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在關注香港區議會選舉的時候，也哀悼流沙河先生的去世。閱讀下面這篇曾讀過的舊文，依然很感慨。那個文字獄的年代並不遙遠。在一尊小學生帝團伙的統治下，互聯網的文字交流受到嚴控，牆國當今正在重演着歷史荒唐惡劇的一幕又一幕。

逝者丨"右派"詩人流沙河與《草木篇》冤案

新三界 Today

2019年11月23日下午3時45分，著名詩人、作家、學者流沙河在成都因病去世，享年88歲。

原題

流沙河與《草木篇》冤案

作者：胡尚元　蔡靈芝

原載《文史精華》2005年第1期

　　1957年初，四川的《星星》詩刊創刊號上發表了當時年僅25歲的青年詩人流沙河的組詩《草木篇》。詩人以辛辣、尖銳、挖苦和火熱的語言，針砭時弊，，諷刺了當時社會上的某些人物和不良現象，一時間震動了四川文壇，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注意。但是，批判很快如潮而至，並且逐步升級，最終釀成一起《草木篇》冤案。 

流沙河先生

流沙河與《草木篇》組詩 

　　流沙河，原名余勛垣，1931年出生於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個小地主家庭。其父余營成曾在民國時期任金堂縣政府軍事科長，土改中被處死刑。 

　　流沙河於1938年上小學，開始接觸舊體詩，並學作文盲文。1944年升入中學時，讀到了四川詩人吳芳吉在五四運動前一年寫的《婉容詞》。詩中描寫一位名叫婉容的弱女子，深受封建禮教的束縛，被其留學美國的博士丈夫所遺棄，幾番傷感徘徊之後，投江自殺。詩人寫得哀婉淒切，一吟三嘆，催人淚下。流沙河自稱受此詩影響頗深，以至於幾十年後尚能背誦。 

  1947年春，流沙河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學(高中部)，讀書期間曾經參加進步學生運動。他有意於探求文學，狂熱地閱讀巴金的小說、魯迅的雜文、曹禺的戲劇，特別是艾青、田間、綠原的詩。他回憶說：曾經在《新華日報》駐成都辦事處購得一本蕭三寫的《毛澤東的少年時代》，“如獲至寶”。 

　　1948年秋，他開始向成都的一家進步報紙《西方日報》投稿，報道校園生活，稿件被多次刊用，其第一篇反映教師困苦生活的短篇小說《折扣》即發表於該報副刊。次年春季加入成都青年文藝社，並在成都的《新民報》和《西方日報》上發表短篇小說、詩、譯詩、雜文共10多篇。秋天，以高中五期學歷跳考四川大學農業化學系，以第一名的優良成績被錄取。但是，他入學後卻不去聽課，整天沉湎於寫東西，結交校外的文學青年。 

　　成都解放後，流沙河回故鄉金堂縣城，在縣學生聯合會協助宣傳工作，後到金堂縣淮口鎮女子小學教書。因為經常在《川西農民報》副刊上發表作品，所以引起了該報副刊主編西戎的注意，不久就被邀請到該報社工作。1951年，因為發表與別人合作的中篇小說《牛角簿》，流沙河受到黨報的批判。但由於有西戎的關照，寫了一篇公開的檢討文章過關。 

　　1953午，流沙河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不久，調入四川省文聯，先任創作員，後到《四川群眾》做編輯。在批俞平伯和胡風文藝思想的運動中，他也寫過隨大流、唱高調的文章發表。1956年後出版詩集《農村夜曲》《告別火星》和短篇小說集《窗》。 

　　1956年春，流沙河出席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會後被中國作協安排去採訪先進生產者，並列席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此後，進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第三期)學習。 

　　關於流沙河這個筆名，著名作家葉永烈曾以為，流沙河大概取自於《西遊記》，沙和尚便出自流沙河。葉永烈為此曾求證於流沙河。流沙河是這樣解釋的：我的筆名初用“流沙”二字。1950年發現1940年代已有詩人用過，遂添一“河”，不涉《西遊記》也。 

