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美國

原名：自特朗普當選以來，美國人的分歧有多嚴重?

Livia Gershon

  五名歷史學家剖析了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時代美國的分裂。

  在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出人意料地贏得美國大選一年後，人們大聲質疑美國是否真的是一個國家的現象並不罕見。上個月，來自亞利桑那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傑夫·弗萊克(Jeff Flake)在參議院發表了關於“我們分裂的狀態”的演講。

  最近的民意調查證實，美國人正感到極度分裂。蓋洛普(Gallup)在2016年總統大選剛剛結束後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77%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在最重要的價值觀方面存在很大分歧”，高於2012年的66%。在特朗普就任總統9個月後，華盛頓和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進行的一項民調發現，7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的政治分歧與越南戰爭期間一樣嚴重。

  一些歷史學家也對這個國家的分裂提出了警告。他們表示，社交媒體的崛起，加上一度界定政治辯論邊界的中央機構的衰落，已經在我們的公共話語中製造了一個潛在的危險時刻。今天，甚至災難似乎也把我們分開，而不是把我們聚在一起。得克薩斯州薩瑟蘭斯普林斯和拉斯維加斯的大規模槍擊事件以及波多黎各颶風瑪麗亞造成的破壞之後，社交媒體上充斥着如何看待這些事件的黨派辯論。

  事實證明，雙方都善於以支持自己觀點的方式部署信息。7月，因報道水門事件而聞名的記者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表示，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場“冷戰”之中，不同群體的人甚至無法就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基本事實達成一致意見。這是真的嗎?

  為了找到答案，我們採訪了5位歷史學家和政治哲學家，詢問目前的“分裂狀態”在美國歷史上是否獨一無二。

今天美國的分裂真的是新的嗎?

  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哲學教授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說，這種分歧在美國很少見。他說，雖然美國在很多時期都面臨着激烈的分歧和衝突，但不尋常的是，現在一些美國人現在傾向於認為，其他人根本就不屬於這個國家。

  這種對待政治的態度在美國歷史上只是偶爾出現，例如，在傑克遜時期。安德魯·傑克遜的支持者尖銳地將美國人定義為歐洲血統的說英語的基督徒，而在麥卡錫時代，具有特定政治觀點或生活方式的人可能被宣布為非美國人，並被剝奪基本的憲法保護。

  “民粹主義是什麼，可以這麼想，它是一場否認持不同意見的人是這個國家真正成員的運動，”他說。“他們並不是‘人民’的真正成員。”

共和黨和民主黨以前有過這樣的分歧嗎?

  “背景故事”播客的共同主持人、弗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歷史學教授布賴恩·巴洛說，黨派分歧和華盛頓僵局的程度讓人想到了19世紀末。他說，在那些年裡，聯邦政府存在嚴重分歧，無法應對經濟變化，比如大型工業工人階級和大型城市中心的出現。

  巴洛說，最終，兩黨之間的分歧減少了，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和隨後的冷戰幫助統一了這個國家。他說：“沒有什麼比一個持久的、可識別的、普遍受人鄙視的外部敵人更能把美國人團結在一起了。”

  與此同時，進步的時代觀念和日益複雜的經濟將這個國家推向了對專家意見的新的依賴。不過有些“客觀的新聞”並不總是好的。巴洛說：“這些所謂的客觀媒體總是暗示，那些表面上認為被私刑處死的非裔美國人其實是做了不道德的事情。”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因意識形態漸漸徹底分裂。Balogh指出，這種“分類”很大程度上植根於種族意識形態。1964年林登·b·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簽署《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後，白人的強烈反對使南方從民主黨的堅定支持者變成了共和黨的可靠選票來源。

  巴洛說：“這反過來使民主黨得以與民主黨北部和中西部的進步派結盟，成為一個主張更進步價值觀的政黨。”“共和黨則強調州權、低稅收和個人方面的獨立性。”

我們是否已經進入了一場“冷戰”，基於事實的辯論是不可能的嗎？

  卡爾頓學院(Carleton College)研究群體身份的哲學教授安娜莫爾查諾娃(Anna Moltchanova)說，這個國家日益加劇的分裂，與人們對“專家”越來越不信任和“客觀新聞”的衰落深深交織在一起。現在媒體愈發泡沫化，Facebook向我們提供迎合不同現有政治觀點的人們的各種新聞，這可能會讓公眾難於基於共同認定的事實進行政治對話。比如人們對NFL球員為抗議種族主義而屈膝的不同看法。“它們是完全不同的、完全兩極化的敘事，”她說。“當(對立雙方的)人去聽他們的廣播節目，或者從社交媒體上獲取信息時，他們從來不會與對方互動。”

  莫爾查諾娃說，危險不僅在於人民的分裂，而在於這種分裂會產生歸屬於這個國家的根本問題。她說，研究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很明顯，關於國家身份的分歧——誰是“真正的俄羅斯人”，誰是“真正的摩爾多瓦人”——會導致嚴重的不穩定。

  她說：“當你的國家開始分裂時，整個國家可能會出現這種新的方向。”“國家就開始搖晃，變得不穩定，變成一個人們不關心彼此的國度。”

現在的衝突是更多了，還是更明顯了?

