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凸鏡DOC 微電影研究
上海導演、作家彭小蓮和香港紀錄片導演魏時煜，曾用三年多採訪拍攝了當時在世的所有收到胡風案直接影像的作家，之後兩人又用了三年時間完成了《紅日風暴》的製作。彭小蓮導演不幸於2019年6月因病去世，在她離世一周年之際，著名詩人、翻譯家綠原的女兒，隨筆作者若琴女士撰文，回憶了彭小蓮和魏時煜前後拍攝過程的點滴。
2003年11月小蓮（右）、小魏（中）、小松（左）
第一次見到彭小蓮是在2003年，當時她來北京採訪1955年所謂的“胡風分子”。來之前，上海古典文學專家何滿子先生寫信囑託我父親好生接待。何老伯和我父親綠原當年都捲入了“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中。其實何老伯就是不打招呼，家裡人也照樣會熱心接待小蓮的，因為，她的父親彭柏山是魯迅先生的學生，也是“胡風集團”案件中最悲慘的受害人之一。小蓮進門不久，從包中拿出一本書遞給父親，暗紅的封面中印着粗黑的字體《他們的歲月》，扉頁上有幾行硬朗的手書字跡：“綠原叔叔惠存 彭小蓮 2003.7.26”。這是她為自己父母撰寫的一部書，記述了兩位革命志士艱難曲折的一生。我和小蓮不是同齡人，1955年案發時，我已是記事的小學生，而她還是不諳世事的幼童，而此時，這位小妹妹卻挑起了拍攝記錄胡風一案的大梁，這讓人不能不對她刮目相看。文革結束後，有機會接觸到幾位與父親同案的前輩人的子女，因多年社會政治空氣的影響，這些二代同輩一般都較謹言慎行，不很活躍，但彭小蓮似乎不屬於這一般之中，她不認生、不沉默，說話直來直去，精緻的臉上總呈現着豐富的表情，說到不開心的話題，國罵一下子就能蹦出來。不過她也有小女孩不好意思的時候，那天母親做好了午飯，招呼她吃飯，她睜大了眼睛問道：“第一次來就吃飯呀？”我笑道：“是啊，你又不是外人！”隨即拉她桌旁就坐。小蓮和父親兩人談到許多涉案人，特別是路翎叔叔，對他的早逝感到深深的遺憾。父親一直認為，如果早年那個才氣逼人的路翎還活着，由他講述“胡風集團”案的故事一定特別生動。記下許多人的電話地址後，小蓮下樓去了牛漢先生家，牛漢和父親同單位，是詩人也曾是“胡風分子”。那天小蓮離去時，我把她送上了公共汽車。不到一個月，小蓮帶着小魏，攜着“長槍短炮”來了。小魏這位比小蓮更顯年輕的紀錄片工作者，大名叫魏時煜，是個在西安長大的“海歸”博士，當時已經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她們先後採訪過父親兩次。第一次談胡風案件及個人遭遇；第二次談路翎和曾卓的情況，因為兩位老朋友都不在了，需要他人幫助補充材料。第一次採訪是小蓮與父親對談，她很會提問題，所以父親談得也很順暢。父親那次談到胡風先生1942年在桂林出版了一套《七月詩叢》，剛剛從監獄裡出來的馮雪峰先生看到這套叢書時，說這是“沙漠上的一塊綠洲”。那時七月詩人在詩壇上是立足於抗戰前線的。因錯過登記時間，《七月》不能續辦，再次辦證須拿保證金，胡風沒有錢就反映給周恩來，結果是周恩來拿出了一筆錢給胡風申辦的《希望》雜誌。父親說這是有案可查的歷史。40年代後期，胡風被一些人置於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對立面，儘管他寫了很多進步文章，發現了很多文學新人，很多新人寫的文章也都是歌頌進步與革命的，特別是詩人們，但都不能解決問題。解放後，胡風還寫了很長的頌詩《時間開始了》，詩是不能造假的，胡風的詩就更不能，他是在真心地歌頌毛澤東。