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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我的父親張春橋
送交者: 幼河 2020年05月14日07:41:14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我的父親張春橋

張維維

 

  《張春橋獄中家書》一書中,附有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的一篇訪談錄——《女兒眼中的張春橋》。這篇訪談錄,披露了有關張春橋在文革中以及入獄後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容,頗有歷史價值,值得人們閱讀。

  問:你是張春橋的大女兒,你是如何給你父親定位的?他自己又是如何給自己定位的呢?

  答:我是1947年1月6日出生的,今年虛歲七十了。我是家裡的老大,大妹妹與我相差不到兩歲,小妹妹和她差五歲,弟弟和小妹妹又差五歲。

  我父親沒有個人野心。他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書,聽毛主席的話,幫毛主席幹事,如此而已。所以,如果華國鋒要用他,他會繼續幫助下去,不用他了,那也沒有辦法。當然他不會像崇拜毛主席那樣崇拜華國鋒,他是要向華國鋒提意見的,華可能心中就不舒服了。武大郎開店還要用比自己矮的人呢。華當然不想聽他的。但我爸爸絕對不會對華國鋒不敬,這不符合我爸爸一貫的組織原則和工作作風。但是讓他從心裏面崇拜華國鋒,那也是不可能的。

  問:你爸爸那麼崇拜毛澤東,那毛澤東是怎麼看他呢?

  答:這個問題我也想知道,也問過好多人,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沒有說過我爸爸不好?問下來的答案就是毛從來沒說過我爸爸不好。

  我的感覺是,毛主席應該是把我爸爸當成一個知音的,毛覺得有他在身邊,也是很欣慰的。

  在江陰的時候,爸爸跟我談起過,毛主席曾經多次跟他個別談話,了解他個人情況、家庭情況。也跟他談起過很多“七大”以前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包括紅軍時期,毛怎麼被奪權,開除黨籍,三次反圍剿怎麼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圍剿時怎麼靠邊站。這些現在的電視劇里都演過,而那時,我爸爸這樣的幹部是不知道的。

  我爸爸後來也向我轉述過:周總理那時候是代表中央的,說陳毅那時是很厲害的,也說葉劍英拿到張國燾的那封秘密電報,他們連夜北上,葉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還告訴過他,遵義會議並沒有確立毛主席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只是讓他參與軍事指揮,毛主席說過一句:“好在張聞天聽我的。”

  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詳細寫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見毛主席的一次談話以及後來的工作。我爸爸覺得在文藝上,江青確實是很有能力的。但他從來就不是在幫江青工作,包括樣板戲和寫《評〈海瑞罷官〉》。他告訴過我,毛主席好幾次跟他說:“幫幫江青,幫她就是幫我。”

  當然,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個人幫江青,他也曾對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江青同志身體不好,脾氣也不好,你們要幫幫我照顧她,謝謝你們。”

  中國歷史是一個很沉重的過程。我爸爸真的就像背着一個十字架,為毛主席背着十字架。我到意大利梵蒂岡時,看到那裡的耶穌受難圖,我感覺到就像歷史在重複一樣。我爸爸就是為了他的理想,去背負了這麼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小時候我不聽他的話,覺得他沒什麼了不起的,到了最後,我對他確實是充滿崇敬的。

  問:你怎麼評論你爸爸的性格?有人說他“老奸巨滑”,有人說他“固執傲慢”,你怎麼看?

