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阿波利斯Floyd的死亡事件引發了全美的抗議示威活動，人們紛紛走上街頭反對種族主義、譴責警察暴行。但很多華人卻對BLM(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那麼，這些華人有可能是哪些人呢？這篇文章給出了自己的觀點。
文 | Moreless
2020年5月25日，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黑人George Floyd因為被懷疑用了一張20元偽鈔買香煙，經人報警並被逮捕後，遭到警員Derek Chauvin當街用膝蓋壓迫頸部達8分46秒之久。當時就沒有了生命跡象，送醫一小時以後宣告不治。從現場錄像上看，在被壓脖頸期間，Floyd至少喊了16次“I can’t breathe(我不能呼吸)”，還無助的喊了“媽媽”。
路人拍攝的Floyd被當眾虐殺的視頻在網上被公布以後，引發公眾極大的憤怒，人們紛紛譴責警察過度使用武力，拿黑人的命不當回事。結合2014年開始的“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引發了全美超過一千個城市的抗議示威，也蔓延到了全世界，有數十個國家的人們上街聲援美國群眾抗議體制壓迫的不公的民權運動。
與此情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中文社交媒體上，很多海外華人對全球各色人種抗議體制性不公的運動不但無動於衷，還引用黑人右翼人士Candance Owens的言論，說Floyd不過是個屢次犯罪的罪犯，不是什麼英雄（誰說他是英雄了？），是罪有應得，警察執法很正當，同時因為抗議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暴力行為，例如搶劫店鋪，燒毀警局等，他們則表示強烈譴責和憤慨。同時指責黑人要的權利已經夠多了，現在白人都要給黑人跪下了（單膝下跪姿勢起源於馬丁路德金民權運動時候的求和解姿勢），反對的聲音都不敢發出。例如UCLA講師Gordon Klein因為回信給要求給黑人延遲考試的白人學生冷嘲熱諷，被冷嘲熱諷。另一位假冒的UC Berkeley歷史系少數族裔的教授發了一篇“匿名”“公開”信(本身匿名就跟公開矛盾)反對“black lives matter”運動，還聲稱如果公開姓名會丟掉飯碗。但是人們一查，Berkeley大學歷史系少數族裔教授總共就一男兩女，都是自由派，不可能發這種所謂的公開信。最大的破綻是自稱寫給包括Thomas Sowell的信，裡面摘抄了很多Thomas Sowell 寫的書《Intellectuals and Races》裡面的案例。一個自稱是伯克利教授的人，怎麼會完全沒有自己的觀點和數據，就完全照抄別人的，難道是為了告訴他，我抄你的內容抄得不錯？
是什麼原因使得很多海外第一代移民華人跟社會的主流文明相去甚遠，甚至是站到了文明的對立面呢？最近讀了林垚寫的《燈塔主義與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川化」》，很受啟發。雖然他文章的着眼點主要是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但是也同樣適用於海外的第一代華人移民。那麼右傾的海外華人移民都是哪些人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這幾種。
改開後第一代華人移民，許多人在出國前所接受的教育，摻雜着種族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混合體，可以說是三觀從來就不正。經過改革開放，稍微有一點打破了城鄉階級差別的年代，沒有身份地位，背景普通的人，通過高考這種相對公平的選拔方式，得以以草根的出身考取大學，然後出國留學，工作，並定居下來。這已經比很多其他身處社會底層，或者得不到教育機會的人幸運太多了。但是這些人到了海外，以為所有的這些都是靠自己的個人努力得來的，而不是由於有政策惠顧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人窮，上不了學，沒有好的工作，都是因為自己不努力，而忽略了各種環境和社會因素。現在眼看着中美貿易戰爆發，中美有新冷戰爆發的趨勢。美國對越來越多的外國留學生、尤其是從中國來的理工科的留學生增加了限制，工作簽證也越來越難拿，在美國留下來工作就會難上加難。這樣他們還會覺得有今天一份不錯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努力奮鬥的結果，沒有外力因素嗎？另外一點就是所謂的公車效應。