關於胡風的《三十萬言》，知道的人很多，知道胡風在給中央寫報告。寫了之後看的人倒不多，就只是北京的幾個人，但報告從頭到尾都是他自己的東西，沒有別人的。解放後，阿壟、路翎受到的批判讓人莫名其妙，作品寫一篇被批一篇，象是成心不讓人講話，根本不是同志式的態度。父親認為，胡風提出的“主觀戰鬥精神”，是針對抗戰中期，40、41、42 那幾年的，國統區的進步文藝界，顯得很疲塌，抗戰初期的熱情消退了，盡寫一些情愛、悲觀啊，走着下坡路，缺乏昂揚的精神。胡風認為這是主觀精神的衰退。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胡風被有組織地批判為“反馬克思主義思想”，不過後來逮捕他，就不是因為“反馬克思主義思想”了，而是因為他培養過的青年才俊舒蕪拿出的胡風解放前寫給他的私信，被當成了“反革命”的證據。私信中的話，被提高到“反黨﹑反共﹑反人民”的高度，當局要查證認識同情胡風的一些人是不是國民黨派來的。查到後來，沒有一個人是國民黨派來的。胡風本人不是，綠原也不是，綠原根本就沒像《人民日報》上聲稱的去過什麼“中美合作所”、也沒有參加過共產黨之外的任何黨派。1955年5月政治審查開始後，半年左右公安部就查清了。後來歷史評定，胡風的文藝思想超前，和當時的主流不協調，一些其他的因素使得文藝觀念上的分歧變成了政治問題。有人為案件留個影像資料，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角度看，父親認為是必要的。第二次採訪是在2006年，這次是小魏挑頭，帶來了八零後的小董。小蓮另有工作，沒有來。父親這次回憶了在安福胡同單身監禁時期與路翎監室相鄰的情況，以及摯友曾卓在自己沒平反之前，就去芳草地一家一家地尋找路翎，終於將他從茫茫人海中“打撈出”的經過。第三次，小董掃描走了家中找出來的關於涉案朋友的照片。紀錄片前後拍了好幾年。2007年年底，小蓮邀我去謝韜先生家看《紅日風暴》的樣片，謝韜先生也是1955年的涉案人，記得同時觀看樣片的還有朱正先生。樣片看完已很晚，謝韜的女兒謝小玲將我們送出很遠直到車站。後來我認真回顧了樣片，對細節提出了幾條修改意見，例如樣片中說，1959年謝韜、綠原等“骨幹分子”到了秦城監獄，我提出應改為1960年。小蓮很認真地解釋說，是你父親自己說的。我說，他們年紀大了，細節有時記得不會那麼準確。這個小問題，後來和小魏我也提到過，理由很簡單：秦城監獄1960年才開始接受“犯人”，所以不可能59年就進去。2009年《紅日風暴》出版發行後，小魏專程把做好的書和DVD送到北京來。這之後斷斷續續的事情，許多由小魏在其中聯繫着。小蓮曾邀我去電影資料館看影片，而我作為家中長女，每天有許多必須做的事情，不是隨時走得開的，就未能踏入小蓮的電影世界。不過時不時我們還會溝通一些信息，如香港衛視拍過兩次“胡風集團”案的節目，其中一次編導還採訪到舒蕪，可惜他仍然沒有講出什麼實質性的內容。我在電話中告訴小蓮這個信息，她信心滿滿地說：我們的資料是最豐富的，《紅日風暴》的發行不會受到任何影響。在《隨筆》雜誌上常常能看到小蓮的文章，我和母親都是她熱心的讀者，父親未能參與閱讀，他於2009年遠行了。去年6月間，突然聽到小蓮辭世的消息，開始很詫異，因為事前沒有聽到過她生病的消息，隨着信息的確定，一股難以名狀的憤懣滲出來：老天真不厚道，怎麼就容不下一個歷經磨難的女孩呢？由小蓮我想到了另一位女孩——魯萌，人們習慣稱她“萌萌”。她是詩人曾卓老伯與前夫人魯開先的長女，花容月貌，人見人愛，也是詩人。