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这当属国内有良知力量发出的好文。那些辱骂港民抗争、站在恶共立场为虎作伥、祸害（包括港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粉红五毛/自干五等反华小丑们，是看不到香港这面镜子，照出了它们“自身的污浊和阴暗”的。

透过这面镜子我们看到什么？

不一样的看见1 南燕飞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hMyHuWAoAme683SJG2fGg

2018年，香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8453.17亿港元，折合人民币为24000.98亿元。2018-19年香港财政总收入5997亿港元，支出5318亿，盈余400亿港元，财政储备高达11,430亿港元。2018年香港人均收入超过20万港元，香港人每月最低工资标准为4520港元。

2018年，深圳市生产总值（GDP）24221.98亿元，按人民币来比较计算，2018年，深圳市GDP高出香港221亿元，这是深圳市GDP首次超越香港。2018年深圳财政收入9102亿元，几乎是香港的二倍，而深圳的财政储备是一个空白，截止到2018年底，深圳政府债务余额145.9亿元。至于人均收入，2018年深圳居民人均收入57543.60元，最低工资标准2200元/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070元/月。

香港的繁荣，依托的是自由和法治。一旦失去自由和法治，香港的繁荣将如烟飘散。所谓的自由包括资金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货物自由往来，信息自由流通。香港的法治则体现在独立的司法体系上，包括法官独立办案和律师的特殊地位以及廉政公署有对贪腐分子形成的巨大威慑力。

资金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是国际金融中心成功的必要条件。国际金融中心吸引国际投资者不能有严密的外汇管制，在香港，个人和企业可以自由兑换外汇。港币汇率和美元挂钩，而美元是国际货币，可以兑换各个国家的货币。投资者在香港可以直接买卖全球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香港的金融机构服务全球客户，内外无别。本地银行和外资银行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

如果资金只能进不能出，或者进出要受到严格管制，投资者为了资金安全就会对投资有顾虑，不敢投资，或者跑去其他地方投资了。有人说只要有合适的政策，上海、深圳也能取代香港的功能，但实际上，如果资金不能自由进出，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本地银行和外资银行待遇不平等。上海、深圳永远无法取代香港，也无法取代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的自由，还体现在税赋低，营商环境好。香港的税制有三大特点:简单,透明，低额。只设三种直接税，利得税、薪俸税、物业税，最高税率只有17%，并设有免税额度。香港销售税、消费税、增值税都免征。低税收让香港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也让香港成世界闻名的购物天堂。世界银行发布的《赋税环境报告》认定，香港的赋税环境是全球最佳地区之一。

香港的自由，还体现在信息流通。金融市场瞬息万变，是一个最依赖信息传播速度的地方。在香港，国际上流行的网站和社交工具都能无障碍地浏览使用，各大国际媒体可以无障碍发行，投资者可以买到当天出版的各种报刊。香港人只要花少许有线电视费，就能实时收看全球各国的电视频道。可以自由获取世界各地的各种信息，不用担心因为信息壁垒而看不到真实的消息。

所谓法治，对香港来说，最基本最关键的要素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得以确保，市民才会对法院抱以信任，法治在香港人心中被置于核心价值之首。2014年香港做了一个有关“核心价值”的民调，“法治”居首位（92.7%），“公正廉洁”次之，第三是“社会稳定”，第四才是“自由”，然后是“和平仁爱”、“保障私人财产”、“公平竞争”、“重视家庭责任”、“民主”、“多元包容”和“市场经济”。

2010年香港做了一个有80位候选人的“最受信任人物”网上调查，时任特首曾荫权排名倒数第四，电影明星成/龙垫底，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排名第四——这第四是公职人员中的最高排名了，因为排在前三的是护苗基金会主席萧芳芳、香港中文大学候任校长沈祖尧、探险家、热心公益人士李乐诗。

两项调查都佐证了香港市民对法治的期许和对法院、法官的信任程度确实很高。实际上在去年的国际法治指数排行榜中，香港高居全球第17位，美国的排名才第19位。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国际规范的法治至关重要。香港的法治，也体现在廉政公署的设立上。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刚刚起飞的香港曾经也是无官不贪。市民无论做什么都要行贿。去医院看病，要给医生红包；摆地摊做小生意，要给警察红包；连房子着火了，都要给消防队行贿，否则消防队就是干看着不灭火。

