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说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如果把经济发展的效率看作中国效率的躯干，那么为人民服务的效率，就是中国效率的头脑。

中国效率的头脑敏捷吗？

如果在国内生活过，你不难有亲身体验。人民去公家办事，往往得经过N1个有关部门先后服务，得请公仆们盖上N2个章，得反复跑N3趟腿，不如此，事情难有眉目，很多事，不托关系不送礼，你就是办不成。

网上诸多“笑话”折射着人民的无奈：兑换残币要看孙女“撕钱”证明，创业要开“不扰民”证明，做引产手术需要社区开同意证明，给孩子转户口，得给小孩开‘无犯罪记录证明’，出境旅游要“开具证明，证实你妈是你妈”。。。

政府当然不会一直无视人民的苦恼和怨气。为了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2014年5月，天津市滨海新区将该区发改委、经信委、财政局、环保局等18个区属部门的216项审批职责剥离出来，统一划转到新组建的行政审批局，用一枚崭新的行政审批专用章承担了原来需要109枚公章才能完成的审批手续，实现了“一颗印章管审批”，审批效率大大提高。

2014年9月11日，“在天津视察工作的李克强总理来到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新部门。他亲手掂量作废公章的分量，感慨这些公章‘不知束缚了多少人’，称赞一枚公章取代109个公章的探索，是政府自我革命的大动作，是‘真正的重大改革’”。

2014年9月11日，李克强在天津滨海新区见证封存109枚审批公章。

李克强总理对我国“为人民服务效率”的历史和现状作过深入全面的总结。2016年5月9日，在以‘简政放权优化服务’为主题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指出：
“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各部门各类审批达1700多项，投资创业和群众办事门槛多，审批过程手续繁、收费高、周期长、效率低。。。严重抑制市场活力、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还容易导致权力寻租、滋生腐败，企业和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三年多来，经过不懈努力，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占原有审批事项的36%。。。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各种审批‘要件’、程序、环节等还是繁多，审批时间还是比较长，有的审批只是由‘万里长征’变成了‘千里长征’；各种证照包括职业资格认定和行业准入证、上岗证仍有很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还有，在办理一些证照时，有关部门的标准和要求互为前置，‘蛋生鸡、鸡生蛋’，搞得群众团团转。。。
有些权放得不对路。。。由上级部门下放到下级部门，仍在政府内部打转转；
有些权放得不配套。。。这个部门放了、那个部门没放。。。（或是）某个关键环节没放；
有些权放得不恰当。。。时间拖得更长，（或）‘最后一公里’不畅通。。。”

（二）

公仆‘为人民服务效率’告一段落，接下来看人民奉养公仆的效率。

极度臃肿者有效率可言吗？

2005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官民比’(官员与普通民众的比例)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1∶67和十年前的1∶40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

如果采用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数据，我们的供养率更高。周教授2005年撰文表示，我国的官民比为1:18，即平均每18个中国人，就要供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员。

我国的官民比，与其它国家横向对比如何？有人作过比较，1999年中国的官民比是1：30，而印尼是1：98，日本是1：150，法国是1：164，美国是1：187。

也有人得出相反的结果：我国的‘官民比’较许多国家为低。比如，有人计算，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1996年的统计，美国共有政府雇员1823.6万人，而美国的人口总数约为2.8亿人，因此，美国的官民比高达1：15左右。不过，继而有人指出，美国政府雇员不仅包括联邦政府雇员、州政府雇员、地方政府雇员，还包括教师、环境卫生人员、灌区管理人员、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公园管理人员、公共安全人员如警察、消防人员、证券管理人员以及公共交通人员、公共服务人员等等，甚至连为政府工作的清洁工也在美国的“官员”（政府雇员）范围之内，其外延比我国的‘官员’一词大得多。

中国到底有多少“吃皇粮者”，或者说财政供养人员？说法不一。官方未系统地公布相关数据（公布过公务员的数据）。

《瞭望》杂志2015年初的一篇报道称：截至2012年底，中国公务员总数达到708.9万人；目前，中国全国共有事业编制人员3153万人。机关编制人员（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合计接近3900万。