  答:我爸爸是很耿直的人。

  他自己說過:“香港有報紙說我老奸巨滑。奇怪!其實,我是太直了。”

  我覺得他只會工作,是個工作狂。讀書是工作,看電影看戲都是工作。除了工作沒有別的。一次我看到有篇文章說“九· 一三”林彪出逃後,他們在人民大會堂打牌。我還覺得奇怪,問他:“你還會打牌?”他說:“大家都關在大會堂里,誰都不許出去,就打牌。我不會打牌,只知道比大小。”所以,他打牌,就是和別人比牌的大小。他也不會玩,讓他鍛煉身體,也只會在院子裡走走,他喜歡快走。在江陰(張春橋保外就醫後的監視居住地),只要身體能動,不下雨,他都在院子裡快走。堅持走三十到四十分鐘。

  他特別守紀律。不該講的話絕不講,不該插手的絕不插手。也是在江陰的時候,說起二叔(張秋橋,時為《解放軍報》副總編輯)。他說,當時李訥要出去串聯,擔心她的安全,給她弄了一張《解放軍報》的記者證,因為《解放軍報》在各地都有記者站,希望能幫到她。李訥後來怎麼到《解放軍報》去奪權,要打倒張秋橋,他也不清楚。因為是牽扯到自己弟弟的事,就更不好插手,我爸爸從頭到尾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我爸爸覺得毛主席說讓火燒一燒,那麼大家都可以到火里燒一燒、經受一下考驗。我想想在文革中,我旁邊也有人鼓動我做這做那,就是說,不知道李訥身邊有什麼人。我是教訓多多,怕給爸爸添亂,就讓自己“銷聲匿跡”了。

  問:1955 年你爸爸的工作發生了什麼變化?

  答:爸爸是1951 年10 月擔任《解放日報》社長的。1955 年,他離開《解放日報》,調到了市委宣傳部。現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報》工作時,發表了太多的群眾意見、人民來信之類的東西,陳毅不喜歡他。後來我和爸爸說起這件事,他說當時潘漢年親自找他談過話,潘漢年對他說,陳毅說的,不要讓別人覺得我們一點都容不下其他人。因為爸爸是從八路軍抽調過來的,不是新四軍系統的人。

  文革中有一件事情給我的記憶蠻深的。我的習慣是到哪裡都找書看,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在他那裡發現了一本張國燾的回憶錄,這是不得了的,我對這本書太有興趣太想看了。所以我就拿去看了,我住在旁邊附樓的標準客房裡。我當然不敢把書帶出去,周一回去上班時,我就把書留在房間裡的枕頭邊了。過了一個星期我回來,那本書沒有了。我到處找這本書,我父親一句都不講。我怕把書弄丟了,就問他有沒有看到那本書。他什麼都不說,一句話都沒有。

  一直到後來,他快死的時候,他才告訴我:“總理派人把書收回去了。”我問他為什麼,他又沒話了。我告訴他我還一直擔心是我把書弄丟了呢,讓我這麼多年有種負疚感。那本書可能是香港出的,也可能是他們內部出了幾本,也不知道是誰發下去了。後來總理發現,就全部收回去了。

  我後來拼命回憶,張國燾年輕時那麼有本事,那麼能幹,能說能寫的,我特別想知道最後那個密電到底有沒有。長征的時候,葉劍英說他劫了個電報,說張國燾要對毛下手了,那個電報到底有沒有,我一直想知道張國燾自己對這個事情是怎麼說的。關於這件事,我還沒有看到答案呢,書就被收走了。所以,一直不知道答案。到現在我還沒有找到確切答案,當然有人說他根本沒有發過那份電報,包括李先念,都說沒有,這不又是葉劍英的事情了麼。葉劍英類似這樣的事情太多了。

  問:陳丕顯被奪權是怎麼回事,你家與陳家的關係不是一直很好的麼?