自己要上公交車的時候，就拼命喊，車上還有地方，擠一擠，讓我上去。等到自己上了車，就會說，別擠了別擠了，車上人已經太多了，太擠了，等下一趟把。再看看微博上，各種仇視廣州黑人，仇視穆斯林，各種地域歧視，瞧不起窮苦人的帖子比比皆是。這種人到了國外，又豈有不歧視當地黑人穆斯林的道理？大家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聽話，要服從，要守秩序。崇尚強權，相信強有力的政府可以保障自己的權利。對於破壞秩序，挑戰權威的人，則天生反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覺得社會優勝劣汰屬於正常，社會不需要養懶人，對於天生弱勢的人，沒有同情心，沒有同理心。本質上就右傾，傾向於共和黨的意識形態。覺得黑人就是智商低，懶，吃福利，愛犯罪。但是如果黑人不是因為出生時就處在惡劣的環境裡，三分之一的人因為種種因素被關進監獄，他們是不是就真的智商低，愛犯罪呢。統計數字表明智商跟種族並沒有明顯關聯。海外華人的地位比較尷尬，一方面自己就是少數族裔，屬於被白人歧視和排擠的對象，例如川普不久前才剛剛宣布要剝奪3000名來自中國留學生的簽證。但是另一方面，這些能在網上發表言論的海外華人，覺得自己刻苦努力，上不錯的學校畢業，能夠獲得一份收入還不錯的工作。但是這一部分獲得不錯工作機會的華人，其實只占華人移民的很少一部分。統計數據表明，最富有的10%華人比最不富有的10%華人財富相差了10倍以上。華人高學歷移民，本身就是帶着privilege（特權）來的。真正平均意義上的華人，大學入學率還不如西班牙裔。所以他們的看法本身已經存在了倖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並不具有普遍性。許多華人覺得靠自己的努力，可以獲得於類似於白人的社會地位，並且以白人賦予的“模範少數族裔”自居。且不說這種所謂的“模範少數族裔”，本身就是白人強加的一種用於分化各少數族裔的一種刻板印象（stereotype）。所以從價值取向上，與白人接近，也歧視像非裔，墨西哥裔等其他的少數族裔，這是非常不可取的。因為萬一有什麼事件，華人利益受損的時候，別的少數族裔也不會來幫你發聲。
許多第一代華人家長們還驚呼美國的大學都被“白左”占領了。大學裡的教授，普遍都有學術獨立性，而不會去參與黨派政治。美國的大學裡，教授的內容自然也都是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基礎的普世價值。鼓勵人們追求平等公義，關懷弱勢。總不可能教學生“人窮是因為自己不努力”，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吧。在機會均等的條件達不到的前提下，自然就會用一些補償的辦法來達到結果的儘可能平等。所以這些學生家長們一方面抗議學校都是“白左”，這些“白左”學校要降低亞裔學生的錄取率，但是他們還是削尖了腦袋想要進藤校。結果進了藤校教育出來的子女大都抱持着自由主義思想的“白左”，要求學校在招生過程中能夠做到平權，豈不是莫大的諷刺。
很多海外華人在政治上“川化”且“反文明”的原因在於燈塔主義(Beaconism)，就是以美國的制度作為燈塔。
這批人是在改革開放之初以來受的教育，基本上受到的教育還是比較西化，西方中心主義的。接受的是以絕對自由市場經濟為主的自由主義經濟流派，主要是新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信奉自由市場經濟是好的，政府越少干預越好，應該是小政府少干預少福利。這跟他們的父輩一代主要受毛式共產主義的教育截然相反。所以這些人相信毛式的社會主義大鍋飯的左，跟西方主要是美國的自由派強調的社會公平，照顧弱勢群體關注女權、關注LGBTQ群體的權利的左是一回事。從而對民主黨所宣傳的“左派”觀點，產生天然的反感，而去天然靠攏比較右的共和黨。
而且也因為認知的原因，覺得美國是自由世界的燈塔，燈塔國怎麼可能有體制性的缺點呢？所以美國這些人上街抗議系統性不公就是瞎胡鬧，挖燈塔國的牆角，就是搞文革，要推翻民選的政府。這些人認知的局限性，看不到歷史上對黑人系統性的歧視。比如各種政策，不讓黑人在白人聚集的地方買房；大規模的修建監獄，把黑人抓進監獄去，導致黑人社區社會治安持續惡化，小孩受不到良好教育的惡性循環。還有研究表明，警察白天截停的黑人車輛明顯比白人多，到了晚上，則差不多，原因是因為晚上分辨不清膚色。他們看不到系統性歧視和壓迫的存在，說這只是一起孤立的警察過分使用武力事件。但是群眾反對的卻是公權力的濫用，導致少數族裔被虐殺的事件。認知上的差距，導致了對事件判斷和認識上的巨大落差。
許多海外第一代華人的主要信息來源是微信群和公眾號。他們普遍不相信主流媒體，或者說是看不懂，曾幾何時，微信成為了這些華人群體的主要消息來源。而微信的特點就是封閉，不像微博或者推特，一個人的發言所有人都可以看見。
