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向美國宣戰書我們已掌握潘多拉武器 |
| 送交者: Pascal 2020年07月01日14:06:15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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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已經基本確定了CCP病毒就產生在武漢 的“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武漢的兩家P3實驗室中。 2.本次挖掘將依據現有的挖掘資料，揭示CCP和P4實驗室的關係， 逐步揭開CCP領導P4實驗室對美國發動生化戰爭的事實。 3.2018年1月發表這篇文章一定是有其深刻含義的，我的理解這是一份向美國的宣戰書：“我們已經掌握了終極生化武器”！就像後來2019年6月18日王毅所說的“不要逼迫我們打開潘多拉的盒子”，為什麼這樣理解，我們慢慢解讀。 4. 這是一份豐功榜，就是通過記錄的方式將P4實驗室建設過程中幾乎全部的細節都透露出來，令牆內的國民歡欣鼓舞，但是這個重大設施的意義在這篇文章里明確點出來了，就是和老百姓沒有一毛錢的關係！那麼這個意義是什麼，是國家軍事戰略上的意義，所以這是一次亮劍行為。
中共駐法國公使銜科技參贊王紹琪同志 5.中國SARS疫情暴發之時，擔任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王紹琪與陳竺和袁志明共商中法合作事宜。當晚，王紹琪讓袁志明留在大使館的機要室，寫了一份近萬言的內部報告發回國內。這裡出現的一個人物-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王紹琪，真正的身份應該是中共軍方的情報人員，隸屬於當時的總參情報這條線。並且能夠進入大使館的機要室給國內發報告，說明是執行了一項機密任務，獲取了一些秘密信息。而陳竺當時是不能進入機要室的，所以可以肯定的是王紹琪和袁志明都有軍方的情報身份。 6. 這種安全是為了實驗室的科研醫學實驗而準備的，P4實驗室就是為了人類健康，科學實驗，而掩蓋軍事用途的真相。換句話說是欺騙不懂科學的老百姓和無知政客的。但是正是這種表述給2020年的新冠病毒泄漏說打了臉。如果新型冠狀病毒誕生在這裡，不可能發生泄漏，再次證明了這一結論。 7.所以陳竺的這次出場我們可以理解為告訴真正的敵人美國，我們不僅擁有冠狀病毒這種武器，而且還有埃博拉這種更高級別的武器，並且告訴所有要站隊的人，我們不僅擁有埃博拉病毒，我們還有埃博拉病毒的解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證書是P4實驗室研製生化武器的通行證 8. 還要告訴美國人戰略儲備：現在保藏的毒株種類有1400多種，保藏量6萬多株，除了埃博拉、新疆出血熱、冠狀病毒還有從法國引進的兩株寨卡病毒！它們都安靜地保存在P4實驗室里，也就是武漢病毒所微生物菌毒種資源與應用中心，它是目前亞洲最大的活體病毒保藏中心。而這個中心的管理者就是胡志紅，田波院士的學生 9. 結論：這篇文章就是一篇向美國宣戰的文章。這並不是DT在這裡危言聳聽，我們相信美國相關的人一定讀懂了，不然不會有後來的中美貿易協定，沒有在香港問題上美國政府的隱忍。 10.2015年1月31日，武漢P4實驗室舉行竣工揭牌儀式上，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的講話：“武漢P4實驗室的正式運行，標誌着我國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研究進入國際先進行列，顯示我國國家安全又一“護衛艦”的“遠航”，堪比我國“兩彈一星”於我國之戰略部署”，“國家安全護衛艦，堪比兩彈一星”，揭示了P4實驗室的真正作用和力量。 11. A 這一定是一個軍方絕密的項目，也就是沉船計劃的一部分，
所以一定是做好保密工作，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並且不能說， 要研製生化武器，第二必須包裝隱藏好。 12. 第一層次，就是選人的團隊。這個團隊裡都有誰？有三個院士：陳竺、田波、饒子和；郭德銀、舒紅兵、高福這些人是第二層，而石正麗和胡志紅這些人是第三層。 13. 無論如何，DT還是要在這裡向田波這樣的老科學家表示敬意，在郭德銀的追憶文章中，我們得知這位老科學家淡薄名利，竭心盡力，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黨國的病毒事業，或許他在離世前的那一刻已經知道他追求一生的國家榮譽只是一個謊言，他已生無可戀，因為所研製和試圖控制的冠狀病毒已經被魔鬼釋放出來，或許他的死只是編織的另外一個謊言，斯人已逝，真相只有他的學生郭德銀知道。 DT挖掘機說明：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已經基本確定了CCP病毒就產生在武漢的“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也就是武漢的兩家P3實驗室中，梳理出“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背後真正掌控者是一個組織，也就是CCP。他們在2016年也就是那場著名的豬瘟之前已經研製出了病毒武器，並且在這場生化武器試驗之後完成一場戰略轉移，開始將病毒武器和新武器的研發移交到武漢的另一個實驗室，也就是“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簡稱武漢P4實驗室。本次挖掘將依據現有的挖掘資料，深刻的挖掘揭示CCP和P4實驗室的關係，逐步揭開CCP領導P4實驗室對美國發動生化戰爭的事實。 以下為詳細內容： 首先提出一個問題，在上一文中，DT判斷武漢P4實驗室建成後接管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那麼根據郭文貴先生2020年2月15日的視頻爆料，負責地下P4實驗室的是兩個神秘的研究所303研究所和106研究所，負責安全保衛的是總參保衛部，那麼是不是矛盾呢（估計又會成為偽類的攻擊目標了），對此，DT只能呵呵，讓子彈飛一會兒。 我們還是先挖挖P4實驗室。 2018年1月8日《中國科學報》頭版刊登《中國首個P4實驗室正式運行》消息，並在第四版全版刊登一篇文章《江夏演新文，乘鶴奏悠曲—記中科院武漢病毒所P4實驗室建設和研究團隊》，這篇文章以充滿激情的筆觸詳細地記錄了武漢P4實驗室的產生及建設過程。為了分析方便，我們摘錄如下:
江夏演新文 乘鶴奏悠曲記中科院武漢病毒所P4實驗室建設和研究團隊 鄭千里 李莉 1.研究所名字在聯合國響起2017年12月8日，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名字在聯合國響起。中國代表團團長傅聰大使以大國政府負責任的態度，在聯合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2017年締約國會議上發言指出： “中國秉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在不斷完善生物安全頂層設計的同時，繼續加強生物安全領域機制和能力建設，有效實施各項監管，努力提升公眾意識，積極開展生物安全國際合作。2017年10月，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舉辦了‘生物安全實驗室管理與實驗技術國際培訓班’，旨在為發展中國家培養傳染病防控研究人才，為國際社會提供生物安全公共產品，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斯里蘭卡、埃及、肯尼亞、塞爾維亞、匈牙利等國派員參加，取得良好效果。” 如傅聰大使所言，武漢病毒研究所首次舉辦的這一生物安全國際培訓班，由P4實驗室建設和研究團隊主講，旨在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關管理、科研和技術人員了解生物風險管理的關鍵內容，基本掌握烈性病原的生物學特性及其正確操作，並學習生物安全實驗室設計原理等。本次培訓班也為沿線國家未來在新發傳染病防控和生物安全等領域進一步加深國際科技合作奠定了基礎。 2.SARS催生P4實驗室根據處理病原微生物的危害程度及所需要的防護程度，國際上通常把生物安全實驗室分為四個等級，一級防護水平最低，四級防護水平最高。 什麼叫P4？P是英文protection防衛和防護的意思，P4也就是最高等級的生物安全防衛防護。 在最高等級的生物安全實驗室內，除其它等級的一般防護措施外，還專門設置有正壓防護服、氣密門、化學淋浴、污水處理系統、空氣過濾系統等，通過防護屏障和管理措施，避免被操作的有害生物因子威脅。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地域遼闊，隨時有暴發如SARS（非典）等傳染病的可能，應對此種緊急情況及對烈性病毒進行研究，必須有一個P4級別的實驗室。