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为何拥戴了希特勒

  历史是大人物创造的，但在大人物背后却站着千千万万的小人物。当年，普通的德国人是纳粹统治的民众基础。二战结束后，美国记者迈耶在十年居住期间，跟踪采访了十位普通德国人，了解到为什么大多数普通德国人会拥护纳粹，最后得到这样一个答案：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一战后，德国背负了巨额战争赔款，新建的魏玛共和体制一直处于混乱之中，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使德国雪上加霜：马克大幅贬值，失业率高达30%，而各派政治力量却整天互相攻讦、无计可施。

  希特勒上台前，这十位普通德国人都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无着。在他们的回忆中，1933年纳粹上台至1939年战争爆发前是德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光。纳粹大搞基础建设，整顿社会秩序，迅速振兴了经济。

  仅仅三年间，德国的高失业率即下降为零，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纳粹所以能迅速壮大，全靠大量工人、失业者、农民与中产人士的支持。在那段时间，这十位德国人的家庭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不再受穷挨饿。

  其中一位裁缝告诉记者，1918年的共和使他父亲变穷，是纳粹给了他父亲工作。他想要的就是安全保障、国家提供的工作，而且有保险和养老金。1935年他成为纳粹成员后，这些梦想全都实现了。

  一位木工则说，纳粹缩小了贫富差距，每个人都有了工作机会，而战后虽然有了自由，但自由却不能作为生活的替代品。

  这表明，尽管纳粹上台后就开始镇压反对派，迫害犹太人，但只要让民众得到他们想要的物质生活，他们就会支持纳粹。在他们看来，如果希特勒不发动战争，他就仍将作为历史上振兴德国的伟人而载入史册。

  那位木工就发现，纳粹制度“有许多好处”：纳粹打破了阶级区分，使他与上层人之间有了同等地位，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在群众组织“劳工战线”中，他与一位教师也成了战友，大家完全平起平坐。那位裁缝曾给大学教授做衣服，他对此既自豪又忌恨，成为纳粹成员后，他发现自己可以对教授们指手划脚了，这使他感到极大的心理满足。

  希特勒非常懂大众心理，他争取他们支持的办法不是提高福利，而是增强他们的翻身意识。社会福利的增加毕竟是有限度的，而平等，甚至在政治上比他人优越，却能使普通人获得幸福感。

  实际上，这些普通人都是很正派勤劳的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没有受过迫害，也不认识任何高层人士，甚至不知道大屠杀。即使他们知道一点也不相信，认为是犹太人的谣言。

  由于缺乏公民权利意识，他们总觉得犹太人经商太有钱，感到很不公平，认为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是应该的。那位裁缝就告诉记者，正是犹太人偷走了自己祖先的所有东西。他们渴望社会公平，但却缺乏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的能力，把宣传和事实分开来的能力，因而看不到纳粹的“公平”是在攻击人的基本价值和所含的权利。

  导致纳粹上台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当时的德国人的政治观点多是从个人处境出发，对他人的权利漠不关心。他们没有社会公民意识。所以与许多普通德国人一样，纳粹宣传说通货膨胀是犹太人造成的，他们就相信了。那时报纸上整天告诉他们：“犹太人是世界资本家，犹太人统治着英国，犹太人控制着俄国。”那位裁缝曾与记者谈到毒气室便说：“如果发生了那种事，那它是不对的，但我相信它没发生过。”

  偏见使他只相信官方媒体的宣传，而不是相信事实。即使发生了屠杀事件，他也认为领袖是好的，坏事都是周围人干的，是地方上的纳粹滥用了党的原则，领袖只是受骗了。

  1938年11月10日，发生了犹太会堂纵火案，一群孩子从被砸的犹太人糖果店搬运糖果，警察和成人在旁边看着。此事他们也都知道，但并不觉得这是在犯罪。

  为了巩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纳粹强调的都是一些非智性的品格，诸如忠诚、纯洁、劳动、简朴和爱国主义等，并把喜欢思考的知识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有危害性的阶层。

  在这位美国记者看来，这些普通德国人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缺少政治权力意识，不懂得自己拥有最高权力的公民的责任，总认为国家是崇高的，而个人无足轻重，因而对他人的苦难漠然置之，甚至参与迫害。

