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的日子里

新凤霞

  我无故地被上右派帽子，心里确实十分难受，也感到冤屈。但不能扭转事实了，现在不能考虑自己了，要考虑祖光需要我的力量，要跟他一起冲锋陷阵改变现实，要做“韩世忠的梁红玉”、“杨宗保的穆桂英”，增强自信心。

  我被戴上右派帽子，回到东城王府井马家庙家，祖光可没少被批斗，各种颠倒黑白、编假造谣、莫须有的罪名一股脑儿地压在他的身上。我日夜担心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像那位副部长说的——把他送走。我倒是真愿意跟他一道走。只要有祖光在一起，再苦我也幸福。我每天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可祖光神态自然，安详镇定，看书读报，一切照常，还常抱着小女儿玩儿。

  这一年，他把家里的佣人辞退了，一位给我蹬三轮车、扫院子、烧煤火的男同志——老何和看儿子的女佣人淑娴。记得那天天阴沉沉好冷啊！祖光把他们叫到北屋，对老何、淑娴说：“我家现在的政治情况，你们也知道了，你们在我家做了这些年工，一向很好，合作得很知心，可是说不定哪天我就要离开家，去向也不会知道，凤霞的生活能力和负担，都会遇到很多困难。我还没有得到走的通知，先把家安排安排，你们姐弟就先离开我家，三轮车老何你就拉走，这里有两百块钱，就算作对你辛苦这些年的感谢吧……”老何是位非常老实善良的劳动人民，刚刚解放，我从天桥往城里大众、长安剧场演出，他就拉车送我；我跟祖光结婚后，他就跟我们一道蹬三轮车，又把他姐姐介绍来一道工作。他们姐弟一听祖光让他们两个离去，一下子都哭了。淑娴守寡多年，在我家帮工我们都照顾她姐弟。她们一哭我也流了泪。老何边哭边说：“吴先生、新先生这些年，待我像亲人一样，现在受了委屈，遭了难，我们不应走开，可是，我们也知道，要是吴先生一走，新先生挑这么重的担子，也是够困难的，老的、小的都要靠新先生了……”老何姐弟哭得泣不成声，他们收拾了东西，放在三轮车上，老何姐弟千恩万谢，临走要给祖光磕头，祖光再三拦阻；我的孩子可不干了，看见她姐弟走，便哭叫：“我不让淑娴阿姨走……我要老何叔！……”孩子们一哭，我们都流泪了！我的泪流不止，孩了的祖母哭着送他姐弟离开了我们的家。我知道祖光总有一天会被送走的，非常害怕这一天的到来。孩子的老祖母也跟着我们提心吊胆，天天精神紧张，祖光整理自己的书房，收拾东西。果然在一天早晨，祖光告诉我：“今天晚上有车来接我，还有丁玲的爱人陈明一道走，去的人不少都是右派。”啊？我的心轰的一下子，不可避免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硬是控制住感情问：“到哪儿去？”袒光说：“不知道具体的地方。叫带四季衣服，到了那儿我会随时来信。”这时我才想起，怪不得这几天看见祖光自已在收拾衣服。他说：“早告诉你，怕你跟着担心着急，反正总是要走的，你不是早就听那位副部长说了吗？”祖光还说：“这一大家人，娘是经过风浪的，怕的是你沉不住气经受不了……”我听他要走，又不知道去向，简直山要倒了！我可如何经得了哇！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剧院领导都是整我的，很多老伙伴带着幸灾乐祸的目光看着我。我半天不能说出一句话来，祖光看出我的心事说：“对人总要想人家好处，对事往大处看，不要小心眼儿。你是个演员，要心胸宽阔，我不在家也是给你锻炼学会管家料理一切的机会。我把给你看的书都放在你用的书架上了，需要先读的放在上层。”他多么冷静啊，还像平时出差一样，每件事都对我交代得一清二楚。我心里一阵阵翻滚，老婆婆在院里走来又走去不安的着急。祖光把行李打好，他看了看在床上的父亲，告别了满头白发的母亲，亲亲还在熟睡的小女儿，又看了看睡在床上的两个儿子。我看着即将远离的祖光，千言万语，心里的话真不知怎么说。那时候，我们的大孩子还没有上小学，小女儿还不会走路，我们两家的父母都是七老八十了。我从小唱戏，没有离开过父母，一切事都是母亲照顾处理。结婚后一切都是祖光照顾家替我办，大小事一向我都依靠祖光，祖光一走真像天塌下来了一样，唉！比天塌了还难过呀！我的两条腿脚发软，心好像都空了。在台上我唱过送夫离别的曲段，这时我才亲身体验了生死离别的痛苦。

