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對我人生的影響

1987年擺在我人生面前幾條路：繼續留任上海大眾；到深圳團委任團委副主席；到台山紡織廠任廠長助理；到海南島開發建設總公司任總經理助理。那年我開始準備出國留學，國內也熱火朝天籌建海南省，雄心勃勃要建立亞洲最大的特區。我問父親：“爸爸，海南要建省了，我不要出國了吧，留在海南也許更有前途。”

父親毫不猶豫：“海南要建國，你也應該出去，因為制度不同。”

幸虧當年聽從父親的勸告，到德國來。如果今天還在中國，或許我成了一個貪官；或許跟着梁湘，今日坐牢；或許有一個私人企業，但今天仍然面對公私合營，就像當年謝家的泰誠豐銀行一樣，被迫併入中國銀行。1957年1月11日，我曾祖父1912年創建的泰誠豐銀行被強行併入中國銀行。毛澤東當時得意洋洋地說：“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對於私人企業家，開始實行的策略是“步步為營”。

我在廣州中山大學讀書時，回家過年，有一天父親在我們面前諷刺共產黨：“西方資本主義人剝削人，共產黨高幹高知寧願讓自己的孩子到西方，讓人剝削。”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父親多少還有點樂觀，說共產黨不會對香港怎麼樣，因為他們畢竟饞着台灣那塊更大的肥肉。今日香港“送中”， 若父親還活着，親眼看港台，他應該知道他當年的判斷失誤。

離開家鄉，到德國來留學，那夜我與父親對話。

我：“我們這代人在文革中長大，離開書本實在太遠了，我只想讀書！”

父：“文化大革命只是耽誤你們這一代人，其實毀害人最深最久的是《進化論》，你到德國讀書，你能搞懂，為何阿登納（Konrad Adenauer）這麼偉大？中國與日本不能和解，國共不能和解，你去德國後能否幫我弄明白，法國人戴高樂和德國人阿登納為什麼能夠和解？”

帶着父親留給我的思考，1988年我坐火車經過蒙古、蘇聯、波蘭、民主德國到西德巴伐利亞自費留學。三十多年來我的思考和寫作基本圍繞這個問題。

阿登納是戰後德國第一任總理，1949年73歲的阿登納主張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時，儘量保持獨立和與夥伴國的平等關係。如果沒有阿登納和戴高樂（de Gaulle）帶領法德和解，當今的法國德國不是現在這個樣子，歐洲也不是現在的歐洲，世界恐怕也是另一個樣子。

德法之間在上半場相互廝殺攻打，在下半場中結下仇怨，那是一個魔鬼的圓箍，一個邪惡的圈套。德法之間在加時賽中終於破除了那個圓箍。和解，因為他們找到了一個共同的裁判。

阿登納帶領德國從二戰廢墟中站起。他虔誠信奉基督教，畢生力求不違背他所理解的基督教義，按照基督教義的精神想事和行事。阿登納和戴高樂之所以偉大，是他們找到了一個共同的裁判。我們中國人往往把簡單的事情弄複雜了，因為我們中國人沒有找到一個共同的裁判，國共的問題如此，兩岸的問題如此，中日的問題也如此。

1989年兒子謝於驊出生，父親來信表達他成為爺爺的喜樂外，還恭賀我弄璋之喜，讚揚我的邊讀邊工邊養的“三邊政策。”聖馬丁教堂的牧師親自上門輔導，希望我兒子接納天主教受洗，我回信問他如何決定。父親立刻回答：“那是上帝的恩典，不可拒絕。”我很感恩，兒子一路走來，都得到神的守護，成為一名物理學家一個優秀的父親，這與兒子在教堂的成長有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