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築起了高牆，可以擋住人們對花朵的瞻望，卻阻擋不了春天的來臨。這是永恆的歷史規律，誰也阻擋不了。】

那些曾經吶喊的人們

作者按：這篇文章寫於2019年春天，一直放在我的電腦里。又一個春天來臨，我想讓它綻放，像春天裡的花兒一樣，哪怕只有瞬間的美麗。

這是個人微信號被feng的第x天。

x天以來，依然可以進到朋友圈，但只能在牆外巴巴地看着牆內人影綽綽，花香鬢影，熱鬧非凡，卻無法與之對話。我們之間，隔着一層透明卻堅硬的“牆”。

我體會到了一種荒誕的虛無感：世界上最遠的距離是，你在牆內，我在牆外，我看得見你，卻無法與你對話。

讓我難受的不是失語。思想不會因為被禁錮而飄散在風中，或者消化如水。相反，它可能因為禁錮而向內發掘，從而到達更深的深處。況且，如果自投於一個監控無處不在的“羅網”，成為大數據的一個點，還不如早點脫離，也許會獲得更廣闊的表達空間。

讓我不適應的是與國內朋友的失聯。在微信時代，我們幾乎沒有留下彼此的電話和郵箱，手裡攥的，只是一個脆弱的微信號。一旦被掐斷，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微信被feng頭幾天，感覺自己被這個社會和時代遺忘和拋棄了，一個人在茫茫沙漠沒頭沒腦地走着，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心裡有幾絲恐慌。但時間長了，突然發現沒有微信沒有什麼不好，至少清淨許多，讀書的時間多了。

陸續有國內的朋友驚覺我在朋友圈消失了，輾轉找到我的郵箱。他們第一個問題驚人的相似：嘿，姐們，你又說什麼了？

親，我真的沒說什麼。我不過是知曉清華xu教授被停職當天，從《紐約時報》上截了一個標題，並回憶了一下當年採訪他的情景，繼而感嘆了幾句。這是我當時發在朋友圈的原文：2004年採訪過xu教授，謙謙君子，如沐春風。彼時我懷着女兒，首如飛蓬，面有菜色，且腦子經常短路。他不以為怪，反而對我照顧有加。在他辦公室的書架上，我首次知道唐德剛，從此好生喜歡，幾乎購齊所著。猶記那天我們聊到黃昏時分，窗外斜陽唯余幾抹。一別經年，遙望xu教授真性情日益顯現，感佩之餘不禁為其擔心。用舍由時，行藏在我。他卻不藏不掖，無畏無懼，天真如孩童。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士存則國昌，祝他好運。

幾分鐘後，我打開一個朋友的評論，突然發現微信異常。繼而手機屏幕跳出一段話：該微信賬號因涉嫌傳播惡性 yao yan，被永久限制登錄，由於你的賬號存有財產，可輕觸“確定”進行財產提取或者轉移。

我即刻石化。不會吧？我的評論如此溫和克制，怎麼會被封號呢？一時間我懵了。打電話問了國內一個朋友，他驚訝地問：“你真的不知道在國內 ‘xu教授’已經是一個min gan ci了嗎？我幾個朋友提到他的名字，都被feng了。”繼而他告訴我，就在那兩天，國內一大批微信公號、個人賬號、微博被feng。“你趕上這波啦。你別的事都掉隊，這回總算踩上點了。”他“居心叵測”地大笑。

接下來幾天，沒有了微信的我，像掉了魂似的。每天進到朋友圈，看他們吃香的喝辣的，又曬娃又煲雞湯，又憤青又裝深沉，我只能默默旁觀，而無法點讚和評論。我這才發現，微信其實是一種毒，“服毒”幾年後，“戒毒”變得如此困難。

不甘心，我又申請了一個新號。用了三天后，夭折了。仍不甘心，又申請一個，同樣的命運。我這才知道，我已經切切實實成為大數據的一個點了，無論如何翻雲覆雨，喬裝打扮，已經翻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了。在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神閒氣定的如來佛眼中，孫猴子的上下翻騰是多麼可笑。

我完全可以用臉書、推特等美國的社交媒體，可是，我一直相信，牆內的人們更需要來自牆外的消息，這樣或許有助於開啟民智，繼而實現民治。

我在中國體制內浸淫了十幾年，深知江湖風浪滔天，但去國6年，不知道程度更甚從前。我能說什麼呢？從我用微信的那天起，就已經把自己置於一個龐大的jian kong系統之中，已經成為大數據的一個點。“Big Brother”無處不在，你的一言一行，盡收眼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你，還能往哪裡逃？