它不僅是中國最高級別的生物安全實驗室，同時也將帶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防治突發傳染病的合作。 自2002年進入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以來，武漢病毒所面向國家需求，在保持農業病毒研究優勢的同時，積極將科研重點向着影響人類健康的重大或新發傳染病病原研究領域擴展。2003年初，中國大地上蔓延肆虐的SARS，無形中催生了我國第一個P4實驗室的建造，而這個重任落到了正處於重要轉型期的武漢病毒所肩上。 2003年2月，時任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所長胡志紅突然接到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陳竺的電話，詢問能否承擔在武漢建設P4實驗室的任務，胡志紅意識到，這對研究所學科方向調整及解決國家重大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契機，當即表示將全力以赴，並表達了做好該實驗室建設的決心。 胡志紅馬上召集研究所黨政領導班子商議，決定由時任副所長袁志明負責P4實驗室的籌建，同時電令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做訪問學者的袁志明結束行程，立即回國準備P4實驗室建設相關工作，並於2003年3月25日，向中科院生物局提交了“關於建立P3 和P4實驗室的請示”報告。 3.駐法大使館密電發回國內由於P4實驗室的建設和維護複雜、技術要求高，而中國尚無建設P4實驗室和維護等方面的經驗，通過尋求國際合作開展實驗室建設，將有利於加快實驗室的建設進程，確保實驗室今後能在國際上更好地發揮作用。 2003年4月5日至11日，袁志明隨陳竺赴法國，就P4實驗室建設和新生疾病研究尋求合作，同法國研究和新技術部部長Haignere女士協商，達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陳竺和袁志明在里昂第一次看到了P4實驗室，其玻璃外殼在晚上色彩斑斕，就像我方贈予法國P4實驗室主任的刺繡擺件，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進去參觀後才覺得內部結構和技術特別複雜。 法國梅里埃公司聯合RTV公司，設計建造了里昂P4實驗室。該實驗室本由梅里埃公司私營，最後交給了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運營。 訪問期間，法國電視新聞正播放中國SARS疫情暴發的事態。時任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王紹琪與陳竺和袁志明共商中法合作事宜。當晚，王紹琪讓袁志明留在大使館的機要室，寫了一份近萬言的內部報告發回國內： “法國傳染性疾病研究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在里昂建立了歐洲第一個從事烈性傳染性病原研究的四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巴斯德研究所也是世界上最早開展SARS研究的單位。 開展新生疾病研究，首先要建立生物安全等級高的P3和P4實驗室，以阻止傳染性病原釋放到環境中，同時也給研究人員提供高的生物安全保證。我國建立部分P3實驗室開展了一些SARS病原研究，但對一些更烈性的傳染性病原及可能出現的新生疾病病原等的研究，必須在安全等級最高的P4實驗室進行。因此，P4實驗室的建成將成為我國開展相關領域研究的重要技術平台和保證。 考慮各單位的研究基礎、地理位置、相關配套設備以及可能造成的國際社會影響，建議由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承擔P4實驗室建設任務，隨後開展新生疾病病原及相關烈性傳染性疾病病原研究。P4實驗室的建設和維護複雜、技術要求較高，中國沒有建設P4實驗室和維護等方面的經驗，適當而有限的國際合作很有必要…… 國家衛生和科研、防疫部門應打破部門界限，為國家利益開展合作研究，將我國新生疾病研究技術平台、新生疾病和烈性病毒研究計劃納入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 2003年5月3日，中科院召開院長辦公會，討論P4實驗室建設可行性報告。SARS暴發時期需要測量體溫，胡志紅因牙痛體溫升高，無法通過體溫測量走進會場。袁志明代表研究所進行了現場答辯，介紹了P4實驗室建設的必要性、目標和規模，得到了中科院黨組的高度肯定，並表示全力支持實驗室建設。至此，P4實驗室建設的立項工作完成。 4.布局落棋江夏區鄭店2003年5月11日，袁志明向蒞臨的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等湖北省領導，作“抗非典研究進展和新生疾病戰略布局”的匯報，介紹了P4實驗室建設、規劃等情況。俞正聲指示：P4實驗室的建設是中法合作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國生物安全科研工作的一件大事，湖北省和武漢市政府都應積極支持，做好各項服務工作。 陳竺、袁志明和時任武漢病毒所副所長龔漢洲一行，帶隊考察了P4實驗室的建設地點，最終確定選址在江夏區鄭店，一是從專業的角度考慮安全性；二是這裡緊鄰107國道，交通比較便利，同時也有利於與鄰近的生物製品研究所開展合作。 2003年7月，中科院與武漢市政府簽訂共建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協議書，希望能夠依託未來的P4實驗室，將鄭店建設成生物醫藥聚集的科研、開發、生產基地。 5.淡定面對國際風雲變幻2004年1月28日，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法期間，見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法蘭西共和國政府關於預防和抗擊新生傳染性疾病的中法合作諒解備忘錄”的簽署：設立一個由法國主管政府部門代表和專家組成的中法新發傳染病小組；支持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的發展，獲取建立高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必要的設備和技術、提供有關支持和培訓等，在預防和抗擊新生傳染性疾病領域展開合作。 框架協議中提出圍繞P4實驗室，在中法兩國合作中實現科研合作、人員培訓、法律法規標準、實驗室建設“四個輪子”同步，使得實驗室建設受到中法合作關係變化的影響。 一個沒有自己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沒有院士甚至在2003年前沒有博導的“三無”研究所，卻要在我國乃至亞洲建成第一個P4實驗室（日本雖然建有P4實驗室，但始終未能啟用），難免會被人戲稱是“小馬拉大車”；一個體量還不到兩百人的研究所，卻得到中法兩國政府首腦的共同關注，身影活躍在國際學術舞台上，也難免會被人嘲諷為“小頭戴大帽”。 雖然不太和諧的聲音時有耳聞，但武漢病毒所篤定自己的信念，開弓就沒有回頭箭，不斷消弭兩國人員不同觀念和文化產生的衝撞，克服了來自方方面面的阻力與困難。 2004年6月28日，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陳竺明確指示武漢病毒所：國際風雲變幻，要利用國際合作和中法合作契機，開展核心實驗室的設計和建設，在此過程中要本着友好合作、內外有別、以我為主、實事求是的原則開展合作。 2004年10月9日，在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訪問北京期間，時任國家科技部部長徐冠華與時任法國外交部部長Michel BARNIER握手，正式簽訂了兩國預防和控制新生傳染病合作協議，兩國合作進入實質性階段。 隨後，我國代表團在里昂同RTV 公司代表等，就P4實驗室的設計建設合作框架及技術問題等進行異常艱苦的談判，終於說服了法方接受建議，亦即：必須按照中國的法律和法規，依據中法合作協議開展實驗室設計和建設方面的合作。武漢實驗室建設項目合作只涉及核心實驗室部分。在核心實驗室部分，為了使其設計更好地符合中國標準以及便於實驗室後期維護，法方公司不以總承包方式參與合作，由法方公司負責實驗室的概念設計，中國公司負責實驗室的深化設計，法國工程管理公司聯合中方監理公司對工程建設進行質量和進度控制，中國公司具體負責實驗室的建設，由作為業主的武漢病毒所進行協調等。 由於P4實驗室建設涉及到敏感高尖技術，建設工作曾一度延遲。2007年11月1日，時任法國外交部長庫什內訪華時，對武漢P4項目作了表態：建設延遲的原因主要是法國政府換屆和負責人變更，法國將採取必要的措施把失去的時間趕回來。 2007年11月26日，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訪華，中法兩國簽署了關於預防和控制新發傳染病合作協議的補充聲明，強調“確保儘快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落實包括武漢P4實驗室在內的所有計劃項目”。 