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軼君曾經是全球唯一駐加沙的戰地女記者，26歲只身前往加沙，一待就是兩年。
她近距離採訪過哈馬斯創始人和精神領袖亞辛。去之前， 一個女大學生跟她說：“亞辛是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侵略的象徵，我崇拜他，我願意為他獻身。”
周軼君真正見到亞辛，那是一個蒼老的男人，坐在輪椅上，四肢癱瘓，腳已經萎縮，藏在白色的袍子下面，右手的手腕上戴着一款“有點可笑”的方形大手錶。長期的牢獄生活損壞了他的聽力和視力，嗓音又尖又細，像刀片劃在玻璃上，一米開外就聽不清了。
兩年見證了無數死亡和暴力，周軼君回到中國，把她的經歷記錄了下來。
對她來說，女性可以關心所有的事兒。關心人性，關心宇宙，關心科技進步，也關心審美。“女性主義對我來說不是理論，而是一種實踐。”
一、北京
小時候周軼君數學經常考砸。她在房間聽到一陣推自行車的聲音，就知道媽媽回家了，免不了挨一頓揍。嚴重時，媽媽會把全家人都支出去，門鎖上，拿出尺子，叫周軼君趴下來，把尺子打到斷。
但周軼君文科好，從小學一年級開始都是語文課代表。中學她迷上了葛優的《編輯部的故事》，想長大也做一個編輯。學校有小記者活動，她都踴躍地報名。
她愛讀王朔，買的王朔小說在班上傳閱，都翻爛了才回到自己手上。等到大學報志願時，她只有一個念頭：去北京。一般上海父母都不希望孩子離開上海，但周軼君的媽媽同意了，父母不在身邊的獨立生活對孩子才是鍛煉。她高考作文分數特別高，但趕上那年上海自主招生，想把好生源留在本地，清華北大放到第三批錄取。這些好學校不樂意，乾脆把在上海的招生名額全部撤走了。周軼君急了，寫信到北大招生辦，招生辦回信，看你成績不錯，但我們今年在上海真的沒有名額。就這樣，她到北二外學了外語。志願里一共有8個語種，法語、德語、日語，她偏偏學了阿拉伯語。“我就做了一個簡單的判斷，這種語言很罕見，學的人肯定少。學的人少，說不定就有用。”在大學，周軼君愛上了何勇、張楚。一次他們來隔壁廣院搞演出，碰巧周軼君媽媽來北京看她。周軼君不願錯過表演，叫同學去幫忙接媽媽，把媽媽氣得夠嗆。畢業後她憑藉小語種專業去了新華社，主動爭取去巴勒斯坦加沙常駐。一開始社裡拒絕，她給上面寫了封信：長期的外派任務，女性的耐力會比男性的爆發力更重要。一開始媽媽以為中東地區那邊有很大的分社，周軼君可以跟同事們一起，後來才知道只有她一個人常駐加沙。她雖然擔心，但還是支持女兒去。前往機場的路上，耶路撒冷一個大學發生爆炸，媽媽聽到了這個新聞，一下子受不了，不知道該不該讓女兒出發了。周軼君到了那邊，一周給家裡一次電話，如果耶路撒冷出事，她就說她在加沙，如果加沙出事，她就說她在耶路撒冷。但媽媽總是可以從發電的報頭，知道女兒真正在哪裡。送走前任記者獨自上崗的第一個晚上，附近一家電廠發生機械事故。周軼君誤以為是空襲降臨，捲縮在原地二十分鐘，直到燈重新亮起。5歲的阿曼·法利斯，是周軼君在巴勒斯坦加沙看到的第一具屍體。醫生掀開了白色裹屍布，露出孩子血跡斑斑的上半身。身子瘦小，顯得放屍體的冰櫃太大。孩子的眼睛沒有完全閉合，剩下兩個灰白色的空洞。
▲ 圖源：《中東死生門》
從太平間出來，周軼君聽到一個記者抱怨：“沒什麼新東西。”法利斯是在家門口中彈的。巴勒斯坦官員說，以色列無故開火。以色列官員說，有人向以色列坦克開槍，以色列還擊，不知打中了小孩。周軼君跟隨着遊行葬禮的隊伍，人群包圍着擔架上的法利斯，高喊“真主偉大”“血債血償”。她擠在中間，被大喇叭震得五臟六腑快裂開，直想哭。路過法利斯家門口時，遊行的隊伍慢下來，將屍體抬入屋內。周軼君看到母親流着淚吻別兒子，再抬眼，這間十平米、幾乎沒有任何裝修的房子，顯得格外沉寂。鄰居擠到門前，爭相和記者們描述法利斯被殺害的過程。幾分鐘後，屍體被抬出屋子，繼續遊行，仿佛他不屬於這個家，而是一個公共財產。五六桿槍同時衝破天穹，周軼君腦袋一縮，她從沒有這麼近距離聽過槍聲。“中國女人害怕了！”邊上的小孩子嘲笑她，做了個鬼臉，蹲馬步，模仿開槍的姿勢。周軼君想，“同伴的葬禮對他們來說，好像是一場趕集。”另一個小孩一手扛着槍，一手抱着一枚鐵皮做的導彈模型，大步流星，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
