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聞周刊》4月27日報道指出冠狀病毒大流行可能是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有爭議的實驗的結果。原文鏈接https://www.newsweek.com/controversial-wuhan-lab-experiments-that-may-have-started-coronavirus-pandemic-1500503。

總結：

1. 美國情報部門懷疑，冠狀病毒大流行可能是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有爭議的實驗的結果。

2. 海鮮市場起源理論受到質疑。因為三分之一的最早感染者和海鮮市場無關。武漢病毒所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野生蝙蝠冠狀病毒集合，其中包括至少一種類似於SARS-CoV-2的病毒。此外，武漢病毒學研究所的科學家在過去五年中一直從事所謂的“功能獲得”研究。功能獲得技術已用於將病毒轉變為能夠引起全球大流行的人類病原體。但目前沒有確鑿的科學證據說明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

3. 動物傳遞（animal passage）是一種在實驗室里進行的通過人工感染動物，讓病毒變異，最終讓動物互相之間傳染的技術。科學家懷疑武漢實驗室進行了動物傳遞實驗，讓新冠病毒具有人傳人特性後，從實驗室泄漏。最終引起武漢肺炎的爆發。

編譯如下。

**************************************************************

引發冠狀病毒大流行的有爭議的實驗和武漢實驗室

4/27/20，FRED GUTERL，NAVEED 和TOM O'CONNOR

美國情報部門現在懷疑，冠狀病毒大流行可能是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有爭議的實驗的結果。

《新聞周刊》了解到在美國超越中國成為Covid-19病例數最多的國家之後的一天，美國國防情報局更新了對新型冠狀病毒起源的評估，它可能是從實驗室意外釋放的。

該報告日期為3月27日，得到兩名美國官員的證實。該報告顯示，美國情報部門修改了其1月份的評估，當時“斷定爆發可能是自然發生的”，現在包括了新冠狀病毒由於“不安全”而“意外” 從實驗室操作泄漏的可能性。”在中國中部城市武漢，去年年底首次在該實驗室發現病原體。這份機密的報告標題為“中國：未知的COVID-19暴發的起源”，它排除了該疾病是作為生物武器進行基因改造或故意釋放的。

報告發現：“我們沒有可靠的證據表明SARS-CoV-2被有意釋放或被製造為生物武器。” “研究人員或中國政府極不可能在沒有已知有效疫苗的情況下故意釋放這種危險病毒，尤其是在中國境內。” 新聞周刊針對這個故事採訪的每位科學家也都明確拒絕了這種病毒是故意釋放的觀點。

Covid-19已在全球感染了近300萬人，最初中國遭受重創，然後西方遭受最嚴重的打擊，使美國成為受災最嚴重的國家，截至4月27日，有55,000多人死亡。不僅存在科學辯論，而且國際社會在政治上引起爭議。

DIA文獻引用了學術文獻，指出該疾病起源的“明確答案”也許很難發現。一名美國情報發言人告訴新聞周刊，“ 在情報界還沒有就任何一種理論達成一致。”

追蹤新病毒的來源並不容易。武漢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才將2002-2003年SARS 病毒追溯到雲南省偏遠的蝙蝠洞。DIA文件稱：因此， 2月初，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得出結論，認為他們不可能科學地確定Covid-19爆發是實驗室事件的自然原因還是偶然造成的。”

中國政府進行的初步評估指出，該市的華南海鮮市場可能是SARS-CoV-2自然爆發的可能原因，SARS-CoV-2是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可導致Covid-19。在疫情爆發的早期，當地官員淡化了人傳人病毒傳播的可能性，並制止了那些對疫情不斷擴大發表意見的醫生。中國可能低估了死亡人數和Covid-19的病例數。美國故意在武漢傳播這種病毒的一種虛假理論也開始在中國流行。

中國外交部告訴記者，4月23日是世界衛生組織發現“沒有證據”在武漢的實驗室開始爆發，袁志明，武漢病毒所的副所長，說故意濫用或製造為“惡意”和“不可能”。他說：“美國加爾維斯頓國家實驗室的負責人明確表示，我們的實驗室與歐洲和美國的實驗室一樣管理良好。” “我認為人們建立這種聯繫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意誤導人們是一種惡意的舉動”，以為該病毒是從我們的武漢]實驗室中逃脫了。“他們沒有證據或邏輯來支持他們的指控。他們完全基於自己的推測。”

DIA的報告引用了美國政府和中國的研究人員的話，他們發現“在最初發現的41個病例中，約有33％沒有直接暴露於市場”。加上過去幾年對實驗室工作的了解，人們合理懷疑這種大流行可能是由實驗室錯誤引起的，而不是海鮮市場。

