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過：“實現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
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
習近平總書記也指示過：
“我們要牢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項工作，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我堅信，中國人民生活一定會一年更比一年好。 ”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
下面要談什麼呢？扶貧脫貧、共同富裕的中國效率。
2004年3月23日，在中國與世界銀行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堅宣布：中國的貧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億下降到目前的2900萬。出乎劉堅意料之外，他遭到世界銀行副行長弗蘭妮的當場反駁，弗蘭妮說，按照他們綜合各類數據和折合不同係數得出的結果，中國的貧困人口只是由1981年的6.34億下降到2.1億。現場國際記者一片譁然。
2015年9月22日，習近平在華盛頓州西雅圖市為他的來訪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發表演講，習近平說：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於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國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們自己的標準，中國還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則還有兩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中國城鄉有7000多萬低保人口，還有8500多萬殘疾人。
中國貧困人口數量的中外認定差距如此巨大，關鍵是標準不同。
中國的標準。2011年11月30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決定將農民的年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比2010年的標準提高了80%，比2009年標準提高了92％。之前，
2010年的國家扶貧標準為人均年收入1274元人民幣；
2009年的標準為人均年收入1196元；
2000年的標準是人均年收入865元；
1985年的標準是人均年收入200元。
世界銀行的標準。世界流行的貧困線標準，是由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出的，有二條線，其一是極端貧困線（赤貧線），每人每天消費1.25美元；其二是相對貧困線，每人每天消費2美元。這一標準是2008年8月實行的，在此之前的赤貧標準是1993年的1.08美元和1990年的1.01美元（簡稱1美元）。
（註：1.08美元赤貧標準的實行時間，另一說法是2001年）
2015年10月，世界銀行又將赤貧標準提高為1.9美元；隨後，將相對貧困線由2美元提高為3.2美元，作為中等偏低收入貧困線，適用於中等偏下收入國家；2017年，又補充了每人每天 5.5 美元的中等偏高收入貧困線，適用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中國貧困標準與世界銀行貧困標準有哪些不同呢？
1。中國的貧困標準以收入衡量，而世界銀行的貧困標準以消費能力，或者說購買力衡量。若每天收入大於1.25美元，但將大部分收入貯蓄起來，消費少於1.25美元，按中國標準，已經脫貧，按世界銀行標準則屬於赤貧。
2。中國2011年制定的貧困線為年收入2300元，折算為一天6.3元，按2016年初的市場匯率（約6.49），6.3元僅相當於0.97美元，不僅不及2008年的世界銀行赤貧線1.25美元，甚至低於20年前，即1990年的世界銀行赤貧線（1.01美元）；
3。2011年的貧困線是延用至今的中國最新貧困線，與2015年後世界銀行的貧困線對比更為懸殊。
（注1：如以2011標準確定當日11月30日的匯率中價6.348折算，6.3元相當於0.992美元）
（注2：中國貧困標準的折算方法，最簡明的是按“市場匯率”換算；此外，還有一種按“購買力平價匯率”換算的較複雜算法。2011年的扶貧標準2300元人民幣/年，如按“購買力平價匯率”換算，則折合1.33美元，高於1.25美元的世界銀行標準。）
據官方統計（按較早的貧困線），新世紀頭10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數量從2000年底的9422萬人減少到2010年底的2688萬人，平均每年減少670多萬人。
