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孤寂良心

 “紀念傅雷，不僅要紀念他作為翻譯家的輝煌，也需要紀念他作為社會良心的寂寞和悲涼。”在傅雷誕辰百年時，Lens雜誌發表過一篇他的專題文章，作者是Lens的編審馮玥女士。現今重讀這篇文章，以示懷念。

…………………………………………………………

作為翻譯家、文藝評論家和父親的傅雷，已經為人耳熟能詳。他翻譯的《巨人三傳》《約翰·克利斯朵夫》、巴爾扎克、梅里美。《傅雷家書》和《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出版。

傅雷一生，從不是一個不問世事、只在書齋里研究文學、藝術、 玫瑰花和書法流變的人。十幾歲時， 因為反迷信反宗教，言辭激烈，他被就讀的徐匯公學開除；“五卅運動”中，他參加在街頭的演講遊行；留法期間，他1931年在意大利羅馬做《國民軍北伐與北洋軍閥鬥爭的意義》的演講；抗戰勝利後，他在報紙雜誌上發表大量有關民生和時局的政論文章；再到1955年，他就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提交了涉及國畫、 音樂、出版、少兒讀物和知識分子問題等多個領域的十幾份意見書，直至1958年4月被劃為“右派分子”，“政治家傅雷”的一面才悄然淡去。

1931年秋，傅雷與劉海粟夫婦從巴黎回國後，就住在136弄39號（原環龍路花園別墅39號）。在這裡傅雷開始了《美術名作二十講》的寫作。當時擔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長的劉海粟，聘請傅雷為辦公室主任，兼教美術史和法語。《美術名作二十講》是傅雷上課講稿中的一部分，部分曾在當時的《藝術旬刊》雜誌上發表。書的一稿，就是在當時講稿的基礎上，對世界美術名作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完成於1934年6月。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是傅雷的座右銘。

傅聰曾評價自己的父親，“他是個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認為這個世界既可怕又骯髒；另一方面， 他對世界上發生的一切，又是如此關懷，如此痛心疾首。”傅聰還記得，1946年聞一多、李公朴被暗殺，1948年甘地被刺時，父親都幾天不吃飯，關着門不見人。

1956 年 9 月，22 歲的傅聰開始了首次鋼琴歐洲巡演。兩年後，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正在波蘭留學的傅聰決定出走英國，飛往倫敦的班機還在空中，外國通訊社已發出了傅聰出走的電訊。傅聰後來回憶這段往事時說：“如果我回國，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走我永遠是內疚的。”

作為翻譯家的傅雷，“也從來不是為翻譯而翻譯”。從上世紀30年代到抗戰期間，他的譯作一直都是呼應時局，緊扣國家民族的命運。從譯者序言裡，不難看出他意圖借所譯作品，喚醒遭受劫難的人民，鼓舞鬥爭意志的信念。

“若本書能使頹喪之士萌櫱若干希望，能使戰鬥英雄添加些少勇氣，則譯者所費之心力，豈止販賣智識而已哉？”（莫羅阿《人生五大問題》）

“現在陰霾遮蔽了整個天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堅忍、奮鬥、敢於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貝多芬傳》）

書生報國無他物

唯有手中筆如刀

抗戰勝利後，傅雷懷抱“瘡痍滿目的世界亟待善後，光復的河山等着建設”的理想，將目光從翻譯投向更廣闊的社會現實。

1945年10月，他和周煦良合編出版《新語》半月刊，發表有關時局、民生、教育等問題的政論和雜文。同一時期，他還為《周報》《民主》《文匯報》等報刊撰文，表達對現實政治的意見。

翻看傅雷這一時期的文章，他關注的領域，從廣島原子彈到對漢奸的審判，從郵政與鐵道加價到學生請願，視野開闊，目光敏銳。

在《廢止出版檢查制度》一文中，傅雷直言，“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民意決不能發揮，政治決不能上軌道。沒有圖書出版自由的國家，根本談不上文化。假如沒有言論自由，其他自由怎能保持呢？我們又怎能改正錯誤，反對專制呢？”