  答:我知道一月革命的大會前,我爸爸是找陳丕顯談過話的,談了一個晚上。這件事情也沒有任何人寫過,陳丕顯是絕對不會寫這件事的,但我很關注。

  我們家與陳丕顯家關係一直是蠻好的,他幫我六叔叔介紹女朋友的時候,還是我帶六叔叔到他們家去的呢。我第一次吃新鮮龍眼也是陳丕顯送的。毛主席發表《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入黨後,在康平路小禮堂開了一次幹部子弟大會,是陳丕顯拉着我的手進的會場,還叫我坐在他旁邊。他當時還對我說:“將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就在你們這些人當中,”他還把我表揚了一番。

  所以,我爸爸找陳丕顯談話,我覺得他做得很對。跟陳丕顯談完之後,我還問他談得怎麼樣,他說陳丕顯不肯出來工作。我聽了後很失望,但是我不知道裡面到底是怎麼回事。後來,我爸爸住在監獄醫院的時候,陳丕顯剛剛寫了一篇關於“一月風暴”的文章登在《新民晚報》上, 我爸說起這篇文章,他說:“我也不知道陳丕顯的背後是有周恩來的。”

  問:1967 年你在北京四叔叔那裡住了一段時間後,再回到上海,是不是就開始工作了?

  答:複課鬧革命和我們是沒有太大關係的,因為我們已經畢業了。我們首先被派到港務局物資供應公司去勞動半年。我們去的是上港七區供應站,就在塘橋白蓮涇那裡。站長來挑學生的時候,知道我是張春橋的女兒,就把我給挑去了。站長跟我說過,因為他認為他們那裡的崗位是最辛苦的,是在碼頭上,他想看看張春橋的女兒究竟能不能吃苦吧。到了那裡,每天會分配工作,在小三卡或十輪大卡車上當搬運工,都是重體力活,運送碼頭上需要的水泥、黃沙、鋼筋、鋼板等物。

  做了半年,我就學會開卡車了,是跟着一位部隊裡復員回來的司機學習開的,車開得特別猛。我曾經在浦東大道開過三卡,還有一次不知道剎車,差點衝到黃浦江里。

  我們同班的同學,都分到不一樣的物資供應站,有的還是跟船跑黃浦江的。這段經歷,讓我更認識了上海。這樣勞動了半年,然後就是正式分配工作。

  許世友曾經叫我去參軍,我覺得我這個人是不適合到部隊去的。我自由主義比較嚴重,而且我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服從班長、排長管,會不買他們的帳。而且我是近視眼,萬一來個緊急集合我要出洋相的。所以,我不想參軍。而且,我大妹妹想參軍,南京軍區在徐匯區招女兵,她就去了,和柯慶施的二女兒一起去的。我也不想到農村去,因為在附中時,我們會去羅店農村勞動,一待就是三個星期。高一時,爸爸媽媽曾安排我到工廠去勞動過一個月,裝收音機。簡單重複的勞動,讓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廠去上班。

  分配工作的時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媽也不管我們。我不想讓學校分配,因為我要離開同學,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電話找人找關係,我打電話給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儀表廠。這個廠與三線有合作任務,當時他們在貴州有個分廠,工人培訓三年滿師後就要派到貴州去工作的。我想好,因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在這個廠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問:你在工廠里工作,對外面轟轟烈烈的政治事件應該還是關注的吧?

  答:當時大家都很關心國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學習的。學徒是可以住廠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廠里,不回家的。

  那時候爸爸經常在上海,我與他的接觸和交流也比較多。

  他一般都是下午開始工作,到早上睡覺,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時間其實是跟着總理的,總理總是早上睡覺中午起床。而且我父親一直在報社工作,也習慣這種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沒有規律,把別人也都搞得稀里糊塗的。

  但對他們權力上的那些事情,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的。他文件放在那裡,我們也都不看的。當然,偶爾會看到大標題。我記憶比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開始,具體怎麼回事我們也不知道的。

  後來回憶起來。我小妹妹在空四軍,她是被監視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參加三結合,從儀表廠借調過去的。和他們一起搞紅旗四號導彈的自動駕駛儀。參加科研活動,裡面是有軍代表的,就是空四軍的人,他找我談話,眼睛盯着我看,問我眼珠怎麼會是黃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徵。實際上是來認人,萬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

  林彪出事後,我對爸爸說:“下次你們要有什麼事情,你得告訴我們一點,否則我們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我父親沒有說話。

  問:1976 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中國的政治版圖肯定是要有所改變的。你父親在後來的一封家信中說起他自己的身體情況時,談到他參加了三個老人的醫療組,是嗎?