　　耐人尋味的是，從《草木篇》的批判開始，流沙河這個筆名也逐漸為中國文壇所矚目，余勛垣反倒不為人知。歷史往往充滿着諸如此類令人啼笑皆非之事。

　　1956年秋天，流沙河在文學講習所結業後，登上南行的列車回四川；他自稱“心情悒鬱”，一路上思緒起伏，揮筆寫成了5首寓言式的散文小詩。由於這5首小詩都是以草木言志，作者便冠以《草木篇》的總題，文末註明寫作日期是"1956年10月30日”。詩人寫道： 

　　草木篇 

　　寄言立身者 

　　勿學柔弱苗

　　——(唐)白居易 

　　白 楊 

　　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她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彎一彎!

　　藤 

　　他糾纏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終於把花掛上樹梢。丁香被纏死了，砍作栗燒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氣，窺視着另一株樹…… 　　 

　　仙人掌 

　　她不想用鮮花向主人獻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園，也不給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兒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愛情來得最遲‘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誘蝴蝶的時候，她卻把自己悄悄地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輕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妁，正如別的花不配被白雪撫愛一樣。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麗。 

　　毒 菌 

　　在陽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現了。白天，用美麗的彩衣，黑夜，用暗綠的磷火，誘惑人類。然後，連3歲的孩子也不去采他。因為，媽媽說過，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回四川不久，流沙河便參加了《星星》詩歌月刊的籌備工作。《星星》於1957年元旦創刊，急需稿件，流沙河便把自己的《草木篇》拿來在《星星》創刊號上發表了。 

最初的批判 

　　《星星》創刊號面世僅14天，就在《四川日報》上受到一些批評家的嚴厲批判。批判開始時集中於主編白航的一段話和短詩《吻》。 

　　1957年1月8日，《成都日報》在報道《星星》創刊的新聞時，引述了該刊主編白航對記者所說的一段話：要是沒有黨中央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刊物是辦不起來的。詩歌的春天來到了！不單是詩，整個文學也一樣，正在解凍。 

　　“解凍”一詞很快便惹來了麻煩。 

　　1月14日，《四川日報》刊載署名春生的《百花齊放與死鼠亂拋》一文，對《星星》主編白航的談話進行批判。文章武斷地推論：這無異於說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件公布之前，文藝是被凍結了的，也即是說根本沒有文藝的。 

　　該文指責《星星》不是“百花齊放”，而是“死鼠亂拋”。作者還例舉了《星星》創刊號上的短詩《吻》，認為“與二十年前曾在蔣介石統治區流行過的‘桃花江上美人窩’、‘妹妹我愛你’之類的貨色是差不多的。”

　　就這樣，《星星》剛剛問世便橫遭批判。不過，起初的批判，還未涉及《草木篇》，也未涉及流沙河。 

　　率先向《草木篇》發難的是著名作家曦波。1月17日，他在《四川日報》發表《“白楊”的抗辯(外一章)》，仿照《草木篇》的筆調，公開批判《草木篇》。文中以“白楊”的口吻寫道：可是你呵，寫詩的流沙河！在鮮血綻出花朵、眼淚變為歡笑的今天，卻把我當作你筆下的奴僕，曲解我的精神，任意把我作踐！文中又以“仙人掌”的口氣，發出呼號：我為什麼發聲，我為什麼抗辯，請參看《星星》創刊號，流沙河的《草木篇》。 

　　如此一來，人們開始把注意力集中於《草木篇》。 

　　1月24日，《四川日報》三版頭條發表了柯崗和曾克的《讀了(星星)創刊號》一文。文章開門見山指出：《星星》創刊號里，作為修身之道的，流沙河的散文詩——《草木篇》，我們覺得是一首不好的詩，因為它喻義含糊，不知所指…… 