2008年，法方交付了一份實驗室圖紙，2009年由中方的中元設計院提供了中方設計的圖紙。在設計過程中參照了里昂實驗室設計的主要概念，保證最高的安全程度。但這個實驗室比里昂P4實驗室更現代化，擁有最新的設備，功能非常齊全，也非常有安全保障，它由中方負責建造。2010年5月10日，中法新發傳染病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進一步推動了實驗室的建設進程。 6.自主創新亮點閃爍2012年1月9日，核心實驗室關鍵設備——氣密門、生命維持系統送達江夏鄭店園區，驗收合格。 建設武漢P4實驗室，我國自主創新的亮點在哪裡？ 一是實驗室的圍護結構。其採用激光焊接替代了傳統的膠密封方式，具有更好的氣密性和耐久的效果，從設計到製作都是我國自主知識產權。 二是輕鋼龍骨結構，以機械精加工的形式做實驗室的圍護。為了讓每一塊鋼板拼接時縫隙都很均勻，不允許鋼龍骨有任何的傾斜，機械精加工龍骨的精度以一絲米為單位，在做最後一層混凝土之前就把它的立柱加以固定，然後再澆築混凝土，考慮到它和混凝土的熱脹冷縮參數，還借鑑了高鐵的建設經驗，每架設好一個框架都要做水平、垂直的激光測距。 三是消防滅火裝置。我國傳統的滅火器採用七氟丙烷滅火劑，通常在消防時是儘可能一次性噴出去，這和P4實驗室應避免正壓的基本要求相悖。我方和消防設備供應商經過測試，在保障一定滅火劑流量的情況下，創新設計了滅火器噴嘴的模式，使得七氟丙烷釋放處於可控狀態，既適應了實驗室控制系統的負壓要求，也能達到很好的滅火效果。 四是自動控制系統。它借鑑了法國的雙機熱備技術，但其具體的控制算法和平衡點、起步的頻率及控制迴路的數學模型，都是我方在實踐中摸索，用創新的模式達到了雙機的效果。自主設定的自動控制數學模型，達到了更穩定的壓差控制效果。 對西門子公司提供的工作機組控制界面，項目辦公室副主任童驍認為不適合做後台的界面，便自己動手設計出一個新的界面，調解參數是2秒鐘取樣還是0.5秒取樣，我方在實際調試期間，西門子工程師也是按照我方的建議設定。 7. “軟硬”兼施做足功課針對在國內生物安全實驗室中需專門設計緩衝間的要求，在P4實驗室早期的設計過程中，袁志明和宋冬林等分析方案利弊，與國家認可委、設計方進行了反覆溝通，確定由化學淋浴間實現緩衝和淋浴的雙重功能，不再做額外的緩衝間設計。 P4實驗室原來沒有外部的直接採光，在充分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在武漢P4實驗室內安裝了雙層鋼化玻璃，以有效緩解實驗人員在密閉環境中工作帶來的壓抑感，使之更趨於人性化的管理。 在P4實驗室硬件建設中，我方團隊力求在引進消化吸收中再創新，與此同時，在法律法規等軟件建設方面也做足功課。 2011年底，由袁志明、陳宗勝等人負責編譯，中國生物安全法律法規標準匯編英文譯本由科學出版社出版。該匯編收集了與生物安全相關的法律、政令和標準/認證認可等方面的63份文件，涵蓋了我國政府在2010年12月底之前頒布的與生物安全相關的絕大多數文件。同時中方研究人員“軟硬兼施”，還組織翻譯了法國的法規文件達61部，完成了《中法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的初步比較研究》英文和中文專著。 武漢病毒所還積極參與國際P4實驗室主任聯盟，協調建立中國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和標準，完成並出版了《中國生物安全技術標準》；完成《中國生物安全立法初步分析報告》和《中國生物安保立法初步分析報告》，作為修訂專家參加國標《生物安全實驗室建築技術規範》新標準的制定，同時有多篇關於新發烈性傳染病防控與生物安全的專報，得到了國家領導人批示。 8. “護衛艦”欲出洋遠航2014年3月2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參觀法國梅里埃生物科研中心，聽取了該中心的發展情況介紹，指出：武漢“P4實驗室建設對中國公共衛生至關重要。P4實驗室建設是中法衛生事業合作的一個很好的象徵”。 法國梅里埃在武漢與我國共建P4實驗室的報道，由此也正式見諸國際新聞媒體。 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全球部分地區肆虐。9月1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竺來到武漢督促P4實驗室建設，指出：武漢病毒所以高度的政治責任心和強烈的使命感，面向國家安全和人口健康領域戰略需求，調整優化科研布局、創新機制體制，研究所在生物安全實驗室建設、人員培訓、生物安全法律法規研究、新發傳染病防控等方面，積極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經過多年積累，已在相關領域具備相當的國際影響力，位列國家前沿。 2015年1月31日，武漢P4實驗室舉行竣工揭牌儀式，這標誌着實驗室完成硬件建設和主要設施設備的安裝。 P4實驗室的核心區域約300平方米，採用的是“盒中盒”結構。實驗室的內部是負壓空間，也就是內部的壓強小於外部，空氣只能進不能出。這個“大盒子”內部又被厚重的金屬門分隔成不同區域，包括細胞實驗室、動物實驗室、動物解剖室等。科學家通常兩人一組進入實驗室，穿着像宇航服一樣的正壓服，配有獨立的供氣系統，把研究人員和實驗室“隔絕”起來。出實驗室時還要經過化學淋浴消毒，殺滅可能沾染的病毒。 P4實驗室建築密封、雙重空氣過濾器、污染物消毒滅菌設備、雙電源供電等，為實驗室的安全提供了保障。按照參與的法方工程技術人員的說法，中國的P4實驗室比法國里昂的更為先進。 該實驗室主要包括烈性疾病病原實驗設施、新生疾病研究設施及烈性疾病病原保藏設施等，除了P4還包括有P3和P2實驗室等相關配套設施，被納入國家大科學設施管理，構建了生物安全團簇平台。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說：武漢P4實驗室的正式運行，標誌着我國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研究進入國際先進行列，顯示我國國家安全又一“護衛艦”的“遠航”，堪比我國“兩彈一星”於我國之戰略部署，必將推動原始科技創新、相關產業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 中科院院長、黨組書記白春禮在出席P4實驗室落成儀式時，殷切希望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的廣大科研人員，以傳染病防控與生物防範的國家重大需求為牽引，以重大科技問題為突破，加強與國內外衛生部門、醫藥研發機構的合作，把P4實驗室建設成為國際上一流的大科學研究中心，為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9. 對“騎士”精神高度認可2016年6月16日，法國駐華大使顧山代表法國總統，分別向中科院武漢病毒所P4實驗室主任袁志明研究員、副主任石正麗研究員授予“法國國家功勳騎士勳章”“法國棕櫚教育騎士榮譽勳章”，感謝他們及團隊在中法合作建設武漢P4實驗室、推動中法新發傳染病預防和控制領域的合作中作出的傑出貢獻。 2017年2月23日，在法國總理貝爾納·卡澤納夫的見證下，蒞臨武漢的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秘書長肖建華等，向武漢病毒所頒發了我國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P4實驗室）第一張國家認可的認證證書。 2017年8月，經國家衛計委批准武漢P4實驗室獲得了從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實驗活動的資格，可以從事埃博拉病毒、尼巴病毒、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又稱新疆出血熱病毒）等病毒培養，未經培養感染材料的操作以及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的小動物感染實驗操作。 國家的以上權威認證，也是對武漢P4實驗室“騎士”精神的高度認可。 10.持之以恆科研馬拉松除了配合P4實驗室的建設，在江夏鄭店同時建有P3和P2實驗室，武漢病毒所於2003年在小洪山的園區也建成了P3實驗室，成為中科院第一個獲准能夠開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實驗的生物安全實驗室。 圍繞高等級生物安全團簇平台建設，武漢病毒所主動調整學科方向。例如，石正麗研究員在SARS冠狀病毒溯源研究方面，進行了十餘年持之以恆的科研馬拉松。 自SARS暴發後，石正麗研究員與中科院動物所張樹義研究員合作，在蝙蝠中檢測到與SARS冠狀病毒類似的冠狀病毒核酸，發現蝙蝠是SARS樣冠狀病毒的自然宿主，其研究論文2005年發表在國際著名學術刊物《科學》雜誌上。 