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 补遗 毛泽东
一、关于我国工业化问题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还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工业产值占70%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
我们“八大”一次会议曾说：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又说：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内建成完整工业体系。这两个说法有点矛盾，没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呢？现在看来，我们再有三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可以超过英国，然后再有五年就可以实现建立工业体系的任务。
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如果按人口平均的产量超过英国，那么我们的钢产量最少需要三亿五千万吨。
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方法很有意义。我们一直总是提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的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要一切争取赶过它。日本这样的小国都有四百万吨的商船了，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没有远洋的轮船自己运货，说不过去。
一九四九年，我国拥有机床九万多台，一九五九年增加到四十九万多台。日本一九五七年有六十万台。拥有机床多少，这是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国机械化的水平很低，从上海就可以看出来。根据最近调查材料说，那里的现代企业中机械化劳动、半机械化劳动、手工劳动各占1／3。
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然多，但是劳动生产率比不上人家，从一九六○年起，十三年中还要紧张的努力。
二、关于人民的地位和能力
486页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未必如此。聪明人往往出在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而且年青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旧社会的规律，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总是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是同那低薪阶层比较起来，要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就不如非干部子弟。
有很多创造发明。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往往不如小厂多。最近常州有一个纺织厂创造了一个提高织布机效力的技术装置，有助于使纺纱、织布、印染得到能力平衡，这个新技术不在上海、天津创造出来，而在常州这样的小地方创造出来。
一
知识是经过困难得到的。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丢了官，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孔子也是因为在许多国家受到了挫折。才转过来搞学问。他团结了一批“失业者”。想到处出卖劳动力。可是人家不要，一直不得志，没有办法了，只好收集民歌（诗经），整理史料（春秋）。
历史上许多先进的东西不出在先进的国家，而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就不出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国家一一英国。法国，而出在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德国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明的人，现在许多大学教援并没有发明，而普通的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工程师和普通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但是这里确实有个问题，历史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
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人。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是历来看不起俄国人的，中国现在还处于被人看不起的地位。人家看不起我们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那么一点锭。有这么多的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
三、关于依靠群众的问题
列宁的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332页）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引了这句话以后说：”广大劳动群众日益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332页）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联共中央一九二八年的一个决议中说：“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才能解决在技术和经济方法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377页）这句话也讲得很好。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斯大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别的指靠，只有靠群众，所以他们要求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的动员起来，后来有了点东西了，就不那么依靠群众了。
列宁说。“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地顺利地发展。（450－451页）说得好。群众能够创造出道路来，俄国的苏维埃是群众创造的。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群众创造的。
四、关于苏联和我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比较
教科书422页上引用列宁的话：“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这些话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进行怠工破坏，逼着工人不得不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所以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能发展。
在内战时期，俄国困难确实很大，农业破坏了，商业联系被打断了，交通运输业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没收了，也不能开工，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这在实际上是无代价的取得农民劳动生产品的办法，实行这样的办法，势必对农民翻箱倒缸。这个办法实在不妥，在内战结束以后，才用粮食税制代替余粮征集制。
我们的内战时期比他们长得多，二十二年间我们在根据地中历来实行征收公粮和购买余粮的办法，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战争中紧紧地依靠农民。
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间，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对付资本家，而列宁曾经在一个时期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为需要富农的粮食，所以对富农釆取限制的政策，有点像我们解放初期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只有等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一共生产了四亿普特的粮食的时候。才对富农下手。提出消灭富农，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口号①。而我们呢？却在土地改革中就把富农经济实际上搞掉了。
苏联的合作化“在一开始农业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397页）这一点使东欧许多国家在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上增加了许多顾虑．不敢大搞，搞起来也很慢。我们的合作化没有减产，反而大大增产，开始许多人不信，现在相信的人慢慢地多起来了。教科书中光拿苏联的经验吓唬人。影响不好。