  战后德国人开始了新生活，这十位普通人的生活又一度变得艰难，他们需要承担比从前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责任，对此他们总是抱怨和不满，觉得纳粹曾经把一切都管理起来，统治得很好。这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受骗，他们以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是自由的。事实上，他们渴望的从来不是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想要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陀思妥耶夫斯基语）。

  这是自由制度与不自由制度造成的价值观之别。从一个习惯于凡事自主的美国人的角度看，这些普通德国人缺少的其实是公民意识和勇气：“一种能够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统治别人而是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

  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价值观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现代世界分裂的主要原因。对于从前的许多德国人来说，纳粹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邪恶，只有当他们具备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明白对他人权利的剥夺即意味着对自己权利的剥夺，才会真正认识到纳粹的实质与危害。

…………………………………………………………

德国民众为何狂热追捧希特勒？

赵刚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

　　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以及邮寄来的包裹来自德国各地，有些还是来自欧洲其他的国家。写信的有男女老少，职业形形色色，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而来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参差错综。多数来信是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你递给我们你的手和你的目光，这目光至今仍使年轻的心荡漾；美好的幸福它永远将我们陪伴，这一刻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还有不少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情书。从“坚决保证真正的爱情”，愿意与元首结为伉俪，到表示立誓要为领袖献身，奉献出自己的贞操。一些年轻的姑娘在信中写到：“亲爱的元首，听说您没有孩子，这令我难以平静”，“亲爱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位萨克 森女人的愿望。”

　　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些求爱者寄来的精心编制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袜子。当然，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还没来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处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别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干扰元首”，对不起，自然会有人通知盖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当时的德国，有不少写信者被宣布为“精神有障碍”，被送进所谓“疗养院”。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不明真相者继续不断地向领袖抒发情怀，表达情感。

　　在“莱比锡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的《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曾真实地记录下了德国民众是如何狂热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的大会上，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纳粹）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卐”字，十分醒目。对于党旗的设计，希特勒自鸣得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任何党都应该有一面党旗，用它来象征庄严和伟大……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一只巨大的雕塑即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的演讲充满激情，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我想，任何一个德国人身处这样的环境，一定会激动得浑身颤抖，一定会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万分，一定会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也一定会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任何一个德国人一旦陶醉于这样强烈的种族主义情感当中，一旦痴迷于如此盲目的个人崇拜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当中，自然会从理智走向疯狂，从善良陷入邪恶，从文明堕落为野蛮。

　　令人悲哀的是，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直沉浸在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之中，真的以为要跟随伟大领袖投身到无比壮丽的革命洪流中，去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神圣事业。

　　面对这一切，正像西方学者所评价的，“摄影机不会撒谎，它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把人类自制力丧失殆尽的情况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

　　面对这一切，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至今未曾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当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时，他的愿望实现了。希特勒所缔造的第三帝国就是一个建筑在纳粹主义精神上、建筑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德国人灵魂中的罪恶之国。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珍贵的史料时，不能不感到愕然：这难道就是深受魏玛文化熏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德意志民族？这难道就是被马克思誉为由于“高卢雄鸡的高鸣”和“思想的闪电”的射入从而得到复活的德国？

　　笔者曾由衷地感叹过德国人民的素质。在《留德十年》这本书中，季羡老回忆，二战后期，当年他寄居的德国小城哥廷根因燃料极为紧缺，市政府下令允许市民上山伐木，不过，仅限定在市政府做过记号的树木，其他树木仍旧不许砍伐。尽管德国冬季异常寒冷，当时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廷根的市民无一例外，全都自觉地遵守政府砍伐的规定。我曾设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国家将会怎样？会不会由于生活的艰辛出现乱砍乱伐？会不会为了执行政府的规定而派出军警去看管这些树木？

　　二战后期，美军攻入法国境内，俘虏了一批德国军官。一天晚上，美国军营举行晚会，也邀请了一些战俘营里的德国军官前来参加。一些美国军官上台表演节目，而德国军官则旁坐一边静静地观看。台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国少校对表演不以为然。这种情绪被一位美国将军看出来了，他询问施密特少校：为什么？少校言道，你的乐师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时有许多错误。

