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30年前已来美四年了。那时的信息还不够通畅，对此事竟毫无了解。今读到此文，被震到了。这样的事件，的确不该忘却。让我们深深地纪念那些逝去的无辜受害者们，赞美那第一个被枪击、身中四枪但却幸运地生还的勇敢坚强女生Nathalie Provost。

蒙特利尔大屠杀30周年祭：不该忘却的纪念

加拿大七天传媒 七天 

七天记者颜宏综合报道

事件回放

30年前的今天，正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工程学院期末考试的前一天，在学校里上课的学生不是很多。25岁的马克·勒平(MarcLépine)带着装有一只半自动来福枪和一把猎刀的两个大塑料袋、面无表情地走进蒙特利尔工学院，看了几间教室后，径直走到2楼的机械工程系，挑选了最大的一间教室B311。

马克·勒平(Marc Lépine)

在进入教室之前，勒平打开了手里的袋子，取出了里面的一把装满了子弹的步枪，走进了教室。在教授和学生惊讶的目光中，勒平要求教室里面的人按性别分开站好，看到有人没有听话照做，他就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人群开始慌乱，随后有大约50名男性站到了教室的左边，9名女生站在了右边。

然后勒平要求所有的男性离开教室，在枪口的威胁下，所有的男生和教授都离开了。随后他问剩下的女生们：“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里么？” 当有人说不知道以后，他说：“我是在向女权主义者宣战的”。这时，一名女生壮着胆子（后来查明她叫Nathalie  Provost，中了四枪幸存下来）说：“我们并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们只是普通的学生，我们没有任何要反对男性的意思。” 勒平听后说道：“你们是女生，未来你们要成为工程师，那么就是一群女权主义者，而我最恨的，就是女权......” 话音未落，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向这名女生胸部开枪，然后迅速从左到右向所有的女生射击，9人全部倒下，最终6人死亡，3人重伤。在离开这间教室之前，他还在一个女生的作业本上写了Shit。

 勒平随后进入另一间教室，在两次尝试射杀女性学生失败后，他进入应急楼道重新装填子弹。随后又回到刚才离开的教室，此时学生已经将门反锁上。在开了三枪仍没能打开门之后，勒平在走廊上射伤了一名路过的学生。

25岁的学校财务部员工Maryse Laganière 听到枪响之后马上跳起来去关门，但是凶手已经抢先一步拉住了外面的门把手，双方僵持数秒之后，Maryse终于成功地锁上了门，但是枪手从一旁的窗口向内开枪，将Maryse当场打死，躲在里面的另外三名员工幸免遇难。

勒平接着走向学校餐厅，一路上对看见的学生开枪，目标全部是女性。这时学校的餐厅里面聚集了上百名学生，杀红了眼的勒平开始对所有人无差别扫射，不再遵从之前只杀女性的规则，学生四处逃窜。在餐厅的储藏室，他又枪杀了躲在那里的两名女性。从餐厅出来后，他又进入另一间教室，枪杀了两名企图逃跑的女生，这时距离他发动攻击已经超过了20分钟。他打伤了在讲台上的一名女生以后，用随身携带的猎刀将她捅死。最后，他脱下帽子，用外套把来福枪包起来，并朝头部开枪自杀。

最终，勒平在工学院枪杀了14名女性，射伤了10名女性和4名男性。

第一批到达现场的警察在周围拉开了隔离带，在第一声枪响之后快要45分钟才有第一批警察进入现场，当时的蒙特利尔警察局长Pierre Leclair身先士卒，此时的他心急如焚，因为他自己的女儿就在这栋大楼里。

但是当他进入最后一间教室的时候，他的希望全部破灭，最后一名死者，就是先被开枪打伤然后被凶手用刀捅死在讲台上的就是警察局长的女儿Maryse Leclair。离她的尸体不到半米远，躺着饮弹自尽的勒平。

这起案件被称为“蒙特利尔工程学院大屠杀（Ecole Polytechnique massacre），也是加拿大历史上最惨烈的枪击案。12月6日因此被定为全国反针对女性暴力行动与纪念日。

