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挑戰者號出事那時才剛來美國不久。在電視機前看實況轉播。看着那幾位剛才還高高興興向觀眾致意的宇航員們，瞬間化為...，那震驚難過的感受永難忘懷。

科學給政治讓位會帶來什麼後果？34年前太空災難的警示

Original 美華 美國華人 Today

撰文：臨風

阿特拉斯醫生參與8月10日白宮的疫情簡報。（Heavy.com截屏）

新冠疫情失控不但對美國社會是空前的打擊，它給政治人物帶來的的壓力也前所未有。特朗普政府為了營造勝利的選舉環境，出籠了許多權宜之計。其中最顯著的一計可能是斯科特·阿特拉斯（Scott Atlas）醫生的出現和得寵。

自從8月初被特朗普欽點參與白宮防疫小組以後，阿特拉斯立刻代替了黛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醫生和福奇醫生，成為特朗普身邊應付新冠唯一的聲音和權威。

阿特拉斯是何許人？他原來是神經放射科醫生，目前在保守主義智庫，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做資深研究員。他的專長是“自由市場的保健和經濟政策”，而非流行病學。然而，由於多次在福克斯電台接受訪問亮相，於是受到總統的青睞。雖然他在傳染病方面是外行，但是因為他對公共政策與經濟的看法與總統十分吻合，於是立馬成為白宮處理新冠的主要聲音。

雖然阿特拉斯公開否認，但根據CNN所舉述的事實，阿特拉斯今年曾經四度公開提出“群體免疫”的主張。特朗普總統8月31日接受福克斯電台主持人勞拉·英格拉哈姆（Laura Ingraham）訪問時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你聽到‘群體’這個字，當染病的人數達到某個高度以後，新冠就會消失。”

與此同時，傳染病學專家們的聲音被壓下去了。你幾乎很難再聽到伯克斯醫生和福奇醫生的警告。似乎，當政治的賭注太大的時候，科學就必須讓位。然而，這是否是件沒有代價、沒有受害者的遊戲呢？

讓我們回憶發生在34年前的悲劇，看看政治考量凌駕於科學和真相之上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這個故事是否能夠讓爭取連任的特朗普有所借鑑？只能拭目以待了。

（圖片來自維基）

美國NASA的航天飛機航天計劃一共發生過兩次嚴重意外，1986年挑戰者號的意外是第一次。

1986年1月28日，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發射時由於右側的航天飛機固體助推器的“O型環”密封圈失效，在發射後第73秒時解體並導致參與任務的所有七名成員罹難。在電視機面前，人們親眼看到航天器爆炸、分解。它帶給美國人的震驚幾乎是自肯尼迪總統被刺後所僅有。這樣一個受到全國高度關注，並引以為榮的航天計劃竟然發生如此嚴重的失敗！

這次災難導致美國航天飛行計劃被凍結32個月。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下令，組織一個“總統特別委員會”——即羅傑斯委員會（Rogers Commission），進行調查。委員會成員沒有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成員，來維持客觀、公正。14位成員中包括將軍、宇航員、科學家和律師。里根總統特別要求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參與調查。當時，費曼已經是癌症纏身，不過為了國家勉力從公。

委員會主席威廉·羅傑斯本是位律師，曾做過艾森豪威爾的司法部長和尼克松的國務卿，因為與基辛格博士爭權失寵而下台。他在華府官場經驗豐富。

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在發射台上。（網絡圖片）

三個主要部分：航天飛機、外儲箱和兩個固體火箭助推器。

航天飛機發射器是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航天飛機、外儲箱（氫氣與氧氣分別儲存）和兩個固體火箭助推器（SRB）。發射時，航天飛機底部三個引擎開動，燃料取自外儲箱。此時70%的動力來自SRB。當SRB燃燒完畢時，它們會自動脫落，然後用降落傘落下，回收。外儲箱用完也會隨後脫落，不過不再使用。

SRB正常脫落的情況。

這個航空計劃是個極其複雜的工程。多年來的成功可以說是個工程奇蹟。因為航空飛行器可以重複使用，減少費用。雖然整個航天飛機組件的設計出自NASA，但是因為計劃龐大，不同的零件分發給不同的公司承包。例如，SRB就是交給猶他州的莫頓·塞奧科公司（Morton Thiokol）承包。

也因為計劃複雜，經費龐大，所以如何分派這塊大餅也是個非常敏感的政治話題。政治的現實造成利益均分，讓各州雨露均沾。這樣在做預算的時候就更能得到國會的支持。這是個很微妙的政、經與企業的結合。單以航天飛機的引擎為例，它是阿拉巴馬州亨茨維爾市的“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設計，Rocketdyne公司製造，加州洛克希德公司撰寫說明書，佛羅里達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安裝的。一個零件就跨越這麼多單位，你可以想象那個複雜度了，更不用說品質管理的困難度了。現在出了問題，許多人的工作都受到威脅。這個由總統任命的“空降”委員會難道要打破大家的飯碗嗎？