萌萌也曾設想將她父親牽涉之中的“胡風集團”案件記述下來，她也是能走入前“胡風分子”家中且會被歡迎的一位二代子女。由於種種原因，她沒有做成這樁事，萌萌後來走入了哲學領域，成為了一名哲學教授。不幸的是，2006年因肺癌去世了，才五十多嵗。以文字形式首次相對完整地記錄“胡風集團”案件的，是賈植芳先生的學生李輝。之後胡案最年輕的涉案人林希（侯紅鵝）先生也寫了一本《白色花劫》。我曾不自覺地琢磨過，為什麼小蓮能完成萌萌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情？外部原因想來有這樣幾個：一、小蓮手頭有攝影專業及其工具；二、她長於上海，上海是胡案重鎮，有一批涉案老人，他們的人生經歷及歷史觀點就是豐富的攝影資源；三、小蓮有一位忠實的朋友小魏，她幫她完成了許多重要的工作。而內部原因，我認為就是小蓮在燃燒自己的生命。拍《紅日風暴》並不是她心悅的題材，該題材與她父母的人生經歷密切相關，當她直面這起案件時，她父母當年經受的政治壓力會同時加在她身上，她會感到內心在流血，生命在流逝。為什麼她會英年早逝呢？我以為這與她的人生經歷不無關係。當我重讀《他們的歲月》這本書時，感到深深的難過。她參加和指揮了淮海戰役的父親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她任職過新四軍記者的母親多年來的困境、絕境及焦慮不安，都會長久地刺痛小蓮那顆敏感的心靈。當她決定拍攝《紅日風暴》時，就要以全部的力量去面對歷史，面對她從小與父母一起度過的那些沉重的、沒有安全感的恐懼日子。乳腺的疾病與情志有關，當人的肝氣鬱結，無法排遣時，癌症就冒頭了。當《紅日風暴》完成時，作為女兒，小蓮可以告慰父母：她完成了他們想做而無法去做的事業；作為社會一份子，她直面並記錄了歷史。魯迅先生說過：真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小蓮正是這樣的勇士。小魏去上海幫助安排小蓮的告別會時，我發去一副輓聯：“天妒英才崑崙去，蓮浮暗香世間來”。願這位非凡的小妹，在擺脫塵世種種限制後，成為宇宙間真正自由的精靈。在小蓮去世周年之際，以此小文聊表紀念。小蓮的朋友小魏在2003至2006年之間，和她一起訪問了26位受胡風案牽連的詩人、作家，以及14位已經去世的前“胡風分子”的親友，在2009年完成了紀錄片《紅日風暴》。此時小蓮已經抑鬱，不能再做下去；但對小魏來說，歷史的大門才剛剛開啟。在2007-2010年間，小魏繼續尋訪案件中主動和被動的批判者，包括很多經歷了延安整風的老人，共訪問了44位，邀請他們講述分享對胡風案的親歷和看法。當小魏和小蓮談起她後一半的訪問時，小蓮調侃地說：“這些事我都不知道！你真的被我拉下水啦！”之後，小魏用了數年時光，將超過一千萬字的訪談稿整理成書，把人脈、文脈一起納入，寫成八百多頁的大書《胡風：詩人理想與政治風暴》。其中，包含了84位受訪人。書中沒有孤立地敘事，議論也非一家之言。如此豐富的歷史材料及十分開闊的人文視野，努力將事件還原回歷史之中，是需要作者做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的。該書目前是資料最豐富、最完整的“胡風集團”案件的歷史記錄。
小魏是胡風事件發生十多年後出生的，能完成這樣一本書，令人驚訝。沒有對歷史的敬畏，沒有對社會強烈的責任心，是絕對編寫不出這樣厚重的歷史著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