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25日，孫中山在廣州以“護法”之名組織成立中華民國廣州軍政府，就任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中國產生了南北對峙的兩個政府。

孫中山、段祺瑞這對仇敵有一個共同點，都強烈主張武力統一中國，廣州軍政府成立後，二人先後下達了對對方的通緝令、討伐令。

1917年10月6日，南北戰爭（即護法戰爭）在湖南打響。

參加南方護法的武裝有：與孫中山合作的桂（陸榮廷為首）、滇（唐繼堯為首）兩系軍隊（包括滇桂系在省外如廣東的軍隊）；同盟會員，如湖南程潛、、四川熊克武領導的軍隊；貴州劉顯世的軍隊；還有程璧光統率的部分原北洋海軍。護法戰爭初期，護法軍控制的地區包括滇、桂、粵、黔四省，以及湖南南部和四川的部分地區。

護法戰爭初期形勢圖-1。圖中有一個小錯誤：海南島當時由親段祺瑞的原廣東督軍龍濟光占領。

護法戰爭初期形勢圖-2。此圖也有一些錯誤，如護法戰爭開啟前，馮國璋已赴北京就任大總統，李純由江西督軍調任江蘇督軍，陳光遠則入替江西督軍。

交戰雙方軍力比較，北方遠勝南方；然而，戰局並未出現一邊倒的勢頭，北方也並未取得速勝。

北方最大的問題來自內部。許多北洋將領心理上，不希望中國再出現一個如袁世凱那樣的強者，他們希望自己有更大的自主權，主動權，比較弱勢的中央對他們更有利。所以，當南方的威脅變大，或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心時，他們才會努力反擊一下；但他們沒有多大動力乘勝追擊，一鼓作氣，消滅南方，實現國家的統一。缺乏遠見和危機意識，是他們的普遍問題。在戰爭中，北洋將領經常出工不出力；將領們會一邊作戰一邊和中央談條件；抗命不遵，擅自罷戰的情況時有發生，有將領甚至在戰局膠着時突然從前線撤軍，致使友軍被重創；在孫文心中，北洋勢力是要消滅的對象，而許多北洋將領卻期待與孫文合作，有人還視另立政府，分裂國家，發動叛亂，不奪權到手誓不甘休的的孫文為正義者，而將欲平復叛亂的國務總理段祺瑞視為窮兵黷武者。

不僅地方將領和中央不齊心，連中央的兩個首腦也是兩條心。大總統馮國璋，力主“和平統一”。然而，“和平統一”和“武力統一”，只能有一個成功，如果段總理的“武力統一”成功了，那麼馮大總統自己的“和平統一”也就無疾而終了。對段內閣武力統一之舉，馮國璋不只是見機拆台、使絆子，馮還專門派人破壞已方的作戰、已方的進軍，並與孫中山及其它南方軍閥，也暗通款曲，協調行動。身為大總統的馮國璋，眼界狹小，目光短淺，偏好卑鄙、下作的手段，胸無北洋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這是非常可悲的。北洋分裂的最早責任人，不是段祺瑞，不是曹錕、吳佩孚，而是馮國璋。

北方不團結的原因還有兩個：北洋是一個組織渙散的系統，北洋是一個已被嚴重滲透的群體。相比之下，效忠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1919年10月份改組為國民黨），以及早年以孫為領袖的同盟會，都是嚴密得多的組織；到護法戰爭時，這兩大組織或明或暗的成員遍布全國，已深入滲透、廣泛分布於北洋軍政界內，他們中許多人身為北洋高層的部屬和幕僚，這些人在中國知識分子和留洋人員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對北洋政府和北洋將領影響巨大。通過這些人，孫中山不僅有能力對北洋政局加以某種程度的干預，還能屢屢成功地從內部分化、瓦解他的敵人，不戰而勝。

