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與其說是世界隔離中國，不如說是牆國所為自作孽、造成自我孤立於世界之外。

世界隔離中國絕非危言聳聽 ZT

Original 平正和 平正和 

隨着世界疫情加劇和“戰狼”外交擴大，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抗疫問題上的矛盾愈演愈烈。如果不改變這種局面，疫情過後，隔離中國、去中國化、與中國脫鈎，絕不是一種虛擬的假設，而是殘酷的現實。

（一）排斥中國漸成主流意識

公開地、直接地批評我們的國家在持續增加，批評的層級也在明顯提升。此前只有美國，後來加入了巴西。接下來，加拿大、英國、西班牙、澳大利亞、德國等都加入進來。最近，連一向相對友好的法國也站出來公開批評。起初，批評我們的主要是各國媒體和議員。如今，不少國家的政要都直言不諱地點名批評，美國總統、副總統、國務卿自不必說了，法國總統、外長，英國外交大臣，巴西總統、部長，德國外長等，都用毫不隱諱的話語直接批評。馬克龍在接受採訪時公開宣稱，他們“處理疫情存在‘灰色地帶’。西方不要過分幼稚。”，“不可能把信息自由的國家與信息不自由的國家拿來比較”。馬克龍還表示，“我尊重他們，但也不要幼稚地以為他們很厲害，疫情處理得更好，因為我們並不知道”。德國外長馬斯於4月17日表示，我們看到武漢的數字再次得到修改，這當然令人擔憂。就起因研究和疫苗開發而言，得知病毒的來源和病毒產生過程非常重要，希望他們改變文化習慣，發揮建設性作用。

國外的批評和排斥，剛開始只是停留在嘴炮上，最近逐步在往實質行動上靠攏。比如，追責、索賠，已經從民間行為上升到議員和政府行為，美國國會已經提出多項法案；企業搬離中國已經從建議、倡導、鼓勵，到政府撥出專項經費給予搬遷補貼。

跡象表明，疫情的發酵可能正在促使與中國脫鈎變得越來越成為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澳大利亞前外長唐納稱：“新冠疫情對他們的國際聲望是一次巨大打擊。持負面態度的人不僅是歐美的決策者和精英，更是普通的民眾。疫情過後，他們與西方在其他方面的緊張關係會進一步加劇。”英國前外交政策顧問伍德認為：“在美國和英國，甚至可能在更大範圍的西方社會，這種反感有成為主流的風險。”

西方國家是選舉政治，民眾看法、主流意識對外交政策影響巨大。病毒肆虐已經被西方輿論成功轉化成對我們的仇恨。這種仇恨，最終將轉化為與中國脫鈎的政策。

（二）中國被排斥的原因分析

1.疫情處理受到質疑。國外特別是西方國家主要對我們在疫情處理的公開度、透明度方面持有很大懷疑。財新網幾篇溯源文章、李醫生事件、衛健委1月3日的文件以及網民曝出的一些信息，加劇了國外對疫情前期處理的懷疑。官方通報的病例數、死亡數，以及後來對病例數、死亡數的修正，特別是這兩天對武漢死亡數的修正（正好增加50%，四捨五入一個不多，一個不少），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猜疑。

2.病毒起源之爭點燃戰火。趙立堅的推特點燃了病源之爭的戰火，此後官方和科學家關於病毒並非或不一定源於武漢的或明或暗的表示，使戰火繼續延燒。這股烈火重新燒出了國外關於病毒源於武漢病毒所科研泄露的質疑，逆轉了此前印度科學家論文廣受批評的風向。美英成立包括政府、軍隊、情報機構和科研機構在內的專門小組展開全方位調查，一些科學家也從基因測序和比對的角度發表相關論文。雖然美英政府高層在公開講話時尚未提出這一指控，但話里話外已經作出某種暗示。

3.戰狼外交火上澆油。先是趙立堅的推特，其後是中美兩位女發言人隔空推特大戰，接着是巴西使館與巴西總統、總統之子的糾紛，接着是駐法使館那篇莫名其妙並招致法外長緊急召見駐法大使的文章。期間，發言人們在宣傳抗疫經驗、要求世界感謝中國、遣責他國抗疫不力、對不合格醫療物資的辯護（比如不合格你別用）等方面犀利、強勢的懟懟懟，進一步激化了國外的不滿。