2015年9月，在一次专访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也给出一个数字：到2014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远超过6400万。陈剑说，根据财政部2012年出版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到2009年底，全国地方财政（不包括中央财政）供养的公务员编制或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口共5392.6万人；中国还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城市居委会，其工作人员，也由财政发工资，参照事业单位管理，是准财政供养人员。陈剑估算，中国准财政供养人员人数超过1000万。仅合计这两项，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就达6400万（5392.6+1000=6392.6），超过英国人口总量。陈剑指出，行政成本高，必然赋税重，企业压力大，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

按陈剑的数字计算，中国的官民比为1:21。在2013年4月，《凤凰周刊》有一篇调查文章曾指出：截止2009年，中国的“吃公粮”人口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平均23.5个中国人就要供养1名公职人员；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无一次达到预期，反而遭遇强力反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3843万人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

刊登陈剑专访的新浪财经-界面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中国另有约2000万不列入政府预算，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执法人员、非编制人员’。这2000万人虽不占用国家财政支出，但实际是由国民直接供养的。

歧高的不只是官民比，还有公仆对社会资源的占用和消耗。

先看行政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行政管理费）是中央财政支出中的最大项目，超过经济建设、教育、社会保障等全民性支出。我国1982年中央财政的行政管理费为135亿元，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变为10378元，增长了超过75倍。

2012年12月14日，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深化财税分权”分论坛上指出：经过推算，2008年中国行政公务支出占政府全部支出达36%-37%，可能这两年有所下降；日本行政公务支出的财政支出占比为2.5%，比例最低，意大利政府比较昂贵，是19%。

再看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旅游、接待）。
2006年2月27日，《学习时报》刊登了记者邓聿文对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专访《政府行政和职能改革的八个问题》，文中指出：“目前中国公车消费每年在3500亿左右，接待消费在2000亿左右，出国费用在2000亿左右”。

2006年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刘光复在政协会议发言中说，“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和2006年的国防开支相近”。

2006年3月13日，《学习时报》刊登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的文章《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文中指出：“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

《中国改革》(2006年第一期)中有关内容显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2006年10月31日，《新民晚报》引用《瞭望》周刊，也报道了这一数字。

2008年12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新闻1+1》节目上与主持人柴静对话时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亿。占这个行政开支的30%。”

2013年3月初，财政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了2013年预算草案报告，报告显示：2012年政府收入达18.48万亿元，与财政收入相差6万多亿（2012年财政收入11.72万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这说明，有6万亿左右在体制外循环，掌握在各级公共机构手中。
（这些财政收入外的政府收入成为三公消费的重要资金来源。）

接着看公仆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占用率。

2006年9月16日，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原卫生部副部长，时任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在演讲时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5.6%，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我们850万公务员占了里面的绝大部分卫生资源。
（注：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7年后的2013年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为5.57%，世界排名第120）

以上说法的另一种描述是：我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的80%在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

不及总人口1%的党政干部怎么能用掉全国卫生投入的80%呢？看过下面三项信息您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一个2006年前后出现流传甚广的消息称（据说也出自殷大奎部长）：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
（注：以上数字是什么概念呢？截止2017年，希望工程（始于1989.10.30）近28年的全国累计捐款才140.4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2012年6月曾透露：省部级以上的高干病房，一旦进入生命维持系统，一天的费用是20万，一年就是7000多万。国家的医疗资源大部分被金字塔顶端用掉了，所以全民医保遥遥无期。

2013年8月16日的《燕赵晚报》曾报道：公费医疗造成的浪费不亚于餐桌上的浪费。。。前几年，有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就高达300万元。（8月15日《重庆晨报》）

再简单了解一下公仆对其它人力、物力、财力、福利资源的占用率。
早在2007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就提出了“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宜早不宜迟”的议案。任玉岭委员表示：“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是解放后为安置戎马一生的开国元勋们的晚年生活留下的。时至今日，仍然延续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不仅加重国家负担，还导致了官场作风的非凡化（特殊化）。目前我国的一些高级干部退休了，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以及非凡的医疗待遇等，这不仅违反了责、权、利相统一的分配原则，也造成了‘官本位’思想的严重化。”