  答:對,周總理、毛主席的醫療組是我爸爸負責的,還有一個是不是康生的醫療組,我記不清楚了。他們的治療過程,我爸爸都是特別盡心盡力的。

  問:那時候批總理是怎麼回事?

  答:當我聽說1973年真的有批總理這件事時,也大吃一驚,我去問過我爸爸。他說,乒乓外交開啟了中美對話的大門,和美國人打交道了。基辛格來了之後好像要建立熱線,總理當時的處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擔憂。毛主席說:“在打的時候要防左,在談的時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說,打的時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談的時候,不能喪失警惕性,不能忘記“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說:“我黨歷史上這樣的教訓還少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陳獨秀就放棄自主權,一切聽蔣介石的,最終導致“四 · 一二”大屠殺,血流成河。第二次國共合作,毛主席到重慶談判,劉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聽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說:“跟他(指總理)說了多少次了,他怎麼還犯這樣的錯誤呢?”

  這是我父親後來對我這麼說的,是他對毛主席的認識和理解。

  有人還告訴我,是我爸爸讓對總理的批評早點結束的,他說總理身體不好,讓總理回去休息。這件事竟然演變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

  問:後來“四五事件”是怎麼發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後,我到北京去過一次,爸爸也給我看了許多別人寫的大字報等,當中有反對毛主席的,這點出乎意料,矛頭並不單單指向四人幫。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擊。當時我們當然不知道是鄧在後面主導“四五”的,連我父親都不知道。我去北京時,毛主席已經講話了,整個事件已經翻過來了。

  問:你爸爸後來做到政治局常委、副總理,從政治仕途上,可以說是平步青雲,你不為他高興麼?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員,然後是政治局常委,我一點都沒有覺得輕鬆,一點都沒有愉悅開心。因為他成了眾矢之的,有什麼好開心的。他自己也沒有什麼開心的。二月逆流時,那些老帥都像罵孫子一樣罵他,誰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罵毛主席,就都來罵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個樣子。

  1975 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我對我爸爸說過:“毛主席硬要把總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給你,就說明他對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說:“我去講話,誰聽啊?”

  當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後,他到軍隊裡去講話,他去做報告,他去找這個談,找那個談,但是沒有人照着他說的話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說他把手又伸到軍隊裡去了,有人就說要“斬斷魔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沒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奪政治局委員的權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時候,他應該已經感覺到了。毛主席與他們說的,你們奪權了,還一起拍了張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強調要“不怕頭落地”等五不怕。

  問:後來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處境蠻危險的?

  答:爸爸也是蠻警惕的,例如他離開房間後再回來,杯子裡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換掉。他肯定在防着什麼,但他沒有說過究竟在防誰。我覺得他應該是在防汪東興。

  當然,許多事我也是後來在網上看到的,並不知道真假。九屆二中全會後,毛主席不願意換汪東興,說用慣他了。所以,事實也根本不是汪東興後來講的。我們同學後來問我:“誰的話最不可信?”我說肯定是汪東興,因為他燒了東西。現在我看到材料,說鄧穎超、汪東興燒材料,是毛主席讓他們燒的。但是毛主席讓他們燒的時候他們沒燒。後來燒,那不是銷毀證據麼。

  我父親曾對我說:“你看,我這個保險柜裡,都是空的。什麼文件來了,我看過,該我畫圈的,我畫圈,就拿走,我這裡什麼都不留的。”他是隨時隨地準備被抓起來的。我們還討論到怎麼抓,他說:“很簡單,開個會就行了。他們叫我去開會,我不能不去。”後來他們果然就是這麼操作的,所以我一點都不吃驚。

  問:你還記得被捕前最後一次見到爸爸時的情況麼?