  美國歷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執行理事吉姆·格羅斯曼(Jim Grossman)表示，認為我們現在比過去更分裂的觀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過去讓許多美國人置身於主流政治辯論之外的障礙已經消失。

  他指出：“在早期，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國家的分歧被非洲裔美國人不能投票的事實掩蓋了。”“在移民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但人們也忘記了，我們關上了美國大門長達40年之久(到20世紀中葉，外國出生的美國居民比例大幅下降)。門一關上，衝突就減少了，因為進來的人很少。如果你不讓很多人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更容易減少衝突。”

  格羅斯曼說，發生變化的部分原因是社交媒體，這使得從黑人的生命至關重要，到在夏洛茨維爾遊行的白人至上主義者等群體更加引人注目。

  Balogh表示同意。“年輕的非洲裔美國人被警察開槍射擊或者‘黑人開車’就危險——這是一直存在的事情，我猜實際上在二三十年前更糟糕，但由於數字技術的實現，我們更加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

  格羅斯曼說，今年的另一個不同是總統。在過去，幾乎每一位美國總統都會援引國家團結的語言，即使是在像內戰這樣嚴重分裂的時候。“特朗普與眾不同，”格羅斯曼說。“他沒有耐心和時間來處理這些細節，這就是他的選民喜歡他的原因。”

什麼可以幫助美國人團結起來？

  卡耐基梅隆大學協商民主項目主任羅伯特·卡瓦萊爾說，要真正解決今天的分歧問題，美國人需要加深對民主的理解。他說，在中東國家中，穆斯林的一些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存在嚴重分歧。如果美國人像什葉派和遜尼派那樣嚴重對立，毫不妥協，同樣無法有效地治理自己的國家，除非我們找到如何與我們不同意的人合作以解決真正的問題。

  Cavalier建議從地方城市層面開始，組織良好的公共對話，討論具體問題。他說，如果不培養公眾思考的技巧，就幾乎不可能圍繞全國性事件進行理性的對話——比如在大規模槍擊事件發生後討論槍支管制。“這對‘晚期癌症患者’是無效的。”他說。

  卡瓦萊爾說：“有人認為，我們的國父們的意圖是讓這成為一個商議式的民主制度。”“如果這種做法能在地方層面得到落實，那麼我認為我們可以看到更強大的民主模式出現在城市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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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認為，美國的基本穩定應該是內部的團結。這也是以往美國兩黨政客從政的底線，也是美國根本利益的體現。在上個世紀的60-70年代，當時美國社會因捲入越戰陷入嚴重的對立。其實反戰的一方在選民中並未占多數，只是能量甚大；而主張“遏制共產主義的全球擴張”的一方是沉默的大多數。然而共和黨總統尼克松還是不顧一切地，體面地結束了越戰。這裡面的原因很簡單，美國社會經不起分裂。

  當前美國總統大選，我作為有色人種天經地義地傾向民主黨。還有一條重要原因讓我支持民主黨（儘管我深知是政客就會撒謊），那就是民主黨呼籲全民的團結；而川普正相反。

  當前，國際形勢對美國嚴峻。俄國在普京的領導下一直是獨裁化傾向，俄國與美國之間的敵意和不信任在加深。中共政府的專制傾向不但日益嚴重，且在美國政府不斷政治施壓的狀況下得到民眾日益廣泛的支持。北朝鮮、敘利亞、伊朗等獨裁國家在中俄的支持下更加囂張。歐洲因為內部問題，在政治上無法有效並團結一致地發揮政治作用。而川普政府仍然一意孤行地奉行“美國優先”的戰略（或者根本沒有系統性的方針政策）；一旦國際上真的出現重大事變，美國恐怕孤掌難鳴。

  從美國國內政治形勢看，川普連任幾乎沒有問題；因為他心照不宣的白人至上贏得了保守白人廣泛的支持；而城市民主黨支持者也漸漸陷入極端的狀態。我不知道川普繼續執政的四年會發生什麼？

  但願我杞人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