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說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習近平總書記也說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和政府的根本宗旨。如果把經濟發展的效率看作中國效率的軀幹，那麼為人民服務的效率，就是中國效率的頭腦。

中國效率的頭腦敏捷嗎？

如果在國內生活過，你不難有親身體驗。人民去公家辦事，往往得經過N1個有關部門先後服務，得請公僕們蓋上N2個章，得反覆跑N3趟腿，不如此，事情難有眉目，很多事，不託關係不送禮，你就是辦不成。

網上諸多“笑話”折射着人民的無奈：兌換殘幣要看孫女“撕錢”證明，創業要開“不擾民”證明，做引產手術需要社區開同意證明，給孩子轉戶口，得給小孩開‘無犯罪記錄證明’，出境旅遊要“開具證明，證實你媽是你媽”。。。

政府當然不會一直無視人民的苦惱和怨氣。為了簡化審批手續，提高辦事效率，2014年5月，天津市濱海新區將該區發改委、經信委、財政局、環保局等18個區屬部門的216項審批職責剝離出來，統一划轉到新組建的行政審批局，用一枚嶄新的行政審批專用章承擔了原來需要109枚公章才能完成的審批手續，實現了“一顆印章管審批”，審批效率大大提高。

2014年9月11日，“在天津視察工作的李克強總理來到了這個獨一無二的新部門。他親手掂量作廢公章的分量，感慨這些公章‘不知束縛了多少人’，稱讚一枚公章取代109個公章的探索，是政府自我革命的大動作，是‘真正的重大改革’”。

2014年9月11日，李克強在天津濱海新區見證封存109枚審批公章。

李克強總理對我國“為人民服務效率”的歷史和現狀作過深入全面的總結。2016年5月9日，在以‘簡政放權優化服務’為主題的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李克強指出：
“本屆政府成立之初，國務院各部門各類審批達1700多項，投資創業和群眾辦事門檻多，審批過程手續繁、收費高、周期長、效率低。。。嚴重抑制市場活力、制約經濟社會發展，還容易導致權力尋租、滋生腐敗，企業和群眾對此反映強烈。。。
三年多來，經過不懈努力，國務院各部門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618項，占原有審批事項的36%。。。
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各種審批‘要件’、程序、環節等還是繁多，審批時間還是比較長，有的審批只是由‘萬里長征’變成了‘千里長征’；各種證照包括職業資格認定和行業准入證、上崗證仍有很多，可以說是五花八門。
還有，在辦理一些證照時，有關部門的標準和要求互為前置，‘蛋生雞、雞生蛋’，搞得群眾團團轉。。。
有些權放得不對路。。。由上級部門下放到下級部門，仍在政府內部打轉轉；
有些權放得不配套。。。這個部門放了、那個部門沒放。。。（或是）某個關鍵環節沒放；
有些權放得不恰當。。。時間拖得更長，（或）‘最後一公里’不暢通。。。”

（二）

公僕‘為人民服務效率’告一段落，接下來看人民奉養公僕的效率。

極度臃腫者有效率可言嗎？

2005年3月，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上指出：我們的‘官民比’(官員與普通民眾的比例)已達到1∶26，比西漢時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即使是同改革開放初期的1∶67和十年前的1∶40相比，吃皇糧者所占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

如果採用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的數據，我們的供養率更高。周教授2005年撰文表示，我國的官民比為1:18，即平均每18個中國人，就要供養一個吃“財政飯”的人員。

我國的官民比，與其它國家橫向對比如何？有人作過比較，1999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30，而印尼是1：98，日本是1：150，法國是1：164，美國是1：187。

也有人得出相反的結果：我國的‘官民比’較許多國家為低。比如，有人計算，根據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1996年的統計，美國共有政府雇員1823.6萬人，而美國的人口總數約為2.8億人，因此，美國的官民比高達1：15左右。不過，繼而有人指出，美國政府雇員不僅包括聯邦政府雇員、州政府雇員、地方政府雇員，還包括教師、環境衛生人員、灌區管理人員、公共圖書館管理人員、公園管理人員、公共安全人員如警察、消防人員、證券管理人員以及公共交通人員、公共服務人員等等，甚至連為政府工作的清潔工也在美國的“官員”（政府雇員）範圍之內，其外延比我國的‘官員’一詞大得多。

