瓦解，中華民族陷入超低生育率，同時也是最向金錢和權力看齊的民族，中華民族成了最不能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民族！

東亞廣闊肥沃的土地，在古代繁衍了最多的人口、智商最高的民族和最繁榮的文明，而後才有了西方文明眼中的“黃禍”。但東亞沃土相連的地理環境，同時造就了不可避免的大統一和高度集權專制，繼而埋下制度和文化的禍根，讓東亞民族尤其是中國難以獲得可持續發展。可以說，我們民族昨天的命運、今天的狀況和未來的潛在大衰落，已經在兩千多年前就種上種子了。

◎中國未來的路應該如何選擇？

新中國的成立和中國的今天，是兩千年來制度和文化的延續，未來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命運，在於我們選擇了什麼樣的制度和文化，因為我們認識的拓展已經可以讓我們選擇了。但同時，我們也面臨這樣一個問題：未來什麼樣的思想、制度、文化之路是正確的，誰能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制度、文化之路。

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嚴重貧富差距和初期工人階級生產生活條件惡劣的必然，而馬克思所認為的集體生產和按需分配，需要集中統一管理和相對平均分配，與專制集權下的文化和均貧富的文化不謀而合（中國有“不患寡而患不均”文化傳統，東歐的東正教亦主張均貧富），所以蘇聯的誕生似乎是必然，中國也似乎必然選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似乎這是東歐和東亞地理環境命中注定的——沃土大平原——既適合繁衍生息強大本族，又容易走向大統一而專制集權，權力的嚴重不平等又造成巨大貧富差距和對應的社會經濟危機，接着又要求均貧富以彌補龐大帝國的危機。

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這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歷史文化的選擇，也是地理環境在幾千年前所趨向的。而其他解釋，實際上都是由這些歷史文化和地理因素所間接引發的，比如民族資產階級因為這樣的制度文化導致發展晚而不足、“打土豪分田地”的平均主義思想和毛澤東統一中國的政治謀略也是兩千多年歷史文化的一部分。當然，所有的選擇都有歷史的機會成本，我們付出的代價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這個代價在今天還沒有停止。

什麼是機會成本？社會成本是你為做一件事而放棄的其他機會所能獲得的最高收益。假設歷史選擇A是最優，選擇B是次優，那麼歷史選擇A的歷史機會成本就是選擇B，而歷史選擇B的歷史機會成本就是選擇A，顯然歷史的最佳選擇是選擇A並獲取A減B的收益。

比如，假設不是秦始皇統一中國，而是楚始皇統一中國（假設楚國統一中國）或秦始皇嬴政的另外一個兄弟統一了中國，那歷史選擇秦始皇的機會成本就是楚始皇或秦始皇的另外一個兄弟。楚始皇或秦始皇的另外一個兄弟會“焚書坑儒”、思想控制和專制集權嗎？很可能會，但程度或方式不一樣（秦朝的專制特徵受支持最大化獨裁的 “法家” 殘暴專制思想影響很大， “儒家”的後來者如董仲舒等吸收了“法家”服務專制統治的部分思想和其他諸子百家的一些思想，即“儒法互補”，這在一定程度上敗壞了“儒家”歷史形象，但也防止了殘暴專制“法家”的復活，維護了中華文化的文明基因）。所以評價秦始皇，應該用他的功績減去歷史的機會成本，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去評判他。

1949年中國大陸選擇了共產黨的領導，那中國大陸的歷史機會成本就是選擇國民黨領導或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當然，歷史已經過去了，不允許假設，歷史的機會成本很難確定，所有已經發生的歷史成本也都成了歷史沉沒成本，現在的最佳選擇就是在已經發生的歷史沉沒成本的基礎上獲取最大收益。比如你已經建設了一艘客輪，不能把這艘客輪徹底拆散再重建為一艘貨輪，只能在這艘客輪基礎上再做選擇，否則就白費那麼多成本了。

筆者再次鄭重的重申一遍：目前中國的最佳歷史選擇方向就是在已經發生的歷史沉沒成本的基礎上獲取最大收益。所以，我既不贊成以打倒共產黨為目的的極右派，也反對不顧歷史發展方向而退回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派。

中國民主發展相對滯後，這也可以是好事，因為這讓我們在選擇民主制度之前有機會觀察到其他國家的民主實踐，讓我們有機會思考並建立更好的民主制度，通過充分吸取各國經驗教訓以獲得“後發民主優勢”。如果要獲得“後發民主優勢”，執政黨就必須一步步的主動求變，做好研究與宣傳，並充分發揮全國人民的智慧。否則，如果等到人民不能再忍受民主自由的匱乏而急促改變，那我們就無法在經受威權之後而獲得“後發民主優勢”了。

◎怎樣看待我們的過去和執政黨？

好幾年前，在大學宿舍談論政治時，曾經有人說我，經常批評共產黨各種問題的是我，不贊成打倒共產黨的也是我（流血的革命未必能有好結果，用打倒共產黨的內部折騰不如用在其他有益方面，況且錯誤是拍腦袋的領導和上層利益集團導致的，廣大黨員實際也委屈。當然，如果做做形式能警示執政者以促進其加速改革也可，但適得其反就不好了），我自相矛盾嗎？沒有。我是一個追求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務實主義者，什麼更有利於造福人民和實現民族的可持續發展，我就選擇什麼，而不是在仇恨的報復思想之下忘了同胞和民族的最大利益。

我不會忘記歷史，不會忘記毛左錯誤政策對中國的傷害。我爸爸出生於1958年，而後是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我爸爸差點死掉。我媽媽出生於“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的1963年，而比我媽媽大的兩個“舅舅”在“三年自然災害”中死去了，聽我媽媽說我姥爺也差點在那時餓死。我是農村出來的，城裡不生產糧食的沒餓死幾個，卻餓死了生產糧食的三四千萬農民。每每想到這些，我是什麼感受？

但如果我去思考民族國家的未來，我要為同胞爭取和創造最大化的幸福，我又必須忘記個人感情，以現在為起點，考慮到長遠的未來和目前可以爭取到的民族與同胞的最大利益，然後做出最務實的選擇。