戰爭是災難，也是英雄豪傑表演的舞台。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17年，李大釗就開始在頂級軍閥、政界人物間遊走、周旋，開始了他非凡的政治表演；三年後，不晚於1920年10月，李大釗已成為蘇俄與中國軍政人物接觸的中間人（詳見後文）。李大釗絕對是民國最傑出的縱橫家，他對政治介入之深，對中國政局影響之大，遠遠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我相信，在本文之前，沒有人知道，1917年底，李大釗在一次南京之行中，成功影響了中國政局--改變了護法戰爭的走向。

1917年10月21日，李大釗自上海赴南京再度拜會江蘇督軍李純（8月下旬，李大釗已去過一次南京）。李純是時任大總統馮國璋的第一心腹，長江三督（另二人是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北督軍王占元，都是馮國璋心腹）之一。二李會面的介紹人是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也叫北洋法政學堂）的同學，時為李純幕僚的白堅武。

對二李之會，《白堅武日記》記載，李赴南京，“系代表某君有所接洽。”

白堅武應該知道某君是誰，但他卻在自己的日記中把此人名字隱去了。某君到底是誰？李大釗當時在為誰工作？解開《白堅武日記》隱藏的秘密，並不是很難，這個人是--孫洪伊。

孫洪伊又是誰？此人是李大釗留學日本的資助人之一，曾先後任段祺瑞內閣的教育總長、內務總長。不過，孫洪伊不是段祺瑞的人，孫洪伊是中華革命黨（要按手印，宣誓效忠孫中山的黨）的重要成員，是孫中山派到北京政府的內線。1917年8月底，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後，孫洪伊被任命為軍政府內務總長。

也就是說，李大釗是護法軍政府內務總長孫洪伊派來的，來南京的目的是什麼？自然是代表護法軍政府和直系談合作。合作什麼？我們把目光轉向李純的老大馮國璋。

二李南京會談期間，馮國璋派女婿陳之驥拿着馮的密令和一筆巨款去了湖南，陳在湖南前線見了兩個人：北軍湘南總司令王汝賢（北洋第8師師長）、副司令范國璋（北洋第20師師長）。陳要這兩個人辦什麼事？一會就會揭曉。

有資料說，李大釗去南京是和李純商談赴日考察事宜。實在可笑，赴日考察這種事，和白堅武談就行了，還用得着和李純談？李純是閒得蛋疼，還是想和李大釗搞基？一個早稻田大學的退學生，一個29歲的待業青年，在一省督軍那裡呆了整整20天，是在商談赴日考察？直到離開南京的前一晚，11月10號，李大釗仍在和李純秘談。

11月11日，二李終於不再談了。李大釗高高興興地告別李純，離開南京，去北京上班了。大釗認識的貴人好多，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兼圖書館館長（主任）章士釗已經在北大圖書館給他安排好了工作。

孫洪伊安排的事，李大釗辦妥了沒有？答案就在下面。

11月14日（李大釗離寧後第3天），正在湘南前線指揮作戰的王汝賢，范國璋突然發出聯名通電，指責南北方的主戰派，主張雙方停戰息兵。看一下電文摘要吧，寫得還是蠻不錯的：

“天禍中國，同室操戈，政府利用軍人，各執己見，互走極端，不惜以百萬生靈，為孤注一擲，挑南北之惡感，競權利之私圖，藉口為民，何有於民？侈言為國，適以誤國。。。汝賢等一介軍人，鮮識政治，天良尚在，煮豆同心。。。力主和平解決。。。在西南舉事諸公，既稱愛國，何忍甘為戎首，塗炭生靈？自應雙方停戰。懇請大總統下令，徵求南北各省意見，持平協議，組織立法機關，議決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紛爭，是所至盼！特此電聞。”

通電當天，二人率部撤離衡山（衡陽）前線，北返長沙。有資料稱，由於二人私自撤兵，從山西調來的商震混成旅幾乎全軍覆滅；18日，二人又撤守長沙。南方護法軍自湘南長驅直進，於20日進占長沙。