時值初春，美國東部經歷了漫長嚴寒的冬天后，春意盎然，花骨朵使勁鼓着腮幫，想要表達什麼，草兒也欣欣然探出了頭，打量着這個波譎雲詭的世界。一切看起來充滿生機。可是我的心裡，卻有一團像夜一樣黑的濃墨彌散開來，感覺不到一絲春意。相反，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籠上全身，讓我身處溫室卻心涼如水。

我於2014年辭職赴美。似乎自那年始，中國民間言論空間日益收緊。在咄咄逼人的公權力面前，gong gong知識分子的表達陣地被一點點剝奪，直至集體失聲。縱然“被褐懷珠玉”也枉然，因為道之不行，無人賞玉。於是，知識分子要麼學古代的“士”，冒死進諫，不惜取義成仁，比如清華xu教授；要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比如Teng&biao博士；要麼效仿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比如關注中國底層維權的於jian&rong教授,遁入貴州山野當起了“村長助理”；關注中國社會轉型的孫立平教授遊山玩水，玩起了攝影；關注政治gaige的胡xing dou教授對時局失望，宣布不再接受媒體採訪……在春寒料峭中，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集體失聲。本來可以成為國家和民族棟梁之材的“士”，卻被集體放逐，只能徘徊江邊，“長太息以掩涕

兮，哀民生之多艱”。

以我比較熟悉的法律領域為例，賀wei fang、張qian fan、王&yi、胡星斗

、xu&zhi&yong、Teng biao等，十幾年前是一串閃閃發光的名字，但令人唏噓的是，若干年後，他們的命運如此相似——毫無例外受到無情的da ya，要麼失聲，要麼入獄，要麼liu wang。

當年的賀教授英俊帥氣，笑容迷人，一出場就傾倒眾生（特別是女生），一開口更是語驚天下。他大膽直陳司法積弊，讓人大呼痛快。那些年，有時翻開同一天的不同報紙，可以看到他接受不同記者採訪的文章。那時，先生有話說，也有說話的地方。

自從前些年微博等社交媒體被feng後，據說這個曾經意氣風發的法學教授開始沉心靜氣，練起了書法，寫起了打油詩。一個本來可以居廟堂之高為法治國家建構出謀劃策的法學家，卻被迫處江湖之遠，成了書法家。

由工科博士轉為法學博士的張qian fan教授身材瘦小，每次在法律研討會看到他，腦里便閃過溫庭筠的那句“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 腸斷白苹洲”。他身材雖然瘦小，但說話鏗鏘有力，在多種場合呼籲中國建立xian zheng體制。其《辛亥革命和中國xian zheng》演講視頻在網絡廣為流傳，他痛陳zhuan zhi社會對人格的戕害，以及中國國民的人格缺陷，聽之令人血脈賁張。2014年10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令，要求各出版社今後不得出版張qianfan的作品。但百靈鳥終是要歌唱的，許教授出事後，他是中國少數幾位仗義直言的知識分子之一，足以讓人看到他瘦小的身軀里隱藏的驚人力量。

而後來成為牧師的王&yi當時還是一名研究xian zheng的青年學者，三十出頭的他，以“尖銳而沉穩的思想，堅定而機智的表達”，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2005年，他受洗成為ji du tu，後來與妻子一起成立了jia ting jiao hui“秋--雨---之 福”。對中國政治改革失望的他，篤信耶穌基督的愛才能拯救這個邪惡破敗的世界。可是，在一個撒旦橫行的時代，他註定要為義受苦。2018年，王&yi夫婦及100多名基督徒被捕。他被指控涉嫌dianfu guojia zhengquan zui，可能面臨十年以上刑期。他以使徒保羅的方式為自己的信仰殉道。（註：王后來被判有期徒刑9年）

印象最深的是xu&zhi&yong博士，一個溫文爾雅的年輕學者。2003年，青年孫志剛在廣州收容站被毆打致死，許與另外兩名法學博士俞江teng&biao聯名上書 全國人大常委會 ，要求對《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wei xian審查，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對廢止該辦法起到推動作用。最後，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猶記當時我探訪北京郊區的收容遣送站，寫了《京城最後的收容遣送站》一文，算是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