  祖光看望了父母，别了儿女，我帮他提着脸盆网线袋，送他到了大门。这是夜里，一直送他上了吉普车。我没有叫他看见我流泪。他走了，我转身关上大门，一个人趴在大门上痛哭了一场。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两出戏，一出是《林冲发配》的长亭送别林娘子别夫，另一出是《孟姜女》，是万喜良修长城别妻。我可万万没有想到新社会里，轮上我在生活中演这样的悲剧——“别夫去改造”。可是接着我就想到祖光对我说的话“向你一生负责”。他走了，不知去向，更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们两个的老人、孩子、弟弟妹妹还都小，肩上这么重的担子我要挑起来，一定要向他负责，政治上他受了这么大的冤屈，这个家无论多么苦，多么惨，我也决心为他保住。我是个演员，在台上演了多少贤妻节妇哇！虽说我比不了她们，可我这时是个受难丈夫的妻子，我了解他，保护他就是应当的。

  “寡妇门前是非多”。丈夫走了，我是演员，又年轻无知，难免招来是非闲言碎语……我得为祖光保住人格。祖光走的第二天，我把三个孩子交给老人，安排了两个家的生活，我就搬进了中国评剧院宿舍去住，过集体生活。我这么做，是防止有人在生活上造我的谣，破坏我的名声。我搬进宿舍，时间安排得很紧，练功、排戏、演出，出入把钥匙交给传达室处，有交待。我每月回家给老人送生活费，看看孩子。

  跟祖光婚后的生活，最大的好处就是他教会我读书了，系统地读了不少中外名著，如《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今古奇观》、《水浒传》、《唐人小说》、《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小说。搬进宿舍一天到晚都很忙，心情还好，晚上演戏回来，看着那一双一对的夫妇回家，我就觉得自己孤独，回到宿舍看书，写日记，写信，这时候是我一天最安静的时刻。收到了祖光的信，这可是我们全家的喜事。我按时给祖光写信，寄衣服、食物和其他一些营养品。这时是困难时期，一些日常用品，每人按定量供应，连蜡烛、卫生纸都不好买。

  我在剧院可说是“人缘不错”，做布景的木工刘金波同志，他很同情我，常对我说：“凤霞，你丈夫不在家，有什么困难对我说，我能帮你点儿什么，也算是义气。我家孩子多，困难时你帮过我……”我感谢金波同志在这困难时刻跟我说的这些话。我说：“我没有什么大困难，祖光在东北比咱们这儿还困难，我得想办法给他寄点儿营养品，你能给我做个小木盒吗？”金波一听说：“那是小事，我给你做，用边边沿沿的剩料就做了。”他可好每月一定给我做一个，都是在交给我时说：“你买食物困难排不了队，我帮你去买，现在是过荒年啊，活命要紧！”有了金波的支持，我每月都必按时给祖光寄一个木盒子。