　　美国将军颇为自负，特别是作为战胜国的军人觉得颜面上受到羞辱。他趾高气扬地邀请这位战败国的俘虏去演奏。施密特有些迟疑，刚一起身就被美国人拉到了钢琴旁边。施密特整了整军服，深吸一口气，开始了演奏。流淌、优美的音乐旋律伴随着高雅的演奏风度，使整个大厅一片沉寂。结束以后，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此时，美国将军尊敬地问起施密特，是不是从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少校颇感惊讶，回答道：我从没读过音乐学院，我只是从西里西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正规德国军官。

　　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也曾提到，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曾经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秘密警察组织，竟然没有贪污事件。联想起许多国家屡屡出现的腐败，不禁叫人感叹：管中窥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和教养由此可见一斑。

　　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素养、自律廉洁的民族却如此拥戴希特勒这样一个制造种族灭绝的杀人犯，一个毁灭世界的战争狂，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跟从他，把整个欧洲，包括他们自己拖进了不堪回首的浩劫之中，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为什么？

　　1938年11月9日，在德国历史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水晶之夜”。这个极具浪漫色彩的名称，却是与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的。从11月9日夜晚到10日凌晨的一夜之间，德国各地的一百九十一座犹太教堂变成了一片火海，超过七千五百间的犹太人的百货商场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数百幢的犹太人的居所被付之一炬，数千名犹太人惨遭侮辱、毒打，大约三万名犹太富人遭到绑架，被勒索的赎金高达十亿马克。劫难之后，四处都是残垣破壁，破碎的玻璃犹如呜咽哭泣的水晶，在惨白的月光下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事后，为了补偿所谓“众怒”，犹太居民还必须掏出一百万帝国马克作为“赎罪金”。

　　据史料记载，希特勒当政时期，曾有数十万德国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遭到纳粹杀害的犹太人高达六百六十万。参与迫害和屠杀的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不少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中下阶层民众。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会积极地、自愿地参与纳粹的大屠杀？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犹太同胞如此残酷？甚至当希姆莱已经要求停止屠杀之后，许多人反而还不肯住手？

　　二战结束后，在德国的盟军占领区内曾开展了一次名为“去纳粹化”的清洗行动。除纳粹一级战犯必须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口在盟军占领区内接受了“思想改造”。为此，美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搜缉与甄别组织，叫做“智慧小组”，小组成员前后共有二万二千人之多。他们设计了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的德国人都必须填写。问卷虽然只有两页，但却设计了一百三十二个问题。美国人希望借此筛选出具有危险倾向的德国人，清除纳粹势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观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响。

　　从1946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夏天，“去纳粹化”的清洗活动足足忙活了三年。在参与被调查的一千三百四十一万德国人当中，有六百五十万人曾是纳粹党员，这其中有将近五十万名教师。调查还显示，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公务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官和律师都曾经是纳粹党党徒。

　　在英克·布罗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写的《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这本书中披露了一份资料，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共有一千三百多万纳粹党徒，几乎占到当时德国整个人口的六分之一，如果加上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当时的德国，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全民纳粹的国家”。

　　一个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有“行为严谨”、“举止自律”、“品质廉洁”的高尚品质确实是好事，也的确能使个人保持洁身自好。但这绝不能保证这个民族不会误入歧途，也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不会做出危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罪孽来。或许，能否正确地把握国家的自身发展方向，能否真正运用民主手段把握人民的自身命运，使之成为捍卫做人的权利，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素质。

　　卢梭曾斥责过历史上的那些“高贵的野蛮人”，尽管他们很“高贵”，高举着正义的标语，高呼着高尚的口号，但却干出了卑鄙无耻的行为。因此“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但人想做天使，却做出恶魔的行为”。由此，更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纳粹罪恶的形成以及众人参与的根源；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检讨的是永远将人类划分为敌人与朋友是否理智；更值得我们进一步诘问的是：“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与罪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会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毋庸置疑，当生活在专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到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丝毫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某个统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曾打算通过宣扬自己的学说，把它当作一种指导和团结人民行动的工具，来达到作为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德国，孩子出生后，并不能马上成为公民，而只是“国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为他设计的学校教育和体能训练，并在统一的军事系统中参加军事训练之后，“这个年轻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档案中没有污点，才会被授予公民权”。多么蛮横又多么霸道！任何一个德国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脑，不接受纳粹的党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隶。