2013年，石正麗團隊分離到一株與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樣冠狀病毒，並參照武漢病毒所的英文簡稱，將其命名為WIV1，證實了中華菊頭蝠是SARS病毒的源頭，該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雜誌上，並且被推薦為亮點文章。 多年來，石正麗帶領研究團隊鎖定雲南省的一處荒野洞穴，對菊頭蝠種群開展了SARS樣冠狀病毒的長期監測，取得蝙蝠的糞便和肛拭子樣品。在64份樣品中，他們檢測到了SARS樣冠狀病毒RNA。分析結果顯示，與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樣冠狀病毒均存在於該洞穴的蝙蝠中。 通過進一步分析，研究人員在多個位點發現了頻繁重組的證據，並推測SARS冠狀病毒的直接祖先，可能是通過這些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的祖先株之間發生的一系列重組事件而產生。 2017年11月底，該研究成果在線發表於病原學權威期刊PLoS Pathogens，並被列為本周推薦文章。12月1日，Nature news也對該論文進行了報道和評論，在國內外引起較大反響。 通過這些鍥而不捨的研究，揭示出我國蝙蝠攜帶有不同株具有跨種傳播至人群可能性的SARS樣冠狀病毒，為相關疾病的預防提供了重要依據。 十多年來，該研究團隊在我國及非洲多地採集了1.5萬餘份蝙蝠樣品，已分離或檢測出多種新型病毒，例如遺傳多樣的腺病毒、腺相關病毒和圓環病毒，還檢測到尼巴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的抗體，為蝙蝠傳播的新發傳染病預防與控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11.病毒資源提供戰略儲備活體病毒作為一種非常重要的資源，必須進行嚴格認真的收集與保藏，以提供科學研究必要的戰略儲備。中非聯合研究中心的微生物及流行病控制研究中心，由武漢病毒所負責牽頭建設，已在肯尼亞鑑定出多株蝙蝠、鼠、駱駝來源的病原，並在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如巴基斯坦等，布局了基孔肯雅熱等新發傳染病病原分離、鑑定和防控工作。 新疆出血熱病毒可能造成的危害極大，也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唯一自然疫源感染的烈性病原。胡志紅和鄧菲帶領的研究團隊多次深入到新疆等邊遠地區，採集了五萬多隻蜱蟲樣品，通過乳鼠接種的方法，在亞洲璃眼蜱樣品中分離出了三株新疆出血熱病毒的新毒株。 武漢病毒所微生物菌毒種資源與應用中心，建立了病原微生物資源與信息平台，它是目前亞洲最大的活體病毒保藏中心。現在保藏的毒株種類有1400多種，保藏量6萬多株，是國際最大的病毒資源保藏機構聯盟“歐洲病毒資源庫：走向全球”的核心成員單位，已成功通過該聯盟從法國引進兩株寨卡病毒，為中國開展的寨卡病毒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撐。 12.占領國家生物安全制高點武漢病毒所所長陳新文介紹，生物安全已成為國家安全新的拓展疆域，生物核心技術和國際化進程賦予了生物安全新的特徵，現代生物安全的概念包括“五防兩保”：即防控新發突發傳染病、防範生物恐怖襲擊、防禦生物武器攻擊、防止生物技術謬用、防控外來生物入侵和保護人類遺傳資源、保障實驗室安全。 武漢病毒所建成的P4實驗室很快就明確了三個定位：成為我國新發和烈性傳染病預防與控制研究中心、烈性病原保藏中心、聯合國烈性傳染病參考實驗室。 歷經十多年的風雨磨礪，武漢P4團隊如今已兵強馬壯，成長為一支集管理、技術、生物安全標準、科研管理服務於一體的專業化隊伍，並將以其獨特而鮮明的優勢，持續在國家生物安全科技支撐中發揮骨幹和引領作用。 圍繞中科院“率先行動”計劃，依託P4實驗室等高等級生物安全團簇平台，武漢病毒所積極在“三個面向”中厲兵秣馬，擬在最近幾年內建設生物安全大科學研究中心，聚焦傳染病防控及生物安全防禦創新鏈條，重點布局高致病性病原的發生、發展規律和致病機理，生物安全威脅因子防範的關鍵技術及產品研發，生物安全預測體系等核心研究方向。 建設生物安全大科學中心，將大力提升我國P4實驗室裝置關鍵防護技術能力，將補齊我國生物安全裝備技術主要短板，還將制定我國生物安全及生物安全實驗室標準，引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相關生物安全能力建設。 展望未來前景，陳新文說：主動策應我國創新驅動發展和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戰略部署和新要求，我們將與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密切合作，創新體制機制，打破部門和專業的壁壘，瞄準生物安全國家實驗室和綜合型國家科學中心建設，整合設施資源，率先建成國際一流、國內外開放的生物安全大科學研究中心，不負國家和人民的重託。 早年看到武漢病毒所的不斷進步，陳竺曾喜不自禁，寫下《水調歌頭·武漢病毒所贊》，曰：“大江流，彩虹起，三鎮屹。瘟神制克可期，鐵軍全障壁。”如今，“江夏演新文”“乘鶴奏悠曲”的夙願可謂成真。 首先，我們先來解構這篇信息量超大的文章，摘錄出其主要關鍵詞語。 1.研究所名字在聯合國響起
2.SARS催生P4實驗室
3. 駐法大使館密電發回國內
4.布局落棋江夏區鄭店
5. 淡定面對國際風雲變幻
6. 自主創新亮點閃爍
7. “軟硬”兼施做足功課
8. “護衛艦”欲出洋遠航
9. 對“騎士”精神高度認可
10. 持之以恆科研馬拉松
11. 病毒資源提供戰略儲備
12. 占領國家生物安全制高點
關於這篇文章的一些分析資料，DT在第一季的爆料文章中披露過，但是這篇和郭德銀那篇對田波追憶文章一樣重要，其透漏的信息非常重要。 首先我們要注意這篇文章的發表時間：2018年1月，也就是早已經進入了習執政時期，這時的爆料革命已經開始將近1年，同時文貴先生在2017年已經燒毀了一份絕密文件。 這個時候發表這篇文章一定是有其深刻含義的，和郭德銀那篇文章一樣具有深刻的內涵。這份文章，我的理解是一份向美國的宣戰書：“我們已經掌握了終極生化武器”！就像後來王毅所說的“不要逼迫我們打開潘多拉的盒子”，為什麼這樣理解，我們慢慢解讀：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份豐功榜，就是通過記錄的方式將P4實驗室建設過程中幾乎全部的細節都透露出來，令牆內的國民歡欣鼓舞，但是這個重大設施的意義在這篇文章里明確點出來了，就是和老百姓沒有一毛錢的關係！那麼這個意義是什麼，是國家軍事戰略上的意義，所以這是一次亮劍行為。 所以：這必然是在兩屆國家領導人胡錦濤、習近平指揮下的國家重大戰略，但是又不能明白的說是對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的亮劍。然後透露一些細節，參與的關鍵人物，同時綁架法國，隱瞞從美國竊取關鍵核心技術的事實。我相信美國的情報部門和專家一定能夠讀懂這篇報道的真正目的的。 奇怪的是，這篇文章刻意隱含了江核心時代對這件巨世工程的貢獻，正是這種奇怪的隱含，幫我們理清了P4實驗室背後掌控者的身份並揭開了他的面具。換句話說，P4實驗室又是一張面具，和上一文中的兩個故事一樣，這個面具隱藏了面具下面真實的身份，帶着面具的一個個人物的真實面目和身份也將被揭開！ 陳竺 袁志明 胡志紅的面具注意這兩段話： 2003年2月，時任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所長胡志紅突然接到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陳竺電話，承擔承建任務胡志紅馬上召集研究所黨政領導班子商議，決定由時任副所長袁志明負責P4實驗室的籌建，同時電令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做訪問學者的袁志明結束行程，立即回國準備P4實驗室建設相關工作。 法國電視新聞正播放中國SARS疫情暴發的事態。時任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王紹琪與陳竺和袁志明共商中法合作事宜。當晚，王紹琪讓袁志明留在大使館的機要室，寫了一份近萬言的內部報告發回國內。 第一段話中，時任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所長胡志紅突然接到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陳竺電話。 細節寫的如此清楚，和郭德銀在追憶導師田波的文章里“三個研究生”一樣，先不說這樣寫的目的，至少我們知道事實是陳竺指示田波的學生—時任武漢病毒所所長胡志紅啟動P4實驗室的項目。注意這個時間點，2003年2月。這時候SARS還沒有爆發！而那個“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是在SARS期間啟動的，這意味着什麼？P4與SARS防治根本沒有關係，是另外一個絕密的計劃。那麼這裡會出現一個關鍵的問題：難道SARS疫情是為了配合P4這個絕密的項目？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還是揭開面具。 