  答:那是1976 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討論了一些問題。討論的問題包括工人階級隊伍的問題,還有中國以後會如何發展的問題。當時周恩來和朱德都已經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們討論了很多,各種各樣的問題。

  我還問他:“那麼你怎麼辦?”他說:“我怎麼辦,千刀萬剮呀。”我以為是他自己這麼說的,後來才知道是別人說要對他千刀萬剮,他是重複別人的話。他說:“再加一刀也無所謂的。毛主席本來就說過麼,共產黨員五不怕。”

  “五不怕”是不怕離婚,不怕開除出黨,不怕掉腦袋,不怕坐牢,不怕罷官等等。他這麼說了,那我就追問他:“你千刀萬剮了,那我們怎麼辦?”

  他說:“我也不知道。誰叫你是張春橋的女兒。”都說到這個份上了。

  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後來被抓,我一點都不吃驚,也不緊張,反而是一顆吊着的心放下來了。我的感覺就是“來了,真的來了。”很奇怪的感覺,但知道我們也是沒有任何辦法的。

  問:你們既然已經把話說到那個份上了,那次見面,是否有一種告別的感覺?

  答:是有一點告別的感覺,但不是很明顯。他說要看發展,他說也許到年底就會有結果。沒想到十月份就有結果了。

  抓了四人幫後,(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從北京回來,就要與他們這幾個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媽媽抓起來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許多人都涌到我家裡來了。沒有人管我們了,把我們給切割了。這一次家裡被徹底來了個翻箱倒櫃,一片狼藉,一塌糊塗。但是不知為什麼,他們在我的房間上貼了個封條,說是子女的房間,就封掉了。其他幾個房間幾乎被洗劫一空。

  最有趣的,是許世友曾經送給我家一隻豹子,吃掉之後,皮處理過的,在箱子裡,後來這張金錢豹的皮沒有了。為什麼這個東西會被搜走?是不是許世友急於和我們劃清界限? 後來楊成武在回憶錄中說,許世友告訴楊成武,他和張春橋的關係一直不好的。許在太行山中打了頭豹子送給楊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雞和兔子送給張春橋。

  但事實是,1973 年,許世友確實是打了兩頭豹子的,我爸和楊成武,一人一頭豹子。那時我爸還不在上海,警衛秘書都在,一個班子在興國路,許世友把豹子送來的,大師傅燒了一大桌。當時還請了警備區的幾個人來的,我媽不敢吃,但我們都吃了,吃起來像牛肉一樣。

  問:現在普遍認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魯迅展開論戰。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這一問題?還有“叛徒”、“特務”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嗎?

  答:1968年上海“四 · 一二”炮打(張春橋)時,我從白蓮涇擺渡到南碼頭,一路到外灘看大字報。還在外灘拿到不少傳單,我一直搞不明白怎麼出了“狄克”、“叛徒”等等說法。傳單上說:西北局一位領導揭發出的,不記得是劉瀾濤還是霍士廉。

  我就去問爸爸了,爸爸說他從來就沒有與這兩個人一起共事過。

  關於叛徒的事,爸爸說他從來沒有被捕過,怎麼會是叛徒。

  還有關於他反魯迅的事,他說他自己是不用筆名的,但是為了混口飯吃,用別人的筆名幫別人捉刀寫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歲到上海來,靠寫文章生存,剛開始住在山東路,後來住在徐家匯,要到《大公報》、《申報》去投稿,有時連乘電車的錢都沒有,連三分錢一隻的大餅都買不起。一部新電影,別人給他一張電影票,讓他寫個影評之類,或者某個事件,讓他寫篇文章。這是有的,是換飯吃的。後來好一點,他自己租一個亭子間,自己寫稿子,也幫別人寫稿。他是從來不會問家裡要錢的,我爺爺也從來不會給他錢的。

  後來上海是有人查過這件事,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狄克另有其人。

  問:你媽媽是什麼時候被放出來的?