而1947年一場關於美蘇關係的辯論中，傅雷的文章至今讀來依然讓人擊節讚嘆。

1947年2月，記者埃德加·斯諾在美國報紙上發表三篇有關蘇聯問題的文章。傅雷4月進行了翻譯，並與史各脫《俄國三度空間的外交》合編成一本題為《美蘇關係檢討》的小冊子。因為斯諾的看法，使傅雷“感想甚多”。他寫作《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一文，作為譯者代序，刊於4月下旬的《文匯報》。

這篇文章中，傅雷指出，“二戰” 結束後，“國人很少用不偏不倚的立場，觀察國際關係”。“戰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錯誤，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經交相指責。但是蘇俄對我們的行為也不見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因此，我們應該建立“獨立的人格”，用“自己的眼睛觀察，自己的頭腦思想”。

他不能贊同“到現在還有人覺得中國只能有兩種人”，不是親蘇就是親美，反蘇的人必定親美，必近於反動，甚至是國民黨的尾巴。他認為，正確的做法是跳出這樣的二元思維模式，“抱住自己的良心，不問對方是誰，只問客觀的事實；既不親蘇也不親美，既不反蘇也不反美，但誰損害了我們的國家利益就反對誰”；“勸大家對美蘇之間的爭端，不要太動感情，不要因分不清雙方的真主意與假姿態而作左右袒。”

傅雷的文章刊出後，即遭到左翼人士周建人等的批評，說他的觀點和“法西斯蒂”距離不遠了，並給他扣上了“親帝反蘇”的帽子。

7月22日，傅雷在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誌上撰文，對周的批評進行反駁。

“紅軍搬走東三省的工廠，全是我深文周納，或向壁虛造，或輕信流言嗎？從而我的抗議也變成了反蘇，變成了與法西斯蒂距離不遠的證據？左派論客認為紅軍在東三省作戰兩星期，犧牲若干萬，理應獲得賠償；仿佛東三省的‘人民大眾’在日本鐵蹄下作十四年的奴隸，倒是活該！凡有自由良心，沒有政治偏見，希望民族掙扎圖存的人，都知道此刻中國的自由獨立是一個大諷刺。所以我說，委曲求全未識不可，有時甚至必需，但自己心裡要明白這是委屈。美國給我們受的委屈，固然要痛苦流涕（我從來沒說過不），俄國給我們受的委屈未必就應該額手稱慶，合唱頌歌！有人對俄國（給我們受）的委屈哼了幾聲，也未必就是親帝反蘇反‘和平民主’吧？”

傅雷認為，“中國人民既沒有義務把世界政情用美國人的眼光去看，也沒有義務用蘇聯政府的眼光看。”介紹斯諾的文章，就是要“使我們躬身自省”。

“頑固至少是 classic 的”

知識分子傅雷的魅力，來自他對國家與國民的關懷，更來自他獨立思考的理智之光。

傅敏說：“他外文好，又關心時事，了解不少30年代斯大林肅反清黨的內幕，還有蘇聯紅軍在東北的行為，而且從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有自己的判斷。”

黃苗子在一篇回憶傅雷的文章中，曾寫到傅雷對別人說他“頑固”的態度——“頑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隨波逐流好！”1961年6月26日給傅聰的家書中，傅雷寫道：“老好人往往太遷就。不幸真理和藝術需要高度的原則性和永不妥協的良心。可見藝術永遠離不開道德——廣義的道德，包括正直，剛強，鬥爭（和自己的鬥爭以及和社會的鬥爭），毅力，意志，信仰。”

1953年4月，傅雷夫婦與作家柯靈等同游天台山。山上夜寒，惟有細心的傅雷帶了毛線衣。登山過程中，大家力乏腹飢，傅雷打開白瓷口杯里的豬油黑棗請大家來吃。早在半個月前，他就讓夫人把一層豬油、一層黑棗鋪好，用慢火天天蒸，作為自製旅遊點心。同年6月，《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第4冊出版，整套書終於出齊。