王、范私自撤兵讓段祺瑞憤怒痛苦至極。10月16日，段祺瑞發“銑電”提出辭職。在這份“銑電”中，段祺瑞痛責部分北方軍人不顧大局，“啟鬩牆之爭”，使西南“收漁人之利”，決心以辭職來避免北洋分裂，甚至同室操戈的危險，段祺瑞還預言，不團結將導致北洋滅亡。電文也值得摘要一讀：

此次西南之役，……迭經閣議，詢謀無間，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黷武佳兵，耿耿此心，可對同志。。。乃奸人煽惑，軍無鬥志，刪日王汝賢、范國璋等通電傳來，閱之痛惜。不意我同袍中，競有此不顧大局之人，干紀禍國，至於此極也。

。。。南方黨徒，亦知我北方軍人，宗旨正大，根底盤深，非彼西南勢力所能兼併，乃別出陰謀，一曰利用，二曰離間，三曰誘餌。。。無非啟我鬩牆之爭，收彼漁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繼以南方攻北方，終至於滅國亡種而後快。

王汝賢等不明大義，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賢之故，致今同室操戈，嫌怨日積，實力一破，團結無方，影響及於國家也。我北方軍人分裂，即中國分裂之先聲，我北方實力消亡，即中國消亡之朕兆。祺瑞愛國家，不計權力，久荷諸君子深知，為國家計，當先為北方實力計，舍祺瑞辭職之外，別無可以保全之法。。。伏願諸君子。。。時時以北方實力，即國家實力為念，團結堅固，勿墮彼輩陰謀之中，以維持國家於不敝。。。臨別之贈，幸審存之。段祺瑞。銑印。

段祺瑞提出辭職後兩日，11月18日，直系四督直隸督軍曹錕、江蘇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聯名發表“巧電”，痛陳內戰之害，主張和平解決南北紛爭，又給主張武力統一的段祺瑞強力一擊。

“巧電”文字上以曹錕領銜，但卻是李純代表四人發出的。發出前，李純曾向曹錕徵求意見，曹錕不知電文詳細內容，雙方哪個都不想得罪，來了個未置可否，李純便視之為默認了。

11月中旬，段祺瑞的小舅子，段氏“四大金剛”之一，四川查辦使吳光新兵敗重慶。

11月19日，馮國璋准段祺瑞辭去陸軍總長一職；22日，馮又准段辭國務總理。段祺瑞的二任國務總理只當了四個月便再次下台。

事了拂身去，深藏功與名。段祺瑞卸職下野時，李大釗則剛剛在北大圖書館入職。

11月25日，馮國璋發布“弭戰布告”，此後2個月，北南雙方進入不戰不和狀態。

12月初，段祺瑞的心腹，前陸軍次長徐樹錚居於幕後組織了北洋天津會議，會議參加者為北洋各省督軍（長江三督未與會），直隸督軍曹錕被推舉為會議盟主。會議的主要目的是：迫使主和的續任國務總理王士珍下台；促使政府重新作出征討西南（孫文的護法軍政府及參加護法的滇系、桂系、湘軍、粵軍、川軍等西南武裝）的決策。天津會議一直開了40多天。

為緩和與北洋主戰將領間的關係，12月18日，馮國璋任命親段祺瑞的段芝貴為陸軍總長；同一天，馮又任命已下野的段祺瑞為參戰督辦。這個參戰督辦負責的是中國一戰參戰事務，而非中國南北內戰。

1918年1月15日，天津會議結束。在主戰派的壓力下，1月16日，馮國璋發表電令，任命直督曹錕為南征軍第一路軍總司令兼兩湖宣撫使，任命魯督張懷芝為第二軍總司令，分東西兩路南下征討南方護法軍。兩個月來南北不戰不和的局面即將被打破。