第二句話：承擔承建任務胡志紅馬上召集研究所黨政領導班子商議，決定由時任副所長袁志明負責P4實驗室的籌建，同時電令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做訪問學者的袁志明結束行程，立即回國準備P4實驗室建設相關工作。電令袁志明回國負責P4實驗室的籌建，而且立即回國，注意這個措辭就是領導下命令，下級無條件的執行，那麼我的疑問是：A.為什麼選擇袁志明回國負責P4實驗室的建設。B.袁志明作為訪問學者為什麼立即回國。A的答案是袁志明去美國的伊利諾伊大學做訪問學者是組織安排的，當然這個組織絕對不是武漢病毒所的黨支部，目標就是美國的伊利諾伊大學，而且和P4實驗室相關。關於這方面的挖掘，DT不再勞動了，因為美國的很多信息是公開的，在這裡只提示一個信息“美國《生物武器法》的起草者伊利諾伊大學法學院教授、哈佛博士弗朗西斯．博伊爾（Francis Boyle）”B正是胡志紅（田波的學生，病毒所的所長，黨政領導班子成員）才能以組織的名義電令袁志明立即回國，當然袁志明也是組織的人，我相信他在申請赴美的訪問學者簽證時一定隱瞞了組織上的身份。至此，胡志紅、袁志明的面具揭開，除了科學家以外還是組織上的人。 第三句話：法國電視新聞正播放中國SARS疫情暴發的事態。時任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王紹琪與陳竺和袁志明共商中法合作事宜。當晚，王紹琪讓袁志明留在大使館的機要室，寫了一份近萬言的內部報告發回國內。結合前文的表述，在疫情期間，陳竺和袁志明在法國執行P4實驗室籌建考察任務，關鍵是這個任務打着軍方還是中科院的名義？熟悉中共情報工作的科學家幫我們解讀了這句話。這裡出現的一個人物-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王紹琪，真正的身份應該是中共軍方的情報人員，隸屬於當時的總參情報這條線。並且能夠進入大使館的機要室給國內發報告，說明是執行了一項機密任務，獲取了一些秘密信息。而陳竺當時是不能進入機要室的，所以可以肯定的是王紹琪和袁志明都有軍方的情報身份。至於陳竺，時任中科院副院長也應該是組織上的人，但是應該不是具體負責情報收集的。這段表述清楚地說明了王紹琪與陳竺和袁志明是在機要室外商談，袁志明是進入到機要室獨立完成了報告並發回國內，這是符合組織安全管理程序的。那麼這份萬言報告在機要室里都發給了誰？DT當然挖掘不到這份高度機密的萬言報告，這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份報告的內容我們可以猜測出來。1、法國有他們在美國得不到的東西 。2、法國的東西他們可以得到。好了，陳竺和袁志明的面具揭開了，他們兩個都是組織上的人。 在後面根據這篇報道的統計表格里揭示了眾多和P4實驗室相關的人以及出現的次數，簡單的看，出現次數越多的人越關鍵，當然這種次數也可能是一種故意的設計，如石正麗。 那麼這份報道性的文章和美國有關係嗎 ？P4和美國有什麼關係？回答是肯定的，關係是P4實驗室的建設目的。既然P4實驗室這個項目和SARS疫情無關，那麼他的建設一定另有目的，絕對不是為了防疫，明白了這一點就明白了中科院的“知識創新工程”和陳竺提出的“生物技術大平台建設”的真正目的和含義。 這應該是一個巨大的陰謀和布局，這個大的布局輪廓至此顯示出來：沉船計劃中關鍵的一個部分，核心終極生物武器的設計研製的過程，我們將在最後一篇文章里給予全面揭示和解密。 其他人面具其他人的面具已經不主要，因為早在2003年這個組織已經有足夠的情報確定從美國獲得不了的東西從法國也能獲得了，這就叫“東方（美國在中國的東方）不亮西方（法國在中國的西方）”亮。於是該是展現大國實力的時候了，讓美國看看P4實驗室是怎麼建成的。 另一方面，這份報道中所有亮出的所有人和機構也就是參與P4實驗室的人和機構都遭到了綁架，被綁定到同美國進行決戰的戰車上。 王健之死、郭文貴燒毀的神秘文件和法國的猶豫讓我們先記住下面幾個時間點：
這一切有關聯嗎？ 從這篇文章里我們還知道了P4實驗室的幾乎全部細節：
在這10條關於P4實驗室的表述中，幾乎列出了將來接管P4實驗室的幾個重要人物，他們深度參與的實驗室的建設和設計，並且也會一直呆在武漢病毒所。事實就是這樣，這幾個人就是童驍、袁志明、宋冬林，而童驍在前文中正是鄭店黨支部的書記，或者說，這三個人中至少兩個人是上文中那個28人名單中的人，至於袁志明應該不在28人之中，因為他是更大的領導。 通過表述我們知道P4實驗室的核心區域約300平方米，採用的是“盒中盒”結構，當然這裡講述的更多是外圍結構上的事情，核心設備就是P4實驗室內部必須擁有的設備就是我們在前文說的生物安全防護隔離系統是不會報道的，因為那是來自美國AAF國際公司的核心設備。我相信這個核心設備的獲取一定和中共的GBY計劃中的千人計劃有關。這篇報道隱瞞這個核心設備的來源而僅僅在外層安全防護系統和建築上披露信息就是製造一種假象，就是這個實驗室的防護系統是安全的，這種安全是為了實驗室的科研醫學實驗而準備的，P4實驗室就是為了人類健康，科學實驗，而掩蓋軍事用途的真相。換句話說是欺騙不懂科學的老百姓和無知政客的。但是正是這種表述給2020年的新冠病毒泄漏說打了臉。如果新冠病毒誕生在這裡，不可能發生泄漏，再次證明了這一結論。當然他們還要繼續對美國，對全世界宣布他們掌握了病毒武器的信息。 請看這一段：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全球部分地區肆虐。9月1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竺來到武漢督促P4實驗室建設，再看這一段2017年8月，經國家衛計委批准武漢P4實驗室獲得了從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實驗活動的資格 配合P4實驗室的建設，在江夏鄭店同時建有P3和P2實驗室,武漢病毒所於2003年在小洪山的園區也建成了P3實驗室，成為中科院第一個獲准能夠開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實驗的生物安全實驗室。 那麼我們來看看2017年8月，經國家衛計委批准武漢P4實驗室成為中科院第一獲准能夠開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資格是什麼？經國家衛計委批准武漢P4實驗室獲得了從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實驗活動的資格，可以從事埃博拉病毒、尼巴病毒、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又稱新疆出血熱病毒）等病毒培養，未經培養感染材料的操作以及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的小動物感染實驗操作。 就是我們在前文挖掘列表中所列的P4實驗室能夠開展的病毒研製活動，真正的最高級致病病原。這三段表述透出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埃博拉，埃博拉病毒的活體毒株就在武漢病毒所。而研製埃博拉級別病毒武器的P4實驗室已經準備好，就是說，不僅有冠狀病毒，（配套的P3實驗室和小洪山的P3實驗室就可以合成）還有埃博拉病毒，並且製作武器的場所已經準備好了。之所以列出“非洲的埃博拉病毒肆虐期間”這句話絕對不是無意，因為全世界的生物醫學專家都知道中國的科學家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全球部分地區肆虐期間在非洲的活躍程度，這其中就有中科院武漢病毒所和軍事醫學科學研究院，其中在埃博拉疫苗研究中做成傑出貢獻的就包括在2020年即將接管P4實驗室的陳薇少將以及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一切又是那麼神奇。所以陳竺的這次出場我們可以理解為告訴真正的敵人美國，我們不僅擁有冠狀病毒這種武器，而且還有埃博拉這種更高級別的武器，並且告訴所有要站隊的人，我們不僅擁有埃博拉病毒，我們還有埃博拉病毒的解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證書是P4實驗室研製生化武器的通行證，可以明目張胆地開展生化武器的研究，因為這一切的權利掌握在一黨執政的政府手中。 在和法國合作共建P4實驗室的表述中完成了綁架法國目的，當然法國只是提供了設計方案，政府因為安全的考慮並未深度參與。但是這並不是說法國沒有責任。因為很多核心的技術如果不能夠從美國竊取的話還是來源於法國，我們確信事實就是如此。在DT以前挖掘中曾經透露過一個神秘的基金組織，法中基金會。法國總統訪問P4實驗室曾經盛讚過這個基金會對於P4實驗室合作項目的貢獻，當然這種貢獻不是針對中方的。也就是說中共通過這個基金GBY法國獲取了大量的法國技術，而王健或許是核心執行者和知情者。由這個關係聯想到王健之死的時間點就會明白了，王健之死絕對不是搶錢那麼簡單，總參、國安、公安、外交部都參與王健之死的行動（根據文貴爆料），所以一定是和一個天大的秘密有關，想到這裡，文貴燒毀的那三份絕密文件內容是什麼可想而知了。 從自主研發獨立建造的炫耀性語言中不僅透露了更多的建設細節和技術來源，更主要的是傳遞一個信息，這就是P4實驗室就是軍事用途，處於國際監管之外。