　　在對詩作進行了一番具體分析之後，他們作了總結性的批評：我們覺得在《草木篇》的短短5段散文中，作者確乎是有所愛憎的，但表現得不明確，叫人從現實生活中無法觸摸，不知道他到底擁護什麼，反對什麼。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 

　　此後，黎本初、席方蜀、程在華、余輔之等人先後在《四川日報》發表批判文章，火藥味越來越濃。余輔之在1月27日發表的《草木篇，究竟宣揚些什麼》一文中寫道： 

　《草木篇》歌頌的是孤高、硬骨頭、優越感、頑抗精神等等。這就是《苹木篇》宣揚的“立身之道”的一個方面。 

　　它們的“立身之道”和這個時代格格不入，是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不相容的。 

　　它推銷的“立身之道”原是腐臭的貨色。這是什麼魑魅魍魎的“立身之道”，我們不需要！

　　《草木篇》宣揚的人生哲學並不是什麼好東西，而是不折不扣貨真價實的毒菌!它散發着仇視人民，仇視現實的毒素！

　　《草木篇》寫的不是詩，而是向人民發出的一紙挑戰書！

　　僅僅一個多月，《四川日報》《成都日報》和《草地》月刊上共發表了批判《草木篇》的文章24篇。大家一致的意見是，在今天寫這種詩是宣傳了一種不良的思想傾向。 

　　因為《草木篇》受到了批判，流沙河別的文章也受到株連。例如洪鐘的《斥多媽媽論》，批評流沙河在四川省文聯創作會議上關於詩歌創作的發言；《重慶日報》批評他發表在《紅岩》月刊上的《街燈》。更有甚者，有人認為《草木篇》有王實味《野百合花》的氣味，因而把它與王實味、胡風聯繫起來大肆批判。 

　　流沙河對這種無理的批判心中不服。他寫了一篇抗議批判《草木篇》的文章寄給《四川日報》，該報不予採用，他又把它寄給了《人民日報》。 

　　批判逐步升溫，不久就開始上綱上線，許多批評者從政治的角度加以拎高。有人說這組詩里“所反映的一套完整的思想，被幾首小詩參差錯落的排列巧妙地分散開來了”；有人指責流沙河有“變天思想”，梅花愛冬天的白雪被解釋為作者盼望反革命復辟；有批評家一口咬定：流沙河在詩中罵的是共產黨和革命同志；有的文章甚至說《草木篇》是“極少數不願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分子感到一個階級的滅亡，充滿了沒落的情緒，要咿咿唔唔地為舊社會的滅亡唱輓歌”。這樣就把地主家庭出身的流沙河推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毛澤東的說法及反批判之聲 

　　當時也有不少人反對這樣的政治性批判，勇敢地站出來為《草木篇》仗義執言。 

　　2月8日、12日，四川省文聯文藝理論批判組兩次召開座談會。《四川日報》對座談會的有關觀點作了簡要的報道；邱乾昆、曉楓、沈鎮、華劍等發言支持《草木篇》和《吻》，認為它們不應該受到人們那樣的批評。邱乾昆認為《草木篇》的弱點只是立場不明確，在客觀上會引起不良的效果。沈鎮說，《吻》不是黃色的，難道人們在吻的時候也要喊一聲共產主義萬歲嗎?《草木篇》只是有些含糊，從這方面來講，它並沒有錯。曉楓認為《四川日報》上對《草木篇》和《吻》的批評文章是用教條框子去套，而不是從生活上看，這些批評是不實事求是的。 

　　到2月底，批判開始降溫，報上不再發表對《草木篇》的批判文章。這是因為大環境發生了變化，全國範圍的“鳴”、“放”開始了。 

　　2月27日，毛澤東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3月，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整風運動在全國範圍迅速展開。全國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和高等學校、科研機構、文化藝術單位的黨組織，紛紛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小組會，聽取群眾意見，歡迎大家“鳴放”。 