征南軍的具體進軍路線是，第一路軍沿京漢路南下，先入湖北平叛，再待機入湘；第二路軍沿津浦路南下，待機攻打湘東。

有資料稱，這個電令並非正式的總統令，有點不倫不類。該電令下達後，馮國璋仍暗中令蘇督李純、鄂督王占元設法從東西兩路阻擋北軍南下。

1月22日，北軍吳光新部擊敗了原湖北陸軍第一師師長，荊宜鎮守使石星川部，為北軍光復荊州（吳光新的部隊是11月中旬從重慶敗回湖北的）。石星川本屬北軍，上年12月初被孫中山派來的藍天蔚策反獨立（自主）；25日，征南第一路軍前敵總指揮吳佩孚所轄第三師第五旅張學顏部擊敗原北洋陸軍第九師師長，襄（陽）、鄖（西）鎮守使黎天才部，光復襄陽。黎天才同樣是在上年12月初被孫中山策反獨立的。

馮國璋本想借北方聲勢重振之機與南方和談，但南方未予以配合。1月24日，護法聯軍在湖南境內主動向北軍進攻，攻打湘北重鎮岳州（即岳陽）。

南軍北攻，率先開啟戰端的消息傳來，馮國璋勃然大怒，當眾表示要“親征”（湖北是北軍地域，北軍攻荊州、襄陽屬於平叛性質，並未越境攻擊南方），第二天，馮又改口，說要“南巡”。26日，馮國璋率領一旅總統精銳親軍從北京乘專列南下。27日，湘粵桂聯軍攻占岳州。28日，專列到達蚌埠，與前來迎接的皖督倪嗣沖見面後，馮國璋突然下令停止南巡，掉頭北返。有稱馮國璋被倪嗣沖痛罵了一頓，被罵得以袂掩面，當場涕泣。北洋人物缺點多多，但和後來的中國政治人物相比，人家至少還有羞恥感，至少還要臉，至少還有正邪善惡是非之分。

馮國璋“南巡”的真實目的是離開被主戰派包圍的北京，回自己的大本營南京，以便與南方進行和談，甚至在南京另組政府。

1月30日，返回北京的馮國璋立即正式下達了一系列討伐南方的總統令，其中一條命令說：“。。。是前此布告，期弭戰禍，為民請命者，反令吾民益陷於水深火熱。本大總統撫衷內疚，隱痛實深。各督軍、都統等，疊電瀝陳，僉以釁自彼開，應即視為公敵，忠勇奮發，不可遏抑。本大總統深惟立國之道，綱紀為先，若皆行動自由，弁髦法令，將致紛紛效尤，何以率下？何以立國？用特明令申討，着總司令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等，即行統率所部，分路進兵，痛予懲辦。師行所至，務須嚴申紀律，無犯秋毫，用副除暴安良，拯民水火之至意！此令。”

北軍南征的法律手續至此算是完備了。正當主戰派額手相慶，準備大舉進兵時，倒戈將軍馮玉祥登場了。

1917年11月，尚未下野的段祺瑞命令馮玉祥率第16混成旅南下援助閩督李厚基。馮部自直隸南下，一路拖拖拉拉，又是要餉，又是沿途招兵。12月初，馮的軍隊到達滁州、浦口（今南京浦口）就停下不走了，馮玉祥成天和李純混在一起，一直呆到1月底。1月下旬，馮玉祥還和李純勾結，命令自己在滁州的部隊阻擋南征第二路軍張懷芝下屬施從濱山東暫編第一師過境。2月初，北洋政府將馮玉祥援閩的命令改為援湘，馮離開浦口西行。2月5日，馮軍到達湖北東部鄂、皖、贛交界處的交通要衝武穴（今黃岡武穴，曾稱廣濟），停兵駐紮，又不走了。駐兵浦口、武穴期間，除了李純，馮玉祥還和海州鎮守使白寶山，徐州鎮守使張文生，駐蕪湖的皖南鎮守使馬聯甲等人進行了聯絡。武穴是南征軍第二路軍的必經之地，屯兵武穴，可以再次阻擋北軍南下；馮玉祥還有一個意圖，他想和李純等人聯合，驅逐親段祺瑞的皖督倪嗣沖，擁戴自己的姑丈陸建章（前陝西督軍，陸軍第7師師長）取而代之。

