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被禁分享文:33年前那场大火绝不是一曲凯歌》

我们面临的现实比大兴安岭火灾更严重

2020-01-13 17:37:56 合传媒

来源：北杨南渡（微信公号） 作者：呼蘭胖子

摘要

他们赚的只是钱，但问题是为什么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一干官媒都来转载?这只能说明，现在的的问题远远要比33年前，大兴安岭大火时更加严重。

　　近日，朋友圈疯传一篇叫《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的文章。开始我没看，后来有朋友极力推荐我看，说这是继周小平、卢克文之后绽放的一朵新的奇葩，我才浏览了一下。此文先是描述澳洲火灾的惨状，然后再用当年大兴安岭火灾来对比澳洲政府的无能，以此论证民主制度之差，从而彰显中国的厉害。同时强调集体主义如何如何伟大，有多少人为了集体可以去牺牲，从而反衬个人主义占主流的的资本主义必定走向灭亡的前景......文章的逻辑尽管令我恶心，但是，文章的打赏人数令我吃惊，我看的时候都有一万多人打赏，据说到现在，那个账号已经收获了三十多万现金，除打赏之外还有广告分成，而且还在持续增长中。

　　这就让人感到恐怖了，这种文章居然能得到这么多人打赏，这是为什么?关于33年前的那场大火，其实当年早定性了，是官僚主义引起的一场巨大的人祸。当年全国上下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很多官员因此丢官，当年电视里代总理万里对这场大火的愤怒我依旧历历在目。没想到，33年过去了，这场巨大的人祸居然成了中国牛逼的典型事例，而且还被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众多官媒转载，这也太魔幻了。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怎么啦?

　　关于当年那场灾祸的责任问题，网上有很多文章，具体细节我就不赘述了。但是，作为亲历者，我说点大家不知道的。读过天佑一本公开出版的小说的人知道，当年我在那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名叫《地上地下》的小说中设置了一个叫毛博思的人物，他毕业以后去了大兴安岭的图强林业局，在那里遭遇了人生中极其灰暗的时刻。其实，这个人是有原型的，此人目前在哈尔滨市下面一个县的乡镇中学工作，早已离开了那个伤心之地。我当时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写过一个细节：当地很多人家的门口都有一个巨大的玻璃球。这是当年大火留下的痕迹，是当年林业工人家门口堆积等待回收的啤酒瓶或者白酒瓶融化后产生的。可见，当年的大火有多么的惨烈，在那种连玻璃都会融化的环境下，人是不可能存活的。

　　实际上，对当年的大火我知道的不仅比《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的作者多，而且比一般人更多。这不仅是因为我这个同学，还因为我这个家族很多人都直接涉及到了这场灾难。首先是我亲舅舅，他是省林业科学院主要领导;然后是表舅，他是某林业局医院院长;再就是我父亲，他是灾后重建工程队的头头，还曾跟当时去视察的副总理田纪云见过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他是参与扑火者，因为立了功被分配到哈三电厂工作至今。因为这些人，我知道很多报纸上电视上没报的东西。

　　大火的产生固然是一系列由官僚主义造成的墨菲定律式错误而引发，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我亲舅舅就亲口对我说，根源其实就是不尊重科学。当年小日本在东北搞采伐，不仅是要预先在采伐区设置防火道，而且是间伐，也就是说专挑大的树伐，这样有利于森林的更新。但是，日本人那套后来因为所谓的政治正确被废弃了，基本上玩剃光头，整个山头整个山头的树被伐光。林间空地大，风速也就快，这也是后来火势蔓延那么快的原因之一。当然，为了所谓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将大量的转业军人及家属随便丢到某个山沟，也不对他们进行防火教育，更没有科学的规划，城市管理极其混乱。当年某县城之所以很快被烧毁，因为那根本就是柈子城，说白了就是一个巨大的完全不设防的木材储存场，一遇火灾那就是灾难性的。至于说各林业局下面的林场，那就更不要说了，根本就是乱建，起了火就是火烧连营。如果当年，不是废弃了日本人那一套，多研究林业科学，重视防火，而且文革期间很多的林业科技人员不被打倒，后来的灾难完全可以避免。

　　我表舅是医院院长，他更生气。他说，把那么多毫无经验的士兵投入到火场那根本就是不负责任。当时的部队上去了，不仅是后勤没有保障，而且根本没有指挥。有的部队进去了，好几天找不到火头;还有的部队根本就被投入到了死神的口中。指挥系统混乱，通讯不畅简直没法说，而后勤落后造成的疾病简直是令人触目惊心，部队挨饿缺乏干净的饮水是常见现象。他说，大火进行中和结束后，医院接收的非烧伤病患之多简直让医生无法休息。而且很多病患根本就是没有任何防护设施所致。“不给任何的防护装备就让那些孩子上去，不拿人当人啊。”表舅跟我这么叹息。可能也是因为他这种言论吧，以至于他后来不得烟儿抽，不得不去了美国。