不幸家庭酿社会仇恨

小时候受过父亲虐待的勒平在随身携带的遗书中表明了他的谋杀动机：他认为女权主义毁了他的生活。他还留下了一个含有19名他所认为的“女权主义者”的魁北克女性名单，包括蒙特利尔财政部长、一名电视制作人、一名省长候选人……并清晰表达了杀死她们的愿望。只所以选择蒙特利尔工学院，是因为他在之前两次申请蒙特利尔工学院都没有被录取。

在遗书中，勒平自认为是一个战士，是一个为了改革而牺牲了勇士，但是其实他的这25年人生，就是一部“如何成为一名冷血杀手”的教学片。

Marc Lepine 1964年10月26日出生于蒙特利尔，他的父亲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移民，母亲则是魁北克土生土长的法裔。这是一个扭曲而碰撞的家庭，他父亲本来是个穆斯林，母亲曾经是一个天主教修女，两个人在结合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却将那种狂热和禁欲带入了家庭。Lepine 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基金销售员，他从骨子里轻视女性，在儿子和女儿出生之后不久他就有了外遇，跟一个加勒比海过来的女子纠缠不清。Lepine 的母亲对此略有微词，他就会马上拳脚相加。对于他来说，他挣钱养家，女人就该老老实实地闭嘴，他另外有没有女人，有多少女人，都不是妻子该过问的。 他在人前温和有礼，带妻子出入高档餐馆，给她和孩子们买各种礼物和漂亮衣服，但是一回到家，他会锁上大门，仔细地把西装脱下挂好，然后开始痛殴自己的妻子，因为他觉得她在某个细节上给他丢了脸。有很多时候，他打得兴起，还把儿子女儿拉过来一起拳脚相加，他曾经用切肉的菜板把儿子打得鼻青脸肿，一个多礼拜不敢上学。 而Lepine的母亲却选择了隐忍。她自学成才, 学会了包扎伤口，对外人撒谎，教育孩子们要听爸爸的话，不要惹爸爸生气，更不要反抗。由于这个原因，这段充满了暴力和虐待的婚姻维持了15年，在Lepine12岁的时候她才向法庭提出离婚。

虽然是个孩子，勒平对家庭生活的理解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定型。尽管他痛恨自己的父亲，在父母离婚以后马上摒弃了父姓，改名跟了母亲，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和对待女性的方式却跟他的父亲如出一辙，他认为女性就应该是顺服的，弱小的，匍匐在男人脚下的，如果她们胆敢反抗，那么他就有权利出来维持秩序。

他对那些传统的男性职业里出现的女人尤其痛恨，比如女警察、女工程师、女医生。他还在中学的一张宣传画上涂鸦，认为女司机都该去死。 有一个朋友曾经跟他开玩笑似地问：你这么痛恨女人，那么如果你妈死了你会不会难过？ 他冷冷地回答：不会，如果我妈死了，我眼泪都不会流一滴。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的母亲在好不容易逃离了丈夫的虐待之后又陷入了儿子的虐待，于是在儿子18岁生日的第二天不辞而别，远走他乡。丢下刚刚成年的儿子和未成年的女儿自生自灭。

失去母亲并没有让他开始醒悟。他的朋友认为他是一个感情非常迟钝的人，或者说根本没有感情，除了喜欢射击，也看不到任何爱好，在他25年的生命里，从来没有过一个女朋友，他也看不出对女性的任何好感。

 Lepine在1980年、1981年连续两年申请参军，但是都没有通过心理测试，征兵人员以他有“人格障碍”为理由拒绝了他。 他之后回到学校继续上学，但并没有完成学业，在三年制课程的最后学期突然退学，原因不明。就在枪击发生的前一年，他申请进入蒙特利尔工程学院，但是因为缺少一门课程而被拒。虽然在第二年补上了一门课，但是依然被拒。 

本来就已经极端仇视女性的他对这两次申请被拒感到非常愤怒，认为就是女生占了他的位置，这些该死的女人就应该在家里好好地做饭带孩子，为什么要上大学，为什么要当工程师，为什么要把我挤出去？ 

