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爾頓· 萊滕伯格（Milton Leitenberg）是馬里蘭大學國際安全中心的高級研究員。6月4日他在《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發表了”Did the SARS-CoV-2 virus arise from a bat coronavirus research program in a Chinese laboratory? Very possibly.”一文。“SARS-CoV-2病毒是否來自中國實驗室的蝙蝠冠狀病毒研究計劃？很有可能。”
原文主要觀點編譯如下：
要點：
武毒所的冠狀病毒研究項目目標之一是基因工程技術改造蝙蝠冠狀病毒使其對人類有感染力。武毒所保存數十到數百種病毒活株，其中有很多從未公布過。文章駁斥了一些病毒學家認為新冠病毒基因組沒有顯示出被遺傳工程操縱的跡象，所以它起源於自然而不是從實驗室泄漏的說法。未經過基因改造的蝙蝠冠狀病毒也有可能從實驗室泄漏。當前的標準基因工程技術，無法檢測到RNA基因組中幾個鹼基的許多改變，也無法檢測到用未發表的基因組和未發表的刺突蛋白構建的嵌合冠狀病毒編碼。通過人體ACE2受體的細胞培養液培養可以強制蝙蝠冠狀病毒適應進化具有人類傳播能力，沒有被基因工程改造的特徵。 COVID-19病毒非常精美地感染人類。該病毒與人類細胞結合蛋白的能力遠大於它與蝙蝠細胞結合的能力，這表明蝙蝠不是這類病毒的直接來源。
武漢有兩家病毒學研究所：武漢市疾控中心（WHCDC）和武漢病毒研究所（WIV）。兩者都開展了有關新型蝙蝠病毒的大型項目並保存了大量新型蝙蝠病毒，其中WIV擁有RaTG13是世界上與新冠病毒關係最密切的已知病毒。該病毒於2013年分離出來，其基因組於2020年1月23日發布，這已是分離之後的第七年，當時新冠病毒正在武漢流行。
八個Covid-19疫情源於武漢實驗室病毒泄漏的間接證據：
1. 在SARS-CoV-2剛爆發時，中國官方既承認中國有生物安全違規問題。2020年2月，習近平強調必須確保“國家的生物安全”。隨後，中國科技部宣布了處理病毒的新指南。幾乎同時，《環球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關於“實驗室長期管理不善問題，包括生物廢物處理問題”。
1月1日，武漢病毒所所長王延軼給同事發短信，稱衛健委告訴她，不得在社交媒體上公布實驗室的COVID-19的數據，並不得向媒體透露。1月3日，衛健委發送了一份被研究人員保存的未公開的文件，讓實驗室銷毀新冠病毒樣品或將它們發送至國家指定的存放機構。5月16日，中國政府承認了這次銷毀，但表示這是為了公共安全。
中國政府關於SARS-CoV-2樣品銷毀的解釋不可信。為了公共安全的目的，任何樣品從患者身上分離後，都應該在原狀態下，進行存儲和研究，並對它們的RNA基因組解碼和發布。
2. 武漢病毒所著名科學家石正麗承認有實驗室病毒泄漏的可能。在接受《科學美國人》採訪時，史女士承認她的第一個念頭是“如果冠狀病毒是罪魁禍首， '它們可能來自我們的實驗室嗎？” 同時，她瘋狂地檢查了過去幾年實驗室的實驗材料的處理記錄。發現病毒序列與她的從蝙蝠洞中取樣的病毒序列不相符，她鬆了一口氣。 “我好幾天沒睡覺了。”
3. 許多中國學者指出，中國政府當局如此迅速地將武漢的華南華南海鮮市場確定為爆發源頭很不尋常，以至於引起人們的懷疑。一篇新發表的論文寫道：“我們驚訝地發現，SARS-COV-2與2003年非典流行後期的SARS病毒非常相像，當時SARS病毒已經經歷了一些有利人際傳播的進化。而SARS-COV-2在2019年首次發現時，適應人際傳播的進化已經完成。但是，至今仍未發現那些對人類適應性較差的SARS-CoV-2病毒的進化前代或分支。這是很奇怪的。應該考慮在實驗室研究中，基因工程的病毒前代可能已適應人類。”重要的是要注意，至今沒有發現SARS-CoV-2病毒的中間宿主。
中國研究人員發表的數據顯示，在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2日期間，共有41例SARS-CoV-2病例。其中有14例與華南海產品市場沒有任何聯繫，包括12月1日首次記錄的病例。這是令人懷疑的。