　　至于我父亲，他说的那就更接地气。他告诉我，当年，大兴安岭的木材基本上被国家以非常低的价格调拨走，林业企业剩下的钱也就够发工资的，哪有钱去购买先进的采伐设备，哪有钱去购买消防设备?甚至连消防哨都设立不起，因为没钱付电话费。他还活着的时候，某次在我家看美国林业工人伐木的纪录片，他长叹一声。说：“你看看，人家就这几个人，一年的生产量比大兴安岭一个林业局都多。”我问他大兴安岭那边为什么不能这样?他说，“那么庞大的机关要养，领导还要吃好的喝好的，采伐就只能是靠做原始的方式了，而越这样越是恶性循环，林业就越衰落。美国几个人的工作效率就相当于中国上万人的林业局，他们个人能不富裕吗?能不有钱买更先进的设备吗?中国的林业局别的不说，如果把那些不干活儿的领导减少一半，设备也会比现在先进得多的。效率提高了，自然也就有钱了。”当时他说这话，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个资深毛粉说的话。当然，说经济他这个逻辑。我要是说老毛不好，他还是会踢我。

　　当年，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大兴安岭大火是一场巨大的人祸是有共识的，而且还引发了对官员问责的体制改革。当年为什么会这样?是整个社会处于一个相对开明的阶段，无论是上层还是基层，大家对某革造成的严重破坏和老毛创造的那套体制是深恶痛绝的。所以，那时，关于灾难的新闻报道都跟今天不一样，反思是主流。

　　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整个社会弥漫在厉害国的气氛下，反思不仅不可能，甚至连灾难都可以被描绘成牛逼。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根子在哪里，但是我们敢分析吗?不敢，谁敢妄议谁就得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敢分析一下为什么《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这种文章为什么会大行其道?

　　我昨天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人现在处于集体癔病状态，而《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这种文章大行其道正是这个结论最好的注解。周小平、卢克文以及本文作者他们文章的本质是什么?对了，打鸡血。打鸡血给谁?自然是打给那些处于集体癔病中不敢面对现实和逃避现实的病人。虽然我们看来这些病人患了一种灵魂上的疾病，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病人却是一种可以让社会和国家振衰起弊、死而复生的神奇工具。他们要利用这些病人到到某种目的，譬如贬低民主制度，吹嘘自己伟大。

　　那么，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癔病病人?其实，很简单，整个社会心理出了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国民现在被人形象地形容为“井人”，这些人因为价值观出现了问题，视野变得非常狭隘，内心变得极其狂热，把自己围在一座井里，甚至到外面旅游和留学的时候也带着井在行走，不接受他人的观点和生活方式，以邻为壑，主动制造对立。“井人”其实就是癔病病人，而这些人患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自卑。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吃惊，某些人如此自信怎么会是自卑?是的，这就是自卑。从心理学上讲，人之所以会吹牛就是要掩饰心里的自卑。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现在整个社会弥漫着理想幻灭、对经济前景极其茫然的心态，这些人没有任何的权利，没有任何的机会，生活一直处于极度的不安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有些人迫切地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他们需要一份感觉，自己被世界需要、被社会需要、被他人需要的心理满足感，我们传统上把这个心理需要唤作“生活的意义”。

　　这部分人当无力成就自己的时候，由于这种强烈渴望得到认同的心理驱动力，他会盲目投身于某种“神圣事业”，以便让个人的责任、恐惧、缺点得到掩埋，好让自己的情感得以寄托。至于投身的事业是政治也好、宗教也好、民族主义也好、传销也好、教练技术培训也好、国学也罢......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种事业能够让他浑然忘我就够了。当一个人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这样的人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而周小平、卢克文乃至《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的作者则是一些洞悉了这些具有自卑心理却表现得很有自豪感的癔病患者需求的江湖医生，为这些人提供鸡血针剂，从而获利。他们的手法并不新奇，就是造谣+煽动，但问题是：中国的癔病患者实在太多了。他们给周小平、占豪、卢克文、咪蒙们打赏，看吴京的电影，总之，人多，钱多。对了，有人说《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其实就是脱胎于咪蒙团队，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只是我知道他们这回又赚了。

　　他们赚的只是钱，但问题是为什么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一干官媒都来转载?这只能说明，现在的的问题远远要比33年前，大兴安岭大火时更加严重。那时，高层起码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改才能避免以后出问题，这才有了后来的森林消防部队的装备更新。但是，到了今天，又怎么样?前阵子大凉山死的那些消防官兵不又是死于瞎指挥吗?那次事故中，官媒为什么那么不吝辞藻地歌颂消防员英勇和奋不顾身的精神?还不是为了掩饰某些人的错误?

　　这次《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的爆红，其实更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国家逃避现实的癔病患者更多了。在某些人别有用心的煽动下，一个口号、一句话、一篇文章都足以使他们狂热起来。在这种狂热之下，他们献出自己的思考和独立性甚至自由以换来领导的信任，而在领导的命令下，他们会干一些你想不到的干下流勾当，因为他们这是无罪甚至有功的。这些癔病患者可以没有上帝没有佛祖，但是需要一个可以众志成城的“目标”、一个可以同仇敌忾的“魔鬼”，为此，他们会在某些别有用心者的煽动下，充满自豪地跟我这种汉奸作战，甚至可以慷慨赴死。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能说什么?说实话，我不是嫉妒《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的作者赚的盆满钵满，而是担心我们的未来会被这些鸡血文煽动起来的狂热分子弄成新的灾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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