中國到底有多少“吃皇糧者”，或者說財政供養人員？說法不一。官方未系統地公布相關數據（公布過公務員的數據）。

《瞭望》雜誌2015年初的一篇報道稱：截至2012年底，中國公務員總數達到708.9萬人；目前，中國全國共有事業編制人員3153萬人。機關編制人員（公務員）、事業編制人員合計接近3900萬。

2015年9月，在一次專訪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會長陳劍也給出一個數字：到2014年年底，中國財政實際供養人數遠超過6400萬。陳劍說，根據財政部2012年出版的《2009年地方財政統計資料》，到2009年底，全國地方財政（不包括中央財政）供養的公務員編制或事業單位編制的體制內人口共5392.6萬人；中國還有60餘萬個村委會，以及8萬餘個城市居委會，其工作人員，也由財政發工資，參照事業單位管理，是准財政供養人員。陳劍估算，中國准財政供養人員人數超過1000萬。僅合計這兩項，中國財政實際供養人數就達6400萬（5392.6+1000=6392.6），超過英國人口總量。陳劍指出，行政成本高，必然賦稅重，企業壓力大，經濟增長的動力減弱。

按陳劍的數字計算，中國的官民比為1:21。在2013年4月，《鳳凰周刊》有一篇調查文章曾指出：截止2009年，中國的“吃公糧”人口已超過5700萬，這個數字逼近英國的人口規模；平均23.5個中國人就要供養1名公職人員；30多年來中國政府進行了七輪機構改革，試圖把龐大的財政供養人員精減下來，無一次達到預期，反而遭遇強力反彈。從1998年到2009年，中國財政供養規模從3843萬人飆升到5393萬人，11年間增加了1550萬人，年均增加141萬人。

刊登陳劍專訪的新浪財經-界面在同一篇文章中還指出，‘中國另有約2000萬不列入政府預算，由罰款和收費供養的執法人員、非編制人員’。這2000萬人雖不占用國家財政支出，但實際是由國民直接供養的。

歧高的不只是官民比，還有公僕對社會資源的占用和消耗。

先看行政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行政管理費）是中央財政支出中的最大項目，超過經濟建設、教育、社會保障等全民性支出。我國1982年中央財政的行政管理費為135億元，到了2005年，這一數字變為10378元，增長了超過75倍。

2012年12月14日，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2013網易經濟學家年會“深化財稅分權”分論壇上指出：經過推算，2008年中國行政公務支出占政府全部支出達36%-37%，可能這兩年有所下降；日本行政公務支出的財政支出占比為2.5%，比例最低，意大利政府比較昂貴，是19%。

再看三公消費（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費出國、旅遊、接待）。
2006年2月27日，《學習時報》刊登了記者鄧聿文對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的專訪《政府行政和職能改革的八個問題》，文中指出：“目前中國公車消費每年在3500億左右，接待消費在2000億左右，出國費用在2000億左右”。

2006年3月12日，全國政協委員劉光復在政協會議發言中說，“每年各級政府官員公車私用費用達2000多億元，幾乎和2006年的國防開支相近”。

2006年3月13日，《學習時報》刊登了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的文章《政府管理改革的幾個切入點》，文中指出：“2004年，我國至少有公車400萬輛，公車消費財政資源4085億元……全國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億元以上，二者相加總數高達6000億元以上……據2000年《中國統計年鑑》顯示，1999年的國家財政支出中，僅幹部公費出國一項消耗的財政費用就達3000億元。”

《中國改革》(2006年第一期)中有關內容顯示：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元。2006年10月31日，《新民晚報》引用《瞭望》周刊，也報道了這一數字。

2008年12月初，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在《新聞1+1》節目上與主持人柴靜對話時說：“公款接待、公費出國考察、公車，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億。占這個行政開支的30%。”

2013年3月初，財政部向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交了2013年預算草案報告，報告顯示：2012年政府收入達18.48萬億元，與財政收入相差6萬多億（2012年財政收入11.72萬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分析，這說明，有6萬億左右在體制外循環，掌握在各級公共機構手中。
（這些財政收入外的政府收入成為三公消費的重要資金來源。）

