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30年前已來美四年了。那時的信息還不夠通暢，對此事竟毫無了解。今讀到此文，被震到了。這樣的事件，的確不該忘卻。讓我們深深地紀念那些逝去的無辜受害者們，讚美那第一個被槍擊、身中四槍但卻幸運地生還的勇敢堅強女生Nathalie Provost。

蒙特利爾大屠殺30周年祭：不該忘卻的紀念

加拿大七天傳媒 七天 

七天記者顏宏綜合報道

事件回放

30年前的今天，正是加拿大蒙特利爾工程學院期末考試的前一天，在學校里上課的學生不是很多。25歲的馬克·勒平(MarcLépine)帶着裝有一隻半自動來福槍和一把獵刀的兩個大塑料袋、面無表情地走進蒙特利爾工學院，看了幾間教室後，徑直走到2樓的機械工程系，挑選了最大的一間教室B311。

馬克·勒平(Marc Lépine)

在進入教室之前，勒平打開了手裡的袋子，取出了裡面的一把裝滿了子彈的步槍，走進了教室。在教授和學生驚訝的目光中，勒平要求教室裡面的人按性別分開站好，看到有人沒有聽話照做，他就對着天花板開了一槍，人群開始慌亂，隨後有大約50名男性站到了教室的左邊，9名女生站在了右邊。

然後勒平要求所有的男性離開教室，在槍口的威脅下，所有的男生和教授都離開了。隨後他問剩下的女生們：“你知道我為什麼會來這裡麼？” 當有人說不知道以後，他說：“我是在向女權主義者宣戰的”。這時，一名女生壯着膽子（後來查明她叫Nathalie  Provost，中了四槍倖存下來）說：“我們並不是女權主義者，我們只是普通的學生，我們沒有任何要反對男性的意思。” 勒平聽後說道：“你們是女生，未來你們要成為工程師，那麼就是一群女權主義者，而我最恨的，就是女權......” 話音未落，他當着所有人的面，向這名女生胸部開槍，然後迅速從左到右向所有的女生射擊，9人全部倒下，最終6人死亡，3人重傷。在離開這間教室之前，他還在一個女生的作業本上寫了Shit。

 勒平隨後進入另一間教室，在兩次嘗試射殺女性學生失敗後，他進入應急樓道重新裝填子彈。隨後又回到剛才離開的教室，此時學生已經將門反鎖上。在開了三槍仍沒能打開門之後，勒平在走廊上射傷了一名路過的學生。

25歲的學校財務部員工Maryse Laganière 聽到槍響之後馬上跳起來去關門，但是兇手已經搶先一步拉住了外面的門把手，雙方僵持數秒之後，Maryse終於成功地鎖上了門，但是槍手從一旁的窗口向內開槍，將Maryse當場打死，躲在裡面的另外三名員工倖免遇難。

勒平接着走向學校餐廳，一路上對看見的學生開槍，目標全部是女性。這時學校的餐廳裡面聚集了上百名學生，殺紅了眼的勒平開始對所有人無差別掃射，不再遵從之前只殺女性的規則，學生四處逃竄。在餐廳的儲藏室，他又槍殺了躲在那裡的兩名女性。從餐廳出來後，他又進入另一間教室，槍殺了兩名企圖逃跑的女生，這時距離他發動攻擊已經超過了20分鐘。他打傷了在講台上的一名女生以後，用隨身攜帶的獵刀將她捅死。最後，他脫下帽子，用外套把來福槍包起來，並朝頭部開槍自殺。

最終，勒平在工學院槍殺了14名女性，射傷了10名女性和4名男性。

第一批到達現場的警察在周圍拉開了隔離帶，在第一聲槍響之後快要45分鐘才有第一批警察進入現場，當時的蒙特利爾警察局長Pierre Leclair身先士卒，此時的他心急如焚，因為他自己的女兒就在這棟大樓里。

但是當他進入最後一間教室的時候，他的希望全部破滅，最後一名死者，就是先被開槍打傷然後被兇手用刀捅死在講台上的就是警察局長的女兒Maryse Leclair。離她的屍體不到半米遠，躺着飲彈自盡的勒平。

這起案件被稱為“蒙特利爾工程學院大屠殺（Ecole Polytechnique massacre），也是加拿大歷史上最慘烈的槍擊案。12月6日因此被定為全國反針對女性暴力行動與紀念日。