如果忘記“反右傾”、“人民公社化”（導致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1989”、“強制計劃生育”等運動、折騰和黑暗，不是愚昧無知就是沒有良心。如果以此種種錯誤和當今的不民主、不人道等現象為依據而打倒共產黨，那冤枉太多，也不符合未來中國發展和中華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實際上，對絕大多數黨員幹部來說，他們也是這些運動和折騰的受害者。比如十大元帥，有幾個好結果？除了毛，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四大領導人哪個沒受“文革”折騰？到21世紀中國仍在實施的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黨員幹部帶頭要遵守，所以我們看到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基本上都只有一個孩子。我們要痛恨的，是那些拍腦袋的、專制的或拿人民利益墊背的領導和阻礙中國改革發展進步的既得利益集團，而不是把無辜的或也是受害者的廣大黨員也連坐進去。

其實，在專制制度之下，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取得最大多數人的安全。權力是魔鬼，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魔鬼。失去監督或制衡的權力，實際是在親近魔鬼遠離天使，所以追求絕對權力是權令智昏的愚昧之舉！如果沒有絕對權力，歷史也不會讓毛澤東發起“反右傾”、“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錯誤運動，他本來可以流芳百世，但絕對權力卻讓他犯下巨大過錯，導致的死亡人口超過日本侵華，自己也不能心安理得、放心閉目。古今中外，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對國民的巨大傷害，其實莫不在於專制之害——制度決定表現的好壞。

在今天的台灣，國民黨還可以繼續執政，是因為國民黨曾經犯過的錯誤屬於少數領導人，廣大黨員還是好的，所以制度變了，還能是一個為人民謀福利的黨。實際上，中國國民黨犯過的錯和殺過的人也並不少，腐敗程度曾經遠高於今天的中國共產黨，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國民黨的“劫收大員（接收大員）”甚至像土匪。僅僅1947年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府從大陸調集軍隊進行殘酷鎮壓，死者多達3萬多人（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是死1萬8000人至2萬8000人）。

但今天，在民主制度下，專制的領導人早已經走了，國民黨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能反映台灣人民利益，承認一系列歷史錯誤並真誠的道歉，不僅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原諒了國民黨，大陸同胞也多原諒了國民黨。相信在未來，中國共產黨也會如此，大陸人民也會原諒中國共產黨因民主不足而導致個別領導人的意志對人民犯下的錯誤，那時人民將遠比今天更真誠的接納中國共產黨執政中國。如果覺得共產黨這個名字承載的歷史包袱太重或讓人民引起不太好的聯想，也可以換個名字，比如叫“社會黨”、“人民黨”、“社會民主黨”或“人民社會黨”。當然，除了名字外，一些錯誤的、不合時宜的或大家其實都沒有真信的思想教條也應該換，不能被教條主義吊死。

◎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利益應該是什麼？

任何一個人或一個組織，都有其利益，不存在沒有自己利益的任何政黨。一般而言，一個政黨的最大利益是執政，從而實現自己的利益或所代表的利益。中國共產黨走到歷史的今天，有三層最大的利益：

現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大利益，是在目前民主法治很不足的情況下繼續執政，並通過威權方式而不是民主方式繼續獲取執政地位。其實，這主要是共產黨中高層和目前執政狀態下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比如中高層的權力利益和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與廣大黨員基本無關，也與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目的相違背，更是不符合廣大人民利益且是廣大人民所不滿意的。按照歷史的潮流和中國的發展趨勢，這種利益是維持不下去的，將遭到人民更多的不滿與反對，對應的中央領導會被既得利益者挾持成為民族罪人，最終中國共產黨也會被歷史潮流和人民意願強制退出歷史舞台，廣大黨員也受牽連。

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大利益，就是回歸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無論黨是否執政，人民都會尊重這樣的黨，而且這符合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目的、革命先烈浴血奮戰的願望和真正共產黨員的訴求，將現在的廣大黨員帶領到民族先鋒隊的榮譽使命！這個利益，將使黨回歸宗旨，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和光榮的歷史名譽。

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利益、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利益、中國共產黨的真正利益，就是在民主憲政的制度之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這是中國共產黨正常的最大利益。這個利益，符合黨的宗旨和建黨目的，符合人民願望、人民利益和歷史趨勢，將使黨保持生命活力且能夠合法的執政，革命先烈的血沒白流、他們的努力成果沒有失去，真正黨員的願望得以實現，廣大黨員也獲得最大的利益。唯一失去的，就是權力薰心者土皇帝般的權力、貪官貪污的沃土和既得利益者陳舊的利益，實際上這些利益與黨的利益毫無相關，只不過是權力薰心者和既得利益者綁架黨而強奪的利益（很多就是反民主法治的“特權”），是黨應該堅決反對的黨內蛀蟲——正是這些蛀蟲禍國殃民、禍害黨和政府、禍害廣大黨員的利益，將黨立於人民和歷史的對立面，給中國共產黨造成最大的危機！

追求正常最大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將是一個執行人民意願、實現人民利益、照顧到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符合可持續的未來發展方向的執政黨。只有這樣，黨才能回歸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造福同胞、造福民族、造福國家，也造福中國共產黨自己，最終實現合法的最長久的執政。追求正常的最大利益，這才是中國共產黨的真正最大利益，其他都是黨內蛀蟲、權力投機分子或蛻變者的忽悠。

真正實現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必須以黨內民主和國家民主為基礎。沒有民主的激勵制約機制，絕對權力只能帶來絕對腐敗，就不可能實現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政幹部必蛻化成偽黨員或投機分子扎堆，各種利益集團爭相損國利己、坑害國家、吸榨人民（比如部門利益、地方官員利益等，甚至榨乾利益又卷錢逃跑）——沒有約束的權力必然壓迫人民，最後黨被人民所拋棄。所以，救國救族救黨，唯有民主，否則必然走進死胡同——不主動民主就會毀國亡黨——沒有民主制約的絕對權力會一直糟蹋國家，最終人民拋棄這樣的執政黨！

在沒有實現民主憲政的情況下，實際上，目前各級政府、各個部門都在“坑”黨中央，執政黨的威望在民主不完善的制度下被各級政府、各級官員、各個部門和錯誤政策幾乎耗光了。而且有時候他們“坑”中央、“坑”人民是冠冕堂皇，找種種藉口、製造種種理論或宣傳種種思想，給他們“坑”中央“坑”人民贏得道德高地和“合法性”“坑爹”，甚至讓黨和人民被他們“坑”了還要替他們數錢或在輿論上幫他們“把關”（例如反對計劃生育的書被規定不能發對計劃生育、不能說計劃生育造成性別比失衡，要按照計生委的宣傳口徑說）。

