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圣母之态，遵循圣人之道
怎样才能避免圣母之态，遵循圣人之道？牢记以下圣言经语，坚持四个中道原则：倡恶恶，忌乡愿，辟邪说，大复仇！

一、倡恶恶
恶恶即憎恶恶人恶事，包括对罪恶的反对、批判和惩罚。倡恶恶，倡导、推崇恶恶原则。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儒者必是仁者，必能恶人，必能憎恶一切反常、反动、反华、反儒的东西。

子贡问：“君子亦有恶乎?”孔子回答：“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论语•阳货》）

东海亦有四恶：恶极权主义者，恶极端主义者，恶物质主义者，恶利己主义者，恶盗贼崇拜者。无数人祸和苦难，都根源于这五邪和五种人。五种人心地皆黑，堪称黑五类。

故好人、爱人、是是、善善、贤贤是必须的，却是远远不够的，君子必须同时非非、恶恶、贱不肖，不能分辨是非、善恶、正邪、华夷。《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恶恶，包括对罪恶以礼批判和依法惩罚。《尚书•吕刑》：“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刑罚世轻世重，意谓根据社会和时代状况决定刑法的轻重。《周礼•秋官司寇•大司寇》：“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惩罚罪恶的原则是，新国用轻法，旧国用中法，乱国用重法。

二、忌乡愿
不能非非、恶恶、贱不肖，很容易沦为乡愿。乡愿有两个面相，正面是人人都说他好，侧面是他说人人都好。这种人见佛颂佛，见鬼赞鬼，见盗贼拜盗贼，眼里根本看不见恶人恶势力，更别说嫉恶如仇了。儒门中乡愿很少，盖孔孟对乡愿态度鲜明，疾之如仇，故学儒之人无不以乡愿为耻。《孟子尽心篇下》记载：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於世也者，是乡原也。”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乡原即乡愿。周制，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论语•乡党》：“ 孔子 之於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愿，恭谨朴实义，本是好字，可乡愿却为孔子深恶痛绝，斥为“德之贼也”。朱熹注：“原，与愿同。荀子‘原悫’，字皆读作愿，谓谨愿之人也。故乡里所谓愿人，谓之乡原。”乡愿不论是非没有原则，巧言令色足恭，你好我好大家好，是俗话说的老好人、好好先生。

子贡曾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篇》）全乡人都喜欢、赞扬的那种人，很可能就是乡愿。而赞扬乡愿者，往往是杂家、糊涂人或有乡愿气，这些人反而会认为大中至正的圣贤君子偏激。    

“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这个阉下得妙，让人想起阉鸡、阉人和阉党。阉然有二解：曲意逢迎貌，气息微弱貌。都挺适用于乡愿。阉字又有闭藏义，朱熹集注：“阉，如奄人之奄，闭藏之意也。”故阉然也可解为深自闭藏貌，即将真情实感深藏起来。

乡愿似德非德，为孔孟所恶。包括乡愿在内，有六种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都为孔子所恶。孔子说：“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赵岐注：“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恶也。莠之茎叶似苗；佞人诈饰，似有义者；利口辩辞，似若有信；郑声淫，人之听似若美乐；紫色似朱，朱，赤也；乡原惑众，似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恶也。”

中庸乡愿，貌似实异，概乎言之：中庸诚实，乡愿虚伪；中庸引时导俗，乡愿趋时媚俗；中庸反恶制恶，乡愿长恶逢恶；中庸经权结合，乡愿有权无经；中庸文质彬彬，乡愿有文无质；中庸实事求是择善固执，乡愿不分是非善恶…。例如，既赞美孔夫子又歌颂秦始皇的人，若非极愚昧，必定大乡愿。

三、辟邪说
在《孟子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深刻指出了邪说的危害以及邪说与暴政的关系，说明明辨高价值、学术性是非的重要意义。孟子认为，处在大道败坏的时代，自己有责任捍卫圣道，端正人心，批判杨墨，破除邪说。否则，“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故他说自己好辩是“不得已”，将自己与大禹、周公、孔子相提并论。他说：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乎，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于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 ,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大意是说，过去禹制服了洪水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使百姓安定，孔子写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恐惧。《诗》说：‘痛击戎狄，遏止荆舒，无人敢于抗拒我。’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要痛击的。我也要端正人心，破除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批驳错误的言论，以此来继承三位圣人。我难道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能够抵制杨墨学说的人，就是圣人的门徒。

历代儒者对于孟子的距杨墨、辟邪说这一功绩也十分推崇，朱熹《孟子序说》中引韩愈之言说：“向无孟子，则皆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侏离，西夷的乐舞，这里指代夷狄。

四、大复仇
大复仇，倡导、鼓励复大仇。《礼记•曲礼》：“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革。交游之仇，不与同国。”《春秋》大复仇，大是推崇之义。《春秋》所推崇的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国君复国君杀祖杀父之仇，二是臣子复乱贼弑君之仇，三是个人复国君杀父之仇。

不过，正义复仇并不限于以上三种。国君复异国国君杀本国无辜民众之仇，如商汤灭葛，同样受到儒家推崇。历代个人复杀父之仇的对象，也不限于国君。父母之仇可以向任何杀害父母者报复。

注意，血亲复仇有三大条件限制，可称为血亲复仇三守则或三原则。首先，“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那意味着国家法律已经不能主持公道，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无道。父受诛，即父亲犯了死罪而被正常刑杀，子不可复仇。

其次，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和对象限制。《五经异义》引古《周礼》说：“复仇可尽五世之内。五世之外，施之于己则无义，施之于彼则无罪。所复者惟杀者之身，及在被杀者子孙，可尽五世得复之。”

“复仇可尽五世之内”，这是时间限制。“及在被杀者子孙，可尽五世得复之。”被杀者子孙五代以内可以向杀人者复仇，不能超出五代。《公羊传庄公四年》强调，君国之仇不仅九世可复，百世都可以。但对于家族之仇明确回答说不可。“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

“所复者惟杀者之身”，这是对象限制。只能向杀人者自身复仇，不能牵涉杀人者家人和子孙。《公羊传》又说：“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迿，古之道也。”关于“复仇不除害”，何休注：“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子，复将恐害己而杀之。”意思是说，只能对 施害者本身复仇，不能因为担心将来可能受到反报复而杀害仇人的子孙。

综上所述可知，虽然父母之仇必复，个人报复在现实中亦不易精确把握分寸，但有一定的原则、前提和条件限制，与某些势力的肆意滥杀和冤冤相报截然不同。2019-4-18余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