　　不客气地说，希特勒确实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通过戈培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灌输，德国人民完全接受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念；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等等具有普世原则的本意全都给颠覆了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吗？此时，对于他们来说，善良与残暴，有罪与无罪，正义与邪恶，这类名词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谓“有罪”、“邪恶”就是任何阻碍他们实现“日耳曼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过程的行为。

　　1938年，希特勒几乎是用一种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人的方式行动，他们（指德国青年）什么也不用学习。”正如这位独裁者所言，德国人十岁开始加入少年队，十四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加入德国国防军后，立即又被吸收进冲锋队和党卫军。他们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们的整个一生也都不再会有自由了。

　　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部书中，真实地记载了纳粹是如何通过教育将“法西斯精神”从小就灌输到每一个德国儿童心中的。

　　宣扬“雅利安人血统优良”与“犹太人血统低劣”，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核心。为了达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矫揉造作的”宣传效果，纳粹分子在教科书中向孩子们讲述：在自然界中，同类物种与同类物种在一起，一群岩羚羊绝不会让一头鹿来领队，一只公椋鸟只跟一只母椋鸟交配。同类物种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种。只有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进行干预，进行“人工杂交”。这样做的结果，会把最坏的特征集于一体，形成罪恶的杂种。接着，他们又将这样的谬论引述到“种族与犹太人问题”上。在当时的学校中，经常会有老师借题发挥，侮辱犹太孩子。鲁道夫·巴努什尔回忆说：老师把他叫到全班同学的面前，然后问道：“知道什么是杂种吗？”班上无人说话，孩子们只是在生物课上听说过这个词。沉默片刻，老师指着鲁道夫·巴努什尔说：“他就是杂种。他妈妈是犹太人，这就说明一切。”

　　为了煽动孩子们仇恨犹太人，纳粹分子还编造了许多儿童读物，像《毒蘑菇》、《不要相信绿色荒原上的狐狸》等来毒害污染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古德伦·宝泽旺说，她至今也忘不了这些卑鄙的文章。

　　《毒蘑菇》讲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妈妈要她到牙科医院看病。她与另外一位女同学共同到了诊室，医生先叫那个女同学进去看病。当然，这个医生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吊吊的嘴唇，大大的眼袋。这时候，坐在外边的女孩忽然听到诊室里刚进去的同伴发出尖叫：“不，医生，请不要这样！”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示意要她进去，她吓得跑掉了。古德伦·宝泽旺回忆道，那时，作为孩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犹太人对那个女孩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让我整个青年时代都无法摆脱噩梦。

　　在这样的教育和熏陶下，仇恨的种子就潜移默化地种下，并慢慢地开始发芽、开花、结果。当他们长大成人，参加冲锋队或是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时，已经感觉不到有任何内疚，有的只是仇恨的发泄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一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在干罪恶勾当的时候，会告诉世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见不得人的。如果邪恶势力公然以邪恶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难有邪恶势力的存在了。任何邪恶必然与谎言相伴，只有掺杂了谎言的罪恶，才会显得高尚；只有披上正义外衣的邪恶，才会蛊惑人心。但邪恶势力本身对自己的罪恶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如何才能让善良的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罪恶。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会有悲剧，而最大的悲剧就是被邪恶势力所欺骗，助纣为虐，却一直以为在维护正义和公理。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

…………………………………………………………

二战时期德国人为何支持希特勒以及纳粹党？

　　现代法西斯则是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意大利语中法西斯（fascismo）则含有“协会”、“一群”之意，意大利工农运动中的许多团体都采用过此类名称，如西西里的“劳动者法西斯”组织等。1919年3月，对下层民众的困苦生活十分同情的墨索里尼在米兰建立了“战斗的法西斯”组织，并于1921年11月在罗马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国家法西斯党”，翌年该党夺取政权则标志着现代法西斯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崛起。　　

