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這正是我們反耄習獨裁專制者之所以會反川的主要原因。

MIT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新冠疫情暴露出美國向專制的轉變

中改1978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雲谷視界 Author 達倫·阿西莫格魯

【編者按】2020年3月23日，《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網站刊登了著名政治經濟學家、MIT經濟學教授阿西莫格魯批判美國制度的這篇專題文章，原文的副標題是“獨立的專業知識總是在民主退步時最先消亡”，編輯部也希望借這篇本身就是“獨立的專業知識”的文章向支持雲谷視界的朋友們介紹阿西莫格魯這位研究極其廣泛、影響非常深遠的學者，也在世界讀書日推薦他的著作。

作者簡介：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出生於伊斯坦布爾，父母是亞美尼亞人，他25歲就在倫敦經濟學院(LSE)取得了博士學位。在加入MIT之前，他在LSE做了一年講師。2005年，他被授予克拉克獎章。阿西莫格魯最出名的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工作。他撰寫了數百篇論文，其中許多是與他的長期合作者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他與羅賓遜合著了《獨裁與民主的經濟起源》(2006年)和《國家為什麼會失敗》(2012年)。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是一本非常有影響力的書，論述了制度在塑造國家經濟成果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引發了廣泛的學術和媒體評論。他被形容為中間派，相信市場經濟應該受到監管。他經常就政治問題、經濟不平等和各種具體政策發表評論。

在2011年的“60歲以下在世的最受歡迎經濟學家”問卷調查中，阿西莫格魯在美國經濟學家排名第三，僅次於保羅·克魯格曼和格雷格·曼昆。2015年，根據經濟學研究論文(RePEc)的數據，他被評為過去10年被引用最多的經濟學家。

麻省理工學院院長L. Rafael Reif曾表示，阿西莫格魯“體現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精髓：大膽、嚴謹和對現實世界的影響”。

美國政府對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反應前後矛盾、效率低下且令人困惑。自2月以來，中國、韓國以及意大利的數據已清楚地表明該病毒在沒有社交隔離的地區會迅速傳播，簡單的使人與人隔離的措施就會大大降低病毒傳播的速度。然而，特朗普總統沒有採取任何社會隔離的措施，甚至在意大利的醫院已不堪重負的情況下，政府也幾乎沒有做出任何努力來支撐美國的醫療保健系統，增加醫院的呼吸機數量或進行廣泛的檢測。

許多人將這些失敗歸咎於總統，他最初對危機的嚴重性只是輕描淡寫。3月4日，特朗普堅稱由新冠狀病毒引起的疾病COVID-19不會比流感更嚴重。一周后，他聲稱美國衛生保健系統已為疫情做好充分準備。特朗普讓美國夢遊般地陷入危機確實應該受到譴責，但更應受到譴責的是總統對美國專業機構的攻擊，這種攻擊早在這種新型冠狀病毒出現之前就開始了，在它消失很久之後人們還會感到它的存在。

特朗普無休止地抨擊專業知識，獨立性和技術專家的規範，並將政治忠誠放在首位，削弱了聯邦機構的力量，以至於它現在開始看起來像個“紙上利維坦”。政治經濟學家詹姆斯·羅賓遜和我使用這個詞來形容獨裁國家，這些國家幾乎沒有為民主投入或對政府的批評提供任何空間，從而表現出像紙一樣“極薄”的決策能力。這些國家的官僚習慣於稱讚，同意並接受高層的命令，而不是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來解決問題。美國官僚越像專制的唯唯諾諾者，社會對他們的信任就越少，在這種危機時刻，他們的效率就越低。

民主是如何消亡的

在僅僅三年多的執政時間裡，特朗普已經顛覆了許多之前令美國政治體系保持運轉的政治規範——包括總統不會完全說謊的預期，不會干預法院案件，不會妨礙執法調查；不會縱容、更不會鼓勵暴民暴力，不會從行政權力和特權中實質受益——或讓他的家人從中受益；不會因為公民的種族、民族或宗教而歧視他們。特朗普破壞了這些規範，加劇了美國政治的兩極分化——這是一種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但在他任內有所加劇的侵蝕性趨勢。兩極分化的代價不僅在尖刻的政治言論中顯現，還體現在政治家無法妥協解決社會基本問題上。例如數百萬人缺乏基本的醫療保健，沒有合法身份的移民面臨的危險狀況以及公共基礎設施的衰敗，甚至於防止政府時不時的關閉。

對於過去兩個世紀限制行政權力最重要的制度支柱之一——公務員部門來說，特朗普在任期間的表現更是災難性的。可以肯定的是，通過授予總統廣泛的高級官員任命權，美國的政治制度使無黨派專業精神無法輕易在行政機構紮根。但是，在優先級和政策議程不同的以往歷屆政府中，大多數部門仍能夠有效發揮作用，並在教育、環境、商業、航空、航天，當然還有疾病控制等各個領域奉行健全的政策。通過堅持無黨派的規則和程序，並依靠技術專家的專業知識，在政府任命官員手下工作的職業官僚就像政府的護欄，阻止他們更極端或赤裸裸的黨派政策得到實施。專業的公務員隊伍也是抵禦自然災害和突發衛生事件的最後、最強大的防禦力量。