  发生过两件事我被团长叫去训斥，她接到王府井帅府园马家庙街道办事处的一封揭发信，是说我家门口有一辆汽车，夜里1点来5点走，说是胡同人揭发我同一个男的在夜间来往……团长不问青红皂白，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开口就训斥：“新凤霞！你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是右派！戴着右派帽子的人，再加上‘坏分子’，你还想……”我一听简直是陷害，我当面对团长说：“这事绝对不是我，因为我自从祖光走的第二天，就搬进剧院住了，我的出入都有传达室的刘宝鑫证明，因为我把门钥匙都是交给他，特别是我夜戏回来没有再出去过，这绝对不是我。”团长听后也无法再坚持，但她仍是脸沉得像海水，斜着眼睛带着怀疑的样子看着我。另一事也是这位团长，她把我叫进办公室又出口就训斥：“新凤霞，你给吴祖光每月都寄东西吗？”我说：“是的。”心想糟了！是不是刘金波因为给我做木盒的事她知道了？这可害了金波大哥了！我这一想，团长又开口了：“你可真不老老实实地改造哇！还这么臭味相投哇？每月都给大右派吴祖光寄东西，还寄奶粉、奶油、巧克力糖、罐头，是真的吗？”我心里倒松了一口气，因为没有金波大哥的事，就是对我，我不在乎。我说：“是真的，吴祖光在北大荒生活实在太艰苦了，我寄东西是对他的身体支持，有了好身体才能干活劳动，这不叫犯错误。”团长大发脾气说：“你还有理了！你是反革命右派！跟我这么说话？星期一检讨会上见吧！”星期一是检讨会日，也是大家没事找事，鸡毛蒜皮事也在会上作检讨，那些小汇报、斗争右派的所谓积极分子们，就在这会上表现，他们就在这会上说假话。作个屁检讨，就是改造表现得好。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时期，他们这号人能入团入党。我是这个会上的批斗改造对象。星期一会上，团长开始发言，她从来没有作过一次检讨，但她在这次发言就把我给祖光寄东西的事说了，主要是说我不服从改造，跟吴祖光还是干丝万缕……可是她没有想到，广大群众并不都如她的愿，有人说：“新凤霞是吴祖光的老婆，寄东西是应当的，她有这个力量给吴祖光寄，我们管得着吗？”更多的人说：“星期一检讨会老在这上搅和，太不该了，新凤霞愿意寄，是她的事，反右派运动批斗过去了，让新凤霞今后自己自觉点儿吧，寄少些也行啊……”团长可不同意：“新凤霞，你如果再这样不接受改造，组织上要再作新的处理！你别以为不给你登报，你右派名字人家不知道了，我们可以给你登上报。这是给你的出路，看看你的表现。”

  星期一检讨会，抓我也习惯了，大事、小事，没事找事，每星期必须挨一通斗，可是刘金波大哥仍是照样给我做木盒，原来是我去剧院不远的邮局给祖光寄东西，被我团的所谓积极分子去邮局查看过，汇报给团长。但是这事反而给了我勇气，本来我都是躲躲闪闪的拿着木盒出门，这回我就拿着出大门，这不是不服改造、反动……甜、酸、苦、辣，天天都能尝到。在台上演出观众热烈的掌声，无论是古装戏还是现代戏，观众喜欢看，都是天天满座，但会上看我笑了，他们说：“新凤霞，你别翘尾巴……”我不声不响他们又说：“新凤霞，你别无声反抗……”穿着打扮好些说：“新凤霞她能忍耐得了吗？她也想招蜂引蝶……”不打扮说：“看看她那副寡妇脸，有意显得她很可怜，坚守反革命大右派吴祖光啊……”规定的劳动、演出我都兢兢业业地努力完成，天天随时都被领导批斗。学习开会前女演员们打毛线，是那时的时髦，都在打。我本来喜欢打，也有不少女演员找我学习毛织花样，我因此也带着毛线。但大家织团长不好开口，我把毛线针一拿起，团长就喊叫上了：“新风霞，你干什么？你怎么能跟革命同志们比哪？你是什么人？一个有罪的右派分子，也轻松地在会场打毛线？你能改造好吗？”