每次發射時都有幾百架照相機，對準不同的部位拍照。事後發現，在啟動後，右側SRB尾部，靠近連接該部件與外儲箱的支架處噴出了一股黑灰色的煙霧。雖然後來煙霧止住了，但這是個不正常的現象，表示氣體燃料外泄。

右方看到黑煙。

發射58秒後，右側SRB與外儲箱連接處出現異常的煙羽以及火焰。

這個煙羽與火焰把外儲箱燒穿了，引發了災難。至於是什麼因素造成這個引發點呢？又是哪些決策上的錯誤造成這個災難呢？這就是委員會所要調查的。

幾個月後，委員會發表了他們的調查報告。他們發現挑戰者號出事是由於右側SRB尾部一個密封接縫的O型環失效，導致加壓的熱氣體和火焰從緊鄰的外儲箱的封緘處噴出，造成結構損壞。O型環的失效則歸因於設計上的缺陷，以及發射那幾天的低溫。

報告強烈批評了挑戰者號發射的決策過程，認為它存在嚴重的瑕疵。報告明確指出，NASA的領導階層忽視了莫頓·塞奧科公司對O型環在低溫下的功能的警告，也忽視了羅克韋爾國際公司對大量冰雪堆積在發射台上所發出的警告。

報告總結出：“溝通上的失敗……導致發射的決定是建立在不完善與誤導的信息上。工程數據與領導階層的判斷，這兩者間存在差距。並且由於NASA管理結構的問題，使得航天領導階層忽略掉潛在的飛行安全問題。”報告中很多細節是費曼不顧政治考量，深入底層調查才得出的結論。

在總統特別委員會的報告出來以後，眾議院並不十分滿意，舉行了聽證會。在1986年10月，他們也公布了自己的發現。他們的報告雖然同意羅傑斯委員會在技術問題上的結論，但是，他們對問題的癥結有不同的結論：

“這個委員會感覺，造成這次挑戰者號意外的背後原因並非羅傑斯委員會的結論，認為是溝通不足（造成發射決策過程的誤判）。相反地，基本問題出在多年來NASA與承包商們的領導階層身上。他們沒有決定性地處理SRB日增的嚴重異常現象。”

說白了，除了溝通問題，各個機構的領導階層為了政治因素忽視了技術因素。眾議院這個結論與費曼個人的發現相符。

費曼多才多藝，是個玩世不恭的物理學家。但是他做事認真，一絲不苟。在他1988年去世後，他的著作《你管別人怎麼想》（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出版了。在這本書中他仔細講到自己調查這次空難的經驗，非常有啟發性。

為了顧全各個機構和集團的利益，老政客羅傑斯做事中規中矩，政治正確。他總是要求委員會的成員與各部門的談話限制於領導階層（照顧領導的面子）。不過，領導階層做匯報大多是光明燦爛，形勢一片大好，得不到什麼具體的結論。到了技術層面的問題時，他們也不見得能夠勝任解答。

費曼卻是個喜歡動手，追根究底的人。幸好，當時NASA的（代理）負責人威廉·格雷厄姆（William Graham）博士曾在加州理工大學選過他的課，所以處處給他方便。當羅傑斯反對他去實地調查時，格雷厄姆就從各地把工程師找來直接給他做報告。

費曼在國會作證，說明O型環在低溫下失去彈性。（YouTube截屏）

費曼在書中，以生動的筆觸描寫如何收集有關O型環的資料，也借着另外一位組員（Kutina將軍）的提醒，發現O型環在低溫時會失去彈性。對照莫頓·塞奧科公司的指標，發射時的氣溫要在攝氏正11.6度以上。往年發射也都達到這個溫度。經過他仔細用科學的方法排除誤差，那天早上發射時，O型環附近的溫度是攝氏負1.6度。他在國會的公開聽證會上把O型環泡在冰水中，當場作試驗，證明彈性消失（見上圖）。因為有媒體在場，這戲劇性的一幕就成為媒體的頭版新聞。

後來他又發現，在發射前一天，由於預報溫度很低，莫頓·塞奧科公司原來堅持反對發射。但是，NASA肯尼迪航天中心負責發射的高級領導要求他們不必過分死板，要以大局為重。結果莫頓·塞奧科公司的相關領導只好勉強同意。事後發現，公司有些資深工程師當時就堅決反對，甚至劃清了界限。這種為了滿足領導階層的訴求而忽視技術層的危險性做法，是災難的主因。