此後，他成立了非營利機構“gong&meng”，與眾多同仁探討如何對中國政治進行溫和的改良，推進minzhu和xian zheng。當時我還參加了幾場法律研討會，其中一場是對剛出台的《政府信息公開法》的實踐困難進行研討。猶記那天許穿着一件藍色短袖襯衫，寸頭。他說話沉穩，笑容羞澀，已是大學教師的他，卻有着男大學生般的清新和單純。

2014年，他在我之前工作過的報社附近一家法院受審，最後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彼時我來美國一年有餘，外媒報道那天來了很多群眾和記者，最後被警察驅散了。看着報紙上照片裡熟悉的街道和高樓，恍如隔世。我從小立志當記者，就是想“鐵肩擔道義”，讓我所處的社會和國家變得更好。可是，從業十餘年後，我發現自己多麼渺小，甚至無法決定自己能說什麼，更遑論做什麼。在中國強大的新聞shencha制度下，記者說話的空間如此逼仄，只能戴着腳鐐跳舞。而現在，連跳舞都是奢望，頂多在原地打轉。

2017年，許出獄。那年夏天，我回國，向一位認識許的朋友打聽他的近況。她給我看了許的女兒的照片。照片上的小姑娘，聰明漂亮，可是眉宇之間，似乎有着與年齡不相稱的沉靜和憂鬱，與其父何其神似。

看着小姑娘，我不禁淚濕：寶貝，等你長大了，就會知道自己的父親多麼偉大。他曾為這個國家和民族坐過牢，以自己的身體作為祭品獻上，只求上帝讓minzhu和ziyou的陽光普照這片土地。儘管他知道，他的犧牲可能不值，因為很多麻木的民眾，幾千年來習慣用烈士的鮮血蘸饅頭。

而賀weifang的學生Tengbiao博士，在歷經了被關押、被抄家等境遇後，於2012年離開中國大陸。此後，他的妻兒歷經艱險，偷渡至美國與他團聚。如今的他，經常接受媒體採訪，也撰文批判中國的現行政治。但是那片最需要思想啟蒙的土地，他卻回不去了。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說過：“一個人只有在自己熟悉的社會，他的存在才有意義。”可是有什麼辦法呢，許多人因為捍衛真理和正義，被迫“背着祖國行走”，在異國他鄉孤燈照壁。但是，背着祖國行走的人，“祖國也背着他”，從來不會忘記他。

我2000年當記者時，看到報社領導因為記者搞輿論監督被迫向中宣部做檢查時，覺得輿論環境太差了，心生失望。我不知道，那是往後十五年最好的時光。至少，你遞上一個檢查後，還可以接着搞輿論監督，而不會被要求徹底閉嘴。至少，當時還有《南方周末》和《中國青年報》這樣大膽敢言的報紙，還有江藝平、李datong、盧躍剛這樣鐵骨錚錚、唯真理不唯上的報人，還有《yan huang chun qiu》這樣深刻反思中國歷史的刊物，以及張si zhi、茅yu shi、吳思這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自2013年始，中國媒體更是自我閹割或集體沉默。當年欣欣向榮的新聞調查領域已經江河日下，荒草叢生。2017年，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在冊新聞調查記者僅剩175人，傳統媒體中的調查記者保有量僅130人。在六年前，這個數字還是306人。而我們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超級大國！我所熟知的多名知名調查記者要麼轉行搞文學創作，做PR，要麼創立自媒體，要麼周遊列國，寄情山水。

李海鵬，前南方周末高級記者，其代表作《舉重冠軍才力之死》等成為中國調查報道的代表作。他之後離開了南方周末，加盟《時尚先生》，從此遠離新聞調查報道，成了一名時尚人士。後來，他在微博中說，“社會癌症是大家都退化了，不想酷了。我們失去了新聞業與調查記者們，失去了部分真相，失去了部分真實的世界，也沒什麼感觸。在今天的生活里它們並不重要。肯定和欣賞一個人一件事很酷，很勇敢，很少數派的年代是有過，把逆流而上視為一種性感的年代是有過，但那都過去了。所以我們並沒有真的損失什麼。你只能損失掉你珍視的事物，只能損失掉你曾竭力捍衛的事物，你不可能損失掉你配不上的事物。”

Jiang xue，前陝西《華商報》首席記者，中國知名調查記者，曾報道黃碟事件、“星火案”系列等。2015年，她離開傳統媒體，創辦自媒體“雪坊”，成為獨立記者。結果公眾號數次被封，如今，“小雪坊”小心翼翼苟全於亂世。公眾號被封之後，她反省：是放棄這樣豬圈裡的表達嗎？還是我們的宿命就是要在豬圈裡打滾，直到有同一天豬圈被掀翻？我不知道……我不過和無數的人一樣，是中國互聯網上的信息難民，就這樣掙扎、徘徊，懷揣一個終極問題：如果豬圈不倒，我們該怎麼辦？