　　毛澤東也注意到了四川開展的對《草木篇》的批判。3月8日，毛澤東同文藝界代表談話，在結束時提到《草木篇》。他說：放一下就大驚小怪，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鑑別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就那樣驚慌?你說《詩經》《楚辭》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詩經》第一篇是不是《吻》這類的作品?不過現在發表不得吧?那《詩經》第一篇，我看也沒有什麼詩味。不要因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6月初，四川省文聯邀請在成都的部分文藝工作者，就《草木篇》問題舉行座談會。座談會由四川省文聯主席、著名作家沙汀主持，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參加了座談會。 

　　作家袁珂在發言中說：我覺得《草木篇》是一首不好的詩，壞詩，情緒不健康，調子低沉，作為“百花齊放”放出來，是有害的，應該批評，但是批評應掌握分寸，不能當成敵我矛盾。我不贊成余輔之的批評方式，把流沙河說成是對人民的挑戰，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場。批評應抱與人為善、治病救人的態度，還應允許反批評文章出現。 

　　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老作家張默生發言：流沙河的作品是在黨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半年以後發表的，不管是好是壞，還是響應了黨中央的號召的。對他的作品不同意，有意見可以批評，但也要允許人家反批評，但事實不是這樣，事實是把文藝批評硬拉到政治問題上去。 

　　張默生還說，“詩無達詁”，一首詩不可能有一種固定的解釋，最好讓作者自己去加註解，任何時代的詩也是如此。如《詩經》的“關關雎鳩”那一首詩，有人把它當做是讚美貴族愛情的詩，有人又把它當做是讚美平民愛情的詩。他是用“比”、“興”的手法去表達思想感情的，只有他本人才懂。別人看了也可以這樣講，也可以那樣講。現在流沙河把他的詩加以註解了，前天他已發言，說他只是影射少數人，不是有心反人民，反現實，反社會主義。如果．按照這種解釋法，群眾對這次批評的看法就可能大大不同。對《星星》全面否定，會帶來“寸草不生”的結果。 

　　四川人民廣播電台的李華飛發言說：《草木篇》並不全部都是壞詩。為什麼流沙河要寫這樣的詩，應從他所處的周圍環境去進行具體分析，不要一棍子打死，更不能涉及人身攻擊。 

　　西南民族學院何劍熏教授也仗義執言，他說：我認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在歷次運動、尤其是在肅反運動以後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緒。 

　　《草木篇》的批判很快受到全國其他地方的關注。上海《新民報》主編趙超構在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言，談到四川對《草木篇》的批判問題。他說，從《文匯報》上看到四川在批判中有亂扣帽子和人身攻擊的現象。他要求市委把這個意見反映到中央去。華東師範大學周煦良教授曾在《文匯報》上發表《從草木篇說起》的文章，強調“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認為任何諷刺都應允許。在《草木篇》受到批判以後，安徽《江淮文學》副主編石青還說：流沙河挨了批評，我們支持他，別人不要他的稿子，我們要去向他約稿。 

　　

聞名全國的“大毒草” 

　　在“鳴”、“放”過程中，流沙河系統地談了自己的看法。5月16日，《文匯報》刊載了該報記者范琰訪問流沙河的一篇通訊。中宣部編印的專門供中央各位領導和省、市以上領導機關黨組織參考的內部刊物《宣教動態》，於5月21日(1957年第59期)刊登了流沙河的談話摘要。 

　　在摘要中流沙河說，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草木篇》會遭到這樣嚴重的批評。他認為《草木篇》有錯，錯在兩點，一個表現手法太隱晦，生活觀察又帶片面性，沒能讓讀者了解並非是整個社會的縮影。其次，是在自己思想有毛病，加以對周圍的某些不良現象或自己認為不良的現象看不慣，因而在作品中也出現了脫離群眾的所謂清高思想和偏激而驕傲的情緒，造成錯誤。他對“向人民發出一紙挑戰書”之說不能心服，不同意有人說這組詩里“所反映的一套完整的思想，被幾首小詩參差錯落的排列巧妙地分散開來了”等等。 