其次，工程師老早就提出，O型環的問題是個“極端嚴重的問題”，必須改進。但是，這個警告從來就沒有受到重視。領導階層總認為，既然以前沒發生過事情，就應當是安全的。他們對安全係數的要求，從來就沒有個系統性的指標。領導階層所最關注的，似乎就只是進度和觀瞻罷了。

之後，他被指派調查航天飛機的引擎。從這個調查里他又有了幾個重要發現。雖然，這些發現與這次事件並無直接關係，但是借之可以窺見問題的普遍。

第一，領導階層做報告時總是說：根據安全係數，引擎出事的或然率是10的負5次方。就是每100,000次發射才有可能出事一次（引擎是重複使用的）。這就是說，基本上不用太擔心。但是，領導階層並沒有提出數據的來源。費曼堅持要知道工程師的想法。領導階層也堅持說，這就是工程師的想法。結果。當費曼質問個別工程師的時候，發現根本不是這回事。他們認為，每200-300次發射會出事一次。領導階層與工程人員間的差距有300-500倍之巨！後來，費曼發現，領導階層的數據是根據作業要求的“條件”得到的，並非根據實際計算。更糟糕的是，領導階層從來就沒有與工程人員協商過！完全漠視現實。

第二，費曼發現，工程人員其實都很認真幹活，並且想盡辦法改善作業程序，尤其因為《作業手冊》常常有誤。可是，他們發現，領導階層從來就漠視他們的意見。理由很簡單，因為牽一髮而動全局，更改《作業手冊》的費用太大，所以都是不了了之。

官僚機制本來的目的是協調、管理計劃的運轉，但是在缺乏監督的情況下，整個作業就變成了以滿足官僚機器為目的，所謂安全係數根本就不是他們所關注的，那不過是作報告時的一個耀眼的話題罷了。這通常是官場最大的問題，當政治訴求掛帥的時候，被犧牲的就是實事求是的原則。

美國挑戰者航天飛機七名成員全部罹難。

挑戰者號宇航員中有一位教師，這是里根總統特別要求挑選的。總統希望藉此喚起國人對教育的重視。從開始，因為1月28日晚間，里根總統原本要發表年度國情咨文。費曼聽到有個說法，里根總統希望在演講中途戲劇性地與航天飛機上的教師對話。所以，NASA的決策者堅決要在28日這天發射。雖然費曼無法證實這個說法，不過他認為，在減縮開支的壓力下，NASA的決策者很可能有這個想法，至少希望得到加分的效果，有利於撥款。結果弄巧成拙。

如果在總統支持下真相還如此難明，若是總統不支持會怎樣？里根總統有慧眼，選中而且信任費曼。在羅傑斯委員會官僚式的操作方式下，幸虧有自己的學生做NASA的負責人，費曼得以接觸第一手技術資料。否則，一些基本問題可能永遠不見天日。費曼在《羅傑斯報告》的附錄里說了一句名言：“對於一項成功的技術來說，現實必須優先於公共關係（政治），因為‘自然’是不能被愚弄的。”

費曼這句話對2020年深陷於新冠危機的美國來說特別切中要害。

美國的科技領域領先世界，任何一位穩定、有擔當的總統必然會集結專業英才，制定完備的防疫方案，讓科學主導防疫進程。但這不是特朗普總統的做法。針對疫情的傳播，為了害怕影響經濟，他首先否認問題的嚴重性，宣稱病毒將自動消失。

等到疫情爆發開來，特朗普搖身一變成為“醫學專家”。從3月19號開始他全力推薦治療瘧疾的秘方羥氯喹，宣稱它是“改變遊戲規則”的靈丹妙藥。這做法還真有點像金庸的“吸星大法”，服藥以後百毒不侵，武功精進。

法術無邊！為了推廣靈藥，他不惜貶抑免疫學權威安東尼·福奇以及其他醫學界的異聲，嘲笑醫學研究報告的結果。凡是支持使用羥氯喹，就是好醫生；凡是反對的就是別有用心，屬於“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反川分子。

遺憾的是，許多過分相信特朗普的病人不幸去世。這迫使美國的食物藥品局（FDA）在4月24日提出警告，新冠病人不要亂服羥氯喹。媒體報道，FDA深深激怒了特朗普。美國聯邦政府和許多州政府仍然不信專家，篤信總統，大量囤積羥氯喹。

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大約也從金庸的小說獲得啟發。6月中，他向記者表達反對免疫學權威福奇的意見，嚴批羥氯喹的反對者：“這是官僚們‘深層政府’的盲目行為，他們對他們所效力政府的憎恨超過了對拯救美國人生命的關注。”納瓦羅護主心切，令人感動！