  答:媽媽關了三四年。她出來後身體很不好,先在華東醫院住着,我們還不知道。後來公安局的人來找我們,讓我們接她回家。我們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麼問題,我們就對公安局的人說:“你們說她有很多問題,不能回家。現在又要我們把她接回家來,到底怎麼回事?”回答:“她就是歷史問題,以前都有結論。”

  問:有文章說你媽媽是“叛徒”或有重大叛變行為,事實怎麼樣?

  答:1982 到1983 年間,我媽媽回家以後,公安局專案組的人到我們家來,告訴她最後的結論。我也在場,我看了一眼她的結論。上面寫的是:歷史問題有“變節”行為。我也了解過,什麼叫“變節”。“變節”和“叛徒”不一樣,如果是叛徒的話,要有出賣組織、出賣同志的行為。她沒有。她是從機關下去到縣裡做縣委宣傳部長。日本人掃蕩時,來不及撤退,整個縣委一起被捕的,我媽媽是受傷昏過去時被抓的。

  關於她的這個結論是1945 年做出的,1949 年她重新入黨。當時都有組織部的統一意見。有人說她寫文章為日寇效力,名字是李淑文,那是張冠李戴。在我媽媽家,她姑姑這一輩的人,名字的中間都是一個淑字,一個家族中,有八九個人是叫“李淑某”的。我媽媽這一輩的人,名字當中都是個“若”字,我媽叫“李若文”。我表哥的那本《直沽世家》,有明確記載。

  問:1981 年11 月公審四人幫的時候,你們也是看的電視轉播麼?

  答:公審的時候,我媽媽已經回家了。那時我們剛剛買了一台12寸的黑白電視機,這是我們家的第一台電視機,現在還放在我愛人的辦公室里,他不肯扔掉。那時候買電視機還需要憑票呢。

  關於公審的消息,也沒有人特別通知我們,我們和所有老百姓一樣,是從廣播報紙上知道的。一開始我們還不想讓媽媽看,怕她受刺激,因為她心臟不好。後來還是讓她看了。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時候,我們是蠻震驚的,怎麼被折磨成那個樣子。我最後一次見到我爸爸,是1976 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時候,四年過去了。

  問:這四年,從他被抓進去到公審期間,你們沒有任何聯繫嗎?

  答:當然沒有聯繫,也沒有任何消息,什麼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審時,看到他鬍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當時我們覺得他肯定拒絕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這個樣子,你們把我弄成這個樣子,那我就這個樣子出來。而且,他也壓根不知道我們是什麼結果,不知道我們是否受到株連,我們的生活又怎麼樣。後來去探監的時候,我們去看他了,他說他一點都不知道我們的境遇和情況。

  問:當時在電視上看到公審,你們的情緒怎麼樣?

  答:大妹妹住在楊浦區,除了她以外,家裡其他人一起看公審。看到爸爸一句話都不說,態度很硬,我想我們應該覺得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我們不希望看到一個軟骨頭吧。他什麼也不說,我也覺得還是這樣最好。否則,說什麼呢?怎麼說?反正,從我來說,看到他不是一個軟骨頭,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覺得一顆緊抽着的心放鬆下來了,是談不上任何傷感的。

  問:你們再與爸爸見面,是什麼時候,當時的情況怎樣?