4.制度輸出引起警惕。官員、官媒、外交官以及小粉紅在國內自媒體和國外推特上關於中國抗疫成功彰顯制度優勢的言論，特別是大國抗疫策略、要求別國抄作業和指責別國抄不好作業等新鮮提法，引起一些國家和官員認為我們試圖藉助抗疫向國外輸出制度的疑慮。

5.醫療援助引發反思。向國外捐贈、銷售醫療物資和開展醫療救治中的一些做法，特別是長篇累牘的宣傳，被國外一些人認為我們在利用疫情搞慷慨政治，利用醫療救助加強戰略影響力。而對出口醫療物資的行政管控和過低的審批、通關效率，也廣受詬病，並引發了美國、日本、歐盟對過度依賴我國供應鏈的反思，以致準備採取將製造業搬回國內的策略。

6.民粹主義助推反感。主流媒體對國外疫情和抗疫的選擇性報道、指責性報道，小粉紅們在網絡上的幸災樂禍、推銷作業、自我吹噓，特別是約翰遜住院後的幾萬個點讚和對方方日記的圍剿，讓國外輿論極其反感，也引起國外政治精英對我國今後道路走向、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憂慮。

綜觀當今世界局勢，我們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業已存在的5G、華為、網絡安全、南海、台海、貿易戰等問題，雖然在疫情期間顯得不那麼突出，但這些問題不會隨着疫情的結束而結束。相反，由於疫情導致世界對我們的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國的國際聲望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損失，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將變得更加複雜，這些問題的解決將變得更加棘手。更重要的是，新的問題和挑戰呼之欲出，西方去中國化的態勢業已形成，我們將面臨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峻的國際形勢，甚至比30年前那波制裁要嚴峻得多。

面對這個局勢，從高層到民間，都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及早籌劃因應和化解的措施，切莫再夜郎自大、自以為是，仍然認為世界離不開我們，誰和我們脫鈎誰就失去機會。 

（三）防止被法律脫鈎

病毒源頭是一個科學的、嚴謹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開放的問題。以西方國家當前的醫學科技水平、強大的情報收集能力，並根據此前我國公布的和世衛組織掌握的病毒資料特別是基因測序、病毒特徵等資料，他們想查清病毒來源，至少查清病毒是來自於自然界還是人工合成的，完全有可能做到。因為病毒的傳播和進化是有記憶的，是會留下“證據”和“軌跡”的。此時此刻，把水攪渾並非聰明之舉，再渾的水也阻礙不了漁夫捕魚。

西方國家盯着病毒源頭不放，主要是他們高度懷疑病毒與武漢病毒所的關係，如果證實兩者之間存在關聯，我們將為此承擔嚴重的經濟賠償責任和法律責任，我們也將被世界“法律脫鈎”。英國外交大臣拉布4月16日公開表示，“對新冠病毒是如何發生，他們不得不回答有關的‘難題’，絕對需要以科學為本，進行非常深入的事後反省，包括病毒如何爆發。”西方磨刀霍霍，都是奔着這個問題來的。

從世界上多數科學家的研究分析結果來看，病毒源自中國，源自野生動物，是普遍的共識。我們的當務之急，便是集中全國最優秀的科學家，搞清病毒的真正來源，並主動向世界公布相關的科學證據。在這個問題上，藏着掖着沒有意義，把腦袋插進沙子解決不了問題。主動尋找並公布證據，就能有效駁斥人工合成和源自病毒所的陰謀論，避免出現最糟糕的局面。同時，我們可以放低姿態，坦誠地與世界對話，因為中國也是病毒的受害者。只要排除人為因素，就完全可以避免遭到各國的經濟和法律制裁，畢竟此前的任何一場全球性瘟疫，都沒有哪個主權國家遭到索賠和制裁。

當然，如果經過調查論證，證實病毒不是源自中國，那就更好了。

總之，這時候嘴炮沒有任何意義，拿出有說服力的證據才是硬道理。

（四）防止被政治脫鈎

近幾年，我們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不斷惡化。有人把交惡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強大了，西方要遏制中國的崛起。或許有這方面的因素，但絕不是主要原因。從外交上講，挑戰國際秩序，爭奪國際領導權，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態，特別是以市場和國家財力為武器，通過或明或暗的方式迫使有關國家服從我們的戰略需求，恐怕是造成今日被動的重要原因。從內政來講，越來越缺乏透明度，以及極左的泛濫，也讓西方感到害怕。而戰狼式外交，則把內政外交中最讓西方忌憚和反感的東西完美地融合起來，全方位展示給世界。這不可能不挑起世界的戒心。