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说。“富农在一九二七年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粮食。其中通过农村外的交换卖出了大约一亿三千万普特。这是一个十分严重而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时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了多少呢？大约八千万普持。其中运到市场去的（商品粮食）约为三千五百万普特．”所以斯大林断定，在这种情况下。向富农进行坚决进攻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接着说。“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打击富农”。因为一九二九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粮食不下四亿普特，其中的商品粮食在一亿三千万普特以上。（斯大林全集十二卷一四八页）
五、关于总路线形成和巩固的过程
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
全国解放初期，我们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一九五五年基本上完成了三个改造的时候，在年底和一九五六年春，找了三十几个干部谈话，结果提出了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快好省。当时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沙皇时代的俄国原生产钢四百多万吨，到了一九四○年发展到生产钢一千八百万吨。如果以一九二一年算起，二十年只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都是社会主义，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多一点，快一点。后来提出两种方法的问题。同时还搞了一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此外，当时还没有提出其他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后。出来了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这条辫子．举行猖狂进攻。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1957年6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回击。同年9月党的三中全会恢复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会等口号，11月在莫斯科修改在人民日报上多快好省地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了以后不准再反冒进。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如无南宁会议，搞不出总路线来。五月××同志代表中央向八届二次代表大会作报告，会议正式通过总路线，但是总路线不巩固，接着搞具体措施，主要是在北戴河提出了钢产量翻一翻，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报纸所说的后院钢铁。
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又夹着金门打炮，这些事情，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把粮食和副食吃得紧张起来，刮共产风，百分之几的日用品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钢产量北戴河定了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间又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一些被那些不同意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两次郑州会议不提，武昌、北京、上海会议不提，等到“左”已经反掉了，指标已经落实了，在反“左”必出右，庐山会议需要反右的时候，出来反“左”了。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的确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但是事不过三，恐怕还要准备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总路线也将更加巩固起来。据浙江省委的材料，有些公社最近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共产风也还可能再次出现。
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那次曲折，国际上出现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这次曲折，是全世界反华。
一九五七年和庐山会议的两次整风反右，把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残余势力批判得比较彻底，使群众从它的威胁下面解放出来，同时破除了各种迷信，包括所谓“马钢宪法”之类迷信。
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不知道怎么革法，以为合作化了，公私合营以后就解决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庐山会议实际上也进行了这个革命，而且是很尖锐的革命。如果不在这次会议把右倾机会主义那条路线打下去，是不行的。
六、关于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矛盾及其他
我们应当把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斗争，看作是一件大事。列宁是把它看成一件大事的。斯大林也是这样看的，他们所说的革命的间接后备军就是指这个。中国搞革命根据地也吃过这碗饭，我们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背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那么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就只有一部分敌人，而不是全部敌人，而且我们常常能得到休整的时间。
十月革命胜利能够巩固下来，一条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多。当时有十四个国家出兵干涉，但每个国家派的兵都不多，而且不齐心，相互勾心斗角。朝鲜战争中，美国和他的同盟国也不齐心，战争也打不大，不但美国下不了决心，而且英国不愿意，法国不愿意。
国际资产阶级现在非常不安宁，任何风吹草动，它们都害怕，警惕性很高，但是章法很乱。
第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同马克思的时候不同了，变化了。过去大体上是七、八年或十年来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一九五九年十四年中已经来了三次。
现在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得多了，当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资产阶级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之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还没有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个战败了的帝国主义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落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不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对稳定。
七、中国的工业革命为什么能够最迅速
西方资产阶级舆论中，现在也有人承认“中国是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康伦公司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就说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已经有了许多国家进行过工业革命，比起以往所有的国家工业革命，中国看来将是最快的一个。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
我们彻底地进行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迷信，力求使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得到彻底解放。
八、人口问题
消灭人口过剩，农村人口是个大问题，要解决就要生产大发展，中国有五亿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百分之十三，平均每人有两千斤粮食，我们还没有他们多，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引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每个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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