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对后世史家影响深远，司马光《资治通鉴》里先秦西汉部分从内容到叙事方式细节刻画人物对话很多都是直接采用《史记》相应部分的，然而也有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比较一下饶有趣味。

《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和《资治通鉴》第十六卷都有汉景帝派田叔调查其弟梁王指使刺客刺杀袁盎的内容。对于调查结果田叔应对汉景帝的询问部分，两书叙述有明显差异。

梁王因其兄汉景帝轻率表示过以后传大位给他，又有其母窦太后的支持，不免怀有天子梦，但他的梦想被袁盎谏言阻止，变成黄粱美梦，因而深恨袁盎，与他的两个谋士羊胜，公孙诡派刺客刺杀了袁盎。事情败露，景帝派人调查，梁王先是藏匿羊胜公孙诡，后迫不得已才迫使二人自杀交出。由于梁王除刺杀袁盎之外还预谋刺杀十余位其他大臣的阴谋被揭，文吏深究之下，发觉有谋反端倪，汉景帝不得不追究，然而兄弟二人的母亲窦太后宠爱小儿子梁王，给予汉景帝很大压力，颇感焦头烂额的汉景帝认为非能人难以摆平搞定此事，便选派所谓“通经术，知大礼”的田叔等人去调查处理此事。对于田叔调查完毕，返回向汉景帝汇报调查结果的部分，《史记》记载的是，田叔见到汉景帝前先行一把火烧掉了有关梁王的口供记录，然后空手来见景帝。景帝问他“何如？”对曰“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其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以伏诛死，梁王无恙也。”意思是，梁王并不知情，做这件事的只是梁王的宠臣羊胜公孙诡那帮孙子们，现在已经依法诛杀了他们，梁王安然无恙。景帝听了大喜，连忙跑去报告老母亲窦太后，窦太后因为担心小儿子梁王的安危连哭带闹好几天不吃饭了，听到这个结论，才转悲为喜，开始吃饭。于是司马迁感叹田叔会做事，以为“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的人是不能把这等棘手事情处理圆满的。

对于上述田叔回复汉景帝的问话部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给予的是另一种版本。田叔烧掉梁王口供，空手来见景帝，景帝问他结果的部分司马光是这样记述的：帝曰：“梁有之乎？”叔对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为问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伏诛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上大然之。这段对话用现代文说大概就是：景帝问：“梁王有罪吗？”田叔回答说：“犯死罪的事是有的。”景帝问：“他的罪证在哪里？”田叔说：“陛下不要过问梁王的罪证了。”景帝问：“为什么？”田叔说：“有了罪证，不杀梁王，就废弃了汉朝的法律；处死梁王，太后会吃不香，睡不好，这样就会给陛下带来忧愁。”景帝听了非常以为然。之后景帝就带田叔去见窦太后，然后由田叔告诉窦太后梁王并不知情，那些个事情都是梁王手下羊胜公孙诡几个混蛋自说自话搞的，跟梁王一点关系没有，那几个混蛋已经依法处决了，梁王安然无恙。于是老太太窦太后破涕为笑，不闹绝食，开始吃饭，景帝梁王窦太后母女三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欢喜了。

比较之下，司马光把《史记》里田叔回复汉景帝的话移为回复窦太后的话，而对于汉景帝则是实话实说真情相告的。相较而言，司马光的处理显然比较合理比较高明。田叔如果明知道梁王有罪，却对汉景帝说梁王无辜是清白的，那就是欺君，犯了大罪。用欺君之罪来摆平此事有何高明可言？又哪里能显示出什么“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的不同凡响之处来？反之，司马光的处理方法才真正体现出田叔处理问题既不失原则又灵活不死板的“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之特点。

其实田叔当初对汉景帝到底怎么说的就他们俩知道，司马迁司马光都不在场都不可能毫无偏差百分之百的准确记录下来。但就符合情理和逻辑而言，似乎司马光的记述显得更真实可信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