  答:再與爸爸見面是1984 年11 月,八年沒見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兩個人一起去見他的。他因為前列腺肥大,從秦城監獄轉到復興醫院。給他看病的醫生是給總理看過病的,與我父親原來就認識,後來給我爸開刀,手術也做得非常好。這些醫生對我爸爸都很好,因為他們都給總理看過病,在總理治療過程中,我爸爸那種認真負責,醫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來叫我們去北京,我的組織觀念是很強的,我對他們說:“你們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產黨員,我是有單位的,你們叫我們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單位講。”他們只好到我單位里來了,這樣,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開了。因為那時到處都在傳,說張春橋已經死在監獄裡了。連我的同學都來問,把報紙剪下來寄給我。還有同學建議我去告《湖北文摘報》,因為上面登了張春橋已死的消息,還有香港的一家報紙。

  我要公安局到單位來找我,並要單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讓大家知道我爸爸沒死,而且,單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後也少找我麻煩。

  1996 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說可以為他申請保外就醫。1996 年後,我陪媽媽到北京去了兩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點他們講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醫或假釋許可的話,他是不允許進上海的。1998 年,他保外就醫的申請批下來了,他們在江陰給爸爸弄了個“家”。“家”里總要有人吧,就把我媽媽弄去了,其實是把我媽和我爸關在一起了。我媽也就心甘情願地放棄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

  那時候,我媽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麼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顧她。這些她都放棄了,一個人到江陰去陪我爸。爸爸媽媽住到江陰後,爸爸當然還是沒有人身自由的。他們住處的圍牆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樓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們不能出大門,也不能見外人,完全是隔離的。我們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裡過夜的。

  問:從信中看,對國際大事他也很關心,例如前蘇聯解體等。是這樣嗎?

  答:對,他對國際大事也很關心,例如關於伊拉克、薩達姆。關於美國去進攻伊拉克,會不會贏?我父親一開始就說,薩達姆肯定打不過美國,因為他沒有毛澤東思想,沒有無產階級的政黨。

  問:也有許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們當時成功了,中國現在會是什麼樣子?會不會也同樣有經濟上的發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認現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答:我爸爸當然承認現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們當時計劃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好很多。社會總是要進步的。他們也要發展生產的,抓革命促生產麼,並不只是鄧小平要發展生產。而且,我爸爸他們計劃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問:他是否覺得鄧小平上台後,就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了呢?

  答:不,他不覺得中國變成資本主義了。1976 年的那個夏天,我就和他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問他中國將來是否會復辟資本主義,他說中國不會復辟成資本主義,因為中國從來沒有過真正意義的資本主義。中國只會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狀態。

  問:你爸爸對鄧小平怎麼看的呢?

  答:關於鄧小平,我爸爸一直說他工作能力很強的。爸爸後來告訴我:“鄧小平剛恢復工作時,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不像我們,都是總理安排的,讓我們住在釣魚臺。”鄧小平一開始開會,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單,要安排他們的工作。但當時各個部門都是精簡的。爸爸說:“主席讓我向他介紹情況,他根本不聽。”

  爸爸還說過,指揮西沙海戰時,鄧小平非常熟練,指揮果斷,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所以,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有點像一匹戰功赫赫的老馬,回來帶路了。可惜結果是,老馬識途,往回走了。

  問:你爸爸有沒有評論過四人幫里的其他人?

  答:他很少對別人做評論的,對於四人幫倒台幾乎沒有什麼評論。關於毛家的事情,他更是一點都不說的。他覺得即使你有肉體上的痛苦,也要忍耐。共產黨員不是特殊材料製成的麼,什麼不能忍耐?

  問:他逝世之前的情況怎麼樣?聽說他病危的時候還做了一個關於鄧小平的夢,是怎麼回事?

  答:2005 年年初,我爸爸從春節前開始生病,從一月份病到四月份。他的病情我是很清楚的,也一直力爭把他弄到上海去治療,但是上面不同意。所以,他住在江陰的醫院裡,看守他的人就睡在他旁邊的病床上。我孫子那時兩歲,帶他的阿姨的父親生病,請假回去了。所以,我還得帶孫子。反正我兩頭跑,焦慮得不得了。在江陰的醫院裡時,看守還時不時拿着賬單來給我看,說在我爸爸身上花了多少多少錢。

  最後,他們說花了幾十萬時,我忍不住了,我告訴他們,如果你允許我把他帶回去,我一分錢都不要你們出,現在我就可以把他帶走,你們就不需要花錢了。後來他們就不再給我看賬單了。