早在2002年，當SARS出現在中國廣東省時，病毒追蹤就被引起注意了。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美國，中國和其他國家投入了大量資金，努力尋找和分類生活在野生動物中的奇怪新病原體，並弄清它們對人類構成了多大威脅，目的是防止人類再次感染毀滅性的大流行。

在2019年秋天，SARS-CoV-2冠狀病毒在大都市武漢市出現。中國官員起初堅持認為，只有通過與動物直接接觸才能感染SARS-CoV-2病毒。但是武漢的許多早期患者與野生動物市場無關，這意味着該病毒已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這一事實，使人們懷疑來自中國的信息的準確性。

在早期，流行的病毒起源理論是，它像蝙蝠一樣在蝙蝠中出現，傳給了其他的哺乳動物，例如穿山甲，並最終通過野生動物市場進入了人群。

到三月，野生病毒理論仍然是SARS-CoV-2-起源的最可能的解釋，但是它開始顯得有些問題。一方面，武漢病毒學研究所距離武漢市區的海鮮市場不遠，病毒所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野生蝙蝠冠狀病毒集合，其中包括至少一種類似於SARS-CoV-2的病毒。此外，武漢病毒學研究所的科學家在過去五年中一直從事所謂的“功能獲得”（GOF）研究，該研究旨在增強病毒的某些特性，以期預見未來的流行病。功能獲得技術已用於將病毒轉變為能夠引起全球大流行的人類病原體。

在地下軍事掩體中，這絕不是邪惡的秘密項目。武漢實驗室獲得了一項為期10年，耗資2億美元的國際項目PREDICT的資金，該項目名為PREDICT，該項目由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其他國家資助。類似的工作，部分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已經在全世界的數十個實驗室中進行。這項研究中的一些涉及採取致命病毒並增強其在人群中快速傳播的能力，這項研究是在數百名科學家的反對下進行的，他們已經警告說該計劃有可能引起大流行，並且已有多年的歷史。

自從SARS爆發以來，多年來，世界各地的實驗室都發生了許多意外事故，涉及病原體的意外釋放。在美國已經發生了數百起違規事件，包括2014年美國政府實驗室釋放的炭疽熱暴露了84人。2004年，SARS病毒從北京一家實驗室逃脫，造成4例感染和1例死亡。意外發布並不複雜，不需要惡意。它所需要的只是讓實驗室工作人員生病，下班回家，並在不知不覺中將病毒傳播給他人。

據報道，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官員於2018年1月19日在電報中警告說，武漢研究所的記錄是低劣的，有可能導致意外釋放。“在與WIV實驗室的科學家互動期間，他們注意到新實驗室嚴重缺乏安全操作該高內涵實驗室所需的經過適當培訓的技術人員和調查人員，”《華盛頓郵報》說。

可以肯定的是，沒有證據表明SARS-Cov-2來自武漢實驗室，也沒有病毒是工程學的產物。大多數科學家認為，基於現有證據，自然起源是最可能的解釋。但是他們都沒有排除這些可能性。世界衛生組織在向《新聞周刊》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說：“在現階段，尚不可能精確地確定引起COVID-19大流行的病毒的來源。” “所有可用的證據表明該病毒是自然動物起源的，不是操縱或構建的病毒。”

間接證據足以保證將實驗室的程序和實踐置於調查的核心。值得一提的是，科學家們在努力保護公眾免受自然病原體威脅的過程中是否用力過度。

動物傳遞（animal Passage）

十年前，新聞中最主要的病毒病原體不是冠狀病毒，而是流行性感冒-特別是一種H5N1 流感病毒，它在鳥類中產生並殺死了很大一部分被感染的人。有一段時間，該病毒成為頭條新聞。然後很明顯，幾乎每個感染禽流感病毒的人都是從處理禽類中直接獲得它的。要造成瘟疫，僅病毒是有效的殺手是不夠的。它也必須輕鬆地從一個人傳遞到另一個人，這就是所謂傳遞性。

大約在這個時候，荷蘭伊拉斯姆斯大學的科學家羅恩· 福奇耶（Ron Fouchier）想知道，禽流感病毒突變為大流行病毒需要採取什麼措施。這個問題對於病毒學家預見人類大流行的使命非常重要。如果說H5N1距離獲得人類可傳播性僅需一兩個步驟，那麼世界就處於危險之中：可傳播形式的H5N1可能會迅速激增到1918年流感的大流行中，造成數千萬人死亡。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科學家將不得不在實驗室中通過細胞培養來繁殖該病毒，並觀察其如何突變。但是這種工作很難進行，也很難從中得出結論。您怎麼知道最終結果是否可以傳播？