比如相關部門和各級政府，為了獲得掌握土地的權力和尋租利益，以“保護耕地”和害怕農民失去土地造成社會問題等為思想理論基礎，讓黨和人民在糧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恐慌性繼續接受目前的土地制度。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為獲得最大賣地收入，大幅降低了住宅土地供應量和大幅提高住宅用地價格，人為的讓商品房“奇貨可居”，結果投機湧入和高房價；地方政府為最大追求GDP和財政收入，又低廉的大量供應工業用地，造成工業用地效率低下，且為一些鑽研投機者創造機會，其中還有許多強拆和一些人民群眾付出流血或生命代價；同時，為人民建設廉租房的積極性不足，經濟適用房成了腐敗產業。這樣的土地制度，造成土地供給結構不合理、房地產腐敗、高房價（間接抬高物價）、住房難、民生難、房地產泡沫綁架經濟、高房價透支消費購買力、扭曲經濟社會結構、加劇貧富差距和社會經濟危機，進而危害民族國家的未來，也危害執政黨的利益，並且黨中央要為這些部門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背黑鍋”。

◎從計劃生育看部門利益如何賣掉人民和執政黨

由於制度原因，恐怕中國中央政府是世界上為政府部門利益、地方政府利益和個別領導人錯誤“背黑鍋”最多的政府。制度不變，此類“背黑鍋”將繼續下去。因為在缺乏民主的制度下，老百姓和有良知的學者等沒有發言權，更難以把他們的想法或道理傳到中央，而掌握權力的各個部門和各級政府不僅有決策權和發言權（他們占全國人大代表的七成），還有思想言論主導權或控制權，且更容易影響中央領導的思想或想法，結果中央常常被忽悠（既導致“政策不出中南海”，也導致“民聲不進中南海”），而且還要“背黑鍋”。

其中，黨中央國務院所受的最大忽悠、最大的“上當”和“背黑鍋”是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儘管中國由於缺乏民主，個別領導在人口政策上存在拍腦袋決策行為，但沒有計劃生育部門及其專家的誤導，世界上唯一的且嚴重侵犯人權的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是很難產生的（當然，最根本的還是制度，只有在不民主的制度環境下才能誕生並實施這樣侵犯人權的極端人口政策）。

實際上，實行和堅持最嚴厲的計劃生育，如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是計生部門利益最大化的表現。這是因為：越是強制，規定的生育數量越少，國家給計生委的權力範圍和權力強度也就越大，比如罷官和撤銷公務員飯碗的生殺大權；越是強制，規定的生育數量越少，越是背離人民的生育願望（包括黨員和公務員），人民就願意付出更高的代價，這樣計生部門和計生人員就可以獲得更大的收入、撈得更多的油水。而這些權力及其現實中的表現，比如強制結紮、強制上環、強制孕檢、強制墮胎（甚至殺死活嬰兒、造成母子雙亡或導致婦女不能再生育）、強制生育處罰和侵犯新生兒親屬生命財產安全及不公平對待所謂“超生”孩子，是嚴重違反憲法和嚴重侵犯基本人權的，是與當今世界文明格格不入的！

思想決定認識，認識決定行為。對計生部門來說，利益形成的基礎是宣傳人口恐怖論、人口負擔論、人口太多論等反人口與生育的思想。因為越是宣傳人口恐怖論、人口負擔論和那些錯誤的人口思想（如人口數量與就業、房價、交通、人均GDP、人口質量、資源環境、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經濟社會發展、綜合國力等方面的錯誤觀點），中國民眾和決策者就越感到中國人口太多，需要減少。只有這樣，中國才需要計劃生育，計生部門的利益存在才有現實可能性與道德前提。所以，儘管許多宣傳十分偏離基本常識，但利益會驅使計生人員繼續這樣宣傳錯誤的人口思想。

而越是宣傳人口恐怖論、人口負擔論和那些錯誤的人口思想，計劃生育就可以更強制，規定的生育數量就可以更少，同時也與人民的生育願望更背離，這樣計生部門的權力與利益也就越大。這就是計生部門的人口思想→部門權力→部門利益的機制所在。這也是三四十年前全國實施計劃生育不久，早期計生委領導就要求實施強制計劃生育與一胎政策的最根本原因——用專家誤導中央領導，用宣傳忽悠全國人民，從而擴張部門權力與利益！但同時，這也將計生委自己騎虎難下——沿着永遠限制生育的道路上走下去——綁架了人民的利益、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命運，挖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口根基，也綁架了執政黨的未來！

由於包括中國在內的二戰後全球生育高峰，中國在1953年開始提倡節育，1962年 “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步走向有計劃的狀態。” 1964年國務院正式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以城市為重點的計劃生育工作逐步開展起來。1971年計劃生育工作在全國城鄉全面展開，1973年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20世紀70年代快速下降，從1970年的5.8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生育率僅處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高生育率壓力不復存在（按照國際標準總和生育率低於2.5為低生育率），而中國緊接着卻全面開始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背後有強大的計劃生育部門利益在作怪。

至少從1964年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開始，已經播下計劃生育部門利益的種子。1973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成立了專門工作機構，這意味着計劃生育部門利益在全國已經形成。計劃生育部門利益與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種子決定，利益的膨脹會導致計劃生育越來越嚴。因為越是強制、越是規定的生育數量越小，計生部門的權力與利益也就越大。計生部門和計生官員追求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就是計劃生育越來越嚴，最終導致一胎政策的誕生和計劃生育非人性的強制實施。

1973年7月計劃生育小組成立，而到年底國家就提出“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這豈能是巧合？恐怕只能用部門利益與個人利益最大化訴求來解釋。在1978年6月26-28日新一屆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上，新一屆的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陳慕華副總理說：“一對夫婦有幾個孩子為好？過去提‘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大家看法怎樣？……在‘晚、稀、少’問題上，我看關鍵是少，特別要在‘少’字上下工夫。”開始為“一胎化”定下基調（梁中堂，《“一胎化”產生的時代背景研究》）。

正是他們不斷的利益最大化訴求，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在他們的利益追求中開始浮現。1979年12月11-14日，全國第二次人口理論討論會在四川成都召開。據參加這次會議的梁中堂教授回憶，此次會議上有不少的人文章都是鼓吹“人口革命”，認為實行“一胎化”不僅可以削平中國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國人口史上的“革命”。而以良心說話的梁中堂教授根據自己的研究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他在發言中提出了實行“一胎化”政策可能產生的各種後果：人口老化過程由於出生率連續劇烈降低，將十分嚴重；無子女照顧的老年人太多，社會問題嚴重；經濟年齡結構特殊，社會負擔加重；人口年齡構成顯著變化，對國民經濟發展將帶來直接的影響；人口政策的反覆變化，將對社會政治生活帶來很大的影響（將全部成為現實！）。而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栗秀珍則反駁說：“問題哪裡會有那麼嚴重？”當會議結束後，梁中堂教授在返回太原的路上聽到了廣播中國務院副總理、計劃生育小組組長陳幕華的講話要點，竟然幾乎完全是在反駁梁中堂教授論文中的觀點。她總結說：“總之，對提倡‘最好生一個’的種種擔憂是沒有必要的。”（梁中堂，《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決策內幕》）

