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常見到有些傢伙，大侃特侃什麼“左派”如何如何、“右派”如何如何………

對此，我從來嗤之以鼻，因為這類貨色第一、不知道“右派”這個詞彙的來源，也不懂什麼“左派”、“右派”。不過人云亦云、以訛傳訛，胡說八道、信口雌黃………簡單說，這類人腦筋有點兒糊塗，次弱智，屬於輕微mental problem。

不過這些不着調的傢伙倒是經常讓我想起我認識的兩個個“左派”神經病來。話說回來，即便沒有這些傢伙，這兩個“左派神經病”也一直是我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說不上悲哀、也很難說是高興。長話短說。

第一個：文化大革命時期，67、68年間。我因為“出身”好，但又不是革軍、革干，所以當了個班裡的文革小組副組長。我在一班。

二班的文革組長叫白茉莉，出身高幹，據說還是軍隊高幹，那時候叫革軍。長得一般，不過皮膚特別白，不是那種病態的白，是那種乳白色、蛋白色的白，有時候又像盛開荷花的白色部分，微微帶點兒粉紅色。有道是“一白遮三丑”。這樣，就彌補了她相貌方面的不足。

說到相貌，整體上看還是不錯滴，喜眉喜眼，自帶三分笑，天生一段情。不過眼睛比較小、前額有點兒突出，俗話叫“小錛兒頭”，塌鼻梁、小鼻子、柿餅臉………

白小姐，自從當了文革組長以後，儼然女紅軍的派頭兒，革命造反處處爭先恐後、大小批判會、批鬥會一馬當先，革命情緒空前高漲………沒幾天，被晉升為校革命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部長。所謂“颯爽英姿五尺槍，不愛紅妝愛武裝”，在白茉莉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相比之下，我就有點兒寒磣了，當個組長，還是副滴。因為“工作關係”（在班文革，我也兼做宣傳委員），逐漸接觸多了。先前我以為我們不過剛認識，哪知白茉莉對我格外重視，事無巨細，必要找我商量，聽說她還向革委會建議，增加“宣傳幹事”一職，由我擔任，後來“上級”沒有批准。

後來才知道，原來早先我跟同學神侃、聊天時，經常議論學校哪個女生漂亮，還經常為女生“打分兒”，長得太難看的，就算“困難”、“不及格”，有點兒姿色的可打七、八十分兒，九十分以上的屈指可數………那時沒有校花一說兒，但很多男學生，都有自己心中的“校花”。有時為不同的打分兒爭來爭去，有個同學說我“色糊塗了”，因為提到過白茉莉時，我順口謅了兩句詩：“一白遮三丑，絕色奶荷藕”，後來不知怎麼就傳到了白茉莉耳朵里了，成了笑話。是不是因此對我大有好感也未可知。

這以後就“大串聯”了。革命大串聯。我先後串過六次，每次一兩個月不等。走遍了全國的山山水水、大小城鄉………第一次串聯，從廣州、廣西等處回校，在學校四百米跑道的操場旁邊，見到了當時正在革命風口浪尖上的白茉莉，嚇了我一大跳！

只見白茉莉，一身軍裝、褲腿挽到膝蓋以上，袖子也是半挽着，沒穿鞋，光着腳丫子，要扎皮帶，沒戴帽子，胸部別這毛主席像章………這都不新鮮，腦袋上一根毛兒也沒有，剃了個大禿瓢兒！

見了我，滿面春風的打招呼：“XXX，終於回來啦，還得回校鬧革命吧？革命沒有根據地哪行？還是要堅持本地鬧革命啊。”完全一副紅軍女軍官的派頭兒。

說着話，怎麼看怎麼覺得彆扭，看着她像個尼姑，腦子裡閃現的四個字是“尼姑從軍”，可又沒這麼一齣戲。嘴裡應付着，順便說她：“頭剃了顯得乾淨利落，精幹了不少，不過還是帶個軍帽更好看。”………這以後白茉莉一直堅持光頭戴帽的打扮。

我看了看她的腳，又白又髒，連忙說她真了不起，光腳走路不怕扎。這倒是真話，我自己現在也不敢光腳走路，北方人不習慣。

剛好兒，我在湖南長沙郊區的一個農村集市上，花一毛五買了一雙草鞋，原價兩毛，跟攤主坎了半天價兒。本來是當作串聯紀念品的，那草鞋編得十分精緻、漂亮，稻草編的，淺黃色，用兩根紅布條做鞋帶兒，是那種前包頭、後帶根兒，一根橫梁三根繩的那種，據攤主說，穿起來格外舒適，而且耐穿。

現在，看到白茉莉光着腳，趕緊回到宿舍拿出草鞋，讓她參觀，並且半開玩笑的勸她說：“紅軍也沒有光着腳幹革命的，都是穿草鞋、吃草根兒、吃糠咽菜………”逗得她笑得前仰後合，本來眼睛就小，眯成一條縫兒了，穿上草鞋，還使勁踩了幾下、剁了兩腳、來來回回走了好幾步，一邊笑着說：“不錯，不錯，還挺舒服………”。