微信則是把人群劃分到了一個一個彼此分離不可見的小圈子裡。一個人在朋友圈的分享，只有他的好友可見。一個人在群里的發言，可以看見的不超過500人。而且500人也不會每個人都去看。微信的這種分散管理機制，一個個獨立的小圈子成為了一個個的信息孤島(information island)。這種彼此之間分離不可見的信息孤島，為良性信息的有效傳播提供了阻礙和控制機制，同時也為謠言的廣泛傳播提供了便利。
因為微信上的內容，搜索引擎搜索不到，在微信里直接打開搜索引擎搜索不方便，所以為信息的查證增加了難度。而傳播謠言和情緒化煽動性文字的人，則隨手轉發，一兩秒鐘就傳遞了出去。微信上各種以吸引流量為唯一目的的大量自媒體也不會去核實發布信息的真偽，只要能帶來流量，則怎麼駭人聽聞怎麼吸引眼球怎麼來。平實說理的文章，傳播效果顯然不如煽動性文字好。況且不排除像環球時報、觀察者網等這種專門帶輿論節奏的媒體的推波助瀾。所以微信上是各種謠言，misinformation（錯誤信息）的重災區。微信上流傳的各種簡體中文信息的準確性和真實性，保守估計，不高於5%。
近期微信群里廣泛流傳的右翼信息，除了前面說的假冒Berkeley教授的匿名公開信以外，還有被華人右翼廣泛引用的Candance Owens的言論。眾所周知，白人右翼分子一些反對黑人平權的看法，自己不方便講，講了會被人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籤，但是找一個黑人來代言，就不會被扣種族主義的帽子了。受眾會說，有真知灼見而且敢言的黑人也這麼說，就沒問題了。說到這個Candance Owens可就有意思了。此Candance Owens本來是個自由派，且反對共和黨和川普。2015年與人共同創辦了180度網站（Degree180，已關停）並擔任CEO，這個網站並非政治觀點網站，但經常發布反川普的內容。2016年，Owens因其的創業項目“社交解剖”網站捲入到一場當時很轟動的網絡大戰中（被稱為gamergate），是因為這個跟蹤網絡霸凌者的網站引起了侵犯隱私權的爭議。而這個時候著名的川普支持者，以陰謀論和極右觀點著稱的網紅Mike Cernovich向她伸出了援手。從此之後，她搖身一變，成了堅定的保守主義者。歐文斯說：
“我一夜之間變成了保守派。自由主義者才是真正的種族主義者，真正的巨魔。”
Owens以黑人保守主義者代言人身份一路高歌猛進，活躍於美國極右翼知名陰謀論網站——由Alex Jones創辦的Infowars網站和右派新聞堡壘Foxnews，她批黑人，批民主黨偽善，批女權，批米兔（me too)運動，聲名顯赫，不到一年時間，就成了美國名氣最大的黑人右翼網紅。值得一提的是，在節目上激情四射，經常痛苦流涕的陰謀論專家Alex Jones，因為散播仇恨言論，先後被美國各大公眾社交平台youtube，推特和臉書封殺。而Owens本人，有一次訪談中說，自己不反對民族主義，只反對全球化。希特勒是個民族社會主義者，如果他只是想讓德國更為偉大，並且能做得很好，那就很不錯。但是他要把這種經驗向別處推廣，要搞全球主義，這就不行了。她的這段談話，引來了巨大的爭議。如果希特勒只是為了本國強大，就可以用謊言控制國內言論，殺害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麼？她講這段話的目的，明顯是想套用川普make xx great的句式，趁機向川普示好。可是類比明顯不當，讓人們把川普和希特勒聯繫在一起，拍馬屁拍到了馬腿上。去年在新西蘭兩個清真寺殺了49人的那個瘋子，宣言中除了說天朝與他價值觀最接近之外，還說這位Owens給了他最大影響。由於很多海外華人不看當地的電視台，不看主流媒體英文報道，只沉浸於微信中文環境的misinformation海洋中，造成了認識上的巨大偏差，犬儒主義盛行。各種顛倒是非，扭曲價值觀的內容十分盛行。例如把維權抗爭污衊為打砸搶，搞文革。當別人指出這種認識偏差時，他們又會說你“白左”，“聖母婊”，這是在拿政治正確來鉗制我的言論。這完全就是曲解政治正確。政治正確是出於保護弱勢群體的目的，有些冒犯性的言論不允許講，不然傳播hate speech（仇恨言論）的人就會承擔一定的民事後果，例如丟掉工作，這跟限制政府的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完全是兩回事。解僱錯誤言論的人的主體是私營企業，不是政府。這跟糾正錯誤言論完全就是兩回事。今年由於大選臨近，網上的信息戰也在加劇，現在這種右傾化的趨勢也越來越厲害，很多人就是容易被微信的misinformation帶着走。如何防止這種不良傾向呢？可以參考前文《如何識破陰謀論和辨別假新聞》，最好就是能遠離微信這個信息污染嚴重的簡體中文信息圈，多看英文網站，多使用搜索引擎，養成fact check的好習慣。