在案发前三个星期，他在一家Checkmate Sports店里买了一支Ruger Mini-14的半自动步枪，在之后的日子里分期分批地购入了大量子弹，他对店员解释说是为了打猎。然后他前往工程学院大楼踩点多达七次，对整个楼层的布局谙熟于心，而且他还仔细研究过学校的时刻表，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会有些什么人。

 这栋大楼本来是凶手一直梦想能够进入学习的，但是当他的梦想破灭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报复

就在枪击案的当天，他给远在南非度假的室友留了一个纸条，提醒他要按时交电话费。整个字条里看不出任何异样，但是也看不到任何感情。 然后他带上枪支弹药，进入工程学院大开杀戒。 

他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

劫后余震

这起枪击案本身就像是一场地震：发生的突然，暴力，破坏性极大。但是它之后带来的海啸冲击却一直延续至今。 发现女儿惨死在眼前的警察局长在当年申请调离，他一生都生活在悔恨之中。当年警察在第一声枪响之后不到十分钟就赶到了现场，他们做的是疏散人群和拉出警戒线，直到半个小时之后才正式进入大楼。根据他女儿的死亡时间推算，如果警察一开始就开始猛攻大楼击毙凶手，那么他的女儿很可能还活着。 尽管当年的直接决策者并不是他，但是他依然认为自己对女儿，还有很多在餐厅和第二间教室的死难者负有责任。

另外一些一生生活在悔恨中的，是那些在第一间教室里面乖乖听从枪手吩咐，离开了房间的男生和教授。在事后的一次记者会上，有记者言辞尖锐地指责这五十多个男人“放弃”了那些女生，他们明明知道凶手的目标是更加弱小的女性，他们却为了保命，连分散凶手的注意力都没有做，就那么自顾自地逃掉。

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甚至对这个现象引申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消极文化”Culture of Passivity：定义当代加拿大男性形象的并不是那个冷血枪手，而是教授和那些男生，当他们被命令离开的时候，他们像绵羊一样顺服，把女性同学遗弃给命运——在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文化中，男性都不会考虑这样做。

当然，也有人提出在那样的情况下，不应该要求普通人来做一个英雄。但是这样的呼声依然很快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指责中。

当年在讲台上授课的教授，在案发之后迅速辞职，但是舆论并没有放过他，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就是一个加拿大版本的“范跑跑”。

在枪案发生一年之后，当年离开的一名男生在自己家的浴室上吊自杀，他在枪击之后开始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以泪洗面，无法自拔。 做为家中的独子，死亡对于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但是对他的家人却是巨大的伤害。在他死后不到一年，父母开车冲下悬崖，追随儿子而去。

 自杀的这名男生，是这起案件中为数众多的附加受害者之一

当初第一个被枪击的女生Nathalie Provost身中四枪但却幸运地生还，她勇敢地站出来原谅了那些男人们，她觉得枪手就是一个疯子，这些人并不能做什么，不用为此自责。

这名女生是当时第一个站出来企图说服凶手的人，她在头部和胸部中弹之后奇迹般地生还，她最后成了凶手最恨的那类人：女工程师

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很多受害者的家属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觉得生无可恋，选择了轻生，其中包括了Michele Richard的父亲，她在被害前刚刚订婚，离异多年的父亲刚刚收到女儿的请柬就听到了噩耗。 这些大大小小的余震在案发后第七年才慢慢地平息下去，直到最后一起。1996年，蒙特利尔警方在东区的一间肮脏的公寓里发现了一具皮包骨头的女尸，她后来被确认是Nadia Gharbi，凶手Lepine的妹妹。她在哥哥行凶之后就搬离了两人租下的公寓，她为了逃离记者的骚扰而多次搬家，最后流落街头，染上了毒瘾。她在刚刚过了自己的29岁生日之后，往自己的身体里注射了超过危险剂量的海洛因自杀身亡，死时体重不到四十公斤。

 幼年时期的Lepine和妹妹

23年以后，Lepine的母亲Monique Lepine在温尼伯现身，她在多年之后打破沉默，但是她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糟糕的母亲，也不认为是自己的婚姻导致了一双儿女走向绝路，她觉得自己最多是个“不够完美的母亲”。