接着看公僕對醫療衛生資源的占用率。

2006年9月16日，第二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原衛生部副部長，時任中國醫師協會會長殷大奎在演講時說：我國衛生總費用占GDP5.6%，只覆蓋20%人口的衛生服務。我們850萬公務員占了裡面的絕大部分衛生資源。
（註：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7年後的2013年我國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GDP的百分比為5.57%，世界排名第120）

以上說法的另一種描述是：我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的80%在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

不及總人口1%的黨政幹部怎麼能用掉全國衛生投入的80%呢？看過下面三項信息您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一個2006年前後出現流傳甚廣的消息稱（據說也出自殷大奎部長）：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再加上在職幹部療養，國家每年花費約2200億。
（註：以上數字是什麼概念呢？截止2017年，希望工程（始於1989.10.30）近28年的全國累計捐款才140.4億元。）

中國人民大學的周孝正教授2012年6月曾透露：省部級以上的高幹病房，一旦進入生命維持系統，一天的費用是20萬，一年就是7000多萬。國家的醫療資源大部分被金字塔頂端用掉了，所以全民醫保遙遙無期。

2013年8月16日的《燕趙晚報》曾報道：公費醫療造成的浪費不亞於餐桌上的浪費。。。前幾年，有一位退休省級幹部住一次院花費就高達300萬元。（8月15日《重慶晨報》）

再簡單了解一下公僕對其它人力、物力、財力、福利資源的占用率。
早在2007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就提出了“改革高級幹部待遇終身制宜早不宜遲”的議案。任玉嶺委員表示：“高級幹部待遇終身制，是解放後為安置戎馬一生的開國元勛們的晚年生活留下的。時至今日，仍然延續高級幹部待遇終身制，不僅加重國家負擔，還導致了官場作風的非凡化（特殊化）。目前我國的一些高級幹部退休了，還享受着秘書、警衛、司機、勤務、廚師、保姆、專車、住房以及非凡的醫療待遇等，這不僅違反了責、權、利相統一的分配原則，也造成了‘官本位’思想的嚴重化。”

有消息稱，中國的正省部級別幹部，不包括退休金、級別待遇開支，僅一年的福利、津貼等就人均約一百一十二萬三千多元；副省部級一年的福利、津貼等人均約九十三萬七千二百多元。目前大陸省部級幹部退休人數共計三千七百四十二人，副省部級幹部共計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五人。這些福利支出十分沉重。

有網友評論說：高級幹部終身制待遇，花的是納稅人的錢，是社會純成本。假如取消這一塊，將促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加強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提升中華民族的整體能力和形象，於國於民都是大好事。

我國黨務人員對企業資源、社會資源的占用也很嚴重。

貴州大學經濟學院楊紹政教授專門研究了這一問題。自2014年起，楊教授指出：我國國有企業平均每家每年支出幾千萬供養黨團的費用，全國約17萬家國有企業每年支付的養黨經費總計10多萬億。

楊教授還指出：“全體國民的稅款和國資收益每年供養的政黨專職黨務人員和一些非政黨社團工作人員，分布在政府、軍隊、社團、公有企業、事業單位、專職黨務機關的每一個細胞，總數約2000萬，給社會帶來的耗損估值約20萬億元人民幣。”楊教授質問：“這麼龐大的資源，真的可以忽略不計？”

因在網絡和課堂發表敏感言論，楊紹政教授於2018年8月中旬被貴州大學開除，在之前的2017年11月，校方還無預警停止了楊紹政教授的授課資格。

（三）

1

接下來是改善民生，提升福利保障的中國效率。

2008年9月初，北京奧運剛剛落幕，來自湖南農村，以撿破爛為生的69歲老人付達信，持水果刀在北京站廣場故意實施未遂搶劫。成功入獄後，他兩年來第一次吃肉，有生以來第一次做體檢；以前生病只能自己硬扛，入獄後每天都有醫生巡診，自己也可以隨時到獄內醫院就診，病重了還有人來照顧。

