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顿· 莱滕伯格（Milton Leitenberg）是马里兰大学国际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6月4日他在《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发表了”Did the SARS-CoV-2 virus arise from a bat coronavirus research program in a Chinese laboratory? Very possibly.”一文。“SARS-CoV-2病毒是否来自中国实验室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计划？很有可能。”
原文主要观点编译如下：
要点：
武毒所的冠状病毒研究项目目标之一是基因工程技术改造蝙蝠冠状病毒使其对人类有感染力。武毒所保存数十到数百种病毒活株，其中有很多从未公布过。文章驳斥了一些病毒学家认为新冠病毒基因组没有显示出被遗传工程操纵的迹象，所以它起源于自然而不是从实验室泄漏的说法。未经过基因改造的蝙蝠冠状病毒也有可能从实验室泄漏。当前的标准基因工程技术，无法检测到RNA基因组中几个碱基的许多改变，也无法检测到用未发表的基因组和未发表的刺突蛋白构建的嵌合冠状病毒编码。通过人体ACE2受体的细胞培养液培养可以强制蝙蝠冠状病毒适应进化具有人类传播能力，没有被基因工程改造的特征。 COVID-19病毒非常精美地感染人类。该病毒与人类细胞结合蛋白的能力远大于它与蝙蝠细胞结合的能力，这表明蝙蝠不是这类病毒的直接来源。
武汉有两家病毒学研究所：武汉市疾控中心（WHCDC）和武汉病毒研究所（WIV）。两者都开展了有关新型蝙蝠病毒的大型项目并保存了大量新型蝙蝠病毒，其中WIV拥有RaTG13是世界上与新冠病毒关系最密切的已知病毒。该病毒于2013年分离出来，其基因组于2020年1月23日发布，这已是分离之后的第七年，当时新冠病毒正在武汉流行。
八个Covid-19疫情源于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的间接证据：
1. 在SARS-CoV-2刚爆发时，中国官方既承认中国有生物安全违规问题。2020年2月，习近平强调必须确保“国家的生物安全”。随后，中国科技部宣布了处理病毒的新指南。几乎同时，《环球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关于“实验室长期管理不善问题，包括生物废物处理问题”。
1月1日，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给同事发短信，称卫健委告诉她，不得在社交媒体上公布实验室的COVID-19的数据，并不得向媒体透露。1月3日，卫健委发送了一份被研究人员保存的未公开的文件，让实验室销毁新冠病毒样品或将它们发送至国家指定的存放机构。5月16日，中国政府承认了这次销毁，但表示这是为了公共安全。
中国政府关于SARS-CoV-2样品销毁的解释不可信。为了公共安全的目的，任何样品从患者身上分离后，都应该在原状态下，进行存储和研究，并对它们的RNA基因组解码和发布。
2. 武汉病毒所著名科学家石正丽承认有实验室病毒泄漏的可能。在接受《科学美国人》采访时，史女士承认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如果冠状病毒是罪魁祸首， '它们可能来自我们的实验室吗？” 同时，她疯狂地检查了过去几年实验室的实验材料的处理记录。发现病毒序列与她的从蝙蝠洞中取样的病毒序列不相符，她松了一口气。 “我好几天没睡觉了。”
3. 许多中国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当局如此迅速地将武汉的华南华南海鲜市场确定为爆发源头很不寻常，以至于引起人们的怀疑。一篇新发表的论文写道：“我们惊讶地发现，SARS-COV-2与2003年非典流行后期的SARS病毒非常相像，当时SARS病毒已经经历了一些有利人际传播的进化。而SARS-COV-2在2019年首次发现时，适应人际传播的进化已经完成。但是，至今仍未发现那些对人类适应性较差的SARS-CoV-2病毒的进化前代或分支。这是很奇怪的。应该考虑在实验室研究中，基因工程的病毒前代可能已适应人类。”重要的是要注意，至今没有发现SARS-CoV-2病毒的中间宿主。
中国研究人员发表的数据显示，在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2日期间，共有41例SARS-CoV-2病例。其中有14例与华南海产品市场没有任何联系，包括12月1日首次记录的病例。这是令人怀疑的。