  所谓会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磨时间浪费人力，开会叫我把会场房间桌椅等摆好，我是照例靠边坐下，而收拾完了场就不走了，因此头一名是我在会场，跟着来的是领导三三两两的都到了，来的领导等先闹着玩儿，女书记某某把唱小生的某某某的袜子扒下来，用刷子刷脚心，女同志当然扭不过男同志了，男同志反过来把女书记某某扭压在身上，咯肢她，两个人滚来倒下再动手，女书记被“咯肢”笑得透不过气来说：“某某某，你等着我的，开完会我再收拾你……”因为我在墙角上坐着，一不显眼，二她们也不怕我在场。我看在眼里，写在小日记本上，表面是我低头学习，什么也没有看见，心里想，人格、兴趣真够低下的呀！人们来不少了，女书记已恢复了她的正常态度，脸黄黄的，严肃得吓人。她开始训话了：“每星期的检讨会是‘雷打不动的、风刮不倒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重要的时间，都来了吗？”没有人回答，她用手边指点边看着，四下寻视。开会的人打毛线的，咬着耳朵小声讲话的，谈论着哪里有处理品、便宜货……孩子抄起笤帚打人，不好好上学，夫妻不和闹离婚，第三者插足等等鸡毛蒜皮事。会场嗡嗡的小声到大声，女书记生气了：“这是怎么了？是开检讨会呀？还是你们开生意买卖交易会呀！别说话了！”会上最难听的三角恋爱，各自检讨，无聊的交待他们偷偷幽会的情景，真是讨厌！这些事一具体就叫人听了起鸡皮疙瘩，可是当事人满不在乎。一个女同志的丈夫也在场说跟情人如何见面，第三者是唱小生的。因为我怀孕了生孩子产期休假，剧团安排了一个原来跟我演配角的某某某。她当时跟我一起演出，观众也很喜欢她。我休假了，领导安排让她演主角，我的角色她也演，《刘巧儿》我对她也作些辅导帮助。

  小生小旦是在剧团里，台上情人，在台下也容易成为情人的，这是近水楼台，真真假假，假戏真唱，最后弄假成真的惯习，这位小生因跟某某某配戏、说戏，接近较多，平时某某某跟我演配角路活，不太显眼，这一演主角，领导大会、小会表扬，某某某自己也觉得很得意了，台上演戏小生和某某某的剧情恋爱相互有内心的动情。因为他们各自的婚姻也有点儿不大称心，他们各自家庭夫妻感情都不是很美满，这时的机会接近多。又加上某某某丈夫去河北省某县深入生活，时间相当长，这又是他们两个偷情的好机会，小生的母亲又是个江湖戏班有经验的，也可说为了儿子也作了很多联系搭桥，比如夜间某某某去他家，这位母亲在门前等候，把某某某领进儿子房，某某某给这位母亲手里交一把钱。这些看来都是个隐私，也都是他们两个各自的婚姻本来不美满而造成的，没有必要在这个检讨会上都摆在众人面前的，可是这也是每星期一雷打不动的原因，为了填满这个时间，就得没事找事，闲事往大事上拉。这两个情人，后来都离了婚。现在回想起来，领导这样办事，就把人的尊严破坏了。

  实际上领导开会的某某，她自己的生活和这位小生也有拉扯。星期一检讨会大都是对准我的，造谣、假话谁编造得好，谁是积极分子，就是浪费时间、群众受愚弄，更可怜的是牺牲好年华，人的浪费太冤了。

  我住的宿舍，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剧院办公的后院，和学员班宿舍住一排房，孩子们对我都很尊敬，他们都是新来的十三四岁的孩子，头脑很简单，由于他们看了我的戏，对我很好，愿意跟我学戏，可他们的学员班领导不让孩子们接近我，说：“新凤霞是右派有问题的人，跟她接近学的反动……”但这些孩子们仍是偷偷地接近我，但不叫他们学员班领导知道，孩子们对我很亲，他们虽是十几岁的孩子也能分辨是非，他们说：新老师为人正派，不像他们嘴里说的自己办的两回事……后来有两个，原是演员，一是女演员唱小生，另一是演彩旦的，因为唱戏不怎么好，就去学员班工作了，这两个虽都是女人，可唱小生的这人，她在旧社会就是个怪人，像个野小子，跟一些青帮混混在一起，抽烟、打牌，比那些流氓头子还要野，后来抽上了白面，吸毒，跟唱彩旦的某某某两个一见就好上了，生活中也像两口子，这一对调进学员班，名义上是教戏，可她们教不了，学员们也不服她们。她们行动诡秘，都是女人，可像夫妻，学生们都看着不顺眼，也就因此不服她们，还给她们俩编了顺口溜：“两个女人像夫妻，睡在一屋是同居，时常吃醋又生气，两个大吵真发急！”因此学员班叫她们这两个闹得影响很不好，这两个人上台唱戏不是好角儿，可是搞政治运动，她们可是能将，入了党，当上了领导，整人是真有两套，小汇报来得很快又及时。我正是在她们的领导下，可真倒霉呀！一个是男不男女不女，一生也没有跟男人搞过对象的人，可是在旧社会，她就结交女人、妓女、演员，哪号人都有。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男人也不是女人跟男的关系，而是哥们、爷们的交情。这样的人可在领导面前是红人。