　　与此同时，在德国慕尼黑建立的法西斯党---以下层民众特别是城市工人群众为基础的，团结中等阶级下层的保持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德国工人党（1920年改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纳粹”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t的缩写nazi的音译）后来居上，于1933年上台执政，将法西斯主义运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勿庸讳言，现代法西斯主义运动作为工农运动的分支之一从一开始就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它们各自政治理念里的对工农利益之关心和维护、对劳苦大众之同情、对社会公平正义之渴求，简直毫无二致。　　

　　纳粹党魁希特勒在他的代表作《我的奋斗》一书中以深切同情的笔触写道：“巨大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的变化。小手工业者逐渐消亡，工人独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渐渺茫；作为结果工人明显地无产阶级化，出现了一个产业工人的阶层。其最基本特征就是工人永远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生计。他是货真价实地一无所有。他的晚景凄凉，生不如死。”　　

　　如果不看出处，我们还会以为是马克思在他的代表作《资本论》里向我们讲述他的政治理念呢。另外我们从一件小事里也可以看出出身贫寒的希特勒对劳苦大众发自内心的同情，由于希特勒有失眠的毛病，他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往地板上撒面包屑和吃剩的饭菜来喂老鼠，他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他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在天亮前，我观看着这些小东西在美食周围转来转去。在生活中，我曾经历过许多贫困，我完全能想象出饥饿是什么滋味，因而也能体会这些小东西的快活。”　　

　　纳粹党的党纲里更是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将垄断性企业收归国有，工人分享企业利润，国家以廉价出租的方式扶持小商人，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机，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严惩高利贷者等；对外则要求废除歧视性的凡尔赛和约，建立一个强大的超越议会民主的中央集权的人民国家，致力于建立政府控制一切的制度。　　

　　并宣布纳粹党旗的颜色红色象征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这对急于摆脱国家屈辱和经济困境的德国人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以此观之，说纳粹党徒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并不过份。纳粹党的纲领和共产党的纲领的区别仅仅是前者更偏重于民族优越，主张结束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让上层阶级明白他们对工人所负的责任；而后者更偏重于阶级优越，主张阶级斗争，搞暴力革命，彻底推翻上层阶级，让工人完全掌权而已。从这种意义上说，法西斯党和共产党的确只是政见略有不同的堂兄弟而已。　　

　　在社会实践中，德国纳粹党更是卓有成效地履行了对德国人民的承诺。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失业率高达33％，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宣布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纳粹党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为1.3%，而同期美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的失业率则分别为1.89%、8.1%、8.7% 和9.9%。在着力解决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事业。希特勒在1930年指出：“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这不仅是他的治国思想，也是他的社会实践。　

　　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纳粹党的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就约有1000万人参加了“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过去只有资产阶级上层社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德国的普通工人也能够享受了。纳粹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 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宣布，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的目标，指令大众汽车公司去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取经，以最小的利润率、最低廉的价格大批量生产工薪阶层买得起的优质小轿车（顺便说一句，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质优价廉的大众牌甲壳虫小轿车至今仍然是世界工薪阶层最喜爱的车种之一）。　　

　　事实上，纳粹政权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会激发民众抗议社会福利政策的事，当时普通德国民众的赋税得到减免，退休人员开始享受医疗保险，德国士兵的妻子享受了最好的待遇。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政权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和人民福利的奇迹。

　　纳粹政权靠社会福利政策的善举换取了普通德国民众对其内政外交政策的全力支持，将普通德国民众对纳粹政权独裁专制的不满情绪减少到最低程度，以至于普通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希特勒的人民国家是一种讨人喜欢的独裁。在纳粹统治的短短12年中，德国民众与纳粹领导层保持了高度一致，德国民众被积极地动员起来将自己的命运与纳粹政权融为一体。这就不难解释为什麽在苏联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打到距希特勒藏身的地堡只有几百米，纳粹政权大势已去时，纳粹德国的十二、三岁的娃娃兵仍在为保卫他们的元首拼死抵抗。　　

　　但，不可否认，德国法西斯政权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世界人民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与此同时，这又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对本国本民族人民好，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人民狠”的人种优越论的荒谬性---为了本国本民族人民的福祉而祸害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人民，到头来本国本民族人民也要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