▲ 圖源：《中東死生門》
周軼君從加沙到以色列，中間要經過一個埃雷茲檢查站。加沙失業率高達75%。很多巴勒斯坦人會通過檢查站到附近的以色列工業園打工，做塑料製品加工，或者鋼鐵。時薪5謝克爾，每天可以賺50謝克爾。如果能幹滿一整個月，會有1500謝克爾，但一周里有三四天會因為“安全原因”停工。為了養活孩子，巴勒斯坦工人2點就要起床，陸陸續續趕去檢查站。他們通常在加沙花1謝克爾買份三明治早餐，因為到了工業園價格就會漲5倍。到了檢查站，他們要經過一道道嚴格的安檢程序，上衣撩到胸部，褲子脫到膝蓋，只能穿露腳趾的涼鞋，冬天外套也不能穿，因為以色列人擔心他們在身上藏炸彈。檢查站的通道兩側沒有光，工人們像牲口一樣擁擠着，有時會因為擁堵而窒息。天黑了他們要回到巴勒斯坦這邊。但為了多賺錢，他們能多干一小時就多干一小時，然後踩着時間點奔跑着回來。回來這頭，哈馬斯稱：“給以色列人打工就是背叛巴勒斯坦。”哈馬斯曾經向工業園發射火箭，不止一次落在工人隊伍里。有一個工人對周軼君說，他不在乎什麼別的，他只想養活自己的孩子。
它坐落在以色列一號公路旁。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這裡和平共處，有幾十戶人家。這間小學有200多名學生，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各一半。周軼君在走廊上看畫片，一側牆上是隔離牆和鐵絲網背後哭泣的巴勒斯坦婦女，另一側牆上是以色列國徽。校長給她介紹，學校分班教宗教課，阿猶節日都放假，會組織大家聚餐、玩樂，拉近彼此的距離。“我們毫不避諱地談論戰爭，但更向學生們強調人們為戰爭付出的代價。”校長說。“我注意到村里只有小學，孩子們要到其他地方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猶太學生將來還要參軍，您認為社會最終會改變他們阿猶共處的理念嗎？”“你說的是事實，但是我相信童年時接受的教育會對一個人產生重大影響。對於這裡的猶太學生來說，無論將來如何，他已經對阿拉伯人有所了解。”這裡的阿拉伯女孩，不像周軼君之間在加沙看到的那樣絲巾包頭，在一件長褲外面罩着一條裙子，而是穿着合身的T恤、牛仔褲，甚至還燙了頭髮。課間休息時，周軼君看到一個紅色筆袋上用黑色筆畫了三顆“大衛星”，她問筆袋的主人這是什麼意思？“我媽媽是猶太人，我爸爸是阿拉伯人。我不恨猶太人，她們恨！”另一個女孩說。“有，這個，這個，還要那個......都是猶太人。”筆袋的主人說。“不，他們都是我的朋友，但除他們以外的猶太人，我都恨！”
▲ 圖源：《中東死生門》
第二天，周軼君到以色列聖經博物館，參加“亞伯拉罕和伊伯拉罕”活動。在《聖經舊約》和《古蘭經》中，亞伯拉罕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亞伯拉罕和髮妻生了小兒子，是猶太人。和婢女生的大兒子，是阿拉伯人。有個活動已經舉辦了6年。學生參加填字遊戲，需要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組詞，異族孩子搭檔才能完成挑戰。一個家長曾經在“和平綠洲”工作了2年，周軼君問她為何辭職。“和那些阿拉伯同事相處越久，我就越相信我們無法共處。”“可你沒有放棄，你繼續參加這樣的活動......”“是的，我認為短期、低層面上的接觸應該維持，但最好不要交往太深，否則容易失望......我們並不幼稚，我們知道這種接觸對中東和平進程起不到任何作用，真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個人關係根本無法改變現狀，只有政治解決才能奏效。”周軼君的旅程從民間來到官方，在採訪亞辛之前，周軼君對哈馬斯進行了詳細的了解。哈馬斯與以色列的關係並不簡單，它在成立之初，曾被以色列暗中支持。周軼君的頭巾戴得不正規，一截頭髮露在外面，但亞辛什麼也沒說。周軼君向亞辛提出疑問，為什麼要自殺襲擊，那會招來以色列更兇猛的軍事反擊。
