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談了《美國種族騷亂背後的統計學陷阱》，但是如今的事實迷霧重重，真相難辨，考驗我們大腦的，不單單是統計數字問題，更有一個邏輯問題。

比如，批評警方執法有種族主義傾向的左派，比較不願談及的一個事實是，黑人社區的高犯罪率問題。我們在上文提到在美國的普通大眾中，黑人的坐監率（犯罪率）大概是2.5%，是白人的5倍左右。本次事件的受害者喬治弗洛伊德，根據明尼蘇達警察工會的說法，他在20年前因為持有不到一克可卡因而開始了監獄生涯，兩年後因為持械入室搶錢和找毒品而被判刑5年。出獄後，他為了有一個嶄新的開始而離開南方老家，來到北方的明尼蘇達，幹過卡車司機和酒吧保安，直到十幾天前因為疑似使用一張20美元的偽鈔而被警察逮捕，在收監的過程中被一個白人警察用膝蓋跪壓頸項8分鐘而窒息身亡。

那麼根據他的犯罪記錄，這位弗洛伊德是否就是一個十惡不做的壞人呢？令人吃驚的是，他的情況在美國黑人中根本不算什麼離譜的情況，根據犯罪統計，美國有三分之一的男性黑人在青壯年時代會有至少一次被捕入獄的經歷，這個比例比白人高5倍。

除此之外，美國黑人社區其他的駭人數字還包括：

2011-2012年度30%的黑人高中生不能畢業；

2015年77%的黑人出生在單親媽媽家庭，沒有父親。

我們待會再討論這些驚人的數字。

美國黑人群族高犯罪率導致了警察在執法中對黑人的重點“照顧”，這是很多保守派對弗洛伊德事件的解釋。但是這個解釋也同樣難以逃脫一個邏輯誤區。

在本次抗議運動中，左派民權人士抗議的並不僅僅是涉事兇手一人的暴行，而是整個司法系統的不公。比如，違反執法程序壓人致死的只有一個警察，但是袖手旁觀而無一出手制止的還有其他三個警察，這就不能不說是某一壞分子的問題，似乎是整個警局都出了問題。所以，從左派角度來看，黑人整體的犯罪/作監率高，和弗洛伊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卡死，都是美國司法體系這一棵惡樹上結出的兩個毒果。如果保守派試圖用一顆果子去論證本是同根生的另一果子之合理性，那就不免陷入了循環邏輯的陷阱。

Walter E Williams教授提出的這個現象很有意思，那麼從1954年到現在這半個世紀，到底發生了什麼，造成了黑人的無業率大幅度高於社會平均水平呢？

有人認為是60年代開始的平權運動，讓黑人變懶了，但是我找不到這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在民權運動之後，尼克松總統上台，開始大力實行的一項政策，卻對黑人社區的家庭就業和教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這個政策叫做：嚴厲打擊毒品犯罪（War on Drugs）。

美國的打擊“毒品之戰”，一直持續了50年直到今天。2014年美國著名智庫布魯克林研究所發表了一個報告，發現白人青年和黑人在使用毒品（大麻可卡因）的比例類似，而白人青年販賣毒品的比例還高些（區別是白人主要是在熟人中交易毒品，而黑人是社區內公開進行）。但是，黑人因為擁毒而被捕的可能性比白人高2.5倍，因販毒被捕的幾率要高3.6倍。

近幾十年來，黑人由於暴力犯罪而入獄的數目逐漸降低，但是因為毒品入獄的比例卻大增，1980年監獄中黑人毒品犯占23%， 到了90年代增長到了41%，而這些毒品犯絕大部分是非暴力的。

中國有句老話形容監獄對人性的毒化作用：小偷小摸進去，五毒俱全出來，形容黑人社區的情況正合適，本次種族騷亂的導火索，遇害者喬治弗洛伊德正是陷入了這個怪圈，他起初入獄的罪名是諸如持有可卡因這樣的非暴力罪，結果出入監獄幾個來回之後，就墮落成了持械入室搶劫了。