Fouchier 提出的答案是一種稱為“動物傳遞”的技術，他通過使禽流感病毒通過動物而不是通過細胞培養來使其變異。他之所以選擇雪貂，是因為雪貂被公認為是人類的良好替代品-如果病毒可以在雪貂之間傳遞，那麼它也很可能在人類之間傳遞。他用禽流感病毒感染一隻雪貂，等它生病後，再用棉簽取出在雪貂體內複製的病毒樣本。當病毒在體內繁殖時，它會稍微突變，因此從雪貂中出來的病毒與進入雪貂中的病毒稍有不同。Fouchier 然後繼續：他將從第一個雪貂中獲取病毒並感染第二個，然後從第二個雪貂中獲取變異的病毒並感染第三個，依此類推。

Fouchier 將病毒傳給10個雪貂後，注意到相鄰籠中的雪貂病了，即使這兩個沒有相互接觸。這表明該病毒可以在雪貂中傳播，也可以在人類中傳播。Fouchier 已在他的實驗室成功創建了潛在的大流行病毒。

當Fouchier 在2011年向科學雜誌提交了動物傳遞的論文，奧巴馬的負責生物安全的白宮官員，擔心危險的病原體可以從Fouchier的實驗室意外泄漏，推動暫停了有關研究。Fouchier 在BSL-2實驗室中完成了他的工作，該實驗室是為中度病原體（例如葡萄球菌）設計的，而不是BSL-4（其為埃博拉病毒和類似病毒設計的）。BSL-4實驗室具有精心設計的防護措施-它們通常是獨立的建築物，具有自己的空氣流通系統，氣閘等。於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暫停了這項研究。

隨後，在功能獲得研究的風險與收益之間，科學家們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馬克· 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在2015 年的《自然》雜誌上寫道，福奇耶的工作“帶來了實驗室事故可能引發大流行，數百萬人死亡的獨特風險。”

Lipsitch 和其他17位科學家組成了劍橋工作組反對派。它發表聲明指出，在美國涉及天花，炭疽和禽流感的實驗室事故“一直在加速，平均每周發生兩次。”

聲明說：“實驗室創造出高度可傳播的新型危險病毒……大大增加了風險。” “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意外感染可能引發難以控制或無法控制的暴發。從歷史上看，新型流感病毒一旦在人類中傳播，就會在兩年內感染世界四分之一或更多的人口。 ” 最終有200多位科學家認可了該立場。

功能獲得研究的支持者也同樣熱情。Fouchier 在《自然》雜誌上寫道：“我們需要GOF實驗，以證明病原體的基因或突變與特定生物學特徵之間的因果關係。GOF 方法在傳染病研究中絕對必不可少。”

NIH最終站在了Fouchier 和其他支持者的一邊。它認為功能獲得研究值得承擔它所承擔的風險，因為它使科學家能夠準備抗病毒藥物，這種藥物在大流行時和大流行時都是有用的。

到2017年NIH取消暫停令時，它已經批准了數十個例外研究。PREDICT計劃始於2009年，歷時10年花費了2億美元，派遣病毒學家到世界各地尋找新型病毒並對其進行功能獲得研究。該計劃的資金在2018年用完了，沒有續簽。今年早些時候，在特朗普政府因取消該計劃而受到批評後，它批准了六個月的延期。

到當前大流行時，動物傳遞實驗已變得司空見慣。全球30多個BSL-4實驗室中的許多實驗室中的科學家都使用它們來增強呼吸道病原體的傳播能力。

在當前的大流行中，這項工作有幫助嗎？喬治敦大學傳染病專家科林·卡爾森（Colin Carlson）在《柳葉刀》雜誌的最新文章中指出，由PREDICT資助的工作幫助病毒學家在SARS-CoV-2病毒問世時迅速對其進行了分離和分類。但是，這項研究“本來可以更好地產生整體影響”。儘管該程序發現了數百種新病毒，但科學家幾乎不可能評估它們對人類的風險。唯一的發現方法是“觀察人類感染”。

羅格斯大學傳染病學專家理查德· 埃布賴特（Richard Ebright）坦率地說。“ PREDICT計劃沒有產生可用於預防或應對疾病爆發的結果，絕對沒有結果。該項目沒有任何信息可以以任何方式，形式或形式來應對當前的疾病爆發。研究並未提供了對開發抗病毒藥物有用的信息，沒有提供對開發疫苗有用的信息。”

中國的作用

武漢病毒研究所是獲得PREDICT資助的眾多實驗室之一。病毒學家石正麗（Shi Zheng-Li）因其小組收集數百種冠狀病毒而被稱為“蝙蝠女人”。她的研究所工作人員也探索了被認為在2002年引起原始SARS病毒的蝙蝠洞穴。科學家深入偏僻的洞穴，擦拭蝙蝠的肛門並收集其排泄物。回到實驗室後，他們會培養發現的病毒，確定其基因組序列，並試圖確定它們如何感染實驗室中的細胞和動物。