我們看下面的表述：2004年6月28日，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陳竺明確指示武漢病毒所：在此過程中要本着友好合作、內外有別、以我為主、實事求是的原則開展合作。 注意陳竺指示的原則：友好合作、內外有別、以我為主、實事求是，核心是內外有別，以為為主，這個原則是不能更改的，如果是一個真正從事科學研究的P4實驗室是不會出現這個不能更改的原則的。後面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這段表述：我國代表團在里昂同RTV 公司代表等就P4實驗室的設計建設合作框架及技術問題等進行異常艱苦的談判，終於說服了法方接受建議，亦即：必須按照中國的法律和法規，依據中法合作協議開展實驗室設計和建設方面的合作。武漢實驗室建設項目合作只涉及核心實驗室部分。在核心實驗室部分，為了使其設計更好地符合中國標準以及便於實驗室後期維護，法方公司不以總承包方式參與合作，由法方公司負責實驗室的概念設計，中國公司負責實驗室的深化設計，法國工程管理公司聯合中方監理公司對工程建設進行質量和進度控制，中國公司具體負責實驗室的建設，由作為業主的武漢病毒所進行協調等。P4實驗室建設涉及到敏感高技術，建設工作曾一度延遲。 簡單的說，就是法國公司負責概念設計，中國公司負責深化設計，建設由中國公司負責，法方完全被排除在外圍，做到了內外有別，主權在我。即使如此，涉及到敏感高技術，建設工作曾一度延遲。也就是說法方明白中方要做什麼，怕擔責任，所以猶豫。所以需要GBY的力量出現起到關鍵的作用，於是在2007年一切出現了轉機：2007年11月1日，時任法國外交部長庫什內訪華時，對武漢P4項目作了表態。2007年11月26日，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訪華，中法兩國簽署了關於預防和控制新發傳染病合作協議的補充聲明，強調“確保儘快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落實包括武漢P4實驗室在內的所有計劃項目”。2008年，法方交付了一份實驗室圖紙，2009年由中方的中元設計院提供了中方設計的圖紙。在設計過程中參照了里昂實驗室設計的主要概念，保證最高的安全程度。它由中方負責建造。 這種轉機是在薩科齊任法國總統後出現的，法方的貢獻僅僅是交付了一份實驗室圖紙而以，你相信嗎？或許這個答案死去的王健知道。所以P4實驗室徹底置於國際公約和和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監管之外的任務完成了，從此，它開動了馬力走上真正的建設之路。 不僅僅如此，還要告訴美國人戰略儲備：現在保藏的毒株種類有1400多種，保藏量6萬多株，除了埃博拉、新疆出血熱、冠狀病毒還有從法國引進的兩株寨卡病毒！它們都安靜地保存在P4實驗室里，也就是武漢病毒所微生物菌毒種資源與應用中心，它是目前亞洲最大的活體病毒保藏中心。而這個中心的管理者就是胡志紅，田波院士的學生，也是一個組織上的人。 結論：這篇文章就是一篇向美國宣戰的文章。這並不是DT在這裡危言聳聽，我們相信美國相關的人一定讀懂了，不然不會有後來的中美貿易協定，沒有在香港問題上美國政府的隱忍。我也相信，正直的美國人不會真正地害怕這種威脅，他們正在認真面對這種宣戰，這種從來沒有出現的新形式的生化戰爭，他們還需要確鑿的證據，還需要喚醒那些還在沉睡的美國人，需要一個時機，因為這件事就像文貴說的那樣，這件事太大了！ 所以現在應該理解美國政府所說的這是新的珍珠港事件的含義了，和這篇報道一樣，都隱含在文字裡。 最後我們再來回顧一下2015年1月31日，武漢P4實驗室舉行竣工揭牌儀式上，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的講話：“武漢P4實驗室的正式運行，標誌着我國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研究進入國際先進行列，顯示我國國家安全又一“護衛艦”的“遠航”，堪比我國“兩彈一星”於我國之戰略部署”，“國家安全護衛艦，堪比兩彈一星”，揭示了P4實驗室的真正作用和力量。 DT有機會一定去採訪這兩位記者，挖掘他們寫這篇鴻篇巨著的心路歷程，真心地希望他們不會因為這篇文章而腳疼死、下樓死等形式意外死亡。 以下，列出根據這篇報道的一些統計資料。
中國P4實驗室大事記（根據報道整理）
在上面我們已經揭開了陳竺、袁志明和胡志紅的真正面具並且確定童驍和王扶林是那個28個人中的兩個，那麼石正麗、王延軼、郭德銀、舒紅兵這些人和P4實驗室的關係是什麼呢？他們又是否能夠進入實驗室的地下部分呢。在揭開這個最終的秘密之前，我們先準備一些挖掘資料。
針對第一份資料，你是查不到任何資料的，因為都是軍方的保密單位。那麼我們就從二入手，來分析這兩個神秘的軍方組織303研究所 106研究所的可能構成。 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職人員，是指在軍民通用、非直接參與作戰且社會化保障不宜承擔的軍隊編制崗位從事管理工作和專業技術工作的非現役人員，是軍隊人員的組成部分。2017年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職人員條例，規範了文職人員的使用方法和職責。
簡單的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所有技術和準備都是由文職人員和國家指定的研究所或者單位完成的。從事研究的文職人員，一定是在解放軍的系統裡，是軍隊人員，例如陳薇少將，她就是一個典型的文職人員，她的工作單位是軍事醫學研究院，她的職務是軍事醫學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長，她因為是軍人，所以獲得少將軍銜，相當於政府中的正副部級。同時她還是博士（學位）博導（學術地位），研究員（技術職稱）中國工程院院士（學術榮譽）。所以從事學術科研的文職技術人員既有軍隊的管理體系又有科研單位實驗室的管理體系。在這一點上和普通的軍人是不同的。至於國家指定的研究所或者單位公司如果從事軍隊的科研工作，一定需要保密資質。或者說需要保密級別，當然不同的研究工作需要的保密級別是不同的。不僅如此，面對社會的科院院所（包括中科院的下屬研究所）包括公司在承接項目主要是一些開放項目時還有更嚴格的審查制度和規定，簡單說，就是你承接任務，只管幹活，別的別問，還得保密。在這份2018年度軍隊後勤開放研究科研項目諮詢問題回復的文件里就明確的說明了這一點。
項目的級別也是有規定的，依次分為“重大項目”、“重點項目”“面上項目”，級別越高對人員的要求越高。
在這個文件里列出了2019年度軍隊後勤開放研究科研項目的具體內容和經費等情況。 那麼中科院下屬的研究所是怎樣承接軍隊項目的呢？一般是指定項目，軍隊裡的項目就是他們在新聞報道中說的參與。如果是政府指定的項目，在新聞里叫承接。所以只要看看這個研究所的年報，就會知道這個研究所參與了多少軍隊項目，承接了多少政府項目。當然只是一般的情況。明白了軍隊項目和中科院系統研究所的關係就會知道，這些重大項目一般不會面向社會招標，一定是指派，也就是研究所參與，主導的是軍方，這是保密級別的要求。那麼軍隊領導不懂技術怎麼知道哪個研究所能夠做什麼任務呢？這個問題是關鍵，軍隊是歸中央軍委領導和指揮的，但是科研力量的主體是控制在中科院手中，而不是教育部，也不是科技部，理解了這一點就會明白江澤民為什麼當上軍委主席之後不僅任命路甬祥為中科院院長，而且先把江綿恆安排到中科院副院長的職位，隨後陳竺又從上海調至中科院任副院長主管生物醫學板塊的意義了。換句話說，中科院是中國軍隊的幾乎全部的科技實力。基於此白春禮繼任中科院院長，陳竺成為國家領導人，而江綿恆分管上海分院後創建上海科技大學校長偏於一隅而安全無事就可以理解了。那就是軍隊的科技實力始終掌握在江綿恆為代表的CCP集團手裡，誰也動不得。江綿恆就任中科院副院長以來，領導和主持了幾乎所有的和軍隊戰略相關的重大項目和重大工程，包括載人航天工程、北斗工程、登月工程、核應用開發工程包括高鐵項目。這些挖掘資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而且還在主導生物醫學板塊，只不過是一種更高的控制。中科院生物醫學板塊的負責人就是陳竺。 明白了這種關係非常重要，那麼我們先假設P4實驗室是一個重大的軍方項目，CCP會怎麼做？一定不會指派，因為這是一種更安全級別的項目，一定會採取另外一種方式，就是選派。所謂選派就是選定合適的人來指示完成項目，而不是直接指定一個研究所來完成任務。我們常說一個研究所里一個研究員被抽調去研究什麼，就是一種選派。 選派，一個是選派人，一個是選派單位。那麼好我們就來挖掘一下P4實驗室這個高度機密的項目是怎麼選派的。（以下為推測，如有偏差見諒） A 這一定是一個軍方絕密的項目，也就是沉船計劃的一部分，如果出現泄密，CCP會直接成為全世界的公敵，立刻玩兒完。所以一定是做好保密工作，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並且不能說，要研製生化武器，第二必須包裝隱藏好。 B 這個項目動用資金之巨大，牽扯麵之廣必須動用國家的整體力量來實施，所以必須要有充足的必要性讓13億民眾和國際社會相信是為了人民的福祉。 C 必須能夠欺騙過美國獲取到核心的技術。 這就是這個從2003年到2016年跨度13年的巨大工程P4實驗室的背後布局。 