這不是馬克·吐溫的小說情節，“入獄養老”是發生在中國的真實故事。

我們聚焦於中國的養老問題。

中國養老體系長期存在兩套並行的子系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養老雙軌制。養老雙軌中的一軌，是指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實行個人無需繳納社保，由財政統一支付養老金的退休制度，即機關事業單位的“人民公僕”免繳費“吃皇糧”的統籌制度；養老雙軌中的另一軌，則是企業單位由企業和個人共同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繳費型統籌制度。

下圖示意了養老雙軌在“統籌方式”、“支付渠道”、“支付標準”三個方面的不同。

下面兩圖展示了養老雙軌在繳納和發放細節上的不同。

企業和職工每月繳納養老保險費，但企業退休人員每月拿到的養老金只是退休前月工資的40%左右；而無需繳費的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則是其工資的70%甚至90%。

2012年6月，《投資者報》登載了清華大學公管學院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廣君的訪談：“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繳費占工資收入的28%，居全球最高水平之列，而機關和事業單位未納入社保體系，不用個人交一分錢，退休時養老金卻是前者的3倍。”

企業職工社保、公積金繳納情況。養老保險費企業繳納工資的20%，個人繳納工資的8%，共28%。

工資中高比例的社保、公積金繳費占比是企業職工的沉重負擔，他們相當程度上是在為“吃皇糧”的公僕們湊份、墊錢，他們的付出不能合理、充分、順暢地轉化為自己未來的所得；巨額社保繳費也大幅拔高了企業的運營成本，使之難堪重負，這也是近年來外企大舉外遷的原因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3年2月份曾發布《社會保障綠皮書》和《中國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狀況調查》。被調查者中，75.4%的企業職工養老金不高於2000元，92.3%的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養老金都高於4000元；被調查者中，養老金最高的機關事業人員養老金數額是養老金最低的企業職工的近50倍。

機關事業單位人員與企業職工還存在下列福利待遇的不同：
一、機關事業單位人員享受實報實銷的公費醫療，免費體檢，醫療補貼。企業職工則通常不具備。
二、除醫療補貼外，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還享有其它多種補貼，如：取暖、水電、物業、通訊、住房、交通等。而企業職工通享的補貼則只有取暖費。
三、喪葬費雙軌制。例如，上海機關工作人員的喪葬補償金是企業退休職工喪葬費的10倍。（2008年4月6日《中國新聞周刊》）

在機關、事業這一軌中，事業單位人員與黨政機關人員的養老金也有差異，前者比後者約低20%-30%。

2

嚴格說來，我國的養老體系並非只有雙軌。在雙軌之外，還存在其它制度軌道。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簡稱“城居保”，始於2011年7月，適用於不享受退休金的老年人群、沒有工作單位的人群、青少年、殘疾人、低保對象等等。2014年2月21日，國務院決定，將城居保與新農保統一規則，合併實施。

“新農保”，即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始於2009年9月。農民從參保之日起按年連續繳費，每年繳費金額為100元~1000元，分6個檔次；滿60歲後，按月領取養老金，養老金月所得＝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個人賬戶全部儲存額÷139。試點之初，基礎養老金為每人每月55元（當時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為57元），2018年，基礎養老金上調為90元，比九年前提高35元。

城鄉居民養老金（含“城居保”和“新農保”）的地區差異很大。例如，2017年底，上海市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月標準已高達850元，而湖北省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僅為80元。

農民工的社保問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11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1年年末全國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民工人數為4140萬人，僅占全國農民工總數25，278萬的約1/6；2017年，我國的農民工達到28，652萬，臨近退休年齡的農民工將近5000萬，農民工的（養老）參保人數仍不到農民工總數的20%，多達22，500萬農民工沒有加入（企業）基本養老保險；由於常年在外打工，很大一部分也沒有加入家鄉的新農保，沒有任何養老保險。

由於繳費年限長（必須連續繳滿15年）、實際操作中難以轉移接續（返鄉時），大部分參加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的農民工都選擇退保。退保之後，無法再享受退休領取養老保險金的待遇，僅可得到個人賬戶中自己繳納的部分。