当时香港的反贪污部是香港警队的下属部门，直接受香港警队管辖。而香港警队可以说是香港当时最腐败的部门。据统计，当时的香港警察95%以上收受贿赂。有名的四大华人探长更是贪污无数。其中华人总警司吕乐贪污额高达五亿，人称五亿探长吕乐。后来在廉署反贪风暴中被治罪的名叫韩德的香港警司曾有一段著名的供词：“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

反贪污部受如此腐败的警察部门管辖，自然无法清除腐败，反而与贪污的警察狼狈为奸，坐地分赃，收受华人总警司吕乐贪污“分红”，对腐败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香港市民饱受贪污腐败之苦。香港社会活动家杜叶锡恩曾经回忆说:“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 每一个小市民都曾受苦受害。徙置区内每一位店东、街市每一位小贩，都要给港警付黑钱，简直要把他们勒榨至死才肯罢休。”

廉政公署的设立改变了这一切。1973年，来自英国葛柏是香港九龙区副总指挥，是九龙区警察第二位最高负责人，被怀疑贪污420万港币遭到调查。而他历年的合法收入总计只有93万港币。调查期间葛柏先是以太太生病及自己体力衰退为由，要求提早退休。然后在警方监控下看风头不对干脆通过新加坡逃往了英国。

这点燃了香港社会对贪腐的怒火，对腐败忍无可忍的香港市民纷纷走上街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捉葛柏”大游行。最终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1974年2月15日，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没有关系的独立反贪组织”，即香港廉政公署诞生了，其人事、财政完全独立，不属于公务员序列。从此，香港社会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

诞生后短短几年内，廉政公署就雷厉风行地肃清了腐败，净化了社会风气，使香港跻身于全球最清廉地区之列。仅1977年一年，廉政公署就起诉了272名贪污的警务人员，其中145人被定罪。逃亡的葛柏更是被从英国引渡回香港接受审判，最终锒铛入狱。

从葛柏成为香港司法史上第一个因贪污罪入狱的英国人高官开始，1978年到2008年间，廉政公署共调查了70691宗案件，遭检控的有13337人，其中2440人是公职人员。同时，香港的反腐工作不仅针对公权力机构，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的行贿、受贿罪名及刑罚也被明确纳入《防止贿赂条例》。

1997年，廉政公署拍摄了一部名为《才俊》的公益广告，其中的广告词打动了许多人：“挣钱并不是错，错的是你怎样挣钱。公平不代表每个人都赚一百元，公平是说你有赚一百元的能力，就能赚一百元；你有赚二十元的能力，就能赚二十元，这就是公平。可能你今日挣的钱比我多，但若我的才华比你多，终有一天我挣的钱会比你多。”

随着社会风气转变，廉洁逐渐与法治、自由一起，成为香港人最引以为豪的核心价值。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实名举报的市民投诉不超过30%，后来这一比例超过70%。在透明国际连续多年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香港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前十。

香港对腐败行为的“零容忍”原则也体现在每一次司法实践中。著名导演王家卫的电影《2046》拍摄的时候，一个娱乐记者为了进入拍摄现场拍照，塞给门卫300元，结果被判入狱3个月。2009年，一名来港定居的内地妇女被分配了一个公屋单位后，写信给房屋署的一名助理文书主任表示感谢。她在信封里夹了一张100元的港币，让这名主任“买水果吃”，结果也被判入狱3个月。

在香港廉政公署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施祖祥眼里，“零容忍”是一种态度：“今天你是小，慢慢大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大。贪污就是贪污，小也是贪污，大也是贪污。”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纬曾表示，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

媒体还披露过香港行政机构的一些信息：比如情形公务宴请没有酒水，所有公务接待必须提前申请报备，表格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以及按照香港环境保护署保护鲸的要求所签署的一个“未点鱼翅”的声明。

香港人口700万人，公务员17万人，专车只有20余辆。所有公车车号公开，媒体掌握全港高官的公车车号，曾有官员上班时顺路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传媒迅速锁定、放大，最终高官道歉。事实上，很多时候，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港府官员的习惯。内地有法官一次赶赴原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以个人名义的宴请，发现这位70岁的老太太，是坐着地铁前来赴宴。

香港公务员公私分明，即使特首外出有私人活动，也不得报销，香港每年都要公布公务员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尤其是特首。一份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事访问费用的清单曾经引发热议——2010年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511港元；2008年赴广州拜会内地官员，支出仅420港元，包括往返交通。特首每年的社交款待费只有32.5万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