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今天12.28是我母亲的百岁冥诞。昨日原想从网上找找看头版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图片，未找到。却看到了这张以前没见过的79年照片，因我姆妈在里面而倍感亲切。

按照片下的原介绍，右三是苏步青，左一是徐福生（见我文中介绍）。左二可能是科技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右一二据说是数理化自学丛书的数学编辑。

我把照片放在了一个群友三观比较一致的群（内有在上海出版局工作过的学长），询问有谁认识片里的其他几位。

一位在出版局工作过的上中老三届学长T回复：【这张照片里除了徐福生，还有王国忠（右二）我也认识。他们二位都是原上海科技出版社的，先后当过出版局局长，退休后又先后当了文史馆馆长。】

另一位在文史馆工作过的上中老三届学长回复：【刚刚看到这张照片。老T讲的一点不错，王国忠和徐福生都在这张照片中。他们两个人真正巧，都当过科技出版社社长（王国忠当过少儿社社长），后当出版局局长，最后当文史馆馆长。但不是退休后，是退休前的最后任职，王国忠当了十年，徐福生当了大概八年。两个人都主持出过一套有影响的丛书，王国忠出过《十万个为什么》，徐福生参与出过青年自学数理化丛书。】

有了这张照片和相关人物的介绍，给我文添加了些生动感。

母亲百年冥诞日的思念和追忆（下）

《丛书》的再版》的再版

这里要介绍一下徐福生叔叔，他是在我母亲开始着手组织编写《数理化自学丛书》一个月后，于1962年9月（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进上海科技出版社理科编辑室。所以《丛书》初版的确定出版，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在文革期间也未因《丛书》遭受批判。但在77/78年《丛书》的再版上，他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1977年间，徐叔已担任了科技出版社理科编辑室主任。据他写道：“1977年8、9月间，我从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召集的一次科学与教育座谈会的苏步青教授处，得知年内即将恢复高考的信息。关闭了十一年之久的高考，终于有望打开大门，让知青们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已命运了。这是何等重大的喜讯呀！我思索着应该为考生们提供合适的读本.”

可当时要再版《数理化自学丛书》，大家还是顾虑重重。据徐叔说：“编辑室内部议论时，就有人提醒：‘一波三折地挨批，还没尝够？’ 也有人置疑：‘十多年前编的书早已不适合现行教学大纲了，与往后的教学大纲偏离就更远，况且纸型都毁了，费九牛二虎之力去重排过了时的版本，划得来吗？’  说得叫人忧虑重重。可是，总不能让考生们‘赤手空拳’赴考场呀！高考恢复在即，现实的急需就是动员令、冲锋号，抓紧出版是唯一选择。”

在这比较关键的时候，在文革中被打倒后一直靠边站的我母亲恢复了工作，重新走上了科技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岗位。担任起了该社的副社长、副书记和副总编的职务。被我老哥戏称为当时民间用于老邓的“三副一总”。

母亲在参加了理科编辑室就《丛书》再版的讨论后，当即拍板。 “在出版社分管副总编辑蔡明的支持下，全室齐心协力，决心按原版样书发排，突击重排出版全套《丛书》。”  母亲和她同事们的想法很简单，既然能恢复高考，传授数理化基础知识，又能错到哪里去？母亲认为，反正为了这套书，已挨过批斗了。若出了问题，再被批斗也没什么可怕的。

母亲于77/78年刚恢复工作时，还是在“两个凡是”阶段。她不顾自己头上那“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还未彻底去掉，不把时间浪费在申诉和自哀自怨上，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支持组织了这套丛书的修订，继续完成编写和出版。那时真是一时洛阳纸贵，家中来借书要书订书的人络绎不绝。

我原来以为，为了恢复高考而再版《丛书》是理所当然的好事，母亲只是顺水推舟了一回。读了“徐文”才知道，在刚结束文革不久，在“两个凡是”的年代里，这样理所当然的好事也是要有勇气去做的。母亲和她的同事们有这样的勇气和前瞻能力，为了一代在学业上嗷嗷待哺的学子，敢于承担再度挨批的风险，值得我们后人敬佩。