我國養老保障的覆蓋情況。2013年10月，中國老年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所長杜鵬在一次老年研討會上指出：“在我國實現了養老保障的制度覆蓋以後，2010年（我國老年人口中）能夠靠離退休金生活的仍僅占到24%，靠家庭成員供養的仍然占到40.7%。其中，靠離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城市達到三分之二，而農村只有4.6%，有41.2%的農村老人依靠自己的勞動收入養老，依靠子女撫養或家庭成員供養的老人比例達47.7%。”

（2013年）貴州省貴陽市，以拾荒謀生的101歲老人譚小珍正將塑料泡沫背往廢品收購站。

我國養老保險覆蓋率低的原因何在？2012年6月，庹國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和財政金融學院教授、中國社會保險學會理事）在接受《投資者報》記者訪問時道出了原因之一：“政府補貼養老金支出比例，國外是30%~40%，國內則不到10%。。。我國目前的財政支出大量用於投資建設，是典型的建設型財政，國外發達國家多為保障型財政，（我國）財政補貼對於養老金的支持還有很大的潛力。”

還有人指出，中國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28%的費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費率，與此同時，政府還將8成以上的養老金補貼用於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工。據統計，2010年，政府向退休公務員（退休黨政機關人員）的財政轉移支付為218億美元，為GDP的5.4%。

3

我國終於對實行了20多年，久受詬病的養老金雙軌製作出了改革。2015年1月14日，國務院印發《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宣布機關事業單位建立與企業相同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即，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一樣，基本養老保險費由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擔；單位繳納比例為本單位工資總額的20%，個人繳納比例為本人（繳費）工資的8%，單位代扣；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全部由個人繳費形成。

決定同時要求，機關事業單位在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之外，應為其工作人員建立職業年金。關於職業年金繳費，單位繳納額為本單位工資總額的8%，個人繳納費為本人（繳費）工資的4%。工作人員退休後，按月領取養老金的同時亦按月領取職業年金待遇。

《決定》還指示：機關事業單位及人員的繳費時間，從2014年10月1日開始計算；以2014年10月1日為分界線，根據退休、入職時間將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劃分為老、中、新三類，在此之前退休者為‘老人’，在此之後入職者為‘新人’，其它為‘中人’，按“老人老辦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過渡”的原則實施並軌。

《決定》下發後，各地先後制定了具體細化實施方案，全國有19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將過渡期設置為10年，即從2014年10月1日到2024年9月30日。

該《決定》真的終結了退休金雙軌制嗎？決非如此，它只是將企業與機關事業的繳費形式統一了，遠未真正並軌，暗的雙軌仍以下述方式存在：
一、機關事業單位‘老人’的養老待遇不變；
二、各地在過渡期內對中人發放“過渡性補貼養老金”，確保‘中人’的待遇不降低；
三、機關事業單位有“職業年金制度”作為補充養老保險，而絕大多數企業則未提供該制度，設立職業年金的企業比例不足0.5%，且基本是國企；
四、通過為公務員加薪，增加津貼、補貼、福利待遇、補助基金等等，以財政支出對衝掉了個人繳納的養老金，將公務員的繳費負擔轉嫁到了納稅人，包括企業人員身上；
五、其它原因。

按照官方“智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早前的說法，這次改革後，“（機關事業單位）最終應該是職業年金和基本養老保險金之和不低於以前的退休金”。

《決定》剛剛發布，國務院辦公廳旋即又下發了三個調整方案，涉及：公務員基本工資的調整，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基本工資的調整，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待遇的調整。其中，《關於調整機關工作人員基本工資標準的實施方案》要求，2015年調整後，公務員職務工資標準由現行的340元至4000元分別提高到510元至5250元；級別工資各級別起點標準由現行的290元至3020元分別提高到810元至6135元。這次加薪的漲幅遠高於公務員的養老繳費，也遠高於企業職工小碎步“多連漲”的總和。

養老待遇的對等並未實現，雙軌差距不但未縮小，反而在加大。

我國醫療保險的情況與養老保險極為相似。

天則經濟研究所2015年底的一份報告指出：2012年，我國公務員人均享有醫療補助1142元，享有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213元，合計1355元；事業單位人員人均享有醫療補助698元，享有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213元，合計911元；普通城鎮居民僅享有基本醫療保險人均213元；農村居民僅享有農村醫療救助人均169元。