5月26日，中國最高的流行病學家，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對武漢海鮮市場的樣本進行了測試，未能顯示出那裡出售的動物與病原體之間的聯繫。 在市場上出售的任何動物或魚類中，均未檢測到SARS-CoV-2。高補充說：“起初，我們以為海鮮市場可能存在這種病毒，但現在這個市場更像是受害者。新型冠狀病毒在這之前已經存在。”
4. 中國當局壓制信息和知情人。兩位中國大學學者在論文中說“冠狀病毒可能源自武漢的實驗室”。該論文發表在ResearchGate，但在24小時後被封鎖。兩位中國作家被迫撤回論文。但是仍可在Web存檔上找到。
1月11日中國政府關閉了上海實驗室，該實驗室於1月10日首次發布了COVID-19的基因組。中國政府解釋說該實驗室被關閉以進行“糾正”。報道冠狀病毒的中國公民被消聲，甚至被“消失”。其中包括商人方斌，律師陳秋實，原國家電視台記者李澤華，以及最近的律師張展。據報道，他們被關押在法外拘留中心。
中國政府掩蓋的另一方面在對中國疫情的嚴重程度和死亡率的官方報告。懷疑染病人數和死亡人數至少低了一個數量級，甚至兩個數量級，這意味着報告的數字可能僅為實際總數的百分之一。2020年4月的最後一周，中國最可信的出版物之一《財新》報道說，在武漢對11,000名居民進行了血清學研究。根據其結果推斷，該結果表明在11,000人的樣本中有5％至6％攜帶SARS-CoV-2抗體，《財新》估計該市有50萬人被感染，是中國官方報告水平的10倍。該出版物被中國政府審查員迅速刪除。
中國政府還試圖以虛假信息掩蓋大流行的起源。3月13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美國可能將冠狀病毒引入武漢。一個月後，趙立建再次發布了俄羅斯冠狀病毒和與生物戰有關的虛假信息，然後由13個國家的中國大使在網上傳播。這是中國前所未有的外交行為。中國全球電視網CGTN於5月再次進行了一場精心策劃，荒謬而愚蠢的虛假宣傳運動，將虛假信息重新發布到了社交媒體網站微博，Facebook和Twitter。從蘇聯以及之後的俄羅斯政府進行生物戰的歷史，發布虛假信息的目的可能是要隱藏某些東西。
5. 實驗室事故和高度危險病原體從實驗室泄漏在世界範圍內屢見不鮮。在2019年2月軍備控制與防擴散中心的琳恩·克洛茨（Lynn Klotz）指出，由於BSL-4和較低防護設施在美國的不完全滅活，發生了3次埃博拉和馬爾堡病毒的釋放。通過研究人員的感染釋放是在美國最高防護的設施中進行的，包括亞特蘭大的疾控中心（CDC）和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USAMRIID）。但以上事件中，僅有研究人員感染，病原體沒有進一步傳播。
在2017年《生物武器公約》會議上發布的一項分析中，保守的估計，在10年的時間裡，從10個實驗室，向社區釋放可通過空氣傳播的哺乳動物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可能性約為20％。
眾所周知，感染SARS-CoV-2病毒的個體中有很大一部分沒有症狀，即使多名實驗室研究人員感染，也不會被察覺。
6. 中國曾經發生過實驗室事故和高危病原體的泄漏。2003年，SARS疫情之後，在世界範圍實驗室中開展了應對冠狀病毒病原體的研究。這項研究導致了6名實驗室工作人員感染病例：北京病毒研究所有4例感染病例，新加坡和台灣實驗室的1例感染病例。2004年，在實驗室感染的北京實驗室研究人員導致北京地區爆發了短暫的SARS疫情。
中國第二起由於實驗室人員感染造成疫情爆發事件發生在2019年12月初。布魯氏菌病暴發始於蘭州的一家農業實驗室，並蔓延至在哈爾濱中國主要的禽流感實驗室。0號病人是實驗室的被感染的研究生，涉及至少96人。
7.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大多數工作都是在BSL-2條件下進行的。BSL -2僅提供了對感染實驗室研究人員的最小保護，這些法規肯定對冠狀病毒的工作太寬鬆。所有這些工作都應該在BSL-3條件下進行。
據官方媒體的報道，武毒所有被國家查出的安全事件，以及研究人員捕捉蝙蝠時發生的事故。在冠狀病毒爆發前大約一年，中國國家小組進行的安全審查發現該實驗室在五類國家標準上未達標。實驗室官方網站上的文件說，經過嚴格而仔細的審查，團隊對實驗室的整體安全管理進行了高度評價。“審核小組針對審核期間發現的五個不符合項和兩個觀察結果提出了進一步的糾正意見。”官方媒體還報道說，國家評審發現科學家在處理蝙蝠時馬虎草率。