图二. 图片为好友杜君所摄

造福于百万学子

徐福生在另一文中写道：“在各方面的通力协作下，由南洋模范中学老校长赵宪初执笔撰写的《代数》（一）从发排到出书总共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赶上了1977年冬天的高考。之后其他几册书也陆续出版，到1978年高考时，17册全部出版。”学子

据“徐文”讲述：“《丛书》重排本出版发行的消息传出，各地新华书店顿时排起长龙，广大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亲友犹如久旱逢甘霖，激动、企求和兴奋难以言表。出版社接连安排重印，仍供不应求，印了435万套，合计六千多万册。为便于各地及部队租印，我社破例地拷贝了十三付纸型提供便利。后来知道，1978年12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向全军发出的《关于部队开展科学文化教育几项落实措施的通知》文件中，把科学文化教育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当时以普及中学数理化知识为主、以干部为重点。他们印发了《丛书》20万套，共300多万册，发至连队，帮助连队文化教育顺利进行。”

当我将母亲在出版《丛书》中所起的作用，在一网文中简单披露后，收到了不少朋友和美国网友们热情洋溢的反馈。

好友杜君来邮件说：我当年考上大学靠的就是你母亲主编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我在大学同班同学纪念入学三十周年聚会时做过一个简单报告，其中有一页光片专门提到了这套书，在此附上作为对你母亲所做贡献的一个小小见证。

网友W说： 谢谢你妈妈和出版社编的那套自学丛书！除了那本有机化学，其他几本的所有习题我全做过。我们大队后来有不少知青考上大学，全是用的这套书自学和复习的。

网友J说：这套书当年我高考是帮了我不少忙，我还带到美国来了。

网友L说：这套数理化丛书很好，谁有这套书，77级就可进清华。

网友S说：大恩不言谢，没有丛书，很多人的命运会不同。向您母亲和同事致敬。

好友ZK说：当时我在部队当卫生兵，就是靠这套书，78年考上了医学院。这套书还是我和XP结缘的“媒人”。他回去探亲背来了沉甸甸的书，借给我、和我一起学，才打动了我。

大学同学好友周君说：可惜已无缘向你母亲道谢。想当年，那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犹如沙漠中的清泉，成全了一代人（历年十届中学生）考大学追求知识的梦想。那套丛书的意义在那几百万学子的心目中，是无法忘怀，无法言喻的。至今家中还保存着那套丛书。书页早已泛黄，但那段铭心刻骨，追求梦想的日子，却已深深地烙印在字里行间，留着抹不去的记忆。

直至2017年5月，上观访谈还有这样的报道：

【和现在任何一本教辅书相比，这套书无疑是朴素的，甚至可以说其貌不扬。全套一共17册，淡黄色的封面上只印有“代数”、“三角”这样的书名，翻开内页，除了一页具有时代特色的重印说明外，就是密密麻麻的概念解释、解题思路和习题，由于书页很薄，每个字都“力透纸背”，细细摸，还能感觉出铅字留下的凹凸感。40年过去了，这套书书页泛黄、铁钉生锈，但徐福生仍认为“现在的教辅书没一本比得上”。

“你看，诺贝尔奖得奖呼声很高的华裔物理学家张首晟，也是看《数理化自学丛书》考上复旦的。”徐福生从书房里搬出一叠塑料文件袋，从中翻出一页他从报纸上剪下的报道，拿下老花眼镜，眯缝着眼睛，给我读着他用红笔划出的几行字：张首晟祖籍江苏高邮，1963年出生于上海，初中还没毕业，就赶上恢复高考，1978年，父亲拿给他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15岁的张首晟读了一个暑假，就考上了复旦大学……尽管微信用得很溜，但徐福生仍保留着老派文人的做法：将感兴趣的内容从报刊上剪下，贴在白纸上，放在文件袋里保存。】

【上观新闻：我记得您以前对媒体说过，您认为现在的教辅书没一本比得上《数理化自学丛书》，为什么这么说？

徐福生：因为看这本书不需要老师，能自己学懂。这些例题、习题都是根据老先生们几十年的教学经验设计过的，现在写书未必有这么认真了。】

我们自家受益于这套《丛书》的人却并不多。虽然我们姐兄妹在文革后，相继考上大学，后读硕读博，但家中真正从这套书大为获益的，只有我老哥。文革前刚读完小学五年级的他，凭借自学这套书，在77年高考中考出了高分，踏进了名校大门。当然，我们后来在学业事业上略有所成，都与母亲的早年教育，和父母共同树立的勤奋好学家风，密不可分。