2009年，中國居民的自費衛生支出平均比率為38%，世界最高。各基本人群的醫療自費比率分別為：城鎮職工30%，城鎮居民50%，農村人口62%。同期，美國居民的自費衛生支出比率僅為14.3%。

與我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印度人口與我國相差不多，財政收入只有我國的12分之一，但印度實現了免費醫療，即國民的自費衛生支出比率為0%。
註：中國大陸2016年財政收入（這裡狹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159，552億元（約16萬億），折合美元24366美元，印度同期的年財政收入則只有約2千億美元。

中國政府對醫療衛生的投入水平也較低。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3年中國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GDP的百分比為5.57%，世界排名第120。中國的醫療衛生支出與計劃生育支出通常合併為一體，尚不確定世界銀行的上述數據是否包含中國計劃生育部門的支出；按國際上另一常用的衡量方式，2016年，我國“廣義政府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為3.36%，與WHO提倡的5%有較大的差距。

更惡劣的是，政府衛生投入不僅貧乏，在分配上還嚴重缺乏公平。前面提到，按原衛生部部長殷大奎2009年的說法：我國政府衛生投入占GDP5.6%，其中80%用於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

在我國社保、福利體系各軌道之上，還有專為離退休高幹設立的超然軌道，提供普通國民無法企及的養老特權，諸如：食品特供、商品特供、秘書、專車、保健、高額生活補貼、免費醫療、免費旅遊療養等等。

港媒《動向》雜誌2014年1月號披露，2012年全年，中共退休黨政軍高官61萬，其薪酬、福利、待遇總開支7250餘億元（人民幣，下同），相當於同年GDP的1.3%，同年財政收入的6.2%。《動向》稱，這些資料是在2013年12月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交的。

《動向》其後還報導，2014年，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一級的離退休高幹，公費開支就高達3.26億元，平均每人2,725萬元。

本文前面已提到，我國的正省部級幹部，副省部級幹部，僅一年的福利、津貼人均分別為一百一十二萬三千多元，九十三萬七千二百多元。目前大陸這兩類人員分別為三千七百四十二人，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五人。

4

“讓企業繳費補貼黨政事業機關的養老費用”是中國社保制度的內在缺陷。此外，中國社保還存在政府管理不善，各地挪用、貪污社保基金事件迭出等問題。

2005年，受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委託，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保障研究所承擔了關於“劃撥國有資產，償還養老金隱性債務”的專題研究，研究中對養老金缺口進行了精確測算。“測算結果是8萬億元人民幣，這是從1997年到2033年期間我國政府需要支付的職工養老金費用總額。”

與養老金缺口相關聯的，是改革開放後，中國養老政策所經歷的以下嬗變：
1985年：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
1995年：只生一個好，政府幫養老；
2005年：養老不能靠政府；
2012年：推遲退休好，自己來養老。

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

2015年12月2日，《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6》發布會在北京舉行，報告提出了延遲退休分“兩步走”的建議：
一、2017年完成養老金制度並軌。。。將參加職工養老保險的女性的退休年齡也推遲到55歲；
二、從2018年開始到2045年，逐步將男性、女性的退休年齡同步推遲到65歲。
（注-現行退休政策為：男性60歲退休，女幹部和科技人員55歲退休，女工人50歲退休。這一政策是從1951年開始實行的。）

將退休年齡推遲到65歲，意味着人們至少要多交5年社保，晚領5年退休金。按目前我國人均壽命72歲計算，若65歲退休只能享受7年的退休金，在此情況下，一個月收入4000元左右的普通職工，繳納社保費用和領取養老金的差額高達40多萬。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曾表示，我國退休年齡每延遲一年，養老統籌基金可增長40億元，減支160億元，減緩基金缺口200億元。

2010年3月14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後的中外記者會上，溫家寶說：“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

從這些臉龐上，你能看出太陽的光輝和溫暖到達過的痕跡嗎？這樣的中國效率，這樣的效率方向，何時能給人民帶來公平正義，和諧幸福？我們渴望的公平正義，和諧幸福，只能在中國“夢”里才能實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