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聖母之態，遵循聖人之道
怎樣才能避免聖母之態，遵循聖人之道？牢記以下聖言經語，堅持四個中道原則：倡惡惡，忌鄉愿，辟邪說，大復仇！

一、倡惡惡
惡惡即憎惡惡人惡事，包括對罪惡的反對、批判和懲罰。倡惡惡，倡導、推崇惡惡原則。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儒者必是仁者，必能惡人，必能憎惡一切反常、反動、反華、反儒的東西。

子貢問：“君子亦有惡乎?”孔子回答：“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論語•陽貨》）

東海亦有四惡：惡極權主義者，惡極端主義者，惡物質主義者，惡利己主義者，惡盜賊崇拜者。無數人禍和苦難，都根源於這五邪和五種人。五種人心地皆黑，堪稱黑五類。

故好人、愛人、是是、善善、賢賢是必須的，卻是遠遠不夠的，君子必須同時非非、惡惡、賤不肖，不能分辨是非、善惡、正邪、華夷。《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惡惡，包括對罪惡以禮批判和依法懲罰。《尚書•呂刑》：“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刑罰世輕世重，意謂根據社會和時代狀況決定刑法的輕重。《周禮•秋官司寇•大司寇》：“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懲罰罪惡的原則是，新國用輕法，舊國用中法，亂國用重法。

二、忌鄉愿
不能非非、惡惡、賤不肖，很容易淪為鄉愿。鄉愿有兩個面相，正面是人人都說他好，側面是他說人人都好。這種人見佛頌佛，見鬼贊鬼，見盜賊拜盜賊，眼裡根本看不見惡人惡勢力，更別說嫉惡如仇了。儒門中鄉愿很少，蓋孔孟對鄉愿態度鮮明，疾之如仇，故學儒之人無不以鄉愿為恥。《孟子盡心篇下》記載：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鄉原即鄉愿。周制，五百家為黨，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論語•鄉黨》：“ 孔子 之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願，恭謹樸實義，本是好字，可鄉愿卻為孔子深惡痛絕，斥為“德之賊也”。朱熹註：“原，與願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願，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願人，謂之鄉原。”鄉愿不論是非沒有原則，巧言令色足恭，你好我好大家好，是俗話說的老好人、好好先生。

子貢曾問孔子：“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論語子路篇》）全鄉人都喜歡、讚揚的那種人，很可能就是鄉愿。而讚揚鄉愿者，往往是雜家、糊塗人或有鄉愿氣，這些人反而會認為大中至正的聖賢君子偏激。    

“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愿也。”這個閹下得妙，讓人想起閹雞、閹人和閹黨。閹然有二解：曲意逢迎貌，氣息微弱貌。都挺適用於鄉愿。閹字又有閉藏義，朱熹集註：“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故閹然也可解為深自閉藏貌，即將真情實感深藏起來。

鄉愿似德非德，為孔孟所惡。包括鄉愿在內，有六種東西都是似是而非的，都為孔子所惡。孔子說：“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趙岐註：“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眾，似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

中庸鄉愿，貌似實異，概乎言之：中庸誠實，鄉愿虛偽；中庸引時導俗，鄉愿趨時媚俗；中庸反惡制惡，鄉愿長惡逢惡；中庸經權結合，鄉愿有權無經；中庸文質彬彬，鄉愿有文無質；中庸實事求是擇善固執，鄉愿不分是非善惡…。例如，既讚美孔夫子又歌頌秦始皇的人，若非極愚昧，必定大鄉愿。

三、辟邪說
在《孟子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深刻指出了邪說的危害以及邪說與暴政的關係，說明明辨高價值、學術性是非的重要意義。孟子認為，處在大道敗壞的時代，自己有責任捍衛聖道，端正人心，批判楊墨，破除邪說。否則，“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故他說自己好辯是“不得已”，將自己與大禹、周公、孔子相提並論。他說：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乎，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於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 ,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大意是說，過去禹制服了洪水使天下太平，周公兼併夷狄、驅趕猛獸使百姓安定，孔子寫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恐懼。《詩》說：‘痛擊戎狄，遏止荊舒，無人敢於抗拒我。’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要痛擊的。我也要端正人心，破除邪說，抵制偏頗的行為，批駁錯誤的言論，以此來繼承三位聖人。我難道喜好辯論嗎？我是不得已啊！能夠抵制楊墨學說的人，就是聖人的門徒。

歷代儒者對於孟子的距楊墨、辟邪說這一功績也十分推崇，朱熹《孟子序說》中引韓愈之言說：“向無孟子，則皆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侏離，西夷的樂舞，這裡指代夷狄。

四、大復仇
大復仇，倡導、鼓勵復大仇。《禮記•曲禮》：“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革。交遊之仇，不與同國。”《春秋》大復仇，大是推崇之義。《春秋》所推崇的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國君復國君殺祖殺父之仇，二是臣子復亂賊弒君之仇，三是個人復國君殺父之仇。

不過，正義復仇並不限於以上三種。國君復異國國君殺本國無辜民眾之仇，如商湯滅葛，同樣受到儒家推崇。歷代個人復殺父之仇的對象，也不限於國君。父母之仇可以向任何殺害父母者報復。

注意，血親復仇有三大條件限制，可稱為血親復仇三守則或三原則。首先，“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父親無辜被殺，兒子報仇是可以的。那意味着國家法律已經不能主持公道，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無道。父受誅，即父親犯了死罪而被正常刑殺，子不可復仇。

其次，有一定的時間限制和對象限制。《五經異義》引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

“復仇可盡五世之內”，這是時間限制。“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被殺者子孫五代以內可以向殺人者復仇，不能超出五代。《公羊傳莊公四年》強調，君國之仇不僅九世可復，百世都可以。但對於家族之仇明確回答說不可。“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

“所復者惟殺者之身”，這是對象限制。只能向殺人者自身復仇，不能牽涉殺人者家人和子孫。《公羊傳》又說：“復仇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關於“復仇不除害”，何休註：“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子，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意思是說，只能對 施害者本身復仇，不能因為擔心將來可能受到反報復而殺害仇人的子孫。

綜上所述可知，雖然父母之仇必復，個人報復在現實中亦不易精確把握分寸，但有一定的原則、前提和條件限制，與某些勢力的肆意濫殺和冤冤相報截然不同。2019-4-18餘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