相信我们这一代人中很多昔日的学子，会记住这套丛书编写人为民育英才的功绩。虽然时过境迁，如今这套《丛书》在众多自学材料中已不再显眼。但它给一代学子中的不少人带来学习动力和希望，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人生轨迹的事实，是会被记入中国教育出版业的史册的。

图三.《数理化自学丛书》全套17册 (此图片来自网络)

母亲百年冥诞日感恩母亲

在家里，母亲是我们避风躲雨的港湾。母亲不太会做家务，不懂穿着讲究，也不会做什么好吃的。加上视力不济，闹过将生烤麸当作甜糕，将大葱当作茭白的笑话。但她是我们生病时的依靠，苦闷时可倾诉的对象，关键时会想办法拿主意的智者。

母亲极其强调女儿当自强。她那偏矮但笔直挺拔，百折不弯的睿智形象，总是让儿女们感到有主心骨和有面对困难的支撑力。

数年前读过李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曾吃了一惊。文中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竟然如此可憎可鄙可怜，可能是延安的政治运动对人性的扭曲更厉害。相比之下，也是马列主义老太太的母亲是那么可亲又可敬。

我既是幺女，又自小体弱，自然从小得到母亲特别多的关爱。在子女五双手中，我的这双把母亲的手抓得最紧。自我记事以来，母亲单位若有出游一类的活动，可带上一两个子女的话，我必是母亲的小尾巴。

在我们家搬到市委机关院弄堂前，因有了五个孩子加上保姆，住房有些偏紧。父亲的单位在离我家原住处几分钟路的一个叫“华邨”的弄堂里，给另加安排了一带有小卫生间的宽大的房间。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阵子，几乎是每个周日下午，母亲攥着我的小手，慢慢散步往华邨去。一路上我给母亲唱从幼儿园里新学到的儿歌或歌曲，讲新听来的故事。到了那里，母亲有时拿几本书看，有时陪我一起睡上一个午觉。我迷迷糊糊半睡不醒的时候，微微睁眼看看姆妈，握住姆妈的手，心里特别的温暖安宁。

出国前，我是与母亲交谈最多，受益最大，被姐姐们称为脾性最像母亲的女儿。中学毕业后我读了两年半卫校，去了安徽山区上海后方三线工作。在山区乏味枯燥的日子里，和家人及朋友通信成了生活中一大乐趣。我曾被同事们羡慕地称作收信最多者。有时因巡回医疗离开医院十来天，回到医院时常有多封来信等着拆阅。而其中母亲的来信是最频繁最厚的。信中多半会有叮咛，要趁年轻学习再学习。

77年9月中下旬，母亲来信说了两件大事。一是父母亲将获平反被重新作结论，二是即将恢复高考。记得读此信是在一天傍晚，宿舍里没有他人。我读完信后，平生头一回高兴得想跳起来，却一时无人分享喜悦。推开窗户看出去，山岭绵延，秋叶色彩斑斓，天空满是晚霞，大片的火烧云灿烂绚丽。我清楚地预感到，自己的人生将会出现重大变化。

那年12月初我参加了安徽省的考试。78年3月和小哥一起迈进上海交大。同年，大姐考取了吉林师大数学系研究生。那一年恐怕是母亲一生中最快乐骄傲的一年了。而母亲在接到我报喜电话时“交接好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嘱咐，至今仿佛仍在耳边。

回想起母亲，无论是在华邨窗户透过的夕阳下，还是在夜晚伏案书写的灯光里，或是早起在户外做运动的晨曦中，她的身影，总是与光和亮在一起。这光这亮，大概就是那脍炙人口诗篇中的三春晖吧。

殷殷慈母爱，

眷眷女儿情。

星落长天晓，

春晖照我行。

参考引用：

1. 时代的印迹：忆《数理化自学丛书》，《出版史料》2009年02期，作者徐福生。

2.【高考回忆】专访徐福生：《数理化自学丛书》是怎样“改变一代人的命运”，上观访谈 2017-05-31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陈抒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