而凶手的父亲早已在枪击案之前就移居加勒比海某岛国，音信全无。

 凶手的母亲在多年之后终于现身，但是她拒绝承认儿子的杀戮是源于教育问题

不过还是有人选择了坚强。Maryse Laganiere 是这起事件中惟一一个不是学生的死者，案发时她刚刚结婚三个半月，她的丈夫Jean-Francois Larrivee如约过来接她下班，却被拦在了警戒线之外，听到里面依然有枪声传来，他心急如焚，几次想要冲进大楼，但是都被警察拦了下来。他在冰天雪地中站了整整四个多小时，最后却只听到了噩耗。 幸存的财务室员工告诉他，他的妻子是个英雄，如果不是她拼死锁上那扇门，里面其余的五个人估计都难逃一死。

他宁愿不要做这个英雄的丈夫，只要妻子能够活着，做一个普通人终老也是好的。

 MaryseLaganiere 

在失去了妻子之后他选择终身不再结婚，30年来依然独身一人，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么多年的时间仅仅用来怀念和哀悼自己的妻子。 他一直在努力地推动政府进行严格的长枪管制。在他和其他几名受害者家属的积极推动下，1995年联邦议会通过了C-68法案，这一法案后来被称为武器法案，这一法案要求持枪者必须经过严格培训，政府有权利监视枪支用途，并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枪支注册。

这一法案在2009年被当政的保守党政府所挑战，议会在2010年以微弱的优势驳回了提案。 但是加拿大的长枪注册制度在2012年4月被废止。 在Jean-Francois Larrivee的积极推动下，魁北克政府随后通过了短暂的禁令，阻止销毁省内的枪支注册资料，并继续在省内推行注册制度。 

在他看来，纪念妻子最好的方式，就是阻止类似惨案的发生。他说：我向我死去的妻子保证，这些年轻女性的死不能够毫无意义。

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四年之后发布了一份最终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要对女性的暴力实行“零容忍政策”，并且在同年成立了针对女性暴力的专家组。 每年的12月6日被定为全国反女性暴力行为与纪念日，1991年，一群完全由男性举行的白丝带集会在安大略省举行，参加的人数上万，他们佩戴着象征“男性放下武器”的白色丝带，这一活动延续至今，纪念所有在暴力中受害的女性。

 大屠杀发生之后，蒙特利尔在工学院附近建立了“1989年12月6日广场”，并在那里挂起一块牌子，上面只简单列明在1989年12月6日，有14人死于大屠杀。

三十年之后，很多人认为，应该更明确地将大屠杀定义为反女性，反女权主义大屠杀。11月4日，蒙特利尔市长与受害者家属等一起，出席了新的纪念牌揭幕仪式。新更换的牌子上，明确了大屠杀的性质。

“这个公园是为纪念1989年12月6日在蒙特利尔工学院“反女权主义大屠杀”中丧生的14名女性。它是为了让人们记住尊敬与公平的基本原则，谴责所有形式的针对女性暴力。”

30年来，加拿大社会从来没有忘记这场大屠杀，每年全国各地都会通过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来铭记、反省这一起人间惨剧。今天是这场蒙特利尔校园大屠杀的30周年纪念日，该校师生纷纷于一大早前往校内纪念碑，放上一束白玫瑰，陷入忧伤。下午5:10，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总督朱莉·佩耶特和魁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等一干政要出席了在皇家山举行的悼念仪式。14束光刺破蒙特利尔的夜空，提醒人们永不忘记。蒙特利尔作家若西·布瓦洛（JOSéE BOILEAU）出版讲述这一事件的新作《那一天 —— 因为她们是女人》（Ce jour-là: Parce qu’elles étaient des femme》也已经出版。

事件发生时，布瓦洛是蒙特利尔法语报纸La Presse的新手记者，才任职两个月。但是，事件非常深刻地印在她的心里，在事件发生25周年的时候，她开始着手写着本书。这本书里，她采访了14位受害者的家人朋友，一个个描述她们短暂的、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就凋谢的人生。

（部分内容来自魁北客、RCI）

文 / 颜宏

编辑 /  独玉

出品 / 加拿大七天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