在一個功利主義大行其道的社會，如果你還堅守理想，不啻於一個人在灼熱的夏日舉着冰淇淋站在路邊。路人都看到你手裡的冰淇淋融化成水，而你卻渾然不知。

回望十幾年前，我們仰望星空時，雖然霧霾深重，但仍可以看到幾顆小星星在閃爍。當時雖然政治gaige停滯，但是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給公共知識分子開闢了很好的言論空間，民智被開啟，整個中國呈現出小陽春的景象。那時有壓抑，但也有舒展的空間；有淚水，但也有欣悅的片刻。大家對知識、真理和正義的渴望和追求，雖然比起上個世紀80年代稍有遜色，但比當下實在強太多了。

記得當時北京有很多獨立書店，那裡成了知識青年見的聚集地。比如北大南門的“風入松”書店。有時我在附近採訪，就抽空去書店轉轉。那些散發着油墨香的社科類的書，總是讓我着迷。每次背一堆書回家，然後坐在沙發里如饑似渴地看，女兒也不管了，飯也懶得做。

我居住的小區也有個小書店，經常會邀請一些名人來交流。記得有一年，他們請來了崔永元和李大眼，當時崔和李分別出版了《我的抗戰》和《 李可樂抗拆記》。

廣告一打出去，書店二樓的咖啡館，早早就擠得水泄不通。崔李二人談笑風生，妙語連珠，引得眾人哈哈大笑。簽售新書時，隊伍都排到了樓梯。

當時我辦了一張會員卡，每次可以借八本書。於是我和女兒經常一摞摞地借回去看。每個周六，我把女兒從舞蹈班裡接出來，然後點一些飲料和食物，兩人盤腿坐在沙發上看書，直至天黑才回家。

後來，這家書店搬到了附近商場，與“成龍電影城”比鄰而居。觀影者來來往往，讓人無法靜心看書。原來的書店舊址，已經變成一家雪茄吧。門口的上方，一個戴着草帽的西方男人，叼着一根雪茄，似笑非笑，高傲地俯視進出的人們。我想起了幾年前那個夏天，崔永元帶着一臉招牌式的壞笑在這家書店演講的情景。二樓的木地板被踩得嘎吱嘎吱響，無數張求知求真的年輕臉龐高揚着。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甚至還問了“這個世界會好嗎”的深刻問題。

那是一個還算美好的時代。

去歲以來，崔永元以一己之力單挑范冰冰和最高人民法院，結果是，范冰冰交了一大筆罰款後高調復出，而丟失了“陝西千億元礦產案”案卷的最高人民法院，則以法官王林清在電視上承認自盜案卷宣告了崔的失敗。此後，崔永元失聲，不知所如。

我的心裡突然升騰起一股悲涼：以崔永元為首的、堅守良知的公共知識分子被打壓，意味着一個相對寬鬆的時代結束了，更嚴酷的冬天到來了；意味着一個追尋正義捍衛真相的時代結束了，邪惡和謊言大行其道的時代到來了。

2013年以來，我認識的或者不認識的wei quan律師、記者、NGO組織人員一個個相繼被收拾。2018年以來，輪到高校知識分子了。本來應該追尋獨立、自由和minzhu的學子，卻成了dang文化浸潤下的告密者，一個個被舉報的教授相繼被迫離開神聖的三尺講台。何其可笑，何其悲哀！

今年3月底，xu教授被停職事件，更是舉世震驚。少數知識分子站出來聲援xu教授，他們說，我們站出來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害怕。是的，面對一個不講道理不講法治、無所不用其極的jiquan政府，他們有理由恐懼。恐懼已經成了這個時代中國社會的底色了。

記得前幾年回國和朋友聚會，我們針砭時弊，嬉笑怒罵，並不擔心座中有“奸細”或隔牆有耳。而現在，回國和朋友（特別是體制內工作）聊點時政，他們支支吾吾，言語極少。偶爾發言，必環顧左右，把餐廳包間的門關上，支走服務員，然後才敢說幾句。說完後，趕緊囑咐：今天所說的概不外傳。從他們的臉上，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懼。