成都會議之後，“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活動迅速升級，同時計生利益集團對只生一個的政策的詮釋、宣傳也逐步形成強大的攻勢。從1980年初開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論證“一胎化”的可行性和科學性，搞得舉國上下沸沸揚揚。在這樣的氛圍下，在計劃生育小組部門利益與領導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訴求下，宋健、田雪原等原本不是人口專家的專家在這個時候也被推上了歷史的舞台。1980年2月13日新華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等人“花了不到兩個月時間”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人口控制論”方法研究出來的“百年人口預測報告”：如果按中國當時的生育水平延續下去，2000年中國人口要超過14億，205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40億！全國上下恐慌“人口大爆炸”，認為不搞一胎政策不搞強制計劃生育不行！就這樣，在“人口大爆炸”的恐慌下，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就在全國實施了，緊接着計劃生育變成了基本國策。

僅僅從“人口大爆炸”的恐慌和對中華民族未來負責來看，像許多中國人也在這種人口恐慌中認可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一樣（有一些外國人也這樣），黨中央國務院要求實施這樣的政策也包含着對民族和國家未來的負責精神。比如筆者在小時候聽大人講，如果不計劃生育，中國將人滿為患，一直貧窮落後，最後人吃人，所以我在小時候也支持一胎政策。實際上，現在許多反對計劃生育的人也曾經在人口大爆炸理論指導下支持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但問題是，這種政策是建立在錯誤理論和對人口問題的無知之上，儘管是有負責精神，但決策結果在被誤導之下是錯誤的，最終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也要為這種被忽悠出來的錯誤政策付出沉重代價！

◎強制一胎政策將使執政黨付出沉重代價

由於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等因素，中國超低生育率過早的來臨了，這將導致年輕人口迅速減少和未來超級老齡化。從經濟發展來說，人口多具有市場、科研、生產創造、降低人均成本等方面的規模效益，從而有力的推動經濟發展，而由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等所導致的超低生育率，嚴重破壞了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根基。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2025年中國25～29歲最具消費活力和創新活力的年輕人口將比2015年減少41%，中國各產業將遭遇大清洗！在民主法治發展不足的情況下，經濟增長是執政黨執政合法性的最大來源，強制計生和一胎政策等所導致的超低生育率掏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根基，無異於挖空執政黨的牆角！

人是社會活動主體，人口是經濟社會的生命載體，由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等給中國未來所帶來的嚴重性別比失衡危機（史上最大的光棍潮）、重老齡化下的社會與財政危機、經濟低迷下的就業危機、高老齡化下的民生與社會保障體系危機和主體民族漢族年輕人口急速減少帶來的國家團結穩定危機等，將嚴重損害未來社會的和諧穩定，將未來執政者和執政黨置於風口浪尖！

從政治方面來說，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將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對立起來，尤其在農村，這是人民群眾與幹部對立的最大禍根，那些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計生行為也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

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大多數時間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華民族也有再次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人口基礎，但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等所導致的超低生育率，將使中華民族陷入持續幾何級大衰落的“低生育率死亡陷阱”。計劃生育部門的行為，無異於將執政黨變成民族的千古罪人——這是執政黨為一個部門既得利益所背負的最沉重“黑鍋”（執政黨被迫為很多部門利益“背黑鍋”，但這個是最重的也是最致命的）！

從長期來看，對中國危害最大的不是“文革”等折騰國家的運動，因為這些運動頂多讓中國晚發展幾年，但只要人在，中國未來多用幾年時間就可以趕回來。比如說經濟，由於“文革”中經濟並未完全停滯，折騰之後還有經濟發展的補償效應（計劃生育的危害不會有補償效應，只會形成惡性循環而難以自拔），所以“文革”至多讓中國經濟晚發展七八年。超低生育率和重老齡化惡性循環導致人口持續的大崩潰，這才是中華民族最大的災難，因而對中國危害最大的錯誤是毀壞民族人口根基的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這也徹底毀掉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而這樣的政策，是個別領導人的拍腦袋和計劃生育部門利益共同推動起來的。後來的計劃生育部門，為了維持既得利益，又將這種政策變得更嚴厲或維持下去。

中國共產黨團結中國人民走向未來的最大理想基礎——共同理想——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經被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挖空了根基，也等於挖空了執政黨提出的共同理想。如不立即大力鼓勵生育，如果計生部門繼續維持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計生委將給中國共產黨的未來最致命的釜底抽薪，徹底毀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口基礎，讓中國共產黨再也沒有辦法帶領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了，並且讓中國共產黨背負最沉重的歷史罪名——沒有比毀掉民族未來更大的犯罪了！

◎福兮禍所伏——歷史可以“改寫”

如果沒有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按照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民族文化特性和中國民生的高壓力，中國進入超低生育率也僅僅晚十幾年時間，但還是要進入超低生育率的，只不過是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把它推前了、加重了。從這個角度來看，把未來民族大衰落僅僅歸於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也是不對的。但是，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對未來民族人口危機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執政黨“好心辦壞事”也是有重大責任的。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如果曾經實施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的中國能夠對人口問題痛定思痛，率先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政治體系戰勝低生育率的危機，確保人類福祉最大化和發展延續最大化之間有效融合的社會體系，實現制度與文化的偉大聯姻，帶領人類擺脫低生育率的困局，中國將對人類文明做出無可估量的貢獻，那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也算是因禍得福了。

歷史是可以改寫的，只要改變了未來。“文革”後接近崩潰的國家局面，催促中國成為第一個向市場經濟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由經濟社會瞎折騰轉而全心專注於經濟建設，生產力獲得了快速的發展。中國沒有像蘇聯一樣“溫水煮青蛙”式的被舊制度拖到解體，很大程度上在於人民公社、“文革”等太極端，把國家逼到不改革就死的絕路上，所以中國被“置於死地而後生”。在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之後，如果執政黨可以讓中國成為第一個成功扭轉超低生育率的國家，這將是對中華民族未來和人類文明未來的莫大拯救！