他的清醒與理性，正是來源於這份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內心執著。他的獨立意識還表現在一生不黨不群，只代表自己的良心說話。

傅雷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起人之一，但他始終沒有承認自己是這一黨派的成員。1956年8月17日， 在回復徐伯昕（民進領導人之一）的邀約信中寫道：“黨派工作必須內方外圓的人才能勝任；像我這種脾氣急躁、責備求全、處處絕對、毫無涵養功夫的人，加入任何黨派都不能起什麼好作用：還不如簡簡單單做個‘人民’，有時倒反能發揮一些力量。再說，藝術上需要百花齊放豐富多彩，我以為整個社會亦未始不需要豐富多彩。讓黨派以外也留一些肯說話的傻子，對人民對國家不一定沒有好處。”

1954年11月9日，傅雷夫婦赴杭州拜訪畫家黃賓虹。傅雷說：“連續在他家看了兩天畫，還替他拍了照。”之後，傅雷還遊覽了杭州白堤小景，並拍下這張風景照片。

從杭州回來的第二年，黃賓虹與世長辭。老人家在彌留之際還不停地念叨：“傅雷是我生死知己。”然而，此時的傅雷卻因腿摔傷癱臥床榻，未能親自赴杭弔唁。他在給傅聰的信中說道：“以藝術家而論，我們希望他活到一百歲呢。”從30年代初識，傅雷與黃賓虹20多年始終保持親密的關係。黃老每有得意之作即題贈傅雷。傅雷收藏的黃賓虹後期畫作，多達五六十件。然而，這些作品大多在“文革”抄家時散失了。

這一年，在北京召開的一次翻譯工作會議上，傅雷提了一份書面意見，列舉了許多翻譯謬誤的例句，結果觸怒了許多人，他們大罵傅雷狂傲。

1949年後，傅雷是中國文化界除了巴金惟一沒有單位、不拿工資、全靠譯書稿費生活的人。1949年12月，傅雷從香港經天津到北京。時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的吳晗有意請他去教授法語，請錢鍾書夫婦從中說情，但傅雷沒有接受邀請。究其原因，一來可能是他深知自己性格耿介，有任職上海美專的經驗教訓；二來也是因為他對新生的政權還存有疑慮。

1947年與周建人的那場辯論，周非此即彼的話語方式，部分影響到傅雷對共產黨人的看法。在反擊文章中，傅雷曾寫道：“以周先生這種作風對付未來的局面，中國是付不起代價的。左派也罷，右派也罷， 死抱住正統也罷，死抱住主義與教條也罷，不容忍決不會帶來和平，天下蒼生也不見得會沾光。一個民族到了思想統一，異端邪說誅盡滅絕的時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已死的時候，或者是把人當做物，叫他到世界上去闖大禍的時候。”

這種可能被傅雷不幸言中。也是這場筆戰，為 1958 年傅雷被打成“右派”埋下伏筆。不過那是後話了。當時，他選擇回到書齋，與巴爾扎克、羅曼·羅蘭、梅里美相處。

天下可憂非一事

書生無地效孤忠

傅雷生命中最後有“從政”色彩的日子，從1955年5月進入上海市政協，被派為“文學、新聞、出版小組”副組長始，至1958年4月被劃為“右派分子”終。

有研究者發現，傅雷的變化在《傅雷家書》中有清晰的體現——開始於1954年1月的家書，截至1955年底，傅雷基本上都是在和傅聰談藝術。從1956年起，談藝的成分驟然減少，涉及政治生活的內容逐漸增加。

這樣的情形，持續到 1958 年傅雷被打成“右派”、家書暫時中斷。1959年10月1日家書繼續後，政治生活的內容又完全淡出。

傅雷有一陣喜歡攝影。為了拍出山中的晨霧，他清晨帶着照相機開始登山。回到上海後，自己動手放大了照片。傅雷自備有天平，自配顯影劑、定影劑。

1956年4月14日的信中，傅雷說自己以前“只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上，憑着單純的正義感反對腐敗的政府”，而對“黨在各方面數十年來的艱苦鬥爭太不了解了”。