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員向中國官方媒體描述，他曾經受到蝙蝠的襲擊，皮膚上染有蝙蝠血。中國新華社報道，在另一起事件中，同一位研究人員忘了採取保護措施，蝙蝠的尿液“像雨水一樣落到了他的頭頂”。
4月14日在《華盛頓郵報》報道：兩年前，美國大使館官員數次訪問了武毒所，並向華盛頓發出了兩次關於實驗室安全性不足的正式警告，該實驗室正在對中國的冠狀病毒進行危險的研究。2018年1月，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採取了不同尋常的步驟，將美國科學外交官多次派往武漢病毒研究所 。WIV以英語發布了有關此次訪問的新聞。上周，WIV從其網站上刪除了該聲明。在電報中，美國大使館官員警告了WIV實驗室的安全和管理方面的弱點，該實驗室正在研究蝙蝠冠狀病毒，該病毒可能引起類似於SARS的大流行。他們注意到新實驗室嚴重缺乏經過適當安全操作培訓的技術人員和研究人員，”
附近的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實驗室也存在類似問題，該實驗室完全在BSL-2上運行。中國政府沒有向美國提供從最早的病例或從武漢海鮮市場獲得的病毒樣本。一名美國情報官員評論說：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表明病毒是自然發生的，病毒從實驗室泄漏的說法也沒有。但是實驗室泄漏的說法有很多間接證據，病毒自然發生那一邊卻什麼都沒有。
8. 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撥款用於資助WIV蝙蝠冠狀病毒監測和WIV蝙蝠冠狀病毒功能獲得研究的公開 “最重要的是，”電報指出，“研究人員說，各種SARS樣冠狀病毒可以與ACE2相互作用，ACE2是接受冠狀病毒的人類受體。這一發現強烈表明，蝙蝠的SARS樣冠狀病毒可以傳播給人類，導致SARS類疾病。“
文件中，研究目標之一是使用S蛋白序列數據，感染性克隆技術，體外和體內感染實驗以及受體結合分析來檢驗S蛋白序列中差異閾值％預測溢出潛力的假說。”
用門外人能懂的語言，該目標就是從頭合成用於構建新型嵌合病毒系列，包括重組雜交，這些雜交使用來自一系列未發表的天然冠狀病毒的不同刺突蛋白，而這些蛋白在正常情況下處於恆定的基因組中。並測試所得新型病毒感染培養物中人細胞和感染實驗動物的能力。潛在的假設是，刺突蛋白的受體結合親和力與感染培養物中人類細胞和感染實驗動物的能力之間有直接相關性。該假設將通過測試具有最高受體結合親和力的刺突蛋白的新型病毒編碼是否具有感染培養和實驗動物中人類細胞的最高能力來檢驗。
WIV於2015年開始獲得蝙蝠冠狀病毒功能研究計劃。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使用天然病毒，對其RNA編碼進行了替代，以使其更易於傳播。他們採取了一種原始的SARS病毒，並插入了SARS樣蝙蝠冠狀病毒的片段，從而產生了一種能夠感染人類細胞的病毒。 這意味着它可以通過氣溶膠傳播在實驗動物之間傳播，這說明它可以對人類起到同樣的作用。換句話說，利用功能獲得技術將蝙蝠冠狀病毒轉變為能夠引起全球大流行的人類病原體。
WIV 於2015年從北卡羅來納大學（UNC）實驗室的聯合研究中學到了基礎技術和無痕傳染性克隆技術，此後立即開始構建沒有UNC的新型嵌合冠狀病毒。WIV於2016年首次發表了有關使用基本傳染性克隆技術構建新型嵌合冠狀病毒的論文。WIV也於2016年首次發表了有關使用無痕無簽名的傳染性克隆技術的論文。
下面兩篇論文，具有更多技術細節。它們強烈支持SARS-CoV-2爆發是武漢兩個中國病毒學實驗室之一病毒泄漏的結果：
1. Yuri Deigin， “ 實驗室製造的？通過功能增益研究的SARS-CoV-2族譜”，2020年4月22日
2. Jonathan Latham and Allis Wilson, “The Case is Building That COVID-19 Had a Lab Origin,” Independent Science News, June 2, 2020 。