更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一些身居體制深處高位的朋友，已經不敢出來和我吃飯了。其理由五花八門，但我知道背後只有一個理由：不便和境外人士來往，免得瓜田李下。我2013年出國後，大部分隱居在家，鮮與外界交往，遑論政治幫派。我一向視政治為畏途，從來都是敬而遠之。可是，因我生活在美國，加上改不了記者的慣性，偶爾對社會不良現象三言兩拍。而且出國後視野開闊許多，不再坐井觀天，看問題的視角和觀點不免和國內朋友有所不同，所以無意之間，他們對我有所顧慮。

讓我感到特別荒誕的是，當年在同一所大學讀書的熱血青年，在社會上摸爬滾打20年後，彼此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發生了很大的分野，從此形同陌路。比如我的一個同學，已經官至副廳，他的工作職責就是網絡shencha，把各種與社會主義價值觀相違的信息找出來，進行過濾，從而讓老百姓活在太平盛世的幻象中（當然我也知道他人在江湖的無奈，但是無論如何，開槍時請把槍口抬高一寸）。而一些還在堅守新聞理想的同學，則可能成了他的審查對象。人生多麼滑稽，又多麼殘酷。

居廟堂之高者，是這個體制的受益者，自然而然也成了維護者。而在不久前，他可能是這個體制的挑戰者。我認識一個80後“北漂”男記者，很有才華，也很有正義感。我們曾經是很要好的朋友。後來，他到另外一家媒體工作，不久被某部委領導看中，調過去負責網站。一下子，他的戶口、房子等問題都解決了，從弱勢群體變為了權利群體。從此，他說話打着官腔，動輒“剛才和某某部長談事”，讓我感覺越來越陌生，我們漸行漸遠。我痛惜一個有理想有志向有才華的中國青年最後活成了他當初厭惡的樣子。一旦利益得手，行徑竟與當年他反對抨擊過的群體和人員無異。由此可見，體制對人的浸染和異化是如何厲害。這讓我感到不寒而慄！

我知道，在這樣的時代，很多人之所以蛻化，無非有兩個原因：一是恐懼，二是無知。

雖然人類已經走到了21世紀，文明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但是在ji&quan國家，人民依然無法享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好像一枚弱小的雞蛋，面對堅硬的石頭，只好悄悄滾到一邊，因為他們知道以卵擊石的後果。他們偏安於一隅，過自己的小日子。他們的口頭禪通常是，不管怎麼樣，我們現在的生活比以前好了。

可是，親愛的朋友，解放初期，地主和企業家也以為天下太平，從此無虞，可是一夜之間，財產充公，家破人亡。面對一個ren zhi大於法治的政府，你的安全感只是瞬間幻象，千萬不要當真。更何況，世間萬物，興衰有時，歷史大勢誰也阻擋不了。當歷史潮流滾滾而來時，它必驚濤拍岸，摧枯拉朽，“豬圈”也必被水衝垮。所以，醒醒吧。

而部分無知的人，他們以為江山永固，眼前的世界是永恆的，他們可以永遠是人上人。可是，他們知道嗎，明朝存續了276年，時間夠長吧？但李自成率軍攻破京城時，崇禎皇帝吊死煤山，倉皇出逃，多少王公貴族自殺身亡。這個世界，從來就沒有永恆的君王，也沒有永固的江山。上下五千年，興亡一瞬間。“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

因為深信歷史洪流浩浩湯湯，終將摧枯拉朽，所以微信被feng後，我並不憤怒，也不悲傷。相反，覺得無比可笑。他們築起了高牆，可以擋住人們對花朵的瞻望，卻阻擋不了春天的來臨。這是永恆的歷史規律，誰也阻擋不了。

2009年，在獄中的xu&zhi&yong談及他的中國夢：我希望我們是個自由幸福的國家。每個人不需要違背良心，只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就可以找到合適的位置；一個簡單而幸福的社會，人性的善得到最大的張揚，惡得到最大的抑制；誠實、信用、友愛、互助將成為我們生活的常態，沒有那麼多煩惱和憤怒，每一個人臉上是純真的笑容。不管這個社會變成什麼樣子，不管這個國家多麼扭曲多麼荒謬，它都需要有一批勇敢的公民站出來，遵照他們的信念，把他們的權利、責任與夢想變為現實。

這也是我的夢想。我將以最大的耐心活下去，穿過凌厲的嚴冬，穿過曖昧的人群，直到春天的來臨。

————End————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旅美作家。曾出版《美國歲月：華裔移民口述實錄》

和《煙雨任平生：高耀潔晚年口述》等書籍。後者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

“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書（非虛構類）”。目前旅居美國新澤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