後來，她居然發動了不少同學，到附近村子裡收集稻草、照貓畫虎，照着草鞋的樣子，自己編草鞋………據說白茉莉還以革委會的名義，向學校食堂建議，每星期，至少吃一次“憶苦思甜”飯。就是“糠窩頭”、“野菜湯”，弄得幾位食堂員工不得不到附近野地、田邊挖野菜、找附近農民要“糠”。那“糠窩頭”別提多難吃了，剌嗓子眼兒不說，不用水沖根本咽不下去。………白茉莉到底是高級“革命幹部”，考慮問題比我細緻、深入得多，糠窩頭居然也吃得津津有味，不知是不是裝的。

等我第二次串聯回來，兩個月過去了，壞了，聽說白茉莉病了，精神病，住院了，安定門神經病醫院。按現在分析，主要原因是白茉莉她爹，被當作走資派揪斗，她也變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子女，一時想不開，精神上的反差太大，小小年紀承受不了，一時精神失常……據同學描述說是，發病時誰也不認識了，同學、老師、父母兄弟見了面，也只是滿口“毛主席語錄”，誓死做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之類的話………

諸位別笑，這在當時一點兒也不新鮮。我的一個初中要好的同學，母親是中學副校長，因為受不了母親被批鬥、被虐待，憤而跳樓自殺。………

最讓我難堪的是，白茉莉發病時，據當時在場的同學、老師傳言。白茉莉嘴裡面經常不住的叨嘮我的名字！這樣一來，不明就裡的人以為我跟白茉莉有什麼不清不白的關係，有道是：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弄得我百口莫辯，不得不心照不宣。不過難堪歸難堪，那只是表面上應付別人的感覺，不知為什麼，剛聽到有人這樣說時，內心深處有一種激動的想落淚的莫名其妙的自豪感。

後來呢，後來就簡單啦，反正是大家都插隊，一勺燴、一鍋端。當然，多年以後再見到白茉莉時，已是物是人非，陰陽兩隔了。

這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左派”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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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左派神經病，是在上世紀7、8十年代認識的。

中國的所謂“左派、右派”的稱呼和現象，從文革開始，始終沒有變過、也沒有間斷過。就是說，中國，國土放在一邊，中國人也從來沒有統一過，人心、精神的分裂愈演愈烈。“中華民族”，如果有的話，也是、並將永遠是一個分裂的民族，只要有共黨存在。

7、8十年代，大約在73年到78年間。（正是號稱“文革結束”的前後時期）我在省城一所大學“政治處”工作。經過三年插隊、工農兵學員、知青返城等等各個“階段”，算是一段“暫時”的安定。

說起來，我也是很特麼的倒霉。因為插隊表現好，連續兩年的“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所以當“中央”一有消息，說是“知情”可以返城、參加工作之後，我第一個被分配到一個大學工作，還是在“政治處”。那是大學的核心部門。

為什麼說“我比較倒霉”涅？因為就在我“參加工作”以後沒幾天，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我因為參加了工作，已經變成了“城市戶口”，而“工農兵學員”，按當時政策，只限於插隊知識青年！您說我有多倒霉。

日後我才知道被招到大學工作的內中細節：文革中和文革後，大學分為兩派，不只是大學，各地、各單位基本上都分為兩大派。甚至有些家庭也分為兩派，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事情也屢見不鮮。當時的解決辦法：先後派工宣隊、軍宣隊進校，在工人階級和解放軍叔叔的領導下，施行“大聯合”。所謂“三結合”領導班子，一是指“老中青”，二是指“領導、教師、學生”。工農兵學員管理大學，就是這麼來滴。

所在大學，有個“政治處”直屬的廣播站，全校若大的校園，分布着好幾十個高音喇叭，那年月，就相當於“校內廣播電台”，歷來是兩派革命群觀眾的“兵家必爭”之地。廣播站的兩位前廣播員，一男一女，分別是兩派派出的教師，男的是副教授、女的是講師。台長是學校軍宣隊隊長、兼院黨委書記的警衛員，還有一個工人階級電工，負責廣播線路和設備的維護和維修。

招我進大學工作，是軍宣隊書記的警衛員，多次與招縣知青辦交涉，層層選拔，精挑細選，千里挑一，才挑了我這麼一個根紅苗正、表現突出、普通話發音純正、口齒伶俐、嗓音也挺好的正牌兒播音員。據說我在廣播站“試播”的時候，得到全校師生員工的一致好評，甚至有很多徐娘半老的女教師，說我的聲音帶一種男人的磁性，好聽。當然，因此認識了不少中年婦女這是後話。