5月26日，中国最高的流行病学家，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对武汉海鲜市场的样本进行了测试，未能显示出那里出售的动物与病原体之间的联系。 在市场上出售的任何动物或鱼类中，均未检测到SARS-CoV-2。高补充说：“起初，我们以为海鲜市场可能存在这种病毒，但现在这个市场更像是受害者。新型冠状病毒在这之前已经存在。”
4. 中国当局压制信息和知情人。两位中国大学学者在论文中说“冠状病毒可能源自武汉的实验室”。该论文发表在ResearchGate，但在24小时后被封锁。两位中国作家被迫撤回论文。但是仍可在Web存档上找到。
1月11日中国政府关闭了上海实验室，该实验室于1月10日首次发布了COVID-19的基因组。中国政府解释说该实验室被关闭以进行“纠正”。报道冠状病毒的中国公民被消声，甚至被“消失”。其中包括商人方斌，律师陈秋实，原国家电视台记者李泽华，以及最近的律师张展。据报道，他们被关押在法外拘留中心。
中国政府掩盖的另一方面在对中国疫情的严重程度和死亡率的官方报告。怀疑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至少低了一个数量级，甚至两个数量级，这意味着报告的数字可能仅为实际总数的百分之一。2020年4月的最后一周，中国最可信的出版物之一《财新》报道说，在武汉对11,000名居民进行了血清学研究。根据其结果推断，该结果表明在11,000人的样本中有5％至6％携带SARS-CoV-2抗体，《财新》估计该市有50万人被感染，是中国官方报告水平的10倍。该出版物被中国政府审查员迅速删除。
中国政府还试图以虚假信息掩盖大流行的起源。3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可能将冠状病毒引入武汉。一个月后，赵立建再次发布了俄罗斯冠状病毒和与生物战有关的虚假信息，然后由13个国家的中国大使在网上传播。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外交行为。中国全球电视网CGTN于5月再次进行了一场精心策划，荒谬而愚蠢的虚假宣传运动，将虚假信息重新发布到了社交媒体网站微博，Facebook和Twitter。从苏联以及之后的俄罗斯政府进行生物战的历史，发布虚假信息的目的可能是要隐藏某些东西。
5. 实验室事故和高度危险病原体从实验室泄漏在世界范围内屡见不鲜。在2019年2月军备控制与防扩散中心的琳恩·克洛茨（Lynn Klotz）指出，由于BSL-4和较低防护设施在美国的不完全灭活，发生了3次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的释放。通过研究人员的感染释放是在美国最高防护的设施中进行的，包括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CDC）和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但以上事件中，仅有研究人员感染，病原体没有进一步传播。
在2017年《生物武器公约》会议上发布的一项分析中，保守的估计，在10年的时间里，从10个实验室，向社区释放可通过空气传播的哺乳动物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可能性约为20％。
众所周知，感染SARS-CoV-2病毒的个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症状，即使多名实验室研究人员感染，也不会被察觉。
6. 中国曾经发生过实验室事故和高危病原体的泄漏。2003年，SARS疫情之后，在世界范围实验室中开展了应对冠状病毒病原体的研究。这项研究导致了6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感染病例：北京病毒研究所有4例感染病例，新加坡和台湾实验室的1例感染病例。2004年，在实验室感染的北京实验室研究人员导致北京地区爆发了短暂的SARS疫情。
中国第二起由于实验室人员感染造成疫情爆发事件发生在2019年12月初。布鲁氏菌病暴发始于兰州的一家农业实验室，并蔓延至在哈尔滨中国主要的禽流感实验室。0号病人是实验室的被感染的研究生，涉及至少96人。
7.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大多数工作都是在BSL-2条件下进行的。BSL -2仅提供了对感染实验室研究人员的最小保护，这些法规肯定对冠状病毒的工作太宽松。所有这些工作都应该在BSL-3条件下进行。
据官方媒体的报道，武毒所有被国家查出的安全事件，以及研究人员捕捉蝙蝠时发生的事故。在冠状病毒爆发前大约一年，中国国家小组进行的安全审查发现该实验室在五类国家标准上未达标。实验室官方网站上的文件说，经过严格而仔细的审查，团队对实验室的整体安全管理进行了高度评价。“审核小组针对审核期间发现的五个不符合项和两个观察结果提出了进一步的纠正意见。”官方媒体还报道说，国家评审发现科学家在处理蝙蝠时马虎草率。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向中国官方媒体描述，他曾经受到蝙蝠的袭击，皮肤上染有蝙蝠血。中国新华社报道，在另一起事件中，同一位研究人员忘了采取保护措施，蝙蝠的尿液“像雨水一样落到了他的头顶”。