有消息称，中国的正省部级别干部，不包括退休金、级别待遇开支，仅一年的福利、津贴等就人均约一百一十二万三千多元；副省部级一年的福利、津贴等人均约九十三万七千二百多元。目前大陆省部级干部退休人数共计三千七百四十二人，副省部级干部共计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五人。这些福利支出十分沉重。

有网友评论说：高级干部终身制待遇，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是社会纯成本。假如取消这一块，将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加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能力和形象，于国于民都是大好事。

我国党务人员对企业资源、社会资源的占用也很严重。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杨绍政教授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自2014年起，杨教授指出：我国国有企业平均每家每年支出几千万供养党团的费用，全国约17万家国有企业每年支付的养党经费总计10多万亿。

杨教授还指出：“全体国民的税款和国资收益每年供养的政党专职党务人员和一些非政党社团工作人员，分布在政府、军队、社团、公有企业、事业单位、专职党务机关的每一个细胞，总数约2000万，给社会带来的耗损估值约20万亿元人民币。”杨教授质问：“这么庞大的资源，真的可以忽略不计？”

因在网络和课堂发表敏感言论，杨绍政教授于2018年8月中旬被贵州大学开除，在之前的2017年11月，校方还无预警停止了杨绍政教授的授课资格。

（三）

1

接下来是改善民生，提升福利保障的中国效率。

2008年9月初，北京奥运刚刚落幕，来自湖南农村，以捡破烂为生的69岁老人付达信，持水果刀在北京站广场故意实施未遂抢劫。成功入狱后，他两年来第一次吃肉，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体检；以前生病只能自己硬扛，入狱后每天都有医生巡诊，自己也可以随时到狱内医院就诊，病重了还有人来照顾。

这不是马克·吐温的小说情节，“入狱养老”是发生在中国的真实故事。

我们聚焦于中国的养老问题。

中国养老体系长期存在两套并行的子系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养老双轨制。养老双轨中的一轨，是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个人无需缴纳社保，由财政统一支付养老金的退休制度，即机关事业单位的“人民公仆”免缴费“吃皇粮”的统筹制度；养老双轨中的另一轨，则是企业单位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型统筹制度。

下图示意了养老双轨在“统筹方式”、“支付渠道”、“支付标准”三个方面的不同。

下面两图展示了养老双轨在缴纳和发放细节上的不同。

企业和职工每月缴纳养老保险费，但企业退休人员每月拿到的养老金只是退休前月工资的40%左右；而无需缴费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则是其工资的70%甚至90%。

2012年6月，《投资者报》登载了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广君的访谈：“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占工资收入的28%，居全球最高水平之列，而机关和事业单位未纳入社保体系，不用个人交一分钱，退休时养老金却是前者的3倍。”

企业职工社保、公积金缴纳情况。养老保险费企业缴纳工资的20%，个人缴纳工资的8%，共28%。

工资中高比例的社保、公积金缴费占比是企业职工的沉重负担，他们相当程度上是在为“吃皇粮”的公仆们凑份、垫钱，他们的付出不能合理、充分、顺畅地转化为自己未来的所得；巨额社保缴费也大幅拔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使之难堪重负，这也是近年来外企大举外迁的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2月份曾发布《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被调查者中，75.4%的企业职工养老金不高于2000元，92.3%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都高于4000元；被调查者中，养老金最高的机关事业人员养老金数额是养老金最低的企业职工的近50倍。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职工还存在下列福利待遇的不同：
一、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享受实报实销的公费医疗，免费体检，医疗补贴。企业职工则通常不具备。
二、除医疗补贴外，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还享有其它多种补贴，如：取暖、水电、物业、通讯、住房、交通等。而企业职工通享的补贴则只有取暖费。
三、丧葬费双轨制。例如，上海机关工作人员的丧葬补偿金是企业退休职工丧葬费的10倍。（2008年4月6日《中国新闻周刊》）

在机关、事业这一轨中，事业单位人员与党政机关人员的养老金也有差异，前者比后者约低20%-30%。

2

严格说来，我国的养老体系并非只有双轨。在双轨之外，还存在其它制度轨道。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始于2011年7月，适用于不享受退休金的老年人群、没有工作单位的人群、青少年、残疾人、低保对象等等。2014年2月21日，国务院决定，将城居保与新农保统一规则，合并实施。