不幸家庭釀社會仇恨

小時候受過父親虐待的勒平在隨身攜帶的遺書中表明了他的謀殺動機：他認為女權主義毀了他的生活。他還留下了一個含有19名他所認為的“女權主義者”的魁北克女性名單，包括蒙特利爾財政部長、一名電視製作人、一名省長候選人……並清晰表達了殺死她們的願望。只所以選擇蒙特利爾工學院，是因為他在之前兩次申請蒙特利爾工學院都沒有被錄取。

在遺書中，勒平自認為是一個戰士，是一個為了改革而犧牲了勇士，但是其實他的這25年人生，就是一部“如何成為一名冷血殺手”的教學片。

Marc Lepine 1964年10月26日出生於蒙特利爾，他的父親是一個阿爾及利亞移民，母親則是魁北克土生土長的法裔。這是一個扭曲而碰撞的家庭，他父親本來是個穆斯林，母親曾經是一個天主教修女，兩個人在結合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放棄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卻將那種狂熱和禁慾帶入了家庭。Lepine 的父親是一個成功的基金銷售員，他從骨子裡輕視女性，在兒子和女兒出生之後不久他就有了外遇，跟一個加勒比海過來的女子糾纏不清。Lepine 的母親對此略有微詞，他就會馬上拳腳相加。對於他來說，他掙錢養家，女人就該老老實實地閉嘴，他另外有沒有女人，有多少女人，都不是妻子該過問的。 他在人前溫和有禮，帶妻子出入高檔餐館，給她和孩子們買各種禮物和漂亮衣服，但是一回到家，他會鎖上大門，仔細地把西裝脫下掛好，然後開始痛毆自己的妻子，因為他覺得她在某個細節上給他丟了臉。有很多時候，他打得興起，還把兒子女兒拉過來一起拳腳相加，他曾經用切肉的菜板把兒子打得鼻青臉腫，一個多禮拜不敢上學。 而Lepine的母親卻選擇了隱忍。她自學成才, 學會了包紮傷口，對外人撒謊，教育孩子們要聽爸爸的話，不要惹爸爸生氣，更不要反抗。由於這個原因，這段充滿了暴力和虐待的婚姻維持了15年，在Lepine12歲的時候她才向法庭提出離婚。

雖然是個孩子，勒平對家庭生活的理解在這個時候已經開始定型。儘管他痛恨自己的父親，在父母離婚以後馬上摒棄了父姓，改名跟了母親，但是他的思維方式和對待女性的方式卻跟他的父親如出一轍，他認為女性就應該是順服的，弱小的，匍匐在男人腳下的，如果她們膽敢反抗，那麼他就有權利出來維持秩序。

他對那些傳統的男性職業里出現的女人尤其痛恨，比如女警察、女工程師、女醫生。他還在中學的一張宣傳畫上塗鴉，認為女司機都該去死。 有一個朋友曾經跟他開玩笑似地問：你這麼痛恨女人，那麼如果你媽死了你會不會難過？ 他冷冷地回答：不會，如果我媽死了，我眼淚都不會流一滴。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他的母親在好不容易逃離了丈夫的虐待之後又陷入了兒子的虐待，於是在兒子18歲生日的第二天不辭而別，遠走他鄉。丟下剛剛成年的兒子和未成年的女兒自生自滅。

失去母親並沒有讓他開始醒悟。他的朋友認為他是一個感情非常遲鈍的人，或者說根本沒有感情，除了喜歡射擊，也看不到任何愛好，在他25年的生命里，從來沒有過一個女朋友，他也看不出對女性的任何好感。

 Lepine在1980年、1981年連續兩年申請參軍，但是都沒有通過心理測試，徵兵人員以他有“人格障礙”為理由拒絕了他。 他之後回到學校繼續上學，但並沒有完成學業，在三年制課程的最後學期突然退學，原因不明。就在槍擊發生的前一年，他申請進入蒙特利爾工程學院，但是因為缺少一門課程而被拒。雖然在第二年補上了一門課，但是依然被拒。 

本來就已經極端仇視女性的他對這兩次申請被拒感到非常憤怒，認為就是女生占了他的位置，這些該死的女人就應該在家裡好好地做飯帶孩子，為什麼要上大學，為什麼要當工程師，為什麼要把我擠出去？ 

在案發前三個星期，他在一家Checkmate Sports店裡買了一支Ruger Mini-14的半自動步槍，在之後的日子裡分期分批地購入了大量子彈，他對店員解釋說是為了打獵。然後他前往工程學院大樓踩點多達七次，對整個樓層的布局諳熟於心，而且他還仔細研究過學校的時刻表，知道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都會有些什麼人。