該研究所於2015年啟動了一項蝙蝠冠狀病毒功能增強研究計劃。該計劃涉及選擇某些菌株並尋求提高這些病毒從一個人傳播到另一個人的能力。功能獲取研究與監視項目緊密結合。科學家們發現了新型蝙蝠病毒，它們具有感染人類細胞的能力，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自然界將發生什麼變化才能使這種病毒在人類中傳播，這將構成大流行性疾病的威脅。

2015年，武漢實驗室利用剪切和粘貼基因工程進行了功能增強實驗，科學家在其中提取了天然病毒，並直接在其RNA編碼中進行替代，使其更具傳播性。他們採取了一種原始的SARS病毒，並插入了SARS樣蝙蝠冠狀病毒的片段，從而產生了一種能夠感染人類細胞的病毒。用這些方法改變的天然病毒很容易在遺傳分析中被標記出來，就像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一所老房子裡添加了當代的東西一樣。

用動物傳遞方法生產的病毒將很難發現。這些病毒不是直接操縱的。當病毒從一種動物傳播到另一種動物時，其經歷的過程類似於在其進化過程中在野外發生的情況。穿過10隻雪貂的野生冠狀病毒很難被鑑定為經過工程改造或操縱。

武漢研究所沒有關於冠狀病毒的動物傳遞工作的公開記錄。該實驗室於2018年成立了第一個BSL-4實驗室，現在被認為是此類工作的必要條件（儘管在BSL-3增強型實驗室中有些工作仍在進行中）。研究人員有可能在BSL-4實驗室開始了動物傳遞工作。這項工作可能是秘密進行的。可能根本沒有發生過。但是一些科學家認為，昂貴的BSL-4實驗室不太可能不會進行動物傳遞研究，到2018年這種情況並不罕見。

追溯起源

為了弄清楚SARS-CoV-2的來源，Scripps Research的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en）及其同事進行了基因分析：他們於3月17日在《自然醫學》上發表了被廣泛引用的論文。研究人員專注於病毒的某些遺傳特徵，以發現“操縱”的明顯跡象。

一種特徵是病毒的蛋白質刺突，它用來有效地附着在人體ACE2受體，ACE2是我們肺部和其他器官細胞的分子特徵。作者得出結論，SARS-Cov-2的刺突與原始SARS病毒的刺突不同，表明它“很可能是自然選擇的產物”，換句話說，是自然的，未經實驗室操縱。

但是，關於為什麼可以排除動物傳遞的推理尚不清楚。作者寫道：“理論上，SARS-CoV-2可能在適應細胞培養傳代過程中獲得了突變。” 該病毒在穿山甲等哺乳動物宿主中發生突變的理論“提供了更強大的解釋”。他們沒有說這是否包括動物在實驗室中的傳遞。安徒生沒有回應《新聞周刊》的置評請求。

羅格斯大學的埃布賴特是功能研究獲得者的長期反對者，他說，安德森（Andersen）分析未能排除動物傳遞是SARS-CoV-2的起源。他在給《新聞周刊》的電子郵件中寫道：“這種推理是不合理的。” “他們支持這種病毒'在穿山甲等動物宿主中發生變異的可能性，但同時，他們不贊成該病毒在'動物傳遞'中發生變異的可能性。因為這兩種可能性是相等的，除了地方不同，在邏輯上支持前者就不能不贊同後者。”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進化生物學家喬納森· 艾森（Jonathan Eisen）說，儘管不是權威性的，但大量證據表明該病毒來自自然界，而不是實驗室。他說：“ 沒有存在某種不自然的東西的跡象，那就是基因工程。” 但是研究結果中“留有一些迴旋餘地”，即承認該病毒是通過動物傳遞在實驗室中炮製的。他說：“動物傳遞很難被證實。從實驗室泄漏很難證實。” “如果武漢研究人員]從田野中收集了一些東西，並且他們在實驗室中進行了一些實驗，並且有人被感染然後從那裡傳播，這種情景很難與直接在田野中傳播相區別。”

武漢擁有一種名為RATG13 的病毒，該病毒被認為與任何已知病毒的SARS-CoV-2最相似，兩者共享其遺傳物質的96％。北卡羅來納大學的病毒學家拉爾夫·巴里奇（Ralph Baric）與石正麗合作進行了2015年的功能獲得性研究，4%的差距仍然是動物傳遞研究的巨大缺口。他說：“您一直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 武漢可能以比RATG13與SARS-CoV-2更近的病毒開始。

巴里奇說：“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方法是透明度和開放科學，並對它進行一些真正的調查。我不認為中國人會允許這樣做。我不知道任何國家會在這方面做些什麼。這種情況。我想美國將是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