原來就已經惡化的中美關係，在疫後時代將更加困難。美國停止對世衛組織的資助，表面上是美國對世衛的發難，其實子彈還是打在我國身上。調查我國處理疫情的表現和追究我國的責任，已經成為美國兩黨高度共識，國會已經提出多項提案。美國在第二階段中美經貿談判中，必然提出更為嚴苛的要價。台灣牌、香港牌、南海牌將在疫後發揮更大的作用。

原本也出現問題的中歐關係，由於新冠肺炎的出現，加速了惡化的趨勢和進程。英國情報機構表示，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平息後，英國需要重新評估與我國的關係，並考慮是否需要對高科技和其他戰略行業實施更嚴格的控制。英國議會下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圖根哈特表示，英國在疫情結束後必須重新檢討與中國的關係，應該更多地與其他自由國家合作。英國外交大臣明確表示中英關係不可能再回到過去，“毫無疑問，一切都不可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那樣繼續。”而歐盟已經主張對中國採取更加現實的戰略，他們認為“十二三年前關於歐中可能存在共識和互信的幻覺消失了。”他們認定中國是歐盟的“系統對手”及“戰略競爭者”。

中美俄三角關係也在發生微妙變化。特朗普的通俄門已經過去，對俄友好的壓力已經解除。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國，必須拉住俄羅斯。而烏克蘭事件後受到西方嚴厲制裁俄羅斯也急於改善與美歐的關係。此時此刻，雙方都有捐棄前嫌、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動力。而新冠疫情，則為普特搭建了橋梁。日前，普特通話已經互遞橄欖枝。疫後時代，普京出於改善俄美關係的需要，一定會與美國走近；雖然普京不至於公開站到中國的對立面，但出工不出力、光打雷不下雨一定是俄羅斯對華的策略。

新冠大流行極可能終結中國與非洲的蜜月。前一段時間非洲的廣泛抗議就是一個糟糕的苗頭。非洲疫情大規模爆發後，必然要求中國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援助他們。這些靠金錢維護關係的國家，一旦你做得不盡人意，或者做得沒有其他國家好，反水是必然的。非洲國家要求中國豁免債務的呼聲已經甚囂塵上，法國等西方國家也在煽風點火。我們有這個能力去豁免麼多年積攢下來的巨額債務嗎？

至於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巴西、印度和東歐國家，自然站在美國一邊。

外交是為內政服務的，爭取一個有利於國內經濟建設的良好外部環境，仍然是當前外交工作的主軸。戰狼外交絕對是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毒藥，也是處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毒藥。

外交工作只有回歸到理性平和的軌道上來，才能使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回歸正常。因此，對之前的戰狼外交和老王賣瓜式的對外宣傳，應該進行全面消毒；逞一時口舌之快、要了面子丟了里子、逮誰咬誰的套路必須全面叫停，即使是駁斥西方的故意責難和抹黑，也要堅持有理有利有節。

要根據自身的力量，從人道的角度，低調做好對外醫療援助工作，摒棄“世界感激中國”、“中國體制優越”等論調，停止推銷抗疫“兵法”，多做少說或只做不說。只要真誠地幫助別人，而不是把這種幫助當成外交武器，或者拿這種幫助來吹噓炫耀自己，反而會得到受助者的尊重、信任和感激。

改善對外關係，更為重要的，是要放棄一些急功近利的利益訴求，避免去挑戰主流國際社會公認的秩序和規則，避免去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渴望獲得與之相適應的話語權、領導權和戰略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國的領導地位和其牽頭制定的遊戲規則，在主流國際社會是得到廣泛認可的。當前，我們無疑沒有實力去挑戰和改變這些規則。當你無力去制定規則，又想從這個規則所規範的秩序中得到利益時，最好的辦法就是選擇尊重和服從規則。試想，在現實生活中，誰願意和一個不守規則的人打交道。在現有規則框架內悶聲發大財，等到你有足夠實力時再去改寫規則，這才是明智之舉。

當然，改善對外關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從來沒有獨立於內政的外交。只有在內政上隔離極左病毒，增加透明度，激發社會活力，捍衛改革開放成果，建立一個正常的社會，外交才能走上正軌。