　　關於對今後文藝批評的看法，流沙河說，對今後的文藝批評，只有三點意見：第一，要分清敵人和同志；第二，要判明問題的，性質是政治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第三，作者與作品要適當地分開。因為作者拿出的是他的好些作品中的一篇，而不是作者的整個為人。 

　    6月5日，《四川日報》刊載流沙河在一個座談會上的發言。流沙河說：在開展對《草木篇》討論時，報紙上那樣搞，反駁文章不能發表；而且越來越拉到政治邊緣上去，我個人並不怕，但卻很氣憤。他還以幽默的口吻說：有時我這個人愛發牢騷，發了就算了，而別人則給你記着，一朝出了毛病，就零存整付，啥都端出來了。而且這些批評是很缺乏說服力的。 

　　然而，3天之後(6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同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反右派運動正式開始了。由於有年初對於《草木篇》的一連串批判，在加上前一段時間流沙河等人的“反擊”，不言而喻，《草木篇》成了四川文藝界大批判的頭號目標。 

　　大批判的浪潮，迅即從四川推向全國。北京各報也紛紛發表文章，批判“大毒草”《草木篇》。8月 16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本報記者姚丹的《在“草木篇”的背後》一文，稱《星星》編輯部是“以石天河為首的反黨集團”。其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流沙河之外，還有站在這個“反黨集團”背後的“赫赫有名的右派將軍”張默生。為《草木篇》說過公道話的人，也一個個被點名。 

　　隨着對《草木篇》的批判愈演愈烈，《星星》編輯部的“二白二河”4位編輯（主任白航、執行編輯石天河，編輯白峽、流沙河）在反右派運動中無一倖免，全部被打成右派，整個編輯部全軍覆沒！

　　從此，《草木篇》成為聞名全國的“大毒草”。流沙河被定為“右派分子”。由於“認罪”態度較好，流沙河獲得“寬大處理”，被開除共青團團籍；開除公職，留在四川省文聯機關內監督勞動，掃地、燒水、拉車。1958年大躍進中，流沙河到崇慶縣山中煉鐵。7月6日，他被宣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59年，流沙河被叫回四川省文聯，在《草地》編輯部打雜，負責登記來稿，修改刊用稿。1960年，被派到四川省文聯的農場開荒種菜，次年轉而看守菜地，夜夜不離菜園，專抓偷菜者。他回憶說：有一次，“由於克盡厥職，過分積極，反被偷菜者打了一頓，還被扭送到派出所，哭笑不得”。 

　　1962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對運動中批判和處分錯了的黨員幹部進行甄別平反。流沙河雖不在甄別平反之列，但也在這一年被調回四川省文聯的圖書資料室協助工作，使他能夠“利用方便條件，閱讀大量古籍”。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流沙河再次受到衝擊，被押回故鄉金堂縣城廂鎮監督勞動，前6年拉大鋸，後6年釘包裝箱，整整經歷了12個春夏秋冬。 

　　1978年7月，流沙河被宣布摘除那頂戴了整整 20年的“右派分子”帽子，年底調到縣文化館工作。1979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正式下達文件，為1957年的《星星》詩刊及4位編輯平反，也為《草木篇》平了反。至此，《草木篇》冤案才徹底昭雪。 

　　歷經磨難之後，流沙河重看《草木篇》，反倒出奇的平靜。在《草木篇》被收入《重放的鮮花》一書時，流沙河這樣寫道： 

　　鮮不鮮，很難說。說它們是花，我看不太像。無論如何，我寫的那一篇，看來看去，既不悅目，聞來聞去，也不悅鼻，沒法提供“莢的享受”。它是水，它是煙，它是狼糞的點燃，絕不是花，瓶插的，盆栽的，園植的，野生的，它都不是。它不可能使人娛而忘憂，只會使人思而忘嬉。 

　　但是，這種平靜是幾多甘苦凝結而成，事非親歷，他人焉敢妄測！

2005年流沙河在機場迎接余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