在70-80年代“嚴厲打擊毒品罪”後面，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推出了“嚴厲打擊刑事犯罪”（War on Crime）的政策。由於毒品罪成為監獄常客的黑人青少年，由於在獄中沾染了更多的不良習氣，犯了更多的罪甚至包括暴力罪，就更沒有出頭之日了。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終於形成了今天了三分之一的美國黑人男性，也就是超過六百萬的人口有犯罪記錄的驚人數據。

那麼黑人社區的一系列驚人數據就有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單親媽媽？因為父親都在監獄服刑；為什麼如此高比例的黑人青少年無法高中畢業？因為藥物入獄，家庭缺失缺乏管教；為什麼黑人社區失業率如此高？因為有犯罪記錄的人很難再找到體面工作。

高呼“我不能呼吸”的喬治弗洛伊德，還算出獄後成功地重新做人的，他沒有寄居在政府福利房中無所事事，而離開老家從頭再來，在第二故鄉當了卡車司機和酒吧保安，只是由於新冠疫情才丟了工作；這個“我不能呼吸”吶喊聲的始作俑者，紐約市的Eric Garner，就多年沒有正經工作，為了補貼家用而無照賣香煙，也由此被捕並在逮捕過程中遭鎖喉而喪命。

如果有人問，在美國，什麼樣的文件和制度被認為是神聖？什麼樣的法律是最難改的？兩個問題的答案是一樣的：

憲法。

在美國，要想改憲法，那簡直就是比登天還難。

可是也有例外，有一條憲法修正案，第18修正案禁酒案，在1919年被通過，僅僅過了15年就被廢除了。同樣是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和保護擁槍權的第二修正案，對美國民眾來說，都象聖經一樣神聖。

100年前的酒精，就是今天的大麻和可卡因，當時被認為是人類社會墮落的推動力之一，所以1919憲法禁酒令的實施沒有遭到多大阻力，在參院以65贊成20票反對的壓倒優勢通過。但是，這個修正案並沒有帶來禁絕酗酒的效果，反而讓酒精交易轉入地下，催生了大量城市黑幫，黑幫間的火拼極大地惡化了城市治安，威脅到警察的人身安全，也同時刺激了警察的濫用警力。

我們如果看過現代美國都市的黑人犯罪片，或許對這樣的一幕不會陌生：一輛破車在荒涼的街道上呼嘯而過，車裡坐的是黑幫販毒分子，有時向車窗外射出一串串子彈以震懾鄉里，有時是定點清除競爭對手。其實，這一幕早就在100年前的美國大城市中上演過了，只不過當年的“毒販”是非法的酒販子而已。

嚴打酒精犯罪的不良社會後果很快顯現出來。於是1929年胡佛總統下令，前司法部長Wichersham牽頭成了調查委員會，用了兩年時間推出了詳盡的調查報告，發現黑市的存在讓禁酒令形同虛設，而且大大提高了犯罪率，警察濫用暴力現象廣泛存在，結論是憲法18修正案問題很大，有一個委員甚至建議完全推翻禁酒令。

果然，到了1933年，作為憲法18修正案的禁酒令被正式推翻，只有15年的壽命。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實行了50年的嚴打毒品的政策，儘管在黑人，西裔和印第安保留地社區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後果，卻一直得不到重視。

人們懷疑這裡面有種族因素。南方黑人大規模遷徙到北方和中西部的大城市始於上世紀60-70年代。所以30年代的禁酒令引發的都市犯罪潮，主要是白人犯罪，所以得到了當局的及時重視，連憲法修正案也毫不猶豫地改掉。

類似的現象還有近年來貧苦白人社區內泛濫的阿片類止疼藥上癮現象，美國政府對此非常重視，把這個問題當成了公共衛生領域的頭等大事。本界政府的疾病控制防禦首長（CDC director）Robert Redfield博士，他的首要使命本來是治理這個把白人社區害慘的阿片藥上癮症（當然歷史卻把他給帶到另一個軌道上去了）。

看到這樣的現象，黑人群族心裡是哇涼哇涼的：對政府來說，黑人社區的毒品上癮的現象是犯罪，需要施以嚴刑峻法；而白人社區的毒品上癮則是公共衛生挑戰，能得到聯邦撥款和治療。