由於貧困標準“大幅”提高，按2011年的新貧困線(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300元人民幣/年)，2012年末，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增加為9899萬人；到了2014年，中國貧困人口再降為約8200萬，占農村總人口的13%，占全國總人口近十五分之一。
2017年2月2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稱：“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農村貧困標準計算，2016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為4335萬人，比上年減少1240萬人。”
此外，到2017年，我國“減貧幅度接近70%，從2012年末起，年均脫貧人數1370萬人。”
基於上述減貧步幅和已取得的減貧成就，中共十九大（2017年10月）報告提出了“脫貧攻堅的總體目標”，明確“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過去40年，中國貧困人口數量從1978年末的7.7億人下降到2017年末的3046萬人，累計減貧7.4億人，年均減貧人口規模接近1900萬人；貧困發生率也從97.5%下降到3.1%。
從官方數據看，扶貧成就不小。但問題也不少，一個明顯問題是，在我國的脫貧戰略中，沒有貧困標準的更新計劃，而是要10年不變地沿用2011年的貧困標準，一個遠低於現行世界標準的貧困標準來實現整體脫貧。
2008年世界銀行的赤貧線為1.25美元/天，按2016年初1：6.49的匯率，相當於3000元/年。根據中國人權研究會2011年8月出版的《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報告（2011）》，如果將貧困線由2300元/年提高到3000元/年，中國的扶貧對象將額外增加2000萬；如果將貧困標準提高為世界銀行2015年的赤貧線1.9美元/天，中國的扶貧對象還將進一步大幅增加；
鑑於我國已於2010年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一說2014年），如果嚴格要求的話，我國當前應採用於世界銀行5.5美元標準。有網友根據世行最新東亞太平洋經濟半年報（2019年10月10日發布）中的數據，計算得出，按世行5.5標準，2019年秋我國貧困人口為2.238億。
如上表所示，2019年秋，東亞太平洋地區5.5標準貧困人口共495.8百萬，其中，中國以外5.5標準貧困人口為272.0百萬，從而，中國5.5標準貧困人口數=495.8-272.0=223.8百萬=2.238億。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過去40年，中國貧困人口數量從1978年末的7.7億人下降到2017年末的3046萬人，累計減貧7.4億人，年均減貧人口規模接近1900萬人；貧困發生率也從97.5%下降到3.1%。
另一個問題是，實施2011年貧困標準“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變價）”時，在不同年份如何與2010年的物價進行折算？每年該應用什麼樣的通脹數字？均未見文字說明。通脹因素在扶貧中是否被考慮了？如果考慮了，那麼，就應該明確各年的通脹率，明文公告收入折算率或折算公式，或者直接升級標準，制定更具向前兼容性的新貧困標準；如果根本不考慮通脹因素，默認地、機械不變地沿用2300元/年這一數字，以之確定貧困人口、扶貧對象，那麼。。。
需要審視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
米爾頓·弗里德曼曾經說過：“一切通脹都是貨幣現象”。物價上漲，東西越來越貴，錢越來越毛，最大的原因是貨幣供應量增加。
考查一下我國（2011年貧困標準制訂之後）2012年至2017年間的貨幣超發情況。對將要用到的術語M2做一個“非專業”的說明：M2指“廣義貨幣”，是貨幣供應量的重要指標之一，可以簡單理解為，某個時間點，個人、企業與政府所有現金與所有存款的總額。
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多年來一直保持高速增長，例如2012年，我國的新增廣義貨幣接近當年世界新增廣義貨幣總量的一半。
憑着超高的增長速度，我國廣義貨幣總量滾雪球般膨脹，世界占比越來越大，以驚人的頻率陸續對其它經濟體完成“超車”：2009年M2超過“美元”，2013年超過“美元+英鎊”，2016年超過“美元+日元”；
2018年3月，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達到173.99萬億元人民幣，按照當月匯率折算，相當於27.67萬億美元，超過了“美元”、“歐元”的總和。
廣義貨幣超過了“美元+歐元”，而GDP總量卻低於美國，這說明了什麼呢？這說明：我國的貨幣嚴重超發了！貨幣超發，必然導致購買力下降，必然造成通貨膨脹，鈔票自然越來越貶值。
（註：廣義貨幣M2的跨國對比是相對性的，因為各國廣義貨幣的定義不完全相同，如中國的M2包含定額存款，外幣存款，而美國的M2不包含10萬美元以上大額存單，及定期歐洲美元存款。）