在這個布局下理解前幾篇文章的分析和結論就不驚奇了。 我們先來說說選人的選，首先要有選人的人，這個人一定是個這個領域頂級的科學家，當然不只是一個是組成一個小組，這個小組和軍隊的關係不重要，主要是兩個條件政治可靠、技術過硬。組成第一層次，就是選人的團隊。這個團隊裡都有誰？有三個院士：陳竺、田波、饒子和，為什麼是這三個人？因為這三個人技術過硬，符合條件，而且能打勝仗。饒子和、陳竺和江家的關係我們不用說了，田波不僅在病毒研究上是當時中國的泰斗級人物，而且從郭德銀的回憶表述中可以看到政治上是過硬的。“田波院士的青少年時期正值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親眼目睹了侵華日軍給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因此自幼就立志奮發讀書，科學報國。”田波院士的經歷表明他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就和錢學森等人當年回國主持研製核武器一樣，這位科學家有一顆強烈的愛國之心，如果國家提出研製一種武器保衛國家的安全準備十幾年後與美國之戰完成統一大業他應該是義不容辭的。所以田波是病毒研製方面的核心專家，而饒子和呢，他的工作應該是負責做解藥，前面的文章里說過，生物武器必須具有解藥，做到可防可控。至於陳竺，由於他在中科院的副院長地位，組織、人事、資金工作就由他出面吧，畢竟這項工作太危險，綿恆同志不好出面。有了這三個人，選人的工作可以開始了，選單位的工作也可以開始，至於理由嗎，先弄個“知識創新工程”“生物大平台計劃”啟動，國家資金投入問題，製造一個理由，這個理由一定和研究對象相關，於是“SARS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時機成熟了，開始啟動吧。 於是，在病毒製造團隊，田波老師選出了他的學生郭德銀、吳建國，舒紅兵是不是他推薦的不清楚，但是他對舒紅兵的關愛是看的到的。也推薦了高福。簡單地說，這四個人都是在SARS之後回國的，並且各司其職，組建了一個“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和武漢病毒研究所一起開始為P4實驗室的建成做前期準備工作。 可以說，選擇武漢病毒研究所作為P4實驗室的承建單位和落戶地址也是田波院士推薦的。因為他和病毒學以及病毒研究所的深厚關係，當然也是當時的最佳選擇。高福因為研究方向的問題去了中科院的微生物所，或許有其他原因。 於是陳竺作為中科院副院長執掌的中科院生物醫學板塊在SARS之一以“知識創新工程”緊緊圍繞“生物大平台計劃”完成了一場整合和集結，一個是研製病毒團隊（包括病毒的採集、研究、實驗各個環節）、一個是解藥研製團隊，一個是製藥研製團隊（不能放過利用病毒發財的機會）當然這次集結和整合少不了軍隊的單位因為最終要交給他們。所以從前文中“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武漢P3實驗室）學術委員會的名單中可以看出這種布局，因為他們的研究是相關關聯的。所以解放軍的軍事醫學研究院和301醫院等單位出現在那個名單中並不奇怪了。 後面的故事就不會出現疑問了，因為真相已經揭開，一切順理成章。 所以石正麗和動物所找到病毒的天然宿主一定是一個關鍵的一環，那就是如果不能證明將來的生化武器病毒來自自然，他們研製開發以及使用生化武器的事實就會坐實了。他們欣喜的是，石正麗同志冒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險光榮完成了任務。 所以，郭德銀、舒紅兵、高福這些人是第二層，而石正麗和胡志紅這些人是第三層。 王延軼呢，王延軼能夠作為田波院士的學生，是組織的決定，和她特招上北大生物系一樣，和她愛慕嫁個自己的老師舒紅兵成為第三任（據說）妻子並追隨到美國又追隨到武漢一樣都是組織的決定。因為她是組織絕對相信的人不僅要照顧舒紅兵的生活，輔助他的實驗，還要執掌武漢病毒研究所。至於王延軼是不是王岐山和高燕燕的私生女，我不知道，因為那麼多神奇的故事都發生了，再多一個故事也不奇怪了。 武漢這三層選人和選單位的故事講完了，每個人的面具都該揭開了，那麼最後一個問題。文貴爆料的兩個負責研製的神秘軍方組織303研究所 106研究所是什麼，是兩個組織代號，這個代號可能從布局的開始就已經有了，只有在P4實驗室建成之後，這兩個研究所才真正存在或者出現。因為接管P4實驗室是他們，他們是P4實驗室的展控者。當然這與DT所說的最後接管P4實驗室的是陳薇少將的單位軍事醫學研究院並不衝突，就是說這兩個研究所的組成主體一定是軍方的單位，一定是自始至終參與病毒武器研究的，組成的核心一定是自始至終負責病毒毒株採集和相關工作的軍醫研究院，並且那個沒有建成的P4實驗室就是為他們準備，只所以終止沒有建成是因為如果中國軍方建立一個P4實驗室會引起美國的警覺所以必須掩蓋起來，採用一種新的方式。建成後軍醫研究院和其他軍隊單位將變成一個代號，也只能是個代號，因為這是絕密的軍事任務。那麼武漢病毒研究所鄭店實驗室的那28個人是否能夠進入P4實驗室呢，回答是不能，因為他們是第四層，約束他們的是嚴格的保密條例和政治教育，他們需要在地上，守護那個300平米的P3實驗室，進行病毒的研究工作，供一些領導參觀，供記者拍照，除了已經閉嘴的科學家又有誰能夠分清那個到底是P3還是4P呢。而真正的P4實驗室則隱藏在地下，它的真正目的是生產和組裝病毒武器，然後交付給傳播團隊，做到“可防可控”的定向攻擊，當然也會在這裡研製更高級別的病毒武器。 那麼原來那些核心的高層次的人員能夠進入地下實驗室嗎？很簡單，所有參與絕密計劃的人都會具有兩個身份，一個是公開的，一個是軍方的，因為士兵不可能做實驗，必須是文職人員。這些做研究的科學家們是看你的價值，需要不需要給你。理解了這一點，文貴爆料中說到國安軍委系統給他頒發立功獎勵就不奇怪了，記住立功獎勵一定是頒發給軍隊、武警和國保、公安這個體系中的人，就像馬雲、任正非一樣，他們一定是組織上的人。所以如果組織上需要，你就能進入地下，如果不需要你就不能進入。 無論如何，DT還是要在這裡向田波這樣的老科學家表示敬意，在郭德銀的追憶文章中，我們得知這位老科學家淡薄名利，竭心盡力，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黨國的病毒事業，或許他在離世前的那一刻已經知道他追求一生的國家榮譽只是一個謊言，他已生無可戀，因為所研製和試圖控制的冠狀病毒已經被魔鬼釋放出來，或許他的死只是編織的另外一個謊言，斯人已逝，真相只有他的學生郭德銀知道。 2020年 4月12日晚，來自15個國家的藝術家在上海、紐約、武漢三地線上共同演繹了譚盾作曲的《武漢十二鑼》，來緬懷在這場因冠狀病毒而引起的瘟疫中逝去的人。武漢的十二鑼已經敲響，那麼這篇文章就叫《武漢十二鑼》吧。 P4實驗室的故事還有很多，先講到這裡。 請聽下文分解。
新聞出處：西陸網綜合 作者：木蘭花令 2017-01-05 14:11:16 【西陸網綜合】遺傳工程武器（genetic engineering weapon）又簡稱基因武器，是即為透過分子遺傳學以及合成生物學的技術，以重組DNA的方式將基因混合以及結合的方式製造的生物武器。 基因混合的方式例如蘇聯於1970年代在俄屬中亞鹹海附近的“復興島”（Vozrozhdeniye）成功地將“鼠疫”與“天花”結合在一起，亦即如果患者感染這種“Plague-pox”就會先出現鼠疫的症狀。 例如全身淋巴腺發炎、紅腫、壓痛且可能流膿，也會有發燒現象。在感染後3—8天會出現倦怠感、寒顫、發燒等現象。 但是鼠疫發病後期就會出現天花的症狀，例如膿泡。膿泡出現後，會因為皮下出血而導致皮膚變黑，患者多數會因此死於內臟出血、感染其他併發症、或是多重器官衰竭。 這種生物武器的可怕在於鼠疫與天花均為潛伏期長的重大流行疾病，亦即帶原者發病前已經造成大規模的傳染與散布，其後發病時，病患的唾液與分泌物又會再一次造成大規模的傳播。 目前此疫病並無疫苗可資對抗，亦無藥物可以治療；更令人毛骨悚然者，即為自1990年代蘇聯垮台後，軍方各單位均因經費大幅衰減而出現人員逃役，武器遺失等重大管理缺陷與疏失，此病毒株與技術資料亦然。 而近日，據英國媒體日前報道，以色列科學家正在全力破譯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基因差異，以研製只攻擊阿拉伯人的“基因炸彈”。 英國生物學家斷言，基因武器近年即將問世。20克超級基因武器就足以使60億地球人死亡。目前，多個國家正在研製基因武器。 基因武器可稱為第三代生物戰劑，可分為三類：致病或抗藥的微生物、攻擊人類的“動物兵”，以及種族基因武器。與核武器、化學武器相比，基因武器的威力更大，並有以下特點： 一是成本低，殺傷力強，持續時間長。據測算，如果建造一個核武器庫需耗資50億美元，而要建造一個基因武器庫，僅需要5000萬美元，兩者對人的殺傷力旗鼓相當，有時基因武器的殺傷效果甚至還大於核武器。 比如，將超級出血熱菌的基因武器投入敵方水系，能使整個流域的居民全部喪生。有消息稱，某國拼接出一種劇毒的“熱毒素”基因毒劑，僅用萬分之一毫克，就能毒死100隻貓。倘用其20克，就足以使全球60億人死於一旦。 二是使用方法簡便，施放手段多樣。基因武器是經過特殊處理，重組之後的細菌、病毒和致病基因組成的多種微生物，可以做成氣體、液體、顆粒等，用人工、普通火炮、飛機、艦船、氣球或導彈等多種工具進行投放。 三是保密性強，難防難治。