“我們巴勒斯坦人沒有F-16戰鬥機，沒有阿帕奇武裝直升機，只能用有限的、簡單的手段自衛......不應該要求我們停止自衛，而是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
她追問：“炸死幾百個以色列人並沒有毀滅以色列，還是有人乘坐公交車，去餐廳，但越來越多巴勒斯坦人死於軍事報復行動。”
“殺死多少個以色列人不是關鍵，關鍵是在以色列人中間製造同等的恐怖。”“襲擊以色列平民是解脫巴勒斯坦人苦難唯一的途徑嗎？”“如果全世界幫助巴勒斯坦人恢復自己應有的權利，我們可以停止一切自殺襲擊。”正如亞辛所說，哈馬斯沒有強迫人們做“人彈”，他們是自願去的。有一個叫作哈娜迪的巴勒斯坦女孩，弟弟和未婚夫都死於以色列軍人的手下。那只是一個尋常的午後，幾個親人坐在門口喝茶，幾個以色列槍手突然出現，掃射平民，並把她弟弟和未婚夫的屍體拖走，在眉心、喉嚨和心臟各開了一槍，確保他們真正死去。憤怒的哈娜迪決定做一個“人肉炸彈”。在巴勒斯坦，做人彈的大多是男人。女人彈能更容易穿越檢查站。爆炸成功後，家人在電視上看到，流下了眼淚。他們震驚之餘感到高興，母親說：“感謝真主！”父親說：“感謝真主讓她成功！”她的屍體還在以色列那邊。家人們覺得以色列會故意在幾年後才交還屍體，讓他們的悲傷再來一次。如果其他三個女兒也要做人彈，他們也支持，因為“烈士不會死，只會進天堂”。周軼君從家人那邊了解到，哈娜迪很愛美，總是買市面上最新款式的衣服，給家裡買漂亮的繡花靠枕，她很有學識，個性剛強，喜歡辯論，“男人們都辯不過她。”這時的周軼君28歲，和哈娜迪的年齡一樣。她接過哈娜迪母親遞過來的糖，“這是烈士的糖，一定要吃。” 回國之後，周軼君結婚，也做了母親，她說，比起拉不拉得好琴，更重要的是孩子知道，這件事情是他們選的，由他們決定走到哪裡。2023年，巴以衝突再次爆發。一個加沙醫院遭襲20小時，幾百人死去，孩子們卻還在醫院做遊戲。周軼君說：“這所醫院我進去過好多次，看見過孩子們的離去，大人們的葬禮。”周軼君當學生時，看過很多越戰報道，那些圖片和文字改變了戰爭的進程。
“記者不斷從前方發回來報道，看到美國兵傷亡慘重的事實，才使得在美國本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上街頭去抗議，去進行反戰的活動，才使這場戰爭提前結束了。”
自己重新穿上了裙子，但世界的另一端，依然充滿了爆炸的轟鳴、絕望的呼喊。那個穿着黑衣黑褲，帶着黑包黑相機的自己，似乎恍如隔世。她想，即使像她這樣的人，也會因為見慣而無淚可流。貧窮、絕望和持續戰亂中，生活不再受到尊重，麻木是暴力循環的開始。
“我們幾乎不能改變戰爭的進程，只能更多的喚起別人的良知，希望能給別人提一個醒，人在戰爭中會變成麻木的，他會做出很多我們不能理解、無理智的事。希望大家能夠知道，人是很容易變麻木的。”
有一天外出採訪，她把停車在馬路邊上。一個男孩向她兜售糖果。周軼君忙着打電話，沒有搭理他。掛了電話，周軼君聽到男孩在哭，尋聲找他，看他蹲在馬路牙子上。原來，男孩一天一筆生意也沒有做成。再問，男孩告訴她，父親失業了，母親常年生病。家裡比較窮，雖然有義務教育，但要收書本費。兄弟六個人都在加沙不同的角落在賣糖、賣報紙。沒想到過幾天，周軼君在另一條街道上又看見了這個男孩。她想全部買下來，男孩說：“我不是乞丐，你不用這樣對我。”一段時間周軼君沒有再看到他，卻在街上遇到男孩的同伴。同伴告訴周軼君，說男孩上學去了。
[1].《中東死生門》，周軼君
[2].《周軼君專訪》，浙江在線
[3].《周軼君自述》，童書媽媽三川玲
[4].《上海姑娘周軼君：全球唯一駐加沙女記者》，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