對於英文不好的朋友，很多新聞媒體有中文版，例如紐約時報中文網，華爾街日版中文版，BBC中文網，Reuters也有中文版等等。多學習多思考，學習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這樣就可以不被別人輕易操縱情緒，牽着鼻子走。
四、對左傾危害體驗深刻所以對政治運動中的左派疑慮重重
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很大一批人，本身並非川普政策的支持者。也有很多是如第二條所說的，對過去的毛式極左路線例如文革的實踐深惡痛絕，會發現運動中的一些表現形式，跟文革有些許相似之處，他們也反對群眾運動有任何的暴力成分。同時發現現在以“政治正確”為主導的言論環境下，有些本屬於言論自由範疇之內的言論會遭到某種程度的打壓和排擠，再加上上面提到的微信中文媒體圈故意誇大扭曲渲染右翼言論的事實，他們會表現出一定程度對運動方向的憂慮，擔心言論自由空間會被侵蝕。
例如紐約時報評論主編詹姆斯·貝內特（James Bennet）因為發表了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的觀點文章，支持開槍鎮壓騷亂和打砸搶者，引發了巨大爭議，從而被迫辭職一事。
雖然個人比較傾向於一個有着百年歷史的報紙應該有自己的操守，並不是什麼樣的言論都適合登載。而且美國言論自由的界限已經很寬泛了，例如在德國不合法的納粹言論在美國是完全合法的，3k也依然是合法的。這樣的一些人對自己的定位應該是左派，而不是右派，只是擔憂民權運動的方向可能會被某些極左的趨勢綁架。在如今歐美輿論場，政界，商界，藝術界，都占主流地位的所謂“政治正確”，是出於保護弱勢群體的目的，不可以公開對特定團體使用侮辱性或者有冒犯性的詞語，屬於表達方面的禁忌。最典型的，就比如N word之類帶有種族歧視字眼的使用。後來擴展到不能在媒體上說一些弱勢族群基於人種處於劣勢。政治正確本身對於保護弱勢族群是完全必要的，不然不是允許種族歧視的言論大行其道。比如這次新冠疫情期間，有段時間因為總統出於政治需要稱呼為“中國病毒”，導致一些亞裔受到歧視，遭到當地人指責是他們把病毒帶到美國來了。這個時候就知道政治正確的必要性了。人們應該反對的是過分強調政治正確，從而導致正常的討論無法進行，或者影響到了正常的藝術評價的趨勢。這跟飯吃多了不可以，但是不能反對吃飯本身是同樣的道理。說起政治正確，2017年橄欖球賽季的時候，前舊金山淘金者隊的四分衛球星Colin Kaepernick在奏國歌時單膝下跪支持BLM，被美國總統罵了粗口。之後沒有任何橄欖球隊跟他續簽合同，導致他失業至今。因為Floyd之死引發的抗議活動爆發後，NFL的老闆終於對Colin Kaepernick的遭遇表示了歉意。2017年Kaepernick丟了飯碗的時候，怎麼沒見有人為他鳴不平，說侵犯了言論自由呢？雖然運動中有些表象類似於文革運動中出現的一些現象，但是這其實是任何群眾運動都有可能會發生的現象，比如五四運動還有火燒趙家樓呢，那豈不是任何群眾運動都可以像文革。某次群眾運動像文革的說法，基本上源於對歷史的無知再加上自己對歷史的想象。這種群眾自發組織的運動和響應偉大領袖號召奉旨造反的文革，從發動者，運動初衷，形式，方向以及達到的目的等各個方面，全都不同。把群眾運動與文革相提並論，一方面把美國形容得一片混亂，另一方面卻把文革說得相對理性文明，淡化了文革的罪惡，誤導性非常明顯，所以這種說法是十分有害的。詳細論述可以參考拙文《美國反對壓迫抗議運動像中國文革了嗎》。關於群眾運動中是否可以允許暴力，也有很大的分歧。對於任何一個沒有強力領袖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任何個人都很難掌控運動的大局和方向，也無法控制趁機混入隊伍製造混亂和打砸搶的人的所作所為。就如馬丁·路德金所說：騷亂是不被傾聽者的語言（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
根據社會契約理論，政府的權力是公民讓渡一部分個人權力而得來的。所以當公權力不能有效地保護公民個人權利不受侵害的時候，公民奮起反抗公權力的濫用並沒有什麼不妥，完全合理合法。我們可以反對運動中的暴力，但是也應該傾聽運動中的訴求和呼聲。對於一些針對公權力的暴力，要探究其根源，從根源上解決了問題，自然就不會有暴力出現了。這其實也符合《獨立宣言》中關於政府是如何產生的論述。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 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 and to institute new Gover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