這個羥氯喹的鬧劇一直上演到今天，持久不衰！美國政府以政治壓倒科學，很可能連前蘇聯都自嘆不如。

4月24日“穩定天才”又有了突破性的新見。特朗普在疫情簡報會上建議：應該研究是否可以通過向人體注射消毒劑治療新冠病毒。他還認為用紫外線照射病人身體也有治療效果。這種高見令專家們自慚形穢。全球譁然！疫情簡報也被取消。

7月中，因為疫情加劇，特朗普不得不恢復白宮的疫情簡報。但是為了控制信息，新聞簡報就是特朗普醫生的獨角戲，沒有任何專家列席，一直到8月，阿特拉斯醫生出現。

到了8月中，離大選不到三個月了，可是疫情還是不見好轉。情急之下，特朗普一方面宣告防疫成功，一方面開始施加各種壓力希望製造奇蹟。施壓的對象包括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疾控中心（CDC），以及衛生署（HHS）本部。

特朗普8月22日指責FDA為“深層政府”。（路透社截屏）

特朗普指責FDA的科學家是“深層政府”的反動分子，要拉他下台。在這個威脅下，FDA在8月22日只好宣布，用新冠病人的療養血漿作為醫治新冠的緊急治療方式，並且做出35%有效性的豪語。

事後FDA被科學家揭發，所謂35%有效性的說法完全無稽，誤導國民。Scripps轉化研究所的Eric Topol博士告訴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說：“我不記得FDA曾經犯過這樣嚴重的錯誤”。FDA的頭子斯蒂芬·哈恩只好出來道歉。

9月1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一個專家小組在一份聲明中說：“目前還沒有來自良好控制下的隨機臨床試驗的數據，證明療養血漿治療COVID-19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素來負有盛譽的FDA在政治壓力面前只好自毀長城。可嘆！

哈恩為誤導道歉。（國家廣播公司，NPR截屏）

幾個月來，新冠疫情持續增加，讓特朗普龍顏不悅。他多次在電視機前咆哮說，美國疫情多是因為美國測試太多，如果減少測試，感染的數目就會降低。他迴避的是，美國的感染人數與測試人數的比例也高於絕大部分國家。

在總統和阿特拉斯醫生的壓力下，8月24日，CDC宣布修改檢測的指導原則。以前凡是接觸過新冠病人的必須接受檢測。新規定是：如果你接觸一位新冠病人超過15分鐘，但是只要你沒有症狀，就不必接受檢測。

新冠與其他病毒不同，在還沒有症狀之前，帶病毒者就有傳染力。CDC這個新指導原則引發了專家們的集體憤怒。那麼，什麼是CDC新的“理論基礎”呢，那就是給總統撐腰的阿特拉斯。阿特拉斯認為只要把老人院裡的人保護好，一般年輕人患病不打緊，早點患病，早點達到全民免疫。這樣的說法有很多漏洞，所以只好只做不說了。白宮高級官員私下說，目前特朗普政府許多措施和宣傳都是在“群體免疫”這個不聲張的大前提下推行。

CDC本來是個享譽國際的機構，在政治壓力下，科學只好讓位，聲譽只好掃地。

阿特拉斯是特朗普政府推動學校開學，以及輕蔑防護面罩背後的主要“理論基礎”，說穿了就是“群體免疫”。要知道，這種理論可能帶來數百萬人死亡！

日前，FDA的負責人哈恩博士開始放話，有可能新冠疫苗在第三期臨床試驗沒有完成以前開放使用。不過，哈恩的話已經不可取信。福奇醫生警告說，不要為了政治的原因妥協，只有得到“數據和安全監測委員會”（Data and Safety Monitoring Board）同意才能提早面世。

誠實是個很孤獨的詞

每個人都那麼不真實

誠實幾乎沒有人聽過

但卻是我最需要從你那裡得到的

上面引用了美國歌手比利·喬爾（Billy Joel）1978年暢銷曲《誠實》中一段歌詞。

用政治指導科學可能帶來的災難不僅是少數幾條性命而已，而是全國人民的健康隱患。

大至治國，小至為家，誠實面對真理和真相，尊重專家意見，這都是文明國家的底線。如果科學和技術都要為政治服務，縱使一時僥倖，發生災難不過是遲早的事。

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事實是個頑固的東西，無論我們的願望、傾向或者激情如何，都無法改變事實和證據的事態。”

今天，我們可以借着亞當斯的話說：科學是個頑固的東西，無論政治壓力有多大，都無法改變科學的方法和結果。當政治遇到科學和自然的時候，政治必須讓位，科學和自然必須先行，絕無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