只有製造者才知道致病基因的遺傳密碼，別人很難在短時間內破密或控制它。 此外，由於基因武器的殺傷作用過程是在秘密中進行的，就如同空氣中的塵埃鑽入人體內一樣，在毫無感覺的情況下給人以致命打擊。所以，基因武器一般不易被發現從而有效地進行防護，一旦感受到它的傷害，則為時已晚。 四是傷人不壞物，作戰費效比低。比起原子武器，“經濟性”也更好，基因武器所具備的其他武器不可比擬的特性，會對未來戰爭產生深刻的影響。首先，戰爭概念將發生變化。 敵對雙方不再僅依靠使用大規模“硬殺傷”武器，進行流血拼殺來摧毀一支軍隊或一座城市，而是有可能在戰爭前就致使對方喪失戰鬥力，不費一槍一炮就征服對方。 其次，將出現新型的軍隊組織結構形式。前線與後方的人員比例將形成“前輕後重”，戰鬥部隊將大為減少，擁有基因武器的小部隊，需要更多的後勤保障和救護部隊。 再次，心理戰作用會更加突出。基因武器具有比原子武器和化學武器更強大的威懾力，甚至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最後，戰爭的進展將變得更加難以掌控。 由於基因具有分別物種的功能，儘管靈長目人科黑猩猩屬（Pan）與人屬（Homo）在基因上有極大相同之處（黑猩猩的染色體除了第22對和額外的一對，其他的都與人相近）。 但是經過DNA定序之後，基因武器即可以定序後的基因碼，排除各物種之間的基因差異，然後針對特定族群進行攻擊導致發病，或者降低一定的免疫力以致於容易死於輕微的生物感染。 另外終極基因武器還可改變策略，利用遺傳學中的種系發生學及遺傳系譜學改變被攻擊對象的基因，以致於被攻擊的對象出現絕育或產生嚴重缺陷的後代子嗣。 英國生物學家甚至斷言，基因武器的問世不會晚於2020年。為此，他們向全球發出強烈呼籲，各國政府有必要採取緊急措施，以制止基因武器的研製與擴散。人類千萬不能打開基因武器這隻“潘多拉匣子”，基因武器一旦問世，人類將面臨巨大的災難。 對此，作為物學家的霍金也曾發出嚴重警告，假如人類真的發明製造出基因武器，那無疑是給通向人類滅亡的路上又添加了一塊兒磚。核武器已經夠恐怖的了，人類應該停止為研究殺死自己的武器而投入更大的精力的行為。 http://www.xilu.com/jsdt/20170105/1000010000975557.html
著名軍事病毒醫學專家徐德忠是全國著名流行病學專家，曾任衛生部非典疫情分析專家組組長。 徐德忠領導的課題組撰寫的著作和論文，國際上首次闡明了非典病毒的起源，並以多種學術證據判明：自然界根本不存在其直接祖先和貯存宿主，其也早已於流行後不久在自然界和人群中消失，直到今天以人為改造後明顯不同形態，選擇春運特殊時機和全國交通重地武漢突然爆發。某些病毒學家發現的雲南蝙蝠身上的病毒，同非典病毒只有96%的相似度，不會導致人生病，倘若沒有國際上公認存在的對動物基因的人為改造技術，上萬年也無法演化為非典病毒。最重要原因是：以“非尋常進化”方式，很可能是“非自然”地引人人群的，故不能遵循正常的流行規律。將動物病毒改造成人類病毒的方法（如基因改造技術）成熟與否，現在已經是國際公認和毫無疑義的。 徐德忠領導課題組的研究成果還發現，非典病毒流行中還有明顯、快速的反常逆向進化，即明顯喪失在人體傳播中出現的適應性基因進化特徵，迅速返回到傳播最初的原始基因樣本狀態，這說明後來不斷發病人群身上的病毒，很可能來自多次投放原始狀態的病毒，這不符合傳染病流行規律，但符合生物戰爭中反覆攻擊確保效果的特徵。 非典和武漢疫情的早期，都存在多地點的無聯繫的多人發病，而且早期病人症狀較輕，後來突然出現爆發性惡性擴散。這也不符合傳染病流行規律，卻符合生物作戰的特點，一開始投放病毒劑量太大容易引起高度警惕阻止傳播，需要反覆調整投放劑量，讓病毒隱蔽擴散一階段後再突然加大攻擊投放劑量，因此，新投放病毒才會呈現出迅速、明顯返回到病毒原始狀態的特徵，完全違反了傳染病的病毒進化規律。 這意味着中國應該高度警惕有人可能在特定時機、地點，採取反覆多次的隱蔽方式進行多次生物戰爭攻擊，應該把防範這種風險納入國家安全系統、衛生防疫系統、醫療系統、各級政府公共安全系統。 軍事病毒學家具備研究病毒特殊特點的意識、知識和科研環境，一般病毒學家缺乏意識、能力考察複雜的人為因素，擔心被指責陰謀論評不了職稱，只能用研究比較簡單的野生動物，單純依據一般病毒學家的結論，容易誤導決策、輿論，必須高度重視軍事醫學專家，才能抵禦人為反覆投放病毒的生物戰爭攻擊，否則難以避免帶來巨大社會經濟代價的疫情災難反覆發生。
作者郭繼偉是解放軍第三軍醫大學教授、主任醫師兼博士研究生導師，軍銜陸軍大校。郭繼偉的職業是醫生，但他顯然對軍事理論也頗有興趣。2008年，郭繼偉在《世界軍事》11月號發表了一篇科幻式的文章，題為 “‘制生權’時代：這裡的戰場靜悄悄”。他在文章開頭寫道：“尖端生物技術和傳統武器的結合，是未來戰爭的一大發展趨勢。生物科技運用於軍事鬥爭，將在諸多方面催生創新性的突破，乃至徹底顛覆現行戰爭觀念。” 兩年後，郭繼偉出版了《制生權戰爭——新時代的軍事戰略重構》這本書，並且提出了“制生權戰爭”這個概念。制生權戰爭的提出受到“超限戰”概念的啟發。超限戰的概念是喬良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提出的。1955年出生於軍人家庭的喬良是中國大陸的軍事理論家，國防大學教授，國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解放軍空軍少將。 喬良為郭繼偉的制生權戰爭一書作序，十分推崇這本書的思路和對未來戰爭的預測。這是一群中國大陸軍界的後起之秀對人類戰爭態勢的討論，這些少壯鷹派將支配中國軍隊和軍事戰略。 喬良在序言中欣賞郭繼衛提出的論斷：“老戰爭死了”。也就是說，人類戰爭至今為止的原有方式已經過時了，而未來戰爭將以全新的技術和戰略出現。這種新舊交替將靜悄悄地廢除原有的先進與落後之分，在戰爭爆發的時候，一夜之間改變強弱態勢，原有的強者變得被動，原有的弱者後來居上而不可戰勝。而這一切，並不一定要在“老戰爭“天崩地裂的炮火中進行，而是包括生物科技、資訊、網絡、輿論等諸多方面的博弈對決，是一場“靜悄悄的戰爭”。
這一新戰爭概念的破土，就是“超限戰”，而“制生權戰爭” 是對超限戰思想的深入細化。 所謂“制生權”，即“生物科技領域控制權”。“制生權戰爭” （Biotechnology Supremacy）是和“資訊戰”（Information Supremacy）平行而提出的，“在未來軍事行動與武力威懾中，在一定 時間內對一生命微觀空間為結構基礎的軍事生物科技運用的優勢控制 權”，包括各種生物科技攻防手段的有效使用，對軍事人員生命力的 監視、維護與增強，對己方人員生存品質的保障和戰場生態的保護。 這些說法聽起來有點抽象和玄奧，說得簡單一點就是要全方位的利用 生化武器，為此，必須在生物化學和生化工程技術方面占據優勢， 開發和掌握先進技術，在戰爭中打擊和制裁敵方，保護自己。 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樣的未來戰爭還只是在科幻小說和電影裡， 可是中國大陸的最高層和軍方少壯派已經思考、討論了十幾年，他們 在做準備。郭繼衛為本文開始時的某航母作戰群軍醫道克特設想了兩國 爆發戰爭的經歷。由於敵方猝不及防，“實驗室高傳染性病毒外泄， 一場現代瘟疫在大片地區蔓延，所到之處工農業生產及生活秩序受到 巨大破壞”，雙方國土都未能倖免這場瘟疫。
（ 湯森路透 ） 十年前該書出版時，這一描述可謂純屬科學幻想。然而，當下放眼全球，從中國科學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即現在已經聞名於世的武漢P4實驗室所在地發生的“武漢肺炎”（新冠病毒）在短短幾個月內蔓延到全球幾乎所有國家，歐美所有國家都不得不宣布封城封國，每天都有幾千人死亡，經濟停擺，學校關閉……上面的這種預測描寫，聽起來是不是不再是科學幻想了？而且，病毒來襲之時，歐美各國驚覺自家倉庫里居然沒有足夠的個人防護用品，美國總統川普不得不啟動1950年為韓戰而制定的《國防生產法》，動用戰時權力，緊急擴大口罩、呼吸機的生產，才能保障全國醫護人員的供應。美國人民也只是在緊急情況下，才知道本國的醫藥產能幾乎已經全部轉移到了中國。也就是說，在過去若干年裡，中國在靜悄悄地謀求“制生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成功。 郭繼偉最後的結論是，如果你沒有為此而做好準備，那麼，一旦你被捲入未來戰爭，你就只能投降。
於是，沒有做好準備的一方不得不放棄抵抗，其最高軍事 指揮官說：“儘管我們建設了無可匹敵的熱兵器力量，但是 由於在制生權關鍵領域的缺陷，所以給我們的選項只有一個： 結束戰爭！” 如果你仍然覺得這仍然只是一種預測，那麼，請讀今天的新聞： 2020年4月13日，美國核動力航空母艦羅斯福號感染新冠病毒 的官兵中，出現了第一例死亡。該艦之前已發現超過500名官兵 感染武漢肺炎病毒，艦長因寫信求助而被免職，之後他本人也 檢測出感染了病毒。該艦將有多少人確診感染或發病死亡， 暫時還不可知。
http://blog.creaders.net/u/8994/202005/374377.html
http://blog.creaders.net/u/8994/202005/3748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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