11月14日，馮玉祥在武穴發出主和通電，指責段祺瑞“數戰以來，損失無算，軍械借款，徒召亡國。蔽於感情，激於意氣，視同胞為讎仇，以國家為孤注，言念及此，可為痛心！”，電文還說“民國主體，在於人民。民心向背，所宜審察。置民意於不顧，快少數之私憤，成敗得失，不難立辨。。。總統為一國之元首，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使元首而果主戰，敢不唯命是從？然元首始終以和平為心早為中外所共知。討伐之命，出於脅迫，有耳共聞，無可掩飾。。。玉祥人微言輕，以明知必觸當軸主戰者之怒，然區區天良，愛我國家，愛我總統，即有所見，不忍不言。。。如以國家為可憐也，則請迅速罷兵，以全和局。如以國家為不足惜，則請先殺玉祥，以謝天下。”

18日，馮旅長又發一電，指責段祺瑞“不與外人較雌雄，只與同胞爭勝負，無論成敗，同屬自殘;；即獲勝利，詎有光榮？”，並要求恢復舊國會“唯望國會早開，民氣早伸，罷兵修好，早定時局。”

馮玉祥第一電還站在馮國璋立場上，到第二電時，他已經跳到孫中山的立場上發言了。

馮玉祥武穴（位於今黃岡市）通電後，主和的聲音又喧囂起來了。

徐樹錚認為，只有段祺瑞再次組閣，才能解決和戰紛擾，讓北洋走上正軌。他決定藉助張作霖的力量來鎮懾主和派和馮國璋。作出這一決定有兩個原因：一是親段的北洋軍多已調往南方，此時張作霖代表着北方最舉足輕重的軍事力量；二是自南北戰爭開啟以來，張作霖多次通電，堅決主戰，情緒激昂，一再要求派奉軍去南方參戰，張一直站在段祺瑞這一邊。

合作之前，這位前陸軍次長決定先給張作霖送上一份大禮。

在徐樹錚極為周密的布置、安排下，1918年2月24日（一說25日），由楊宇霆、張景惠率領的奉軍在秦皇島劫取了北洋中央購自日本的一批價值四千萬的軍械（其中有小部分軍械是晉督閻錫山和陝督陳樹藩定購的），並將全部軍械運回了奉天軍械局。

這批軍械包括：日本明治38年式大槍（三八大蓋）2萬8,000枝，機關炮36尊，野山炮數尊，各式子彈1,250萬顆。這些軍械足以配備多達12個旅的軍隊。

3月12日，張作霖在天津軍糧城設立關內奉軍總司令部，自兼總司令，任命徐樹錚為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以楊宇霆為參謀長。關內奉軍總司令部轄陸軍暫編第1師及第1、第2混成旅。這是張作霖奉軍第一次入關（2月22日，已有部分奉軍為劫械入關）。

奉軍入關後，張景惠、孫烈臣各率一個混成旅，分別編入南征軍第一路軍和第二路軍，遠赴湖南，與護法軍作戰。

3月18日，曹錕、吳佩孚率領的南征軍第一路軍收復岳陽。

3月19日，以曹錕為首的19省區督軍（包括長江三督）、省長及松滬護軍使聯名致電段祺瑞，敦勸段再度出山組閣，通電說：“頃奉大總統刪（15日）電，親詣寓邸敦請，未荷允諾。奉諭之下，焦灼異常。。。錕等已互相約定，我公如允任揆席，則同人等誓當一致，共扶危局，否則亦惟從公高蹈，不問世事。是全國之安危，同人之離合，均繫於我公之一身，論情論事，皆當俯就。伏乞准如前所請，惠然出山。”

3月22日（一說23日），馮國璋下大總統令，批准國務總理王士珍辭職，段祺瑞第三次就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