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貧困,是否已是可以忽略的極小概率事件?
去年的“冰花男孩”王福滿,您還有印象吧?
2019年12月10日,媒體報道,“冰花男孩”的父親王剛奎,最近申請貧困戶,同時為母親和妻子申請掃街道的崗位(月薪500元),均未被批准。王剛奎所在的轉山包村村主任王剛明說,王剛奎家的條件在村中屬於中上水平,不符合貧困戶的標準。
確實,並非每個人身邊都有貧困,貧困者也未必有機會來這裡向我們訴說展示。一個媒體不開放,言論不自由的社會,一切出自一孔。看不到貧困,不等於視野之外不存在貧困,也不等於貧困問題不嚴重。
實打實地解決貧困問題,不僅是造福貧困人群的事,也是有利於整個社會的事;深入認識貧困問題,才能對症下藥,切實有效地解決貧困問題;否則,扶貧只是一場秀,只是一項政績工程而已。
關於貧困,前一帖已經說了許多,本帖還要再集中談談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問題。貧富差距加大,兩極分化加劇,正使我國的貧困頑固化,是扶貧工作不能迴避的問題。
先從基尼係數的角度認識一下國內的貧富差距。
基尼係數是反映收入差距、貧富差距的重要指標。收入基尼係數可理解為,(一國的)全部居民收入中,分配不平均的那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基尼係數介於0~1之間,基尼係數越小,說明居民間收入越平均,反之,基尼係數越大,說明居民間收入越不平均,收入差距越大。
基尼係數在0.2以下,表示社會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0.3-0.4之間為“相對合理”,0.4-0.5之間為“差距較大”,0.5以上為“高度不平均”,“收入懸殊”。
基尼係數值0.4通常被作為收入差距的“警戒線”,超過這條"警戒線",說明收入分配顯著集中於少數群體。持續這種狀況,貧富將加速兩極分化,不同階層間的對立將日益尖銳,不安定因素滋生迅速,社會發生衝突、動盪的危險顯著增大。
我國的基尼係數情況。
2013年1月18日,國家統計局一次性公布了最近十年(自2003年至2012年)的全國基尼係數。十年中最高的年份為2008年,基尼係數為0.491;2012年的基尼係數為0.474。這是十年來中國政府首次公布相關信息,上一次官方正式公布是2000年,當年基尼係數為0.412。
在這次官方公布一個月前,西南財經大學已公布了自己的調查結果。2012年12月,財大“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國家庭收入不平等報告》,報告稱,2010年中國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為0.61,大大高於0.44的全球平均水平,“目前,中國居民家庭收入差距嚴重”,0.61的基尼係數水平之高為“全世界所罕見”。財大的數字大大高於一個月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0年基尼係數是0.481。
官方數據公布不久,2013年2月初,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採訪,李實說: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2年基尼係數是0.474,這個數字出來以後,在整個社會引起很大的爭論,認為國家統計局嚴重低估。。。
我們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基尼係數可能低估了3~5個百分點。。。
這個數字實際上已經比較高了,反映了比較大的收入差距。只有南美、非洲以及亞洲的部分國家基尼係數可能會比中國高一點,絕大部分國家的收入差距和基尼係數都比中國低。
接近0.5的基尼係數可以說是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過0.5的國家只有10%左右;主要發達國家的基尼係數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間。”
李實還指出:過去10年,國民財產差距的擴大速度遠遠大於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
(換句話說,我國的財產基尼係數遠遠大於收入基尼係數)
李實教授從上世紀80年代起參與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調查。他的一組數據顯示: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行業的職工數不到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
自2013年一次性公布之後,國家統計局開始逐年公布基尼係數,近幾年公布的數據為:2013年0.473,2014年0.469,2015年0.462,2016年0.465。
我國基尼係數突破0.3的時間是1989年前後。見下圖。
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我國收入基尼係數點線圖。
2014年7月底,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報告指出:
1。中國國民財產的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國民財產的基尼係數,1995年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為1%左右。