如果能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持久的繁榮昌盛，人民便可以認為黨過去的一切過失都是為民族的復興和昌盛“交學費”，但現實必須條件是現在立即改變人口政策並開始大力鼓勵生育；否則，如果是相反，民族在黨的領導下大衰落了，歷史必有審批，這個歷史評判是誰也無法改變的。歷史能否寫下黨和黨的領導人的先進與偉大，就看黨對我們民族未來最終有一個什麼樣的整體影響——興盛則偉大，衰落則罪人，歷史必是這樣書寫。改變人口政策，力挽狂瀾，扶中華大廈之將傾倒，即是在改變民族與國家的歷史，又是在書寫黨和黨的領導人的歷史。

◎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為什麼還沒有停止？

在中國超低生育率的今天，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在人權觀念越來越進入國民心中的今天，非常不合時宜的、嚴重侵犯人權的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為什麼還會繼續實施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三條：

首先，最根本的是制度，只有在不民主的制度環境下才能誕生並實施這樣侵犯人權的極端人口政策。在目前的制度下，人民對官員沒有民主制約力，官員只對上級負責，上級要政績——經濟發展。在計劃生育思想宣傳和計劃經濟思維下，人口是負擔，多生一個孩子會降低GDP增長速度，多生一個孩子會增加負擔並降低投資，進而影響政績。人口雖然是個長期非常重要的問題，但短期內不會立即觸各級官員及執政者利益，所以會一拖再拖，人民的生育權利和民族的未來卻在備受煎熬！

其次，計生委和官方教育幾十年來一直在宣傳計劃生育、人口負擔論等錯誤人口思想，已經深入國民心中，而且在中央領導的人口知識中占據統治地位。計生委為了其部門利益，一些專家為了其個人利益，仍千方百計的維持這些錯誤思想在高層的統治地位，繼續忽悠中央領導，用思想綁架高層，並讓黨中央、國務院繼續為其部門利益“背黑鍋”。

第三，計生委利用中國的宣傳管制，抑制新人口思想的誕生和傳播，比如拿“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當“令箭”抑制新聞媒體和圖書出版傳播新人口思想，從而繼續控制國民和高層的人口思想。其實，計生委所宣傳的人口理論非常經不起推敲，而且許多理論荒謬之極。如果有新聞媒體和圖書出版自由，這些理論早已被批駁的體無完膚，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也根本不會堅持到今天！如果有新聞自由，那些嚴重侵犯人權的計劃生育行為早已被千夫所指，也不會在21世紀的今天繼續有很多這樣的計生惡行。

◎放下面子，真誠才能贏得尊重

媒體、出版自由，是社會最好的陽光、最好的淨化劑和最犀利的眼睛，是以最低的成本為社會滅菌、為人民爭利、為民族國家未來看清前方道路，是政府和執政黨淨化自我、維持生命力最廉價的方式。香港在港督統治時代，雖然沒有當地的民主選舉，但有英國民主憲政保障下的法治、人權和媒體自由，法治保障按照程序辦事而不是按照長官個人意志辦事，人權保障老百姓基本權利從而實現最大的人道，媒體自由以強大的輿論監督力保障法治、人權等在沒有選票的情況下仍舊可以良好運轉，所以香港仍是高效的。

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可以堅持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計生委利用中國人愛面子（領導也是中國人，所以也愛面子）和執政黨“偉大、光榮、正確”的宣傳傳統，因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也 “毫無疑問”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從而使“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變成為計生部門利益服務的“尚方寶劍”，就連國家領導人也不得不屈服這把“尚方寶劍”，時常說“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從而無意中給計生委“撐腰”，也就是被計生委“利用”，繼而再給計生委“背黑鍋”。

其實，新聞出版管制和“偉大、光榮、正確”的宣傳，這不是為中國共產黨謀利益，而是為侵蝕共產黨的蛀蟲——既得利益集團謀利，只有他們見不得陽光，才需要新聞出版管制和“偉大、光榮、正確”的宣傳維護自身利益，而這跟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完全相違背的，也是絕大多數黨員反感和不滿的，更是許多國民強烈反對的。這樣的做法，絕大多數宣傳者和接受者都知道或都認為所宣傳的是假的，騙人騙己，只會讓更多的人不再信任黨和政府，也讓執政黨更加脫離人民，進而危害執政黨的根基。

相反，如果取消新聞出版管制和停止很少有人信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宣傳，人民則認為執政黨是誠實的、有氣度的、真心為國家好的，人民會更接受這樣的執政黨，也更尊重真誠的執政黨，這樣才能贏得民心和長久的執政。只有真誠，人民才能更相信黨和政府，執政黨的宣傳部門工作也更好做，不用老是擔心“紙包不住火”、忙於滅火和違心做事。放開手，輕鬆又坦蕩，讓新聞媒體和愛國者自由的為社會、為國家、為執政黨殺蟲滅菌，何樂而不為呢？

一個政黨的合法性無非是程序合法和實質合法，即程序上是人民選擇的，結果是利於人民的，這些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人民不斷選擇和執政黨持續為人民服務的。過去的已經成為無法改變的歷史，一個政黨執政的合法性在於現在和未來。現在不是封建時代，合法性不在於誰打江山，也不在於誰是創始人，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與歷史基本無關、與毛澤東基本無關、與過去貢獻和錯誤基本無關，而是與現在是否比其他政黨更能代表和執行人民利益及歷史發展方向有關。地球上從來沒有“偉大、光榮、正確”的政黨，唯一的真理就是真誠的為了人民而“放下”——放下歷史和心裡包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真正能幫助它看清前方道路和危險的是思想，真理和智慧才是“火眼金睛”。新聞出版管制，猶如蒙蔽民族和國家眼睛——囚禁智慧的思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最大的危險是正確思想受阻而謬論橫行，讓社會、民族、國家看不清道路而亂撞，看不清危險而亂走，甚至跌入萬丈懸崖！

目前正處於大轉折時期的中華民族和中國，猶如馬車進入多條岔口的拐彎道，最大的危險蒙蔽思想的眼睛，從而導致誤入歧途或車毀人亡！所以，放開新聞出版管制，少點干涉，讓智慧的大腦自由的探尋前方的道路，讓正確的思想自由傳播，讓民族和國家擁有智慧的選擇，就是拯救民族和國家的未來！放開新聞出版管制迫在眉睫，不要再封閉13億人的智慧、眼睛和嘴巴當笨蛋、瞎子、啞巴了！否則就會繼續讓五千年歷史的堂堂大中華民族在世界上、在歷史上鬧笑話，甚至是民族自宮、自毀未來！