4月14日在《华盛顿邮报》报道：两年前，美国大使馆官员数次访问了武毒所，并向华盛顿发出了两次关于实验室安全性不足的正式警告，该实验室正在对中国的冠状病毒进行危险的研究。2018年1月，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步骤，将美国科学外交官多次派往武汉病毒研究所 。WIV以英语发布了有关此次访问的新闻。上周，WIV从其网站上删除了该声明。在电报中，美国大使馆官员警告了WIV实验室的安全和管理方面的弱点，该实验室正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该病毒可能引起类似于SARS的大流行。他们注意到新实验室严重缺乏经过适当安全操作培训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
附近的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也存在类似问题，该实验室完全在BSL-2上运行。中国政府没有向美国提供从最早的病例或从武汉海鲜市场获得的病毒样本。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评论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病毒是自然发生的，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说法也没有。但是实验室泄漏的说法有很多间接证据，病毒自然发生那一边却什么都没有。
8.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拨款用于资助WIV蝙蝠冠状病毒监测和WIV蝙蝠冠状病毒功能获得研究的公开 “最重要的是，”电报指出，“研究人员说，各种SARS样冠状病毒可以与ACE2相互作用，ACE2是接受冠状病毒的人类受体。这一发现强烈表明，蝙蝠的SARS样冠状病毒可以传播给人类，导致SARS类疾病。“
文件中，研究目标之一是使用S蛋白序列数据，感染性克隆技术，体外和体内感染实验以及受体结合分析来检验S蛋白序列中差异阈值％预测溢出潜力的假说。”
用门外人能懂的语言，该目标就是从头合成用于构建新型嵌合病毒系列，包括重组杂交，这些杂交使用来自一系列未发表的天然冠状病毒的不同刺突蛋白，而这些蛋白在正常情况下处于恒定的基因组中。并测试所得新型病毒感染培养物中人细胞和感染实验动物的能力。潜在的假设是，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亲和力与感染培养物中人类细胞和感染实验动物的能力之间有直接相关性。该假设将通过测试具有最高受体结合亲和力的刺突蛋白的新型病毒编码是否具有感染培养和实验动物中人类细胞的最高能力来检验。
WIV于2015年开始获得蝙蝠冠状病毒功能研究计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使用天然病毒，对其RNA编码进行了替代，以使其更易于传播。他们采取了一种原始的SARS病毒，并插入了SARS样蝙蝠冠状病毒的片段，从而产生了一种能够感染人类细胞的病毒。 这意味着它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在实验动物之间传播，这说明它可以对人类起到同样的作用。换句话说，利用功能获得技术将蝙蝠冠状病毒转变为能够引起全球大流行的人类病原体。
WIV 于2015年从北卡罗来纳大学（UNC）实验室的联合研究中学到了基础技术和无痕传染性克隆技术，此后立即开始构建没有UNC的新型嵌合冠状病毒。WIV于2016年首次发表了有关使用基本传染性克隆技术构建新型嵌合冠状病毒的论文。WIV也于2016年首次发表了有关使用无痕无签名的传染性克隆技术的论文。
下面两篇论文，具有更多技术细节。它们强烈支持SARS-CoV-2爆发是武汉两个中国病毒学实验室之一病毒泄漏的结果：
1. Yuri Deigin， “ 实验室制造的？通过功能增益研究的SARS-CoV-2族谱”，2020年4月22日
2. Jonathan Latham and Allis Wilson, “The Case is Building That COVID-19 Had a Lab Origin,” Independent Science News, June 2, 2020 。
中国政府自豪地表示，WIV“保存了超过1500株病毒”，是亚洲蝙蝠和其他冠状病毒的最大收藏。从2004年开始，WIV发表了数十种收藏的冠状病毒的部分或全部基因组序列。6月1日，Daszak 和石公布了781个蝙蝠冠状病毒的部分基因序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从未公布过。WIV也发表过蝙蝠冠状病毒的动物感染研究。为了完成这个研究，WIV实验室需要使用活病毒，而不仅仅是RNA片段。这与一些为石辩护的人的说法相矛盾，即石只使用RNA片段，而她的实验室没有活病毒。2020年5月24日，WIV的负责人承认实验室确实“现场有3株蝙蝠冠状病毒活株”。专家认为，实际数目可能高得多，可能有数百株病毒。