由此可見，他對新生政權已經從猶疑轉為認同，並全身心地投入了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這一時期傅雷寫的各種報告、“意見書”總計有十七八萬字，涉及出版、教育、音樂、國畫等多個領域。

傅雷認真嚴謹的個性，還表現在具體細微處。傅敏還清楚地記得，開政協會議發言有時間要求，父親每次都是寫好發言稿，在家裡先念，讓母親在一旁掐算好時間。

和那個時代的很多知識分子一樣，他一腔熱忱，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隊伍中。1957年3月， 作為特邀代表，傅雷赴京列席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家書中，他興致勃勃地談道：“此次會議，黨外人士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大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

豈料風雲突變。5月中旬毛澤東發文《事情正在起變化》；8月開始，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接連刊載文章批判傅雷。半年間，他從新政權的“諍友”，變成了“親美反蘇”和“中間路線”的代表。批判會開了十多次，幾次檢查都沒有通過。這時，有人暗示傅雷，把“檢查”的調子定得高一些，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用“深刻的認識”避免被打成“右派”。

傅雷卻無法接受這樣的“好意”。他說：“沒有廉價的檢討，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無法作那樣‘深刻的檢討’。”

從這時開始，直到生命的最後，傅雷基本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孤獨寂寞的日子裡，和兒子傅聰的書信往來，是他惟一的安慰。因為環境的關係，他只能“坐井觀天”，但對這個世界的熱情和關注之心，並未熄滅。

從1954年1月18日，送走傅聰出國留學不到24個小時，傅雷就動手給兒子寫信了。從這一天開始，直到1966年傅雷夫婦離開人世，父子之間鴻雁不斷，從而形成了一版再版的《傅雷家書》。這本藍色封面的書，由畫家龐薰設計。

一本父親寫給兒子的家書集，成了中國的暢銷書。這也是一部很特殊的書，這些寫在紙上的家常話，成為傅雷先生思想的折光。圖為傅雷用毛筆手書的英文家信原件，這在傅雷的家信中難得一見。

1966年8月12日，傅雷口述、朱梅馥打字，給傅聰寄去了最後一封信。信中說：“我們在等凌霄兩周歲的照片，假如能寄一張他的正面照片，我們一定會很高興。”傅雷夫婦至死都在等待着孫兒傅凌霄的兩周歲照片，然而他們等不到了……

1960年11月26日的家書中，言及近期傅聰信少，“知道你忙；可是你不談，你我在精神上藝術上的溝通就要中斷，而我在這個孤獨的環境中更要感到孤獨。我雖一天天地衰老，還是想多吹吹外面的風。”

1961年2月，傅雷致樓適夷信：“雖在江湖，憂時憂國之心未敢後人。看我與世相隔，實則風雨雞鳴，政策時事，息息相通，並未脫離實際。” 1961年8月，“右派”帽子尚未摘去，他仍然執筆，為地區居民上書上海市委和副市長曹荻秋，要求擅自占用里弄用地、擾民的工廠他遷後，恢復原樣，還地於民。然而，現實的生活，越來越殘酷。

翻譯家的離去

1958年4月至1961年2月，傅雷相繼譯畢《賽查·皮羅多盛衰記》《藝術哲學》《攪水女人》《都爾的本堂神甫》和《比哀蘭德》，但因為“右派”的帽子，譯著一直未能出版。期間，他拒絕了使用筆名出書的機會，說：“要嘛還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譯本！”他認為給他戴帽本就是錯，因戴帽而隱名，則是錯上加錯。沒有工資，譯作不能出版，意味着喪失了稿費這一惟一的生活來源。傅雷不得已需要傅聰的接濟。1961年4月20日，朱梅馥專門給傅聰寫長信，談及每次“囑寄”食物時傅雷心裡的矛盾、顧慮、屈辱和自卑。