 這棟大樓本來是兇手一直夢想能夠進入學習的，但是當他的夢想破滅之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報復

就在槍擊案的當天，他給遠在南非度假的室友留了一個紙條，提醒他要按時交電話費。整個字條里看不出任何異樣，但是也看不到任何感情。 然後他帶上槍支彈藥，進入工程學院大開殺戒。 

他留下的最後一張字條

劫後餘震

這起槍擊案本身就像是一場地震：發生的突然，暴力，破壞性極大。但是它之後帶來的海嘯衝擊卻一直延續至今。 發現女兒慘死在眼前的警察局長在當年申請調離，他一生都生活在悔恨之中。當年警察在第一聲槍響之後不到十分鐘就趕到了現場，他們做的是疏散人群和拉出警戒線，直到半個小時之後才正式進入大樓。根據他女兒的死亡時間推算，如果警察一開始就開始猛攻大樓擊斃兇手，那麼他的女兒很可能還活着。 儘管當年的直接決策者並不是他，但是他依然認為自己對女兒，還有很多在餐廳和第二間教室的死難者負有責任。

另外一些一生生活在悔恨中的，是那些在第一間教室裡面乖乖聽從槍手吩咐，離開了房間的男生和教授。在事後的一次記者會上，有記者言辭尖銳地指責這五十多個男人“放棄”了那些女生，他們明明知道兇手的目標是更加弱小的女性，他們卻為了保命，連分散兇手的注意力都沒有做，就那麼自顧自地逃掉。

在之後的很長時間裡，人們甚至對這個現象引申出了一個新的名詞“消極文化”Culture of Passivity：定義當代加拿大男性形象的並不是那個冷血槍手，而是教授和那些男生，當他們被命令離開的時候，他們像綿羊一樣順服，把女性同學遺棄給命運——在人類歷史上的其他任何文化中，男性都不會考慮這樣做。

當然，也有人提出在那樣的情況下，不應該要求普通人來做一個英雄。但是這樣的呼聲依然很快被淹沒在鋪天蓋地的指責中。

當年在講台上授課的教授，在案發之後迅速辭職，但是輿論並沒有放過他，在之後的幾十年裡，他就是一個加拿大版本的“范跑跑”。

在槍案發生一年之後，當年離開的一名男生在自己家的浴室上吊自殺，他在槍擊之後開始患有嚴重的抑鬱症，以淚洗面，無法自拔。 做為家中的獨子，死亡對於他來說也許是一種解脫，但是對他的家人卻是巨大的傷害。在他死後不到一年，父母開車衝下懸崖，追隨兒子而去。

 自殺的這名男生，是這起案件中為數眾多的附加受害者之一

當初第一個被槍擊的女生Nathalie Provost身中四槍但卻幸運地生還，她勇敢地站出來原諒了那些男人們，她覺得槍手就是一個瘋子，這些人並不能做什麼，不用為此自責。

這名女生是當時第一個站出來企圖說服兇手的人，她在頭部和胸部中彈之後奇蹟般地生還，她最後成了兇手最恨的那類人：女工程師

在之後的很多年裡，很多受害者的家屬經歷了白髮人送黑髮人，覺得生無可戀，選擇了輕生，其中包括了Michele Richard的父親，她在被害前剛剛訂婚，離異多年的父親剛剛收到女兒的請柬就聽到了噩耗。 這些大大小小的餘震在案發後第七年才慢慢地平息下去，直到最後一起。1996年，蒙特利爾警方在東區的一間骯髒的公寓裡發現了一具皮包骨頭的女屍，她後來被確認是Nadia Gharbi，兇手Lepine的妹妹。她在哥哥行兇之後就搬離了兩人租下的公寓，她為了逃離記者的騷擾而多次搬家，最後流落街頭，染上了毒癮。她在剛剛過了自己的29歲生日之後，往自己的身體裡注射了超過危險劑量的海洛因自殺身亡，死時體重不到四十公斤。

 幼年時期的Lepine和妹妹

23年以後，Lepine的母親Monique Lepine在溫尼伯現身，她在多年之後打破沉默，但是她不認為自己是一個糟糕的母親，也不認為是自己的婚姻導致了一雙兒女走向絕路，她覺得自己最多是個“不夠完美的母親”。