  在学员班当领导，在我们团也是领导。我们中国评剧院下属有两个团（一团、二团）、一个学员班。小白玉霜、喜彩莲在二团，我在一团，因为我是从军委总政治部转业到地方的，因此我们是一团。二团原来是小白玉霜、喜彩莲所在的新中华评剧团，归文化部，后来就跟我们解放军评剧团同时归了文化部，成立了中国评剧院。住在宿舍的只有我一个人，又跟学员班宿舍住一起，因此学员们跟我好也是很自然的。我很喜欢青年小孩子们，1950年在北京市实验评剧团，那时我们团第一个办学员班的。当时起名是实验评剧学校，我当校长。那时我对管教孩子就耐心，也很喜欢孩子。这些小孩子常常吵架，夜里不睡觉，相互扔枕头，只要我过去，一进他们宿舍，他们都规规矩矩地说：“新老师来了，咱们不许再闹了，新老师来，她是冒着受批斗的风险的，因为她跟咱们接近，上边是不高兴的……”孩子们懂得我的处境，在他们幼年心里，就懂得在领导面前不敢跟我接近讲话，可暗地跟我很好，并同情我的难处。他们练功有时怕苦，我耐心劝他们，讲自己幼年学戏的困难，他们很聪明，听我的话。我为他们缝补衣服、袜子，有了临时的活，来找我，我都是满足他们。

  有的老师嘴里叼着香烟，习惯手里端着小茶缸子，两只手挠挠着从屋里出来，说话习惯像演戏，我看着这些是习惯的，因为从小在戏班，这作风看惯了，可是对这些孩子是很新鲜的，他们晚上互相学老师，后来发展白天也偷着学，有时老师在前边走，他们偷偷地在后边扭着学习老师样。我晚上看他们领导不在了，就去跟他们讲：“有的老师有些习惯是旧社会带来的，你们应当同情，可不要用丑化讽刺的态度来开心哪！……”学生们都是从学校来的，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民间艺人出身的老师，学生们听她们讲话教戏，心里有些看不起。我心里很难过，觉得这些少年人怎么就先不学艺，先产生嫌弃老师的态度？我跟祖光认识时，我不认字，可是祖光从没有嫌弃过我，对我总是同情。我又不能跟他们讲祖光，因为祖光在我生活中，是不敢提的，领导时常用“吴祖光”三字欺负我，无论是听了什么小汇报，领导都把我叫去说：“这又是吴祖光教你的作风……”在学员班里：“你们看新凤霞她在台上演戏多好，可她是反动艺术，是受吴祖光领导的艺术……”我不能跟他们讲祖光对我的帮助，可是我要帮助他们，我用讲故事的办法来帮助他们。讲一个旧社会过来的不识字的演员，嫁给一位读书人，那位有学识的读书人，并不嫌弃他，帮她认字，同情她的旧社会遭遇……对这些学生讲这些也要担着风险，因为总有走漏了风声的，果然领导知道了，找我谈话，说我对学员进行腐蚀……这些少年学员，有的很听我讲的，心里也明白是讲自己，他们同情我对他们讲丈夫有些顾虑，也有的学生他们学了两面做人，当面对我好，背地向领导汇报，我挨批斗，汇报的学生受表扬，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学会了两面派，端上小茶缸，窄窄着胳膊，在院里走着，像个小老艺人。