傅雷愛花，也經常用相機拍花。他在上海江蘇路住宅的後院花園裡，種了50多種月季。他聽說在晚上嫁接月季成活率高，常讓夫人朱梅馥打着手電筒，在花園裡進行嫁接試驗。

1966年8月30日夜，一群紅衛兵根據一份《傅雷夫婦深夜打着手電在後花園裡埋什麼》的小報告來到傅雷家，拔掉了月季花，掘地三尺，當然什麼也找不到。三天后，傅雷夫婦飲恨離開了人世。

在1966年8月12日的最後一封英文家書中，傅雷這樣描述他們所面對的：“生活中困難重重，我們必須不斷‘自我改造’，向一切傳統的、資本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感情與習俗作鬥爭，我們必須拋棄所有舊的人生觀和舊的社會準則。我們正在竭盡所能、出盡全力去滿足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加諸身上的種種要求。”

他在信中提到從未見過面的孫子凌霄，“對於能否有一天親眼看見他，擁抱他，把他摟在懷裡，我可一點都不抱希望。媽媽相信有這種可能，我可不信。”

這一天，距傅雷夫婦走上不歸路，還有三周時間。

1966年9月4日，在北京的傅敏收到舅舅發來的報告父母雙亡的電報。“其實心裏面並不很驚訝，” 傅敏回憶說，“我一直覺得，紅衛兵三天三夜的抄家，只是導火線。最重要的是，他之前已經感到自己沒有價值了。”

從1949年12月20日至1966年9月3日，傅雷居住在上海市江蘇路284弄5號，這是一座1936年建成的三層聯排式住宅。這裡是傅雷先生住得最長的地方，也是他取得成就最多的地方，他在這裡翻譯（包括重譯）過 34部世界名著，其中就有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中的《高老頭》《歐也妮·葛朗台》等，還有幾十萬字的“傅雷家書”。

在經歷了“文革”中四天三夜的紅衛兵大抄家後，傅雷夫婦不堪酷虐，決定離開這個黑暗的世界。

1966年9月3日晨，傅雷夫婦從一塊土布做的被單上撕下兩長條，打結，懸在露台鐵窗橫框上。他們在地上鋪了棉被，才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時發出聲響。夫婦二人穿着睡衣、光着腳上吊於臥室鐵窗兩側。中國譯界一代巨匠，在漫漫長夜中憤然離開了人世。這一天，傅雷58歲，朱梅馥53歲。傅雷夫婦之死，成為“文 革”中最震撼人心的悲劇之一。

1964年8月，譯畢《幻滅》後，鑑於當時意識形態形勢和對19世紀西方文學的重估，傅雷於1965年10月26日致函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稱“邇來文藝翻譯困難重重，巴爾扎克作品除已譯者外，其餘大半與吾國國情及讀者需要多所牴觸”，故擬暫停翻譯巴爾扎克小說，僅僅從事巴爾扎克研究，介紹研究資料。然而出版社不同意，亦未說明理由。但是“一旦翻譯停止，生計即無着落”，而且身體百病叢生，“目前如何渡過難關，想吾公及各方領導必有妥善辦法賜予協助。”

傅敏說：“這封信，實際上已經是‘求救信’。”但是，未有答覆。

傅雷研究者羅新璋認為，此時的傅雷已臻無書可譯的地步，“翻譯家的社會生命實際已被結束。”

1966年9月2日夜，傅雷夫婦寫下遺書，決絕而去。

重溫劉再復讀《傅雷家書》後寫下的詩句：“對着潔白反省，才能清醒地淘汰一切不潔白。如果我們的土地容不得這樣的真金子，那我們的土地一定是積澱了太多的塵埃。”

紀念傅雷，不僅要紀念他作為翻譯家的輝煌，也需要紀念他作為社會良心的寂寞和悲涼。也許，這也正是在國家圖書館“百年傅雷展” 開幕式上，任繼愈老人感慨“我放心了，知識分子因言獲罪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