  我爸爸對生老病死都看得很清楚。他說:“我不怕死,但是我也不找死。”他也知道老人生病的過程,因為他負責過三位老人的醫療組。我最後簽了個字,不要搞氣管切開,不要搶救。他病危的時候我們幾個孩子都在他身邊,我是看着他咽氣的。

  到了最後的時候,我愛人讓我問問爸爸,還有什麼要對我們說的。但我問不出口,儘管我極力掩飾,爸爸還是明白他已經病危了。

  病危的時候,有一次他對我說:“毛主席說,老年人死了要開慶祝會,還說要火化,都簽了字的。但是華國鋒兩條都沒有做到。但他倒是為我開了個慶祝會,還在天安門廣場,那麼多人,那麼大的場面。我後來在電視裡也看到了,真沒有想到,為了我。我這一輩子也夠了。”這裡,爸爸指的是1976 年10 月天安門廣場開的打倒四人幫的大會。

  也是在病危期間,他還說過他做的一個奇怪的夢:“我這幾天老做夢,夢見鄧小平來找我。我說,你不是在太平洋麼? 怎麼到這裡來了?鄧小平說,我現在沒地方去,誰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裡,主席說:這幾天很忙,他來了有什麼好說的,還不是白貓黑貓,等等吧。江青跑過來罵道:“鄧賊!” 我又去找總理,總理也說沒什麼好說的,總理說你也罵過我,我也罵過你,我們兩個還有什麼好說的話。鄧小平就對我說:主席現在就聽你的,你幫我說說吧。我對鄧小平說:現在主席又沒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幫你說什麼呢?”

  爸爸說了這麼長長的一段話,然後對我說:“你看我的情緒還不錯吧。”這段話我當時是記錄在隨身攜帶的通訊錄上的,這兩天我把原始記錄找到了。現在知道的事多了,才能看懂一點,也就是說,從爸爸的這個夢,能看出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關係,還有我爸爸與鄧小平的關係。如果沒有“四五事件”,歷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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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對張春橋女兒的採訪我以前看過,不知真偽,現在在微信群里瀏覽又看到。說實話,我反感。呵呵,這是出於自己的感情;我“文革”時是“狗崽子”,父親“摘帽子右派”、“特嫌”;母親“叛徒”,我能不是“下等人”嗎?然而感情歸感情,對“文革”要看其客觀效果,甭管權鬥的雙方事後從主觀願望上如何解釋。張春橋的女兒是從個人感情的角度評價她的父親。我認為情有可原,但意義不大。上面說了,我注重的是“文革”中張春橋的客觀作用。

  “文革”在我看來是毛澤東在精神病態的情況下搞的,完全脫離實際,可以說是極其荒謬的政治清洗運動。當時中國大陸社會也是病態的;民眾愚不可及,被毛利用個人威望鼓動起來,那慷慨激昂的勁頭完全是現代“義和團”。當時毛直接指揮“文革激進派”——也就是其後的“四人幫”的,到處“煽風點火”,張春橋極其賣力。他們這些人正如江青所說“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張春橋的女兒在這篇採訪中所表述的,我們進一步看清了張春橋和“文革激進派”在“文革”的的客觀作用,也就是毛的爪牙。

  毛搞“文革”到了後來,除了“四人幫”之流,全國人都怨聲載道了。這就是為什麼毛死後立即“變天”。“四人幫”這個政治派別從一開始就是空中樓閣。他們僅僅是毛的附庸,“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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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政治局裡也有個張春橋第二。  /無內容 - 衣冠禽獸 05/14/20 (38)
  江青也說自己是毛主席的狗,讓咬誰就咬誰.  /無內容 - 牛樂 05/14/20 (38)
  都是老毛的打手。打手害別人,自己也沒好下場  /無內容 - newwild 05/14/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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