遵從特朗普的說法——或者至少不公開反駁他的動機是壓倒性的

特朗普政府不僅未能夠使關鍵的衛生基礎設施保護國家免受傳染病的侵害——例如，他解散了直到2018年都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一部分的流行病防備辦公室——而且還主動削弱了公務員隊伍。總統對專業知識的敵視，迫使許多最有能力和經驗的聯邦雇員辭職，這些職位都被特朗普的擁躉們填補。他不斷地攻擊那些否認他的謊言或指出他的政府政策問題的人，這造成了一種令人恐懼的氣氛，阻礙了官僚們暢所欲言。這種沉默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等聯邦衛生機構在新冠病毒疫情最初反應緩慢、沉默和無效的原因。總統已經通過實際行動表明，他會公開攻擊那些激怒他的公務員，就像他對在彈劾調查中作證的前國家安全委員會職員亞歷山大·溫德曼中校所做的那樣。所以對公務員來說，遵循總統的說法，或至少不公開與他唱反調的動機是壓倒性的。

然而，美國NIH主任Anthony Fauci等一些官員都已拉響了警報。但Fauci也承認：“你並不想與總統交戰。……但是也必須確保在不斷把握平衡的過程中繼續說實話。”

特朗普對聯邦官僚機構的破壞使美國像許多曾經是民主國家、現在轉為專制的國家那樣，也走上了體制衰敗的道路。從二十世紀中葉的胡安·佩隆（Juan Perón）統治下的阿根廷，到維克多·奧班（Viktor Orban）統治下的匈牙利，以及雷克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統治下的土耳其，幾乎所有此類悲劇的轉折點都是公務員及司法部門喪失獨立。“劇本”通常以一個想成為獨裁者的人在國家機構中安插親信開始，這些人會鸚鵡學舌地重複領導人想要聽到的話。然後會導致不可避免的政策錯誤，因為意識形態和奉承壓倒了明智的建議。如果沒有對獨立性和專業知識的承諾，政客、高層官僚和法官們會反覆犯錯，讓任何公開反對他們的人靠邊站。隨着公眾對國家機構的信任日益減少，公務員對廣大公眾喪失責任感，向“紙上利維坦”的轉變可能會很快。

現在還為時不晚

扭轉特朗普對美國制度和聯邦官僚機構造成的損害還為時不晚。這樣做的第一步將是放棄這種危險的迷思，即由開國元勛們巧妙設計的憲法可以保護美國民主，即使碰上一位自戀、不可預測、愛走極端和專制的總統。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人文集》第57篇中寫道:“每一部政治憲法的目標是，或者應該是，為統治者們爭取那些最有智慧的人來辨別，並由最高尚的人來追求社會的共同利益；其次，要採取最有效的預防措施，在他們保持公眾信任的同時，保持他們的品德高尚。美國憲法在第一點上完全失敗了。那麼，為什麼要相信它會在第二點上成功呢？

憲法上再多的制衡也無法約束這位總統或其他像他這樣的人。三權分立並沒有限制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他受到了遏制，這要歸功於媒體、公民社會和選民。誠然，眾議院一直反對特朗普的許多最糟糕的政策，甚至彈劾他，但選民是在中期選舉中明確表達的喜好卻迫使眾議院採取不同的行動。同樣，司法機構採取的行動（例如，通過維持特朗普針對多數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往往是因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等組織提起的訴訟或舉措。

憲法未能約束總統，而公務員制度又遭到他的攻擊，因此，要重振美國的制度，就需要社會參與政治，以及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私營企業的共同領導。2020年11月選舉新總統是不夠的，必須讓公民社會和私營企業與國家合作來解決重大的制度和經濟問題。

同樣的社會各類主體聯合行動將會幫助美國渡過新型冠狀病毒危機。白宮終於在行動了，但仍然做得不夠。在任何地方，呼吸機和檢測試劑都還沒有達到所需的數量，而且似乎沒有連貫的計劃來進行社交隔離的同時又使經濟恢復正常運轉(避免經濟崩潰必須如此)。由於政府和聯邦官僚機構未能加快步伐，公民社會、媒體和政府以外的專家必須對政府施加額外的壓力。與此同時，他們自己也必須各自收拾一些殘局。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台灣提供了一個範例，說明社會如何能夠幫助制定解決方案，以補充政府減緩病毒傳播和限制死亡人數的努力。美國將不得不採取更多措施來加強其每況愈下的醫療保健系統，並在此過程中重建人們對國家機構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