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市南京路附近的一家單位讀研究生。當時的宿舍位於離福州路和漢口路路口不遠處的一幢老式大樓，從宿舍騎車到單位約需十五分鐘。

一個陽光燦爛的秋日中午，我和同宿舍的王同學吃過午飯後騎車回宿舍。從福州路走到漢口路口，我們停下來準備左拐。突然間一輛掛着浙江車牌的吉普車飛快地從我們前面駛過。站在我左前方的一對正準備過街的老夫妻被嚇了一跳，齊齊往後退了一步。老太太退的太急，沒有站穩，一下子從老頭的身後倒了下來。老太太摔倒的地方就在我前面，並且碰到了我的自行車前輪。當時我站立的姿勢是左腳支地，右腳還騎跨在自行車上。看見老太太摔倒，我迅速地用左手一把拽住了她的右胳膊，在她還沒有完全倒地時把她拉住。雖然右手被我拉住，老太太的左手卻撐在了地上。我想如果沒有我這一拉，老太太應該會重重地四腳朝天摔在地上。老太太非常瘦小，看上去七十多歲的樣子。老太太當時似乎傻了，過了好一會兒才露出痛苦的表情。

我讓王同學扶住老太太，到前面一個路口找一個帶着紅袖章執勤的退了休的老警察，準備把老太太交給老警察。這時那個開得飛快的吉普車也被人攔了下來。老警察問了問吉普車司機後讓就讓他走了，因為老太太和吉普車並沒有身體接觸。緊接着老警察反覆問老太太兩口子怎麼回事，老太太和老頭或許都嚇傻了，好半天都沒有吭聲。過來一會兒老太太說突然左臂痛的很，是我的自行車把她撞了。我和老警察解釋說，老太太從我的左前方摔過來，如果不是我拉一把，她一定會重重摔倒在地。我和王同學以及周圍的很多人都停在那裡等着過街道，完全沒有撞他的可能。老警察說，這樣子吧，不管是誰的責任，你們都應該把她先送到不遠的仁濟醫院急診室去照X光片再說。王同學這個老江湖趕忙說他還有事，溜了。旁邊圍觀的其他人也都怕麻煩一鬨而散。我用自行車把老太太送到仁濟醫院急診室，幫着付了錢照X光片，結果顯示老太太左臂肱骨骨折。老警察陪老太太取回X光片結果後看見我還站在急診室門口等，意味深長地對我說了聲：我還以為你跑走了呢。我回答：我不會跑的，這事情的前因後果太明顯了，我沒有一丁點的責任，為什麼要跑。

接下來老警察讓我和老太太到黃浦區交通隊接受調查，主事的是姓黃的警察一個處理交通事故的小組長。老太太堅持說她在人行道被我的自行車撞倒，但她說不出具體細節；老警察說他沒有看到整個過程，現場也沒有人願意站出來作證，但肯定事發地點不在人行道上；我說我當時正和很多人一樣在停車等待過馬路的時機，左腳撐在地上，不可能騎車去撞老太太。老太太是被吉普車嚇着後退的時候摔倒的。如果當時我不伸手拉老太太一把，老太太很可能重重摔倒，股骨和頭顱骨折都很有可能。陳警察裁決：我和老太太的身體有過接觸，又無法證明老太太的摔倒和我無關，所以我需要負責老太太骨折恢復期間三個月的醫療護理費用的一半，一百五十元。老太太沒有走人行道，自己負責費用的另一半。同時作為犯案工具，要扣留我的自行車三天。三天后我才知道取自行車要付三十元自行車保管費費。當時我的月工資大約是六十元。

我說我這好事做的太窩囊了，我不會陪錢的，除非有法院判決。陳警察對老太太說，他不陪錢的話你就每天搬個小凳子坐到他單位門口找他領導，不怕他不陪錢。陳警察還說，我們單位領導一周后就要宴請請他們這些關係單位，我最好把這件事向領導匯報一下。那時我臉皮很薄，這麼窩囊的事情自然沒勇氣向領導匯報。

黃浦區交通隊的樓上就是黃浦區法院。我很快聯繫了黃浦區法院，諮詢這種情況如果起訴到法院，法院會如何判決。法院一個白白胖胖的男調解員告訴我，陳警察的處理從法律上來說是正確的，你老老實實付錢吧。他說在一年多之前，曾經有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在我們單位旁邊的人民公園跑步時突然摔倒在地，被路過的一個五十多歲的長者送到醫院後腦外傷死亡。死者家人後來到法院起訴那個把死者送往醫院的長者，認為是他撞倒了死者造成顱腦外傷。雖然沒有證據證明這個推理，黃埔區法院還是判定把那個把死者送到醫院搶救的長者需要付全責，支付醫藥費，子女撫養費，喪葬費等一系列費用，因為這位長者沒有辦法證明他在那人摔倒過程中沒有責任，儘管他聲稱宣稱那個男人摔倒在地前他們兩人之間沒有任何身體接觸。他說的這個案例和十年後南京發生的彭宇案如出一轍。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老太太果然每天到我們單位門口靜坐找單位領導。三天后單位領導打電話給我的直接領導陳主任。陳主任見到我後說：你太沒有經驗了，趕快去交通隊馬上把錢付了，年終時我們科里給你五十元補助。或許因為還有些良知，整個事情的處理過程中，老太太的丈夫自始至終都沒有說一句話。

當年同宿舍王同學如今已經是上海某中心的主任。今年春節後他從上海到西雅圖度假時短暫訪問了波特蘭，使我再次回憶起來對這一段沉澱了二十多年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