而兇手的父親早已在槍擊案之前就移居加勒比海某島國，音信全無。

 兇手的母親在多年之後終於現身，但是她拒絕承認兒子的殺戮是源於教育問題

不過還是有人選擇了堅強。Maryse Laganiere 是這起事件中惟一一個不是學生的死者，案發時她剛剛結婚三個半月，她的丈夫Jean-Francois Larrivee如約過來接她下班，卻被攔在了警戒線之外，聽到裡面依然有槍聲傳來，他心急如焚，幾次想要衝進大樓，但是都被警察攔了下來。他在冰天雪地中站了整整四個多小時，最後卻只聽到了噩耗。 倖存的財務室員工告訴他，他的妻子是個英雄，如果不是她拼死鎖上那扇門，裡面其餘的五個人估計都難逃一死。

他寧願不要做這個英雄的丈夫，只要妻子能夠活着，做一個普通人終老也是好的。

 MaryseLaganiere 

在失去了妻子之後他選擇終身不再結婚，30年來依然獨身一人，但是他並沒有把這麼多年的時間僅僅用來懷念和哀悼自己的妻子。 他一直在努力地推動政府進行嚴格的長槍管制。在他和其他幾名受害者家屬的積極推動下，1995年聯邦議會通過了C-68法案，這一法案後來被稱為武器法案，這一法案要求持槍者必須經過嚴格培訓，政府有權利監視槍支用途，並且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槍支註冊。

這一法案在2009年被當政的保守黨政府所挑戰，議會在2010年以微弱的優勢駁回了提案。 但是加拿大的長槍註冊制度在2012年4月被廢止。 在Jean-Francois Larrivee的積極推動下，魁北克政府隨後通過了短暫的禁令，阻止銷毀省內的槍支註冊資料，並繼續在省內推行註冊制度。 

在他看來，紀念妻子最好的方式，就是阻止類似慘案的發生。他說：我向我死去的妻子保證，這些年輕女性的死不能夠毫無意義。

加拿大聯邦政府在四年之後發布了一份最終的調查報告，其中指出要對女性的暴力實行“零容忍政策”，並且在同年成立了針對女性暴力的專家組。 每年的12月6日被定為全國反女性暴力行為與紀念日，1991年，一群完全由男性舉行的白絲帶集會在安大略省舉行，參加的人數上萬，他們佩戴着象徵“男性放下武器”的白色絲帶，這一活動延續至今，紀念所有在暴力中受害的女性。

 大屠殺發生之後，蒙特利爾在工學院附近建立了“1989年12月6日廣場”，並在那裡掛起一塊牌子，上面只簡單列明在1989年12月6日，有14人死於大屠殺。

三十年之後，很多人認為，應該更明確地將大屠殺定義為反女性，反女權主義大屠殺。11月4日，蒙特利爾市長與受害者家屬等一起，出席了新的紀念牌揭幕儀式。新更換的牌子上，明確了大屠殺的性質。

“這個公園是為紀念1989年12月6日在蒙特利爾工學院“反女權主義大屠殺”中喪生的14名女性。它是為了讓人們記住尊敬與公平的基本原則，譴責所有形式的針對女性暴力。”

30年來，加拿大社會從來沒有忘記這場大屠殺，每年全國各地都會通過各式各樣的紀念活動來銘記、反省這一起人間慘劇。今天是這場蒙特利爾校園大屠殺的30周年紀念日，該校師生紛紛於一大早前往校內紀念碑，放上一束白玫瑰，陷入憂傷。下午5:10，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總督朱莉·佩耶特和魁省省長François Legault等一干政要出席了在皇家山舉行的悼念儀式。14束光刺破蒙特利爾的夜空，提醒人們永不忘記。蒙特利爾作家若西·布瓦洛（JOSéE BOILEAU）出版講述這一事件的新作《那一天 —— 因為她們是女人》（Ce jour-là: Parce qu’elles étaient des femme》也已經出版。

事件發生時，布瓦洛是蒙特利爾法語報紙La Presse的新手記者，才任職兩個月。但是，事件非常深刻地印在她的心裡，在事件發生25周年的時候，她開始着手寫着本書。這本書裡，她採訪了14位受害者的家人朋友，一個個描述她們短暫的、還沒有來得及綻放就凋謝的人生。

（部分內容來自魁北客、RCI）

文 / 顏宏

編輯 /  獨玉

出品 / 加拿大七天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