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的女儿

  核科学家郭永怀在1968年飞机失事牺牲；这事情大家都知道。这里有篇描写他女儿的文章。是很多年前的文章了，值得一读。郭芹是郭永怀和李佩的女儿；她代表了那个时代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后代，意外、无从选择的命运。他们和父母间出现了文化断层，学历初中。

  1956年8月，5岁的郭芹随父母从纽约回到北京，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天使折翅，她成为“狗崽子”，两年后，即从北京赴内蒙古农区，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文革”十年，从15岁到25岁，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成长岁月里，父亲郭永怀因飞机失事牺牲、母亲以“特务”名义被隔离审查。

  文革后，不少劫后余生的这一代归国留学人员子女，因为出生在美国，选择了回美国生活。然而，学业上被耽搁的他们在美国生活并不容易。本文作者曾问李佩：“1980年，郭芹回美国后做什么？”李佩说：“她一个初中生，在美国能做什么！”

梁园故乡

  1956年8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郭永怀和夫人李佩加入到回国的时代大潮中。他们带着5岁的女儿郭芹，离开了绮色佳，全家开车横跨美国，沿途与朋友们告别，到旧金山侯船西渡回国。这是郭永怀出国16年后第一次回祖国。

  郭芹1951年8月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绮色小镇，父亲是康奈尔大学副教授郭永怀，母亲是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那时，他们的家是一幢位于绮色佳市中心的三层楼带地下室的独幢别墅。作为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郭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亲在镜头里留下她“洋娃娃”般可爱的幸福童年。

  回到北京后，郭永怀全家住进了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特级专家楼，这是一套四室两厅双阳台、卫生间带浴缸的套房，与钱学森家和钱三强家毗邻而居。

  在回国近一年之际，1957年6月7日，郭永怀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

  “凡在美国居住又有入学年龄儿女的（华人）父母，都难免不感到遭受别人歧视的痛苦，小孩是天真的，社会有这样的病，他们当然就很真实地反映出来。欺凌、侮辱必然在小孩子们心灵上留下一个创伤的烙印……我是一个有儿女的中年人，离开美国也是为了这个原因，不但如此，只有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青年们才能自由发展，才有自由择业的机会。”

  郭芹的好友周晖在回忆文章中说：

  “我和郭芹算是发小了，都住在中关村，她家住13楼，我家住23楼，两座楼中间隔着一小块空地……我们小学和中学都在一所学校，但没有同班。郭芹是独生女，父母是留美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很阔气的。大约在‘三年困难’时，看到郭芹带的午饭居然是鸡蛋炒饭，我羡慕得边看边猛咽了几口口水。一直忘不了郭芹的。郭芹很随和，经常邀请同学和像我这样的邻居到她家玩。进了她家，先惊讶有那么多房间，然后羡慕那些阔绰的摆设。郭芹从小就学钢琴，就是在北大附小这样大师子女聚焦的地方也是不多见的。”

“狗崽子”

  然而，随父母回国十年后，郭芹童年的宁静生活被“文化大革命”击碎了。“1966年8月8号凌晨，我和郭芹都被视为狗崽子，赶出了去天安门觐见领袖的队伍，我们相伴哭泣着一同穿过科学院漆黑的街道回到家里。”周晖写道。

  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郭芹曾恳求父亲利用在部队的工作关系让她去参军，但郭永怀没有同意。今天已经无从了解郭永怀当时的心情，是出于大公无私？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他无法给女儿一个安稳的成长环境而被迫适应时代潮流？面对女儿的要求，他想到了回国时的初衷吗？他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煎熬？

  1968年9月20日，17岁的郭芹和周晖一道乘坐专列奔赴内蒙古农区，两人被分配在同一个知青点，朝夕相处生活了三年。

  周晖记得郭芹带的生活用品显然更“高级”“更充分”，“她贡献出一块很漂亮的条纹布作窗帘，让女生宿舍顿时蓬荜生辉、雅致温馨了许多。她不计较我们用她的东西，我们很愿意用她的木制天蓝色衣架，这些衣架都是舶来品，就是在北京家里也没用过这么漂亮的衣架……”

  郭芹离开北京之时，她母亲李佩因为在重庆（白区）工作和美国留学的经历，已经被作为“特务”而“隔离审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里。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离开北京赴青海核试验基地，一家三口从此天各一方。

  到农村后，郭芹开始过“生活关”和“劳动关”，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对她来说尤其艰难痛苦，从小家里就有洗衣机的她不会洗衣服，也不会做饭，曾经委屈嚎啕大哭，写信给父母诉苦。

  1968年10月20日，郭永怀在回信中说：

  “上礼拜接到妈妈的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况……你这次听主席的话，坚决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这是很对的，但同时也必须认识，这条路对你来说困难还是很多的，必须本着主席的教导，要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困难，要向贫下中农学习，胜利一定是属于你的。”

  而在11月3日给郭芹的信，则是迄今为止发现郭永怀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有一段：

  “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寄来？待有了有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代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

  郭芹为什么没有请在北京的母亲买鞋，却烦劳万里之遥、日理万机的父亲呢？因为母亲在“隔离审查”中，失去了人身自由。

  一个月之后，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乘坐夜航班机——一架伊尔14小飞机——返回北京，凌晨5时左右，飞机在北京上空降落时失事，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牺牲。

  12月7日，郭芹所在生产大队接到北京国防科委电话，告知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郭芹到公路上拦截长途汽车到县里，再从县里乘车到洮南赶火车回北京。

  12月25日，郭永怀被追认为烈士，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

  张可文是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第一任秘书，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记得那天在八宝山召开郭先生的追悼会，那时李佩先生还在受严重的政治审查。我特意到第一休息室去找她，发现她正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我知道在场有好几位是她的亲人和知音，他们也正在活活地受着煎熬，他们多么想坐在她的身旁来分担她的痛苦和迷茫。但是不能……”

