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史記》對後世史家影響深遠，司馬光《資治通鑑》裡先秦西漢部分從內容到敘事方式細節刻畫人物對話很多都是直接採用《史記》相應部分的，然而也有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敘述，比較一下饒有趣味。

《史記》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和《資治通鑑》第十六卷都有漢景帝派田叔調查其弟梁王指使刺客刺殺袁盎的內容。對於調查結果田叔應對漢景帝的詢問部分，兩書敘述有明顯差異。

梁王因其兄漢景帝輕率表示過以後傳大位給他，又有其母竇太后的支持，不免懷有天子夢，但他的夢想被袁盎諫言阻止，變成黃粱美夢，因而深恨袁盎，與他的兩個謀士羊勝，公孫詭派刺客刺殺了袁盎。事情敗露，景帝派人調查，梁王先是藏匿羊勝公孫詭，後迫不得已才迫使二人自殺交出。由於梁王除刺殺袁盎之外還預謀刺殺十餘位其他大臣的陰謀被揭，文吏深究之下，發覺有謀反端倪，漢景帝不得不追究，然而兄弟二人的母親竇太后寵愛小兒子梁王，給予漢景帝很大壓力，頗感焦頭爛額的漢景帝認為非能人難以擺平搞定此事，便選派所謂“通經術，知大禮”的田叔等人去調查處理此事。對于田叔調查完畢，返回向漢景帝匯報調查結果的部分，《史記》記載的是，田叔見到漢景帝前先行一把火燒掉了有關梁王的口供記錄，然後空手來見景帝。景帝問他“何如？”對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意思是，梁王並不知情，做這件事的只是梁王的寵臣羊勝公孫詭那幫孫子們，現在已經依法誅殺了他們，梁王安然無恙。景帝聽了大喜，連忙跑去報告老母親竇太后，竇太后因為擔心小兒子梁王的安危連哭帶鬧好幾天不吃飯了，聽到這個結論，才轉悲為喜，開始吃飯。於是司馬遷感嘆田叔會做事，以為“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的人是不能把這等棘手事情處理圓滿的。

對於上述田叔回復漢景帝的問話部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給予的是另一種版本。田叔燒掉梁王口供，空手來見景帝，景帝問他結果的部分司馬光是這樣記述的：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誅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這段對話用現代文說大概就是：景帝問：“梁王有罪嗎？”田叔回答說：“犯死罪的事是有的。”景帝問：“他的罪證在哪裡？”田叔說：“陛下不要過問梁王的罪證了。”景帝問：“為什麼？”田叔說：“有了罪證，不殺梁王，就廢棄了漢朝的法律；處死梁王，太后會吃不香，睡不好，這樣就會給陛下帶來憂愁。”景帝聽了非常以為然。之後景帝就帶田叔去見竇太后，然後由田叔告訴竇太后梁王並不知情，那些個事情都是梁王手下羊勝公孫詭幾個混蛋自說自話搞的，跟梁王一點關係沒有，那幾個混蛋已經依法處決了，梁王安然無恙。於是老太太竇太后破涕為笑，不鬧絕食，開始吃飯，景帝梁王竇太后母女三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歡喜了。

比較之下，司馬光把《史記》裡田叔回復漢景帝的話移為回復竇太后的話，而對於漢景帝則是實話實說真情相告的。相較而言，司馬光的處理顯然比較合理比較高明。田叔如果明知道梁王有罪，卻對漢景帝說梁王無辜是清白的，那就是欺君，犯了大罪。用欺君之罪來擺平此事有何高明可言？又哪裡能顯示出什麼“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的不同凡響之處來？反之，司馬光的處理方法才真正體現出田叔處理問題既不失原則又靈活不死板的“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之特點。

其實田叔當初對漢景帝到底怎麼說的就他們倆知道，司馬遷司馬光都不在場都不可能毫無偏差百分之百的準確記錄下來。但就符合情理和邏輯而言，似乎司馬光的記述顯得更真實可信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