  记得我给祖光写信说了这些事，我多管闲事还挨批斗，不落好，今后我才不说、不看，工作这么忙，我犯不上、划不着……可是祖光来了一封很长的信，主要讲做人的责任，对于这些无知的少年人，如何给他们良好的影响，让他们懂得起步的重要，为他们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对他们也是一次提高认识，你要接近他们，因为你跟他们住在一起。你做的事是给学生教益，不是讨领导表扬。这些学生有的听了我的话跟我不错；学抽烟的看见我就把抽烟的手躲在背后，后来不抽了；怕苦不爱练功的开始努力练功了。记得为1959年排演向建国十周年大庆献礼的《金沙江畔》，从学员班调来一个学员朱某某参加演勤务员，这个学生跟我也在学员宿舍建立了感情，他看我早起晚睡，演出又忙，“大跃进”年代一天要演三场、四场，最多演过七场，黑天起来就化妆扮戏，他把父母给他营养的鸡蛋，偷偷拿给我，一定让我当面吃下去，这个学员很懂事。我们一起演出排戏，我像照顾自己的孩子来照顾他，但都是不叫领导看见知道。学员们跟我有感情。我经常在领导不在的时候，她们来找我学戏，唱唱给我听，我也对她们真诚地指出哪些对和哪些不对。我演出多，还要担负很重的劳动，比如给排练场生炉子、劈柴、推煤等等，学员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有几次因为劳动手受了伤，他们同情我，偷偷地为我把火生好，替我添上煤。

  在团带班学戏，也容易同时学来那些戏班的旧作风，比如早谈恋爱、说损话等等。我看见他们的表现不对，就当面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哪些是戏曲演员应当有的，哪些是很陈旧的不应该学的……他们不喜欢练功，怕累，可看我比他们累多了，一早就扫排练场，拖完排练场的地板，就带着一身汗水练功了，他们就跟我一起练功。我们的关系越来就越亲密了。

  在宿舍我住了三年多，我看着他们长大，看他们毕业演出，有的男生和女生搞恋爱成了对象。有几位学生分配在一、二团，分在我们一团的几个学生朱某某、刘某某……朱人聪明，表演不错，刘某人也聪明，但他的扮相不大好，在学员班不大受老师喜欢，分在一团他常跟我练功，我在业务上照顾他，比如我演《李三娘打水井台认母》，我要求他跟我演咬脐郎。为了培养他，我在表演、唱腔上都对他进行帮助。艰苦时期“大跃进”年代呀！人们过旧年；我自己困难都经常照顾他。我们一道去石景山工厂体验生活，临时表扬工人的新人新事，需要当场编唱词，当场唱，我知道他演戏有一定限制，鼓励他学习写东西，他很听我的话，我们一道写了唱词，我当时就能唱出来，为了培养他，我说：“这唱词是学员刘某某写的，很顺口好唱。”他感动得要掉泪。

  在这时候，我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写信给祖光，祖光也像给学生批改作文一样，对我的信用红笔批改。有时我不会写出来，就画出来，比如演出劳动实在太累了，我的胳膊肿了，“胳膊”两个字我不会写，我就画出粗肿胳膊。祖光来信说：“在我们的紧张劳动中，看到我的信最多，人家很羡慕我，但我给他们看你的信，写的字好坏不说，那些好玩儿的画太逗了……”给祖光写信是我每天晚上写完一天日记必要的事，把一天的经过也都写出来，告诉祖光，回家也是要把祖光的来信带回宿舍。

  祖光走时，小女儿吴霜还不记事，我常拿出祖光的照片给她看：“爸爸在东北北大荒……”小女儿学说话先会说：“爸爸在北大方……”她用小手儿指着说：“爸爸，北大方……”祖光关心孩子们的成长，那是困难时期，没有粮食呀！我过一段时期，就把孩子的手放在信纸上画下来，然后写上孩子名字，一张张寄到东北，叫祖光知道孩子慢慢长大了。每次小女儿看见哥哥站着让妈妈画手，她都知道站在两个哥哥后边乖乖地排队等着，笑着叫我画她的手。孩子的祖母总是说：“凤霞，给祖光写信，别把那些你不愉快的事告诉他，他不放心呀。要让他别惦记家，说孩子们都很好……”我的信总是让祖光看了高兴，知道家里都好，把有趣的事告诉他。

  我和祖光从认识到结婚，可说总是忙忙碌碌，连一次一起去公园逛逛的时间都没有，因此那种恋爱甜甜蜜蜜亲亲爱爱的、写信用文字表达情人的关系，我没有体验过。可是他在北大荒这三年，虽然我们不在一起，却天天有联系，时时通消息，好像我们更亲近了。我的信多，写得啰啰唆唆，他回信批改的红字密密麻麻，也是对我的帮助，我们是函授，祖光是我的函授先生。

