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儒盧梭

盧梭與康德、施韋澤、哈耶克、亞當斯密，是我最欣賞喜愛的西方哲學家，堪稱