中國政府自豪地表示，WIV“保存了超過1500株病毒”，是亞洲蝙蝠和其他冠狀病毒的最大收藏。從2004年開始，WIV發表了數十種收藏的冠狀病毒的部分或全部基因組序列。6月1日，Daszak 和石公布了781個蝙蝠冠狀病毒的部分基因序列，其中超過三分之一從未公布過。WIV也發表過蝙蝠冠狀病毒的動物感染研究。為了完成這個研究，WIV實驗室需要使用活病毒，而不僅僅是RNA片段。這與一些為石辯護的人的說法相矛盾，即石只使用RNA片段，而她的實驗室沒有活病毒。2020年5月24日，WIV的負責人承認實驗室確實“現場有3株蝙蝠冠狀病毒活株”。專家認為，實際數目可能高得多，可能有數百株病毒。
一些病毒學家發表聲明，認為新冠病毒基因組沒有顯示出被遺傳工程操縱的跡象，所以它起源於自然而不是從實驗室泄漏的。但是未經過基因改造的蝙蝠冠狀病毒也有可能從實驗室泄漏。雖然NIAID研究計劃絕對清楚地表明WIV將應用基因工程技術來改造冠狀病毒。使用當前的標準基因工程技術，將無法檢測到RNA基因組中幾個鹼基的許多改變，也無法檢測到用未發表的基因組和未發表的刺突蛋白構建的嵌合冠狀病毒編碼。這等同於編碼刺突蛋白的幾個鹼基的自然突變。
前面所引的Jonathan Latham和Allison Wilson在《獨立科學新聞》上的一篇文章討論了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的尼古拉· 彼得羅夫斯基描述的另一種產生SARS-CoV-2病毒的機制。
把一個不對人類具有感染力的蝙蝠冠狀病毒放在有表達人類ACE2受體的細胞的培養液中強制病毒選擇這類細胞，這種細胞已經在多年前創建，用於培養SARS冠狀病毒。這種方法強迫蝙蝠病毒通過其刺突蛋白的突變來適應感染人類細胞，這將具有增加病毒與人ACE2結合強度的作用。
長期培養的病毒還會產生不影響其功能的隨機突變。結果是一種對人類具有高毒性但又與以前的蝙蝠病毒不再相似的病毒。由於突變是通過選擇隨機獲得的，因此沒有人類基因改造的特徵，但這顯然是一種在人類干預下產生的病毒。
4月30日，《新聞周刊》描述了美國國防情報局製作的一份報告，其中指出：“ 2月初，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認為，他們不可能科學地確定Covid-19爆發是自然原因還是人為原因。一篇新發表的分析SARS-COV-2基因組的論文的作者報告說：“ COVID-19病毒非常精美地感染人類。該病毒與人類細胞結合蛋白的能力遠大於它與蝙蝠細胞結合的能力，這表明蝙蝠不是人類病毒的直接來源。”
總之，數據表明，SARS-CoV-2特別適合感染人類，這引發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它是自然界中偶然發生的小概率事件還是它起源在其他地方。
5月初，世界衛生組織駐中國代表高登·加利亞（Gauden Galea ）公開抱怨說，中國一再拒絕允許世衛組織參加中國政府正在進行的任何調查的要求。他說，中國沒有向世衛組織提供武毒所實驗室日誌。
5月18日，習近平主席通過視頻在世界衛生組織理事機構會議上致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習近平要求各國“加強信息共享”，但宣布中國將支持對由世衛組織牽頭的大流行病進行審查，只要它是客觀公正的並且在大流行病得到控制或控制後才舉行。
Filippa Lentzos 在《原子科學家公報》上主張進行法醫調查：在可能的源頭（從海鮮市場到發生意外的實驗室或現場工作感染，或者實驗室泄漏未引起注意）進行法醫調查。獲取不同時間和地點的病史，流行病學數據和病毒樣本，包括最早的受感染個體樣本和野生動植物樣本，是至關重要的。法醫調查還涉及在已研究的相關實驗室中對病毒採集進行審核和採樣冠狀病毒，檢查進行的實驗類型和使用的病毒，並審查現有的安全和保障措施。關鍵數據還將來自文檔，包括實驗室和實地調查期間的標準操作程序，單個實驗的風險評估，實驗日誌和實地調查筆記本，培訓記錄，廢物管理日誌，事故和感染記錄，設施維護和自動化系統記錄，訪問日誌，安全攝像機鏡頭和通信日誌。COVID-19起源調查將需要談判並迅速開始，相關的數據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完全消失。
幾乎無法想象這是中國現任政府會允許的。在大流行“受到控制”之後進行的調查實際上已推遲到不確定的將來。不幸的是，如果兩個武漢病毒學研究所中的任何一個記錄了實驗室研究人員的感染，或者記錄的病毒樣本與SARS-CoV-2非常相似，假定此類信息已被刪除或破壞。
引用文章的索引表見英文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