2。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明顯高於收入不平等。有家庭成員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其財產水平明顯高於體制外家庭,有體制內工作的家庭,其財產的增長幅度也明顯高於體制外家庭。
3。房產是我國城鎮家庭財產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占城鎮家庭財產比例的中位數在80%左右。
4。我國家庭醫療保健支出(自費支出)占家庭消費支出的比重為11%,高於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醫療保健支出比重。
針對北京大學報告揭示的嚴重分配不公問題,曾擔任國務院秘書的俞梅蓀指出,八十年代中央曾發布規定,禁止黨政機關幹部及其子女經商,但早就沒人執行這個規定了。俞梅蓀說:“這個是中央硬性的文件規定,現在大家都不知道了,沒人執行了,89‘六四’以後就再也不提了。反過來越是黨政幹部、越是有權力的人就越是經商、撈錢。。。十八大以來,查處了幾十、上百的省部級高官,隨便一個局長,家裡都有上億的現鈔啊。”
知名草根經濟博主王海濱表示,大陸的分配不公歸根到底還是制度問題,在此制度下,貧富差距只會進一步擴大,經濟發展已經走到頭了,中國目前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
2016年10月下旬,北師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在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說:貧富差距是個世界性的問題。。。但中國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遠遠超過大部分國家。。。美國的基尼係數與中國相近。。。美國的富人確實很富,但窮人不是那麼多。中國正好相反,富人相對少一些,但是窮人很多。此外美國的中產階級比例很高,我們相對低得多。
李實還指出:一旦形成利益集團,收入分配改革將難以實現。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基尼係數0.4是道警戒線。高基尼係數下潛伏着社會不穩定因子,所有社會成員的安全風險都變大了。近年來,中國各地多次發生公交車縱火,傷害學生、兒童等等惡性案件,幾乎無不涉及公平公正問題,很難說與我國基尼係數過高無關。
2013年6月7日,廈門公交車縱火案造成47人死亡、34人受傷,死者中有8人是正在參加高考的考生。
2016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8260美元,僅排在世界第93位。
中國國內的民生和貧困問題遠未真正解決。但政府和國人一再向外展示的,不是貧窮拮据,而是他人所不及的大方闊綽:我們有錢,我們有的是錢!
根據中國旅遊研究院報告,2017年中國公民出境旅遊突破1.3億人次,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遊客源國地位。《出境旅遊大數據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公民出境旅遊花費高達1152.9億美元,同比增長5%。教育部統計,2017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首次突破60萬大關,達60.84萬人,繼續保持世界最大留學生生源國地位,其中,2017年中國赴美留學生為美國經濟貢獻了125.5億美元。
根據貝恩諮詢統計,2017年全球奢侈品市場規模達到1.2萬億歐元,個人奢侈品市場銷售額創歷史新高,其中32%的銷售額是由中國消費者貢獻的。
鄧小平曾說:如果導致兩極分化,那麼改革就算失敗了。
我們繼續審視反映中國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狀況的相關數據。
2017年4月12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引用公開和非公開數據,對1978年到2015年的中國社會收入情況加以分析,得出如下結論: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頂端群體的財政收入過去幾十年來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占國民收入總體的比例也幾乎翻了一翻,成為中國收入增長的最大受益者。
該項研究還指出,中國普通民眾得益於經濟發展,收入都有很大的提高,但貧富差距顯著擴大。1978年,中國收入最高的10%群體在社會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27%,2015年這個比例上升為41%;收入最低的50%群體在社會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從1978年的27%下降到2015年的15%,高於美國的12%,低於法國的22%。
2019年3月下旬,招商銀行發布2018年年報,年報顯示,在招行的零售客戶中,2%的頂級客戶資產之和為所有客戶總資產的80%,或者說,其它98%的客戶資產之和只占客戶總資產的20%。
2017年4月18日,福布斯中文網發布了2017華人富豪榜,共486位華人上榜,其中,大陸地區334位上榜富豪的淨資產總計8,429億美元。按2017年12月29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6.5342計算,8,429億美元折合人民幣是5.5萬億元,這334位富豪淨資產規模相當於招商銀行現有1.25億零售客戶存款總額的80%。