另外，美國司法體系中還有兩個堪稱為毒瘤的弊端，讓種族和犯罪問題纏繞不清，愈演愈烈。

第一個是檢察官在起訴和量刑上的所謂“討價還價”（Plea Bargain）。

本來，我們期望中的司法體系應該是主持正義，為民做主。而實際上，這個體制卻更象是在自由市場中的坐地起價就地還錢。

說一個我親身經歷的事兒。有次我開車，路不好，中間有坑坑窪窪，我為了躲這些坑所以行車線有點曲里拐彎的，警察以為我酒駕，截停開單，我不服決定上庭申訴。

法官把我分配給一位儀態萬方的年輕女檢察官，prosecutor，她說哦你這種情況，要繳300刀罰款外加記三點，不過呢，為了照顧你，可以免去交通記點，單交錢就行了。我一聽腦袋搖得象波浪鼓，說不行太貴了，我寧可選擇再次出庭，和截停我的警察當面對峙。女檢察官知難而退說要不你繳80吧。我一算計，再次出庭我還要誤工，而且萬一法官偏聽警察，那我罰款一分不少還要交通記點，不值得。所以就從了，雖然心裡老大不願意。

這個小小不言的交通違章，其實是整個美國犯罪司法系統的一個小縮影。美國95%的刑事犯罪，是通過這樣認罪從寬抗拒從嚴的的討價還價來實現的。

我交這80塊只是肉疼而已，但是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來自底層的窮苦少數民族青少年，在嚴打毒品中落網，如果他有個好律師就可以脫罪，但是他沒錢，官派律師和公訴人一核計，攛掇他認罪坐三年班房，這樣就免去5-7年徒刑的危險。而且你還得趕緊認罪，因為這個“寬大量刑”的許諾到了下午六點時候就失效了。苦主只能象魚一樣乖乖咬鈎，因為個人和體制斗是沒希望的。只是，一旦進了班房，他這一輩子可能就是在監獄和政府福利房之間往返了，直到在黑幫火拼或警察執法中喪生。

美國司法體系的第二個毒瘤，就是營利性的私人監獄。對，你沒聽錯，美國有不少監獄是私人開的，在華爾街掛牌上市，市值還不低。其實開監獄和開旅館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重要的都是要“客滿”。而且，聯邦和地方政府和私人監獄都有合同，為了達到年度指標，每年送多少人進去，這都是生意，需要MBA水平的規劃和統籌。那麼什麼人是最理想的客源呢？不用想都能猜出來。

所以說，美國黑人的社會問題，是一個一步錯而步步錯的惡性循環，而且牽涉的因素太多，我這篇文章寫到6000字了，也僅僅是接觸了冰山之一角而已。如果有人大言不慚地告訴你“真相”：“別瞎激動！在美國，黑人政治地位最高”，或者貌似很有哲理地說：“把歷史過去的東西來為自己現在的困境找理由，這是無能者的藉口”，這都是在忽悠你呢。

那我們該怎麼辦？

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博士學位獲得者，叫W. E. B. DuBois， 他很幸運，不是出生在奴隸之家，而是作為一個自由人成長在麻省一個多種族並存的社區，並於1895年在哈佛拿到了博士學位。DuBois在博士論文中寫道，內戰之慘痛，60萬青壯年死亡，美國從18歲到22歲的適齡男青年，三分之一都死掉了。華盛頓，傑弗遜，亞當斯，富蘭克林，漢密爾頓這些開國元勛，如果地下有知，必然是痛心疾首，因為他們萬萬想不到自己一手締造的國家，會在80年後陷入如此的自相殘殺。

那麼問題在哪裡呢？Dubois寫道，根源恰恰是因為國父們親手在這個國家的根基中埋下了罪惡的種子。他們當中很多人，雖然對此有良知上的清醒認識，但是卻遲遲沒有勇氣去直面和糾正，所以造成了大災難在80年後的總爆發。

Dubois的結論是：什麼時候才是糾正良知過犯的最好時機？就是在你剛剛認識到的那一刻開始（The right time to correct the moral wrong is the very moment when you recognize it）。

這也許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答案。中國古語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如果允許我引申一下的話，馬丁路德金也有類似的說法：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每個人都需要立即行動，因為，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