放下歷史包袱，放下所謂 “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面子（實際上筆者的新著《大國危途——民族興衰與人口政策再思考》已經將計生委的所作所為與“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相分離了，並指出鼓勵生育也是遵守“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以對人民負責、對民族國家未來負責的態度，立即把自主生育權還給人民，儘快開始鼓勵生育，這才是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歷史顏面。

否則，現在維護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面子，但繼續剝奪人民自主生育權則失去民心，讓所有關心民族低生育率的人對執政黨失望，最終歷史也會埋怨當今領導人對民族和國家未來不負責任——在超低生育率持續十幾年的情況下竟然還在繼續實施侵犯人權的世界絕無僅有的自毀民族未來的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

◎歷史呼喚中華民族新時代的偉人

民族的損失呼喚她族人中的英雄來拯救她，時代的轉變需要有人將此立為豐功偉業——時勢造英雄，民族的危難呼喚偉人的誕生。中華民族走到今天，必然有大改變，大改變需要大人物，這是歷史留給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央領導的民族使命。完成歷史的使命，可成民族偉人；置使命於不顧，將成為歷史罪人。

當年清政府頑固不化，死守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阻礙中國發展進步，所以有孫中山等革命先烈打碎封建專制的舊國家機器；可惜孫中山早逝，未能建立起民主統一的憲政中國，導致蔣介石可以搞一黨專制，繼而政府腐敗和權力壓迫，導致失去民心，所以有毛澤東打敗蔣介石；但毛澤東亦未能建立起堅實有效的民主制度，由此產生一系列的錯誤運動和不良國家政策，並留下許多無形的條條框框，給國家的發展帶來災難或困難，所以有鄧小平改革開放；可鄧小平亦未及時建立起堅實有效的民主制度，政治改革的滯後和強制計劃生育與一胎政策等造成中國當今一系列問題及未來民族、國家與民生的大危機。

制度問題是過去中華民族遺留下來的尚待繼續解決的千年問題，低生育率危機將是未來中華民族必須面對的新千年危機——未來低生育率重老齡化的惡性循環將是未來民族、國家、民生的最大最持久最具影響力的災難和危機。所以，無論是中華民族過去歷史吶喊的遺聲，還是中華民族歷史在時代新的呼喚，中華民族都需要新的歷史偉人，21世紀的中國必須出現救族救國救民的新偉人，以擔負起“鼓勵生育拯救民族復興危機”和“夯實民主挽救國家發展危機”的歷史重任！

在習近平、李克強領導中國的十年中，恰逢兩大民族問題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候，民主憲政必須有一定發展，人口政策必須180度大轉彎，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央領導要麼力挽狂瀾開啟拯救中華民族未來命運的歷史使命，要麼默默無聞成為民族歷史罪人、黨和國家的歷史罪人，已經沒有第三條路可以選擇！

面對當今中國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和民族國家危機，中國只有實現“民族人口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政治制度可持續發展、思想文化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才能有中華民族持久的繁榮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實現“五大可持續發展”，確保“人口、制度、文化”三大民族和國家的支柱屹立不倒，中國需要做到以下三個方面方可自救：

一、建立以人為本、以人民生活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的社會經濟發展體系，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和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贏得經濟社會持久的繁榮與活力。人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主體，人是一切發展的載體，只有以人為本，才可能有健康的可持續發展（所以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

二、建立以鼓勵生育、促進人口再生產和重振中華文化尤其是中華生育文化為中心的民族人口和民族文化發展體系。創造人，再以有生命力的文化武裝其精神內核，這是一個民族發展強大的根本。

三、有步驟的加快民主政治進程，壯大公民社會，提高公民社會素養，建立一個富有生命活力的、能有效使用全民智慧和全民能動性的政治社會發展體系。先進國家制度與一流公民的結合，這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內在保障，也是其發達的表現。

筆者曾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論證，由於存在市場和政府的雙失靈現象，人類一些困局很難走出，比如低生育率重老齡化惡性循環，需要提前預備一些特殊的制度和特殊的政策，比如將養老金支付和養孩子掛鈎、設立“中華振興委員會”來應對超低生育率危機。“中華民族振興委員會”專職保證和促進人民長期利益、國家整體利益和民族長遠利益，以人口、思想、制度、文化等決定民族與國家命運的長期因素和核心因素為關注方向，以促進社會全面發展、國家持久進步和民族興旺發達為根本目的。由它作為政府的道德領袖和評判者，由全國人民、全國人大代表和全世界中華兒女選聘，獨立行使權力，有超越人大、政府和執政黨的最高監督與批評建議權，從而彌補政治的短期性。

唯有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以實現民族與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中華民族持久的活力和繁榮。誰能做好這些，誰將是中國21世紀的偉人和偉人的終結，誰就是中華民族的大英雄和英雄的終結終極——時勢造英雄，建好此可持續發展體系，永盛中華，中華民族將不再有出大英雄的時勢；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英雄是民族不幸的補償，建好此體系，中華民族從此以後不再需要大英雄來拯救她；若此體系建不好，中華民族將在未來15年或20年左右正式完全步入大衰落的軌跡，依次人口、經濟、民生等陷入大衰局，中華民族迅速衰老弱化成一個又老又小的小弱民族，從此地球上不再有中國偉人和中華英雄，因為到那時中華民族就微不足道了，曾經地球上一直最大的民族幾乎等於被地球開除了“球籍”。

中國已經到了一個轉折口，中國需要新的偉人帶領她走向正確的方向。中華民族已經到了大衰落的前夜，中華民族需要新的英雄帶她走出衰落的泥潭。歷史，呼喚偉人的誕生；民族，需要英雄來拯救；中華，需要力挽狂瀾的強人！（註：強人，在此指有眼光、有智慧、有魄力、能挽救大局、力挽狂瀾之人或一些人，非指強硬的外在形式，而是善力之強、偉大之強；未必特指一個人，也可以是一個領導集體或整個執政黨）

縱觀世界各國民主憲政國家的政黨格局，基本分三種：“兩黨鼎力、一黨獨大、多黨紛爭”。在這三種政黨模式中，“多黨紛爭”最扯皮最沒有效率也最弱，更難以力挽狂瀾，所以這不能是處於大轉折時期中華民族的選擇。從美國、英國等國家來看，“兩黨鼎力”比較穩定有效率，扯皮比“多黨紛爭”少一些，但對目前對中國來說不現實。從新加坡來看，“一黨獨大”似乎更比較穩定有效率，似乎也更適合目前的中國，但需注意這種政黨格局缺乏競爭的有效激勵機制和充分的糾錯能力。