一些病毒学家发表声明，认为新冠病毒基因组没有显示出被遗传工程操纵的迹象，所以它起源于自然而不是从实验室泄漏的。但是未经过基因改造的蝙蝠冠状病毒也有可能从实验室泄漏。虽然NIAID研究计划绝对清楚地表明WIV将应用基因工程技术来改造冠状病毒。使用当前的标准基因工程技术，将无法检测到RNA基因组中几个碱基的许多改变，也无法检测到用未发表的基因组和未发表的刺突蛋白构建的嵌合冠状病毒编码。这等同于编码刺突蛋白的几个碱基的自然突变。
前面所引的Jonathan Latham和Allison Wilson在《独立科学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尼古拉· 彼得罗夫斯基描述的另一种产生SARS-CoV-2病毒的机制。
把一个不对人类具有感染力的蝙蝠冠状病毒放在有表达人类ACE2受体的细胞的培养液中强制病毒选择这类细胞，这种细胞已经在多年前创建，用于培养SARS冠状病毒。这种方法强迫蝙蝠病毒通过其刺突蛋白的突变来适应感染人类细胞，这将具有增加病毒与人ACE2结合强度的作用。
长期培养的病毒还会产生不影响其功能的随机突变。结果是一种对人类具有高毒性但又与以前的蝙蝠病毒不再相似的病毒。由于突变是通过选择随机获得的，因此没有人类基因改造的特征，但这显然是一种在人类干预下产生的病毒。
4月30日，《新闻周刊》描述了美国国防情报局制作的一份报告，其中指出：“ 2月初，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认为，他们不可能科学地确定Covid-19爆发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原因。一篇新发表的分析SARS-COV-2基因组的论文的作者报告说：“ COVID-19病毒非常精美地感染人类。该病毒与人类细胞结合蛋白的能力远大于它与蝙蝠细胞结合的能力，这表明蝙蝠不是人类病毒的直接来源。”
总之，数据表明，SARS-CoV-2特别适合感染人类，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它是自然界中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还是它起源在其他地方。
5月初，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高登·加利亚（Gauden Galea ）公开抱怨说，中国一再拒绝允许世卫组织参加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任何调查的要求。他说，中国没有向世卫组织提供武毒所实验室日志。
5月18日，习近平主席通过视频在世界卫生组织理事机构会议上致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习近平要求各国“加强信息共享”，但宣布中国将支持对由世卫组织牵头的大流行病进行审查，只要它是客观公正的并且在大流行病得到控制或控制后才举行。
Filippa Lentzos 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主张进行法医调查：在可能的源头（从海鲜市场到发生意外的实验室或现场工作感染，或者实验室泄漏未引起注意）进行法医调查。获取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病史，流行病学数据和病毒样本，包括最早的受感染个体样本和野生动植物样本，是至关重要的。法医调查还涉及在已研究的相关实验室中对病毒采集进行审核和采样冠状病毒，检查进行的实验类型和使用的病毒，并审查现有的安全和保障措施。关键数据还将来自文档，包括实验室和实地调查期间的标准操作程序，单个实验的风险评估，实验日志和实地调查笔记本，培训记录，废物管理日志，事故和感染记录，设施维护和自动化系统记录，访问日志，安全摄像机镜头和通信日志。COVID-19起源调查将需要谈判并迅速开始，相关的数据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完全消失。
几乎无法想象这是中国现任政府会允许的。在大流行“受到控制”之后进行的调查实际上已推迟到不确定的将来。不幸的是，如果两个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中的任何一个记录了实验室研究人员的感染，或者记录的病毒样本与SARS-CoV-2非常相似，假定此类信息已被删除或破坏。
引用文章的索引表见英文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