  追悼会后，有关方面询问李佩：作为烈士家属，是否有需要照顾的地方。倔强的李佩回答说：“我们不需要同情！”结果是，1969年初春，郭芹回到了插队的地方，李佩回到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

失去的十年

  十年“文革”，耽误整整一代中国青年人的黄金学习时光，其中包括五十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的第二代，比如钱永刚、钱永真兄妹，以及郭芹等。这些当年父母们的“小甜心”，在生命成长最重要的岁月里，被迫离开学校，与父母分离。

  1955年9月，钱永刚和妹妹随父母回国时，他7岁，妹妹5岁。“文革”开始，18岁的他正在上高中，从此学业中断，他选择参军到部队，父亲钱学森只说了一句：“你如果真的想去，你就去吧，闯一闯，好好干！”1977年恢复高考时，年近30岁的他走进了考场，考入长沙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1986年“公派自费”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

  钱永刚在回忆父母的文章中写道：

  “我38岁那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读研究生。在学院的图书馆前，我看到奠基石碑上刻着图书馆建馆的时间：1966年。注视着这个年份，我心里顿生感慨：我来晚了！如果爸爸不回国，我可能18岁就进入这个图书馆大门了，早20年入学，我是不是会比现在优秀一点呢？只是人生没有如果……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紧赶慢赶，一直很努力。我从未对父母说起过自己那一闪而过的感慨，因为我知道，爸爸妈妈对于回国的决定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后悔。”

  “文革”中面对子女失学，可能没有人知道钱学森、郭永怀的内心有过怎样的挣扎、惶恐和煎熬。

  冶金学家叶渚沛是钱学森家和郭永怀家在北京中关村特级专家楼的邻居。他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

  “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17岁的郭芹正在人生求学的黄金岁月，迫切需要父母的庇护和指引，她却经历父亲牺牲、母亲被当作“特务”隔离审查的现实，在遥远寒冷的内蒙古乡下，这个曾经娇生惯养的女孩儿是怎么熬过这一段艰难时光？她将自己的手风琴带回了知青点，成为她解除身心压力的精神依托。

  1970年，郭芹病退回北京，以烈士子女的身份进入父亲的单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在这里，她和自己同龄的李伟格成为一生挚友。

消逝在风中的“甜心”

  郭芹回到北京时，她的家已经住进了力学所另外三户家庭，她只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寝室，而李佩已于1970年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到安徽合肥，住集体宿舍，仍然接受审查，不能回北京看望病中的女儿。直到1973年后，李佩才被允许春节时回北京探亲。

  王永光是在力学所乐队认识郭芹的，当时他和郭芹、沈青组成了乐队的手风琴组，他曾陪郭芹专门买了一架“鹦鹉”牌120贝司四排簧的手风琴，三人在乐队合作中结下深厚友谊。1996年初夏，身患重病的郭芹在北京家中托沈青为她保管手风琴，希望自己病好后再继续演奏。

  1996年“国庆节”，李佩将郭芹从医院接回家中，郭芹知道自己日子不长了，躺在床上将年迈的母亲托付给王永光和李伟格。王永光说：“这一嘱托使我与李伟格同样感到郭芹对母亲的眷恋，11月8日，郭芹走完了她年仅四十五岁的人生旅程，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骨灰撒在昆明湖中。

  边东子是郭芹儿时的朋友，两家同在中关村13号楼，他记得郭芹在父亲去世后，常常在钢琴上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在他最后一次见到病重的郭芹时，郭芹对他说：“写写我爸爸吧！”

  从郭芹到钱永刚，他们的父母在战争年代赴国外留学，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佼佼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年幼的他们随父母国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史无前例的各种政治运动剥夺了青年时期他们的求学机会，留下一生遗憾。改革开放后，这些子女辈大部分回到了美国，但他们的成就难以超越父辈。

  王永光一直保存着郭芹的手风琴，在自己年逾古稀之后，他和李伟格商量：该怎么保存郭芹的手风琴。在郭芹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王永光已将郭芹的手风琴、连同当年的购琴发票、使用说明书、以及郭芹用过的曲谱，送至郭永怀在力学所的办公室，他说：“让女儿‘优美的琴声’永远陪伴在慈父的‘身边’，这显然是一种绝佳的安排！至此，我顿感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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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我摘编了一下。想到恐怕会有读者不以为然，说“这些专家的孩子与周围普通人比，他们还是生活优越，“文革”后还有条件出国。想想“文革”中普普通通的广大“知青”们的命运吧。是啊，拿我来说，虽然父亲在被打成“右派”，工资降级，可我们的家庭物质生活还是比周围的普通人要好得多。不过我这里想到这些建国初期满怀激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外中国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后，不断地政治运动，最后是“文革”，他们后来是如何反省自己最初回国的美好愿望的？

  “文革”十年，中国大陆整整一代年轻人都荒废了学业呀。我是1980年才考上的大学（文科），距离1966年小学毕业已经过去14年了。我的同班同学有的比我小10岁。他们都惊呼“这么大（年纪）了还上学”。我当时真窘迫。

  1990年我随妻子来到美国。我那时知道自己也学不了什么东西了。郭芹的母亲李佩说自己的女儿来美国，“她一个初中生，在美国能做什么！”说的没错。但我还是选择在美国生活了；因为我在美国还有相对的自由。或许有些人不以为然；随便他们怎么想吧。

  在美国度过了我最长，也相对稳定的人生阶段。这样的日子久了当然看到这种制度下的一些问题。哪儿都不会十全十美的。正是因为如此，我发现自己的帖子中“无语”二字越来越多。是的，渐渐地，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