中國共產黨有8000多萬黨員，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也是執行力比較強的政黨。一個國家有強大的政黨，更容易集中國家的力量，這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壞事——做好事時更有力量，執行錯誤政策時也更有破壞力。一個政黨對民族和國家的絕大部分錯誤，基本上是缺乏國家民主和黨內民主及輿論監督等引起的。在民主憲政之下，大錯誤很難有，執政黨強大更傾向於是好事，所以在中國走向民主和拯救民族新千年危機的過程中，保持強大的中國共產黨是好事，可以備“力挽狂瀾拯救中華”之需。

如果在強有力的執政黨之上，再通過更民主有效的國家制度和政黨制度選出有長遠眼光、有智慧、有魄力、有使命感和責任感之人，智慧和能力更加集中有力，同時民主也更富有效率。所以，中國的制度只有稍加改造，就會從缺乏長期生命活力的國家制度之一變成最富有長期生命活力和競爭力的國家制度之一。

◎天降大任——明澤嫁忠良振興中華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伐其身行，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筆者姓“劉”名“忠良”，河南鹿邑人，生於1987年。受中國近代百年屈辱歷史影響，立志國家富強；縱觀中華民族興衰繁榮的曲折命運，立志振興中華；生於農村感受到下層人民的艱辛，立志造福同胞。由此，吾把“國家富強、民族興旺、人民幸福”作為人生奮鬥目標，以“肩負祖國的未來，托起民族的希望，承載人民的期待”為人生使命，以“創造先進思想，培育先進制度，塑造先進文化”為實現理想的三大基本任務。又因先進制度與文化需要先進思想作指導，看到民族和國家未來的危險需要智慧之眼“撥雲見日”，所以吾把“創造先進思想”為人生第一要務，以為民族和國家未來“居安思危”為當務之急。

人口、制度、文化是民族與國家的三大支柱，人口是民族與國家的生命載體、力量之源，制度和文化培育並釋放着這個力量之源，三者共同決定民族與國家的興衰命運。實現中華民族持久的繁榮，人口是根基，制度和文化是保障，思想是指導。這總需要一批又一批人去“創建先進思想，培育先進制度，塑造先進文化”，以實現民族與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和持久的活力。而吾劉忠良是其一，願更多“忠良”護佑中華。

吾以“承天命佑中華，降（jiàng）中國佑同胞”為己天命，生於農村貧民之家，掙扎於拯救中華之大任中，時常感“無力回天、欲哭無淚”。拯救中華迫在眉睫，已經不能等待一個年輕人一步一步的去奮鬥，否則幾十年後再去拯救中華早已晚了，只能“功成不必在我”，驚醒當今中國之領導人，輔助新偉人力挽狂瀾拯救中華。若做到此，要麼成為領導人的助手、智囊，要麼娶“公主”為妻，而後者即助現在興中華之力，又可儲備未來興中華之能量。可喜可幸，目前中國高層領導人多女兒，可多收興我中華好男兒。

吾觀吾之名，再觀“明澤”之名，乃有天意。忠良的使命是“承天命佑中華”，明澤的使命是寄託爺爺奶奶和父母的期望“光明” 社會、“惠澤”同胞。如果說“劉忠良”是“國之忠良”，“習明澤”是“明澤中華”，那“忠良”與“明澤”結合便是“國之忠良明澤中華”——此乃天意！上天於我中華民族大轉折時降“忠良”“明”光“澤”被中華！

吾對婚姻有兩條標準，一是要幸福，二是實現自我。一個人的幸福，除了自身的品質，就是另一半的品質，忠良有這樣的品質，明澤更有這樣的品質，所以忠良明澤結合在上蒼面前乃門當戶對。成此佳緣，一是實現各自之幸福，二是實現各自之使命，所以“忠良”的最佳選擇是“明澤”，“明澤”的最佳選擇是“忠良”，二者合一乃天佑我中華也！不能結此良緣或中華民族將承受巨大損失！

吾寫此文非為高攀，能寫此文者思想已經比較高了，所以在上蒼面前吾若能娶明澤為妻並非高攀，乃是平齊。吾寫此文的第三個目的是找未來的好妻子，因為我答應媽媽找女朋友的時間承諾快到了，我也不小了，不能再讓媽媽為我找媳婦發愁了，明澤乃上天為我留，不能不爭；第二個目的，是我對民族和國家未來的急切憂慮，希望中央領導看到我們民族所面臨的千年問題和千年危機，最好能成為中央智囊的一部分；最大的目的，既最大化的利於現在我拯救民族之大志，又最大化的利於我可持續性的拯救民族的未來，唯獨娶明澤為妻可一舉兩得——與賢妻賢父為我中華共同奮鬥一生！

若習大大、彭媽媽願意將女兒明澤許配給忠良，既是為令愛擇良婿，又是利國利民、大公大義之舉。忠良娶明澤，給其幸福一生，以不至於明澤和國之權力進非賢良之手，亦乃利國利民、大公大義之舉。唯獨賢良娶公主，公主嫁賢良，此乃國之幸也。

◎中國怎麼辦？——全力以赴謀改變

在中國和中華民族大轉折的今天，力挽狂瀾改變民族和國家的命運，需要歷史的強人和時代的新偉人。中國的新偉人需要：愛、使命、智慧、真誠和勇氣。

只有對同胞的博愛，才能有為人民利益而打破強大既得利益的願望和勇氣。只有對民族對國家的強烈使命感，才能有改變民族和國家命運的無限力量。只有智慧的思想，才能看清問題的本質和民族國家未來的根本大危機，並找出正確的道路。只有真誠的對待人民，人民才能真誠的擁護，他才能擁有領袖的號召力。只有他具備力挽狂瀾的勇氣，才能完成他的歷史使命，成為挽救中華民族命運的新偉人。

時勢造英雄，仁智造偉人。觀當今之中國，大轉折需要英雄，改變民族命運更需偉人。我相信黨中央國務院的首腦習近平、李克強懷有民族大義，改變中國命運也自有他們的想法，但需要更多的智慧讓他們看清國家問題的本質和民族未來的大危機並找到相應的道路，所以需要更多胸懷天下的民族脊梁民族智者來輔佐他們，劉忠良願是其一，希望更多“忠良”湧現。