“新农保”，即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始于2009年9月。农民从参保之日起按年连续缴费，每年缴费金额为100元~1000元，分6个档次；满60岁后，按月领取养老金，养老金月所得＝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139。试点之初，基础养老金为每人每月55元（当时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57元），2018年，基础养老金上调为90元，比九年前提高35元。

城乡居民养老金（含“城居保”和“新农保”）的地区差异很大。例如，2017年底，上海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标准已高达850元，而湖北省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仅为80元。

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140万人，仅占全国农民工总数25，278万的约1/6；2017年，我国的农民工达到28，652万，临近退休年龄的农民工将近5000万，农民工的（养老）参保人数仍不到农民工总数的20%，多达22，500万农民工没有加入（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由于常年在外打工，很大一部分也没有加入家乡的新农保，没有任何养老保险。

由于缴费年限长（必须连续缴满15年）、实际操作中难以转移接续（返乡时），大部分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都选择退保。退保之后，无法再享受退休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待遇，仅可得到个人账户中自己缴纳的部分。

我国养老保障的覆盖情况。2013年10月，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在一次老年研讨会上指出：“在我国实现了养老保障的制度覆盖以后，2010年（我国老年人口中）能够靠离退休金生活的仍仅占到24%，靠家庭成员供养的仍然占到40.7%。其中，靠离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城市达到三分之二，而农村只有4.6%，有41.2%的农村老人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养老，依靠子女抚养或家庭成员供养的老人比例达47.7%。”

（2013年）贵州省贵阳市，以拾荒谋生的101岁老人谭小珍正将塑料泡沫背往废品收购站。

我国养老保险覆盖率低的原因何在？2012年6月，庹国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和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理事）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访问时道出了原因之一：“政府补贴养老金支出比例，国外是30%~40%，国内则不到10%。。。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大量用于投资建设，是典型的建设型财政，国外发达国家多为保障型财政，（我国）财政补贴对于养老金的支持还有很大的潜力。”

还有人指出，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28%的费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费率，与此同时，政府还将8成以上的养老金补贴用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据统计，2010年，政府向退休公务员（退休党政机关人员）的财政转移支付为218亿美元，为GDP的5.4%。

3

我国终于对实行了20多年，久受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作出了改革。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宣布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与企业相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即，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一样，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单位缴纳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纳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单位代扣；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

决定同时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之外，应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关于职业年金缴费，单位缴纳额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8%，个人缴纳费为本人（缴费）工资的4%。工作人员退休后，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同时亦按月领取职业年金待遇。

《决定》还指示：机关事业单位及人员的缴费时间，从2014年10月1日开始计算；以2014年10月1日为分界线，根据退休、入职时间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划分为老、中、新三类，在此之前退休者为‘老人’，在此之后入职者为‘新人’，其它为‘中人’，按“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的原则实施并轨。

《决定》下发后，各地先后制定了具体细化实施方案，全国有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过渡期设置为10年，即从2014年10月1日到2024年9月30日。

该《决定》真的终结了退休金双轨制吗？决非如此，它只是将企业与机关事业的缴费形式统一了，远未真正并轨，暗的双轨仍以下述方式存在：
一、机关事业单位‘老人’的养老待遇不变；
二、各地在过渡期内对中人发放“过渡性补贴养老金”，确保‘中人’的待遇不降低；
三、机关事业单位有“职业年金制度”作为补充养老保险，而绝大多数企业则未提供该制度，设立职业年金的企业比例不足0.5%，且基本是国企；
四、通过为公务员加薪，增加津贴、补贴、福利待遇、补助基金等等，以财政支出对冲掉了个人缴纳的养老金，将公务员的缴费负担转嫁到了纳税人，包括企业人员身上；
五、其它原因。

按照官方“智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早前的说法，这次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最终应该是职业年金和基本养老保险金之和不低于以前的退休金”。