我一就位，沒多久，原來的人員走人，我成了當然的廣播站站長。後來又配了幾位稍微有點兒姿色的女大學生播音員，在廣播站輪流值班播音，父母都是縣鄉、公社、村一級的書記們，大多是農村土妞兒，要不也當不了“工農兵學員”，普通話會說，說不好，我還要受累對她們進行“播音培訓”，……說是革命工作，其實也就是一起廝混………革命工作幹得不亦悅乎。

我要說的這第二個“左派”神經病，大有來頭兒。之所以印象極其深刻，很大程度上因為他的漂亮女兒，這個，後面再說。

這個傢伙姓鄧，全校聞名，都稱他為“老鄧”。早先，文革前是學校的鍋爐工，不過是鍋爐工的頭兒，叫做鍋爐工“工長”，全校按地區，遍布了大小好幾十個“鍋爐房”，基本上都在比較大的樓房地下室或是成片公寓的中心地帶。鍋爐房最主要的工作是全校的冬季供暖，因為家家戶戶、所有辦公、教學場所都由暖氣供暖，另外就是全年教職工的熱水供應。平時家裡、辦公室都不用燒開水，開水到鍋爐房打，回家灌到“暖壺”里。暖壺、暖水瓶，是但是年代最重要的家庭設備之一。北京最大的、利潤最高的工廠，“北京暖水瓶廠”是其中之一。

所以按工作量和領導的人數看，“工長”這個官兒也不算很小，老鄧也多少識幾個字，有點兒文化，不過在大學裡，早先就是個下九流。哪個人到了大學也不會想起大學的鍋爐工來，除非有神經病。

文革一來，天翻地覆，遍地硝煙，這位“鄧工長”。成了大學工人階級造反派的頭兒，批鬥院黨委書記、院領導一馬當先，到最後混到了“學院革委會副主任”。所謂風雲一時。那當然是響噹噹的造反派、左派，另一派當然就是“保皇派”、“右派”。

哪知好景不長，所謂“霽月難逢、彩雲易散”，豬的尿泡容易爛。後來，不知怎麼弄了個“三結合”，領導幹部：是原來的被打倒的黨委書記兼院長：革命教師：一位教師中的“造反派”頭兒、一位原來的“保皇派”頭兒；工人階級的代表是上級派來的“工宣隊隊長”！那來頭兒可比老鄧大多啦，是省里著名國營企業的副廠長。

老鄧如果老實點兒，聰明點，懂得“識時務者為俊傑”，乖乖回家燒鍋爐也就沒事兒了………這孫子不服氣，整天不是貼大字報、就是組織幾個工人在校內遊行示威………腦子絕對少根弦兒，先天大腦營養不良，………結果涅，被抓起來，弄到主席台上批鬥了幾回，大字報批判接發他的原來的“造反派弟兄”也不少……

結果呢？神經了、精神病了，不過他這個神經病比較特殊，能吃能喝，身體健康、一切正常。只是日常生活不能自理，關鍵時候需要有人從旁護理才行。幸虧他有個如花似玉、知書達理的女兒，否則不堪設想。

要說和人交流也還算正常，不過眼睛目光稍稍有些呆滯、表情也比較做作，給人一種皮笑肉不笑的感覺。

我到學校工作的時候，已經是“老鄧”下台兩三年以後了，上面的情況都是聽原來學校員工介紹的。一開始，就像“祥林嫂”似的，見了人就叨叨姥姥，說是“X書記"是錯誤滴，自己如何正確，如何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緊接着背幾段毛主席語錄，背的最多的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

這還在其次，這位鄧先生最大的特點是：不管到哪兒，走到什麼地方，他所見到的人，一律只能在他的右方，因為他固執的認為，自己是左派。

按說，這也沒什麼錯，不過實行起來就不那麼簡單了：每次出門，一出門，就緊貼着左邊的牆根兒走，這樣一來，所有他見到的人，都在他的右方………

有時候，為了走到目的地，比如從宿舍到食堂吃飯，需要繞一個很大的圈子，因為食堂剛好在宿舍的右側不遠………

還有時候，對面來了人，他也一定要對面來人從自己的右側擦過………

即便與人說話，他也永遠保持微微側着身子，使對方處於自己右方的位置………

有時，有人故意跟他開玩笑，非要往他左方走，他就會極其認真的跟那個人當地轉圈，絕不認輸……有時自己乾脆坐在地上、趴在地上不走了，看您怎麼辦！

久而久之，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憐憫”之心，大多數人逐漸開始“尊重”或說是“懶得理他”這種莫名其妙的習慣，更有人處處讓着他，主動照顧他………

“老鄧”這個左派當的真夠累的，我比其他人高尚得多，經常即便知道他是胡說八道，比如什麼“X書記執行了錯誤路線”、“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我經常對同志們說……”等等，其中最後一句話像是在學“毛主席”講話的口吻………我也假模假樣的點點頭，每當這時候，老鄧的眼睛就笑的眯成一條線，嘴也咧得特開，漏出一嘴黃板牙。

哎，誰讓老鄧有個水嫩懂事兒的女兒涅？並且和我交情非淺………列位，不要往歪處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