大陸富豪雲集《福布斯》富豪榜的情況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了。早在2013全球富豪排行榜上,就已有122名中國大陸富豪登榜,比2012年增加26位。中國大陸是繼美國(442人)之後,富豪人數第二多的地區,排位第三、第四的分別是俄羅斯(110人)和德國(58人)。
改變中國(China Change)網站總編曹雅學就中國兩極分化現象評論說,在中國當前社會中,權力和資本形成了聯姻,形成權錢的利益交換,社會資源也以此為基礎進行了再分配。。。中國頂尖階層在短時間內聚斂巨大的財富並不奇怪。
1985~2012,中國低收入人群與高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增長曲線
曹雅學指出,如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所說:“中國社會要想實現真正的平等,就必須首先實現法律上的平等。”2019年3月下旬,因批評政府及領導人,許章潤教授被撤銷了所有職務。
只有法律至上,法下平等才能克制權力的自利與貪婪,權力必須被關進法治的籠子;凌駕於法律之上,任性放縱,肆意吞噬國民權益的絕對權力,不僅是中國兩極分化加劇的最大禍首,而且是方方面面社會問題的總根源。
2013年3月中國兩會期間,《德國之聲》報道說,中國新的領導人首次大張旗鼓地打擊日益猖獗的腐敗,減少貧富差距,以爭取民眾的支持。但是,人民大會堂近3000名代表卻擁有無可比擬的財富。本屆(第十二屆)人大代表中有31個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比往屆多出13人(據胡潤富豪榜);在同期舉行的政協會議中,超10億美元富翁人數為52人,比去年多出九人。今年兩會的超10億美元富豪人數共83人,比去年增長了17%。
根據胡潤富豪榜,本屆兩會代表中的83名超級富豪的平均財產是33.5億美元,而中國城鎮工人的平均年薪不足7千美元。
兩會是中國富豪(含華裔外籍)的盛大聚會,世界上恐怕沒有第二個議會其代表擁有這麼多財富。根據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回應政治中心的數據,美國參眾兩院最有錢的83名議員的平均財產僅為5640萬美元。另有尚待證實的說法稱,中國人大最富有的5名代表,其資產之和超過美國國會全體議員資產的總和。
2006年,有媒體稱,據官方研究機構未公開的調查報告: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基本上都是高乾子弟。中國的億萬富豪,九成以上是高乾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乾子女,共擁有資產二萬億。
2009年06月,在全國政協十一屆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蔡繼明委員發言指出:“我國在社會財富增長加速的同時,出現了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傾向。據國外研究機構估計,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於美國。”
國內外眾多媒體(引用《時代周報》6月25日的報道)披露,在發言中,蔡繼明委員還援引相關部門的調查報告說:“截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超過5000萬元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的有3220人,後者中有2932人是高乾子女,占超億元富豪人數的91%。”
蔡繼明委員的話例證了下述道理:
權力差距決定社會的公平公正程度,決定社會的貧富差距程度;
民權越充分有保障,社會越公平公正;特權越猖獗肆虐,社會就離公平公正越遠;
特權是貧富差距最高效的擴大器;與之相反,充分有保障的民權,則是貧富差距最有效的扼制器;
民權越充分有保障,貧富差距就越難拉開,特權越猖獗肆虐,就越容易拉大貧富差距,加劇兩極分化。
2010年6月8日,新浪財經發表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的名為《中國財富集中度超過美國》的文章,文章稱: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註:據稱,2019年2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祖克曼(Gabriel Zucman)引用美聯儲旗下的消費者金融調查項目(SCF)的調查數據指出,2016年,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坐擁全美國資產的38.9%~40.8%。沒有中國同一時期的對比數據。)
為什麼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在我國始終無法實行?蔡繼明、夏業良披露的信息或許就是答案。
最後,我要提楊改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境況與楊改蘭生前相似,但我知道,有十多億人一直被代表,有無數人發不出自己的聲音,無法對外界訴說自己的境遇。你說我煽情,我願意煽情,為了不麻木。
楊改蘭生前與孩子住在這張炕上。2016年8月24日下午,楊改蘭殺死了自己的4個孩子而後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