下面我們應用通貨膨脹率估算公式：通脹率=M2增長率-GDP增長率，簡單估算一下我國2012~2017年通貨膨脹率。
我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單位：人民幣），2012年12月份為97.4萬億，2017年12月份為169萬億，2012年末~2017年末，我國M2增長率=(169-97.4)/97.4=73.5%；
我國GDP（單位：美元），2012年為8.53萬億，2017年為12.14萬億，2012年~2017年，我國GDP增長率=(12.14-8.53)/8.53=3.61/8.53=42.3%；
從而，2012~2017年我國總的通貨膨脹率（參考值）=M2增長率-GDP增長率=73.5%-42.3%=31.2%~=30%。
下圖顯示了2008~2017年十年間我國的逐年通脹率。其中，差值=通脹率=M2增長率-GDP增長率。
將2012~2017年間的6個差值求和的結果是28.9%，與我們上面估算的結果31.2%非常接近。
由圖還可見，2008~2010三年的數字明顯高出其餘年份，對應着2008年的“四萬億”及後續經濟刺激動作。
假定2011年的貧困標準2300元/年是合理的。如果計入2012~2017年的通貨膨脹率（31.2%），粗略地說，2018年，我國的貧困標準至少應在2300元/年的基礎上再提升30%左右，達到約3000元（2300+690=2990），才相對更合理。
如果不考慮通脹因素，通脹就是“扶貧”的強力助推劑；不考慮通脹因素，靠通脹就能“扶貧”，加速通貨膨脹，就能高效“扶貧”。
我國扶貧的投入力度。據國新辦2011年11月發布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白皮書，我國每年扶貧投入從2001年的127.5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349.3億元，年均增長11.9%。據統計，同期中國GDP年均增長率約為14.9%，公共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1%，我國扶貧投入的年增長率僅為財政的收入增長率的一半多一點。
相比之下，2004年，我國三公消費（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費旅遊、出國及接待）達到9000億（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等人推算）；2007年，我國行政支出占政府支出比例接近40%；2009年，我國維穩經費（公共安全支出）達到5140億元（2008年財政收入為6.3萬億）。這些數字遠遠高出我國2010年的扶貧投入。
我國扶貧投入的準確率。國家統計局出版的《2008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指出，2007年所調查的農村貧困戶中，只有19.5％的農戶得到扶貧項目支持；而在低收入戶中，該比例只有20％；世界銀行農業發展部首席農業經濟師伏悅耕•伏格樂的研究也指出，對貧困縣以縣為單位下撥的扶貧資金，只有大約十分之一真正分配給了貧困人口。
除了貧困標準低，通脹高企，扶貧投入不足，扶貧款項不能有效落實等問題，中國貧困及扶貧的問題還包括：稅費沉重，政府的公共服務嚴重缺失，醫療、養老、教育、住房等民生支出高昂，國民收入增長緩慢等等，種種因素，使貧困線之上的群體，也隨時可能跌入貧窮人口之中。
2010年7月，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志武指出：中國製造業工人一小時的薪酬是美國同行業工人的3%，美國同行業工人每小時酬金是中國工人的30倍左右。跟中國最接近的是菲律賓，其製造業工人報酬差不多是美國製造業工人的6%，墨西哥約是美國製造業工人的12%。
陳教授還指出，從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貨膨脹率，國家財政稅收累計增長了6.7倍左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長1.7倍，而農民才增長了1.2倍。
2009年，我國的財政稅收接近6萬億元人民幣，據陳教授估算，這相當於3.9億個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總和，也相當於13.8億個農民一年的純收入總和。
建國以來主要年度稅收收入情況
中國需要扶貧嗎？其實不需要，把稅費降一半，政府不與國民爭利，人民自然就富裕起來了。
陳志武教授指出：如果不對徵稅權進行根本性制約，不對國有資產進行民有化改革，那麼政府得到的只會繼續越來越多，民間得到份額，勞動者的所得份額只會越來越少。以低人權的方式將GDP做得越來越大，表面看來國家更富強了，但國富民窮的局面會越來越惡化，沒有政治改革、民有化改革，這個趨勢就很難改變。
2015年7月30日，自中牟開三輪車來鄭州賣水果的一對老夫婦，晚上在一家酒店門口過夜。31日凌晨，外側的老大爺睡夢中遭到一輛轎車碾壓，當場身亡。在酒店入住的張先生之前隨手拍下的一張照片成為老夫婦最後的合影。
2018年12月，安徽某縣一民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