打敗既得利益和錯誤思想的桎梏，首先掌控黨政軍大權，控制並威懾住暴力系統和官僚系統，抓住改革的上部指揮權；其次，依照憲法放開人民監督、保障人權和言論出版媒體自由，讓人民形成強大的社會推動力量，讓13億中國人的智慧一起走出囚籠並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再次，從基層民主和代表直選及差額選舉開始，逐步實現黨內民主和國家民主。

從改革由易到難、先預備後實施和穩中求進的原則來看，前期主要做好如下六個方面：

1、逐步儘可能的放開言論媒體出版管制，讓人民獲得發聲的自由，讓社會照滿自由言論的陽光，讓13億人的智慧照亮前方的道路；用媒體的力量反饋社會問題、監督黨和政府，從而淨化社會、淨化黨和政府，為改革打開民智基礎和社會氛圍。

2、放開社會團體成立和發展限制，讓每一個改變社會願望的人都能夠組織起來去建設我們的社會，讓社會獲得自我管理、自我發展和自我提供服務的能力，減少對政府的依賴，增強社會自主能力。

3、放開各種沒有必要的經濟限制和審批，減少政府干預經濟，減少行政製造的壟斷，減少行政阻礙和權力尋租，砍掉政府的利益之手伸向人民，讓各種資源、各方力量自由的創造財富創造幸福。幾乎政府每一項管理、審批，都像一個收費站，人民每通過這樣一個關口，不僅浪費時間和精力，而且要被“雁過拔毛”、增加成本。現在是政府該負責的沒有負責好，倒是可以撈錢獲利的紛紛爭搶。放開這些，讓人民負擔輕一些、致富容易一些，經濟更有健康活力一些，人民的滿意就多一些，改革的穩定性就高一些。

4、嚴格執行憲法，管理好官員和政府權力，還給人民應有的權利，禁止國家暴力侵犯人權和公民財產安全，清理各種錯誤政策和法律法規，依法依德依正義治國，讓人民看到法治清明、社會公正。比如強制計劃生育政策，這些侵犯人權的不正義法律應當直接廢除，人民立即就少了這套枷鎖，很容易贏得民意。

5、壓縮政府規模，砍掉多餘部門和職能，降低政府損耗和行政開支，增加基本福利有效供給，比如教育投入、醫療體制、廉租房等，降低民生壓力，提高人民福利和滿意度。

6、初步實現黨內民主和國家民主。村鎮黨委直選，黨代表全部直選，縣以上黨委由黨代表選舉並逐步差額選舉。村鎮縣政府直選，人大代表全部直選，省市和中央政府由人大代表選舉並逐步差額選舉。比如縣長，在民主改革前期，可以由執政黨代表大會選出3人以上的候選人，然後由全縣人民直選，既讓人民獲得了制約政府官員的能力，也淨化了執政黨的執政。對於這樣的主意，也許有人罵我維持一黨專政，但這總比沒有直選沒有差額選舉好吧？只有對人民和執政黨都有利，執政黨和人民都可以接受，這樣才能穩步推進改革。

現在改革的最大敵人是既得利益集團，最害怕改革的是貪官，而害怕改革的貪官組成了最龐大而頑固的既得利益集團。所以，這需要人民和貪官的妥協：凡是支持或不阻礙改革的，只要不再犯或不太明顯，可以不予追究，或主動交出一部分貪污所得可以赦免；但反對改革、阻礙改革的，一律審查或送進監獄，即使跑到國外也要抓回來。這樣，人民獲得了改革之利，貪官少了改革後的後顧之憂，都獲利了。相反，如果一味追究腐敗，貪官既得利益集團會更加頑固的阻礙改革，最後魚死網破誰也不得好。而貪官們也不要忘了，歷史上人民每一次忍無可忍的推翻腐敗的統治者，總是要殺貪官，所以貪官為了自己性命和民族大義，還是支持改革為上。

同樣，對犯過錯或有污點的黨政幹部，只要他支持改革或不反對，也可以不予追究。相反，為了維持掩蓋過錯或污點而阻礙改革，是再次對人民犯罪，必須追究。其實，人民可以不在乎你過去做了什麼，人民最在乎的是你現在和未來做什麼。只要現在開始做好人，自己心安理得，人民也會接受你、尊重你，甚至歷史也會給你留下精彩一筆。這對一個組織一個政黨來說也是一樣的。

我知道，說了這些真話，可能左右都罵你，甚至得罪既得利益、遭人恨；站在真理的最中間，左右都可能說你走偏了，甚至要“強制”把你“拉回來”；追求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最大化，可能有人說你功利主義或其他，甚至遭到某些人的唾罵。對不起，我深深愛着我的同胞、我的祖國、我的民族，因此我不會對人民說瞎話拍馬屁，也不會為了左右逢源而忘了真理。左右都可以說我偏了或錯誤，但無論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只要他真心想的是同胞和祖國的利益，真的為中華民族未來着想，站在客觀公平最中間和最務實造福同胞、造福民族和國家未來的我——劉忠良——應該是所有愛同胞者、愛國者、愛世界者最值得信任和支持的人之一。謹記：根據人民的利益和機會成本（或擴展至更多），然後理性計算出你支持什麼樣的觀點和相應的人，切莫趕走好人——趕走好人不會有好結果，那是相當於是犯罪！

在一般國家，所謂左派，就是偏重公平，主張政府多管一些促進公平；所謂右派，就是偏重效率，主張政府小一些，市場多管一些。如果你偏左，建議你閱讀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的《中國人的焦慮從哪裡來》。如果你偏右，建議你閱讀美國作家約翰·格拉夫（John de Graaf）和經濟學家戴維·巴特克（David K.Batker）的《經濟到底為了什麼》。如果你要看左右偏執對中華民族血的教訓，建議你閱讀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教授和金融學博士楊忠恕的《中國是部金融史》。如果你不了解中華民族致命的超低生育率危機，請閱讀筆者的《大國危途——民族興衰與人口政策再思考》或中國大陸的另外兩本反思人口與計劃生育問題的著作。

我所追求的，不是“功”（功勞），不是“名”（名譽），也不是“利”（利益），更不是“權”（權力），而是等我老的時候可以放心的閉目——我的民族、我的同胞不再有讓我大的擔心了——做到這些，此生足矣，其他非吾所求，或僅是實現吾心願之方式。吾作此文，示民族之千年危機，表匡扶華夏之志，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盡最大能量興我中華，望能安吾悲憫之心！（字數：3萬）

作者：劉忠良

一個月業餘思考籌劃完稿於2013年4月27日

聯繫作者：微博“@劉忠良”，電子郵件cnlonglzl@126.com，QQ：997570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