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關槍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毛澤東

　　昨天上午我說，以《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為題的那個文件，“不知道是那一位秀才同志辦的，他算是找到了幾挺機關槍、幾尊迫擊炮，向着廬山會議中的右派朋友們，乒乒乓乓地發射了一大堆連珠炮彈”。這個疑問，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廬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同志和他的兩位助手，發大熱心，起大志願，弄出來的。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消滅，鬥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鬥爭止息了，新的社會鬥爭又起來。總之，按照唯物辯證法，矛盾和鬥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一點也不錯。不過，鬥爭形式依時代不同有所不同罷了。就現在說，社會經濟制度變了，舊社會遺留下來殘存於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們頭腦里的反動思想，亦即資產階級思想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思想，一下子變不過來，要變需要時間，而且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是社會上的階級鬥爭。

　　黨內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鬥爭，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鬥爭才是不可思議。這個道理過去沒有講透，很多同志不明白，一旦出了問題，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饒問題，現在的彭、黃、周、張問題，就有許多人感到驚奇，這種驚奇，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社會矛盾是由隱到顯的。人們對於社會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理解，是要通過自己的鬥爭和實踐才會逐步深入的。特別是一些黨內鬥爭，例如高、饒、彭、黃這一類鬥爭具有曲折複雜的性質。昨日還是“功臣”，今日變成禍首，“怎麼搞的，是不是弄錯了？”人們不知道他們的歷史變化，不知道他們歷史的複雜和曲折，這不是很自然的嗎？應當逐步地、正確地向同志們說清楚這種複雜和曲折的性質。再則，處理這類事件，不可用簡單的方法，不可以把它當作敵我矛盾去處理，而必須把它當作人民內部矛盾去處理。必須採取“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一曰看，二曰幫”的政策。不但要把他們留在黨內，而且要把他們留在省委員會內、中央委員會內，個別同志還應當留在中央政治局內。這樣，是否有危險呢？可能有。只要我們採取正確的政策，可能避免。他們的錯誤，無非是兩個可能：第一，改過來；第二，改不過來。改過來的條件是充分的。首先，他們有兩面性，一面，革命性，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現在，他們與叛徒陳獨秀、羅章龍、張國燾、高崗是有區別的，一是人民內部矛盾，一是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可能轉化為敵我矛盾，如果雙方採取的態度和政策不適當的話；可能不轉化為敵我矛盾，而始終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予以徹底解決，如果我們能夠把這種矛盾及時適當地加以解決的話。下面的這些條件是重要的。全黨全民的監督，中央和地方的大多數幹部的政治水平，比較一九五三年高、饒事件時期大為提高了，懂事了。廬山會議上這一場成功的鬥爭，不就是證據嗎？還有，我們對待他們的態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況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和政策，而我們已經有了這樣的態度和政策。改不過來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無非是繼續搗亂，自取滅亡。那也沒有什麼不得了。向陳獨秀、羅章龍、張國燾、高崗隊伍里增加幾個成員，何損於我們偉大的黨和我們偉大的民族呢？但是，我們相信，一切犯錯誤的同志，除陳、羅、張、高一類極少數人以外，在一定的條件下，積以時日，總是可以改變的。這一點，我們必須有堅定的信心。我黨三十八年的歷史提供了充分的證據，這是大家所知道的。為了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就要仍然把他們當同志看待，當作兄弟一樣看待，給以熱忱的幫助，給他們以改正錯誤的時間和繼續從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須留有餘地。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不能老留在冬天過日子。我認為，這些都是極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