  我在剧院虽然是挨批斗的对象，但我一点儿也不自卑，什么事都硬硬气气，理直气壮地做人，时常是我母亲来剧院跟我住，因母亲从小保护我，我总是接三过两地请母亲同我住，是镇住那些不正派、有企图破坏我名声的人。我母亲保护我，很多老伙伴都知道，他们说母亲：“这老妈妈是看挑的！”看着我防备被人欺负。

  生活负担重，我仍是要过得好些，不愿叫那些整我的人幸灾乐祸地看着我。跟我接近同情我的乐队同志较多，路子明、连荣笙、狄志恒同志，他们都是朴素年长的好人，被领导看成是落后分子。我每月把钱都分成几份，自己只留下吃饭的钱，把双方父母的家用装进信封，还有一些临时水费、房租费，算计不好了就没有我自己的钱了，因为买了两盆花，我又赶上家里补水费，水表漏了水，六七十块钱，八十块钱，我决不向剧院借一个钱，结果只好卖东西。

  这个困难时期，我也是最困难的，又不能向任何人讲，躺在床上前思后想，暗暗流泪！“大跃进”，演出忙得团团转，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一幕幕幼年艰苦岁月也出现在眼前了，记得提着大铜壶去水铺买水，因为狗打架躲闪摔倒了，热水烫了脚，膝盖摔破了，有人来拉我，我不让，自已爬起来，这是我从小就这样，自己摔倒自己起来，自己的困难自己来解决，不是在跟那位副部长打了赌、讲了大话吗？这点儿困难算什么？可是我为生活，保住了老人和孩子们的营养，还有远在北大荒祖光的身体，卖东西为了活命，一定争这口气！

  又想到祖光在北京被批斗的形象，他在这么紧张时刻，一切照样不慌不乱，看报读书，在去首都剧场接受批判时，我们全家都紧张得很，可是祖光一定要跟儿子的小朋友打完一场乒乓球，而且打赢了，穿戴得整整齐齐，带上笔和日记本，跟母亲说：“娘！我去了，会散了就回来。”他那样沉着冷静自信，他对待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从来就一笑了之。给他评定的级别很不公平，他连一字都没说，著名导演张骏祥很为他抱不平说：“太不像话了……”但祖光肚量宽厚，他觉得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他对当前那些不公平的待遇，也就不在意、不生气，由此我也增加了更高的信心。祖光总是在这时给我来信讲：“在北大荒真是感到国家大呀，劳动得痛快。如割豆子，早上刚刚有点几亮从头割起，当中吃两次饭，到了下午天快黑才割到头，这有多么长没计算过，但我觉得我们国家地大物博的气势体会到了！个人在这大天地里多么渺小哇……”我说：“家里负担是重，两个家，但我要尽力做到，让老人和孩子都生活得好。”祖光来信说：“没有钱你就把能换钱的东西卖掉，都是身外之物，最重要的是人哪！……”祖光的信也起了作用，我真的实在困难了，就卖了不少东西，最可惜的是祖光的字画，一件件都是他亲自买来的。一个画商他了解祖光有些真品，亲自来我家买画，裱画的专家刘金涛是祖光的朋友，他陪同那个画商来的，记得拉走两辆平板车，都是齐白石等著名画家的画。

  我这时也体会了处处遇见好人。为了老人和孩子们的健康，和精神上的苦闷，想尽办法在可能的时候，我带上母亲、婆婆和三个孩子，去东安市场内和平餐厅吃一顿，吃一个冰激凌，孩子们就高兴的跳着。餐厅老板认识我，也认识祖光，老板关心地问：“吴先生怎么样？”我说：“他到东北去了。”老板同情地说：“唉！难哪！今天吃饭我请客了，吴先生我们是朋友，他回来，请过来，我还要请他……”实际上老板是同情祖光，也了解我的情况。

  西城的缸瓦市有一家饭馆“砂锅居”，我带着老小也去过，饭馆老板也了解我，每次去，他都在我临走时，用饭盒为我装一盒鱼肉，说是送的。这些人都是我的观众，也是了解我的情况，同情我！这些好人在那个艰难时期，给我的温暖，至今不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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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凤霞写自己的故事活灵活现；各种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

  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是去安徽“改造思想”四年。1958年我已记事；现在还能回忆起一些。哎，不想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