《决定》刚刚发布，国务院办公厅旋即又下发了三个调整方案，涉及：公务员基本工资的调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的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的调整。其中，《关于调整机关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的实施方案》要求，2015年调整后，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由现行的340元至4000元分别提高到510元至5250元；级别工资各级别起点标准由现行的290元至3020元分别提高到810元至6135元。这次加薪的涨幅远高于公务员的养老缴费，也远高于企业职工小碎步“多连涨”的总和。

养老待遇的对等并未实现，双轨差距不但未缩小，反而在加大。

我国医疗保险的情况与养老保险极为相似。

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年底的一份报告指出：2012年，我国公务员人均享有医疗补助1142元，享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13元，合计1355元；事业单位人员人均享有医疗补助698元，享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13元，合计911元；普通城镇居民仅享有基本医疗保险人均213元；农村居民仅享有农村医疗救助人均169元。

2009年，中国居民的自费卫生支出平均比率为38%，世界最高。各基本人群的医疗自费比率分别为：城镇职工30%，城镇居民50%，农村人口62%。同期，美国居民的自费卫生支出比率仅为14.3%。

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印度人口与我国相差不多，财政收入只有我国的12分之一，但印度实现了免费医疗，即国民的自费卫生支出比率为0%。
注：中国大陆2016年财政收入（这里狭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59，552亿元（约16万亿），折合美元24366美元，印度同期的年财政收入则只有约2千亿美元。

中国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水平也较低。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中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为5.57%，世界排名第120。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与计划生育支出通常合并为一体，尚不确定世界银行的上述数据是否包含中国计划生育部门的支出；按国际上另一常用的衡量方式，2016年，我国“广义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36%，与WHO提倡的5%有较大的差距。

更恶劣的是，政府卫生投入不仅贫乏，在分配上还严重缺乏公平。前面提到，按原卫生部部长殷大奎2009年的说法：我国政府卫生投入占GDP5.6%，其中80%用于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

在我国社保、福利体系各轨道之上，还有专为离退休高干设立的超然轨道，提供普通国民无法企及的养老特权，诸如：食品特供、商品特供、秘书、专车、保健、高额生活补贴、免费医疗、免费旅游疗养等等。

港媒《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披露，2012年全年，中共退休党政军高官61万，其薪酬、福利、待遇总开支7250余亿元（人民币，下同），相当于同年GDP的1.3%，同年财政收入的6.2%。《动向》称，这些资料是在2013年12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交的。

《动向》其后还报导，2014年，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退休高干，公费开支就高达3.26亿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

本文前面已提到，我国的正省部级干部，副省部级干部，仅一年的福利、津贴人均分别为一百一十二万三千多元，九十三万七千二百多元。目前大陆这两类人员分别为三千七百四十二人，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五人。

4

“让企业缴费补贴党政事业机关的养老费用”是中国社保制度的内在缺陷。此外，中国社保还存在政府管理不善，各地挪用、贪污社保基金事件迭出等问题。

2005年，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承担了关于“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专题研究，研究中对养老金缺口进行了精确测算。“测算结果是8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从1997年到2033年期间我国政府需要支付的职工养老金费用总额。”

与养老金缺口相关联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养老政策所经历的以下嬗变：
198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199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
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
2012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2015年12月2日，《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报告提出了延迟退休分“两步走”的建议：
一、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将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的退休年龄也推迟到55岁；
二、从2018年开始到2045年，逐步将男性、女性的退休年龄同步推迟到65岁。
（注-现行退休政策为：男性60岁退休，女干部和科技人员55岁退休，女工人50岁退休。这一政策是从1951年开始实行的。）

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意味着人们至少要多交5年社保，晚领5年退休金。按目前我国人均寿命72岁计算，若65岁退休只能享受7年的退休金，在此情况下，一个月收入4000元左右的普通职工，缴纳社保费用和领取养老金的差额高达40多万。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表示，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2010年3月1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中外记者会上，温家宝说：“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从这些脸庞上，你能看出太阳的光辉和温暖到达过的痕迹吗？这样的中国效率，这样的效率方向，何时能给人民带来公平正义，和谐幸福？我们渴望的公平正义，和谐幸福，只能在中国“梦”里才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