（五）防止被經濟脫鈎

疫情讓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重新審視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是供應鏈方面的依賴。在歐美的決策圈和精英圈，越來越多的人呼籲與中國“脫鈎”。英國前任外交大臣黑格稱：“我認為，這場危機進一步證明了有必要為西方對華政策建立兩個主要支柱。第一，因為中國不會遵守我們的規則，這意味着我們不可能在許多方面從戰略上依賴中國，包括技術。另一個支柱是，我們必須在戰略上獨立於中國，但是我們必須要有一種與中國合作的方式。”美國官員和議員，包括特朗普本人，已經多次呼籲美國要擺脫對中國醫療設備和物資的依賴，要讓供應鏈，特別是醫藥供應鏈回歸美國。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建議，西方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印度應該找到協調一致的方法來應對中國。

事實上，與中國脫鈎的已經不是停留在口頭上呼籲，而是開始落實到行動上。

幾天前，英國議會出面干預，致使中國投資者被迫放棄了控制英國一家高科技公司ImaginationTechnologies的計劃。

4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撥款22億美元，協助日本製造商將生產線撤出中國或轉移至其它國家，以恢復中斷的供應鏈。

4月8日，德國聯邦內閣決定修改《對外貿易和支付法》，旨在阻止遭受武漢肺炎疫情打擊的德國企業被外資趁機收購。該法規雖然沒有點名中國，但實際上是直接針對中國的。

4月9日，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在電視節目中說，美國政府應該為希望撤離中國的美國企業提供全部的“搬家”費用。

4月9日，美國司法部要求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撤銷對中國電信美國分公司的運營授權，禁止其在美國的國際通信服務。

……

顯然，這場疫情加劇了中、西之間的不信任，導致西方國家擴大在本國的生產，並試圖形成一套獨立於中國的生產體系和供應鏈，這將使中國的製造業和創新科技落後甚至與西方脫鈎。

當然，我們的一些官員、御用學者此時有十分自信地跑出來壯膽，說什麼中國有一流的交通、物流、通信等基礎設施，龐大熟練工人、工程師隊伍，以及廉價勞動力優勢，是世界離不開中國，不是中國離不開世界；說中國有廣大的市場，和中國脫鈎就是喪失掙錢的機會；說企業搬遷成本巨大，資本都是逐利的，在中國建廠的企業最終會選擇留下來；說全世界都被疫情包圍着，只有中國率先控制住疫情，世界的資本只能往中國這個安全港流，不可能流向疫情國家。

冷靜想想，上面的基本觀點是站不住的。

其一，中國的勞動力優勢早就被東南亞國家取代，西方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工程師隊伍並不比我們差。西方國家推動的製造業回歸，是從產業安全、國家安全、防止對中國過度依賴的戰略高度出發的，他們將把相對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國家（事實上已經這麼做了），把核心產業轉移到本土。

其二，伴隨着改革開放和這一輪全球化，中國對外貿易持續上升，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全球產品最大供應商，特別是長期的貿易順差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去年，中國的外貿總額占到GDP的31%以上，可以說中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程度已經很高（美國不到20%）。一旦中國與世界經濟脫鈎，其災難可想而知。

其三，西方國家如果真的與中國脫鈎，他們必然抱團取暖，構建一個自成一體的半全球化，唯獨把中國排除在外。屆時，我們製造業中很多由西方國家掌握的核心部件，將喪失供應來源，中國的製造業將一蹶不振。

第四，中國雖然有廣大的市場，但中國一旦與西方國家脫鈎，其結果必然是經濟下行，失業增加，收入下降，請問屆時購買力在哪呢？

其五，雖然外企搬離中國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但如果西方國家給本國企業報銷搬遷成本，那麼這些企業也會拒絕本國政府的要求嗎？

其六，當前雖然中國的疫情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但一年以後或者更長一段時間，世界疫情得到控制了，這個優勢還存在嗎？再說了，目前雖然國內病例少，但外國人是不讓進來的，這種優勢只是假設的優勢。

其七，世界創新的中心在美國，在西方國家，一旦脫鈎，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無疑會一落千丈。

其八，當前國內經濟法制倒退，稅負居高不下，國企高歌猛進，行政干預加劇，企業財產安全和經營安全面臨更大不確定性，貿易戰使外貿企業成本增加，這些也是外國企業撤離中國的動因。

綜上，我們的優勢不足以讓世界離不開中國，也不足以阻止世界隔離中國。

中美脫鈎、中西脫鈎，雖然各有損害，但對中國的損害最大，40年改革紅利將喪失殆盡，屆時全民真要勒緊庫腰帶過日子。

當然，西方真要去中國化，也是一個逐步的過程，不可能一夜之間實現，而且現在畢竟只是開了一個頭，還沒有全方位實施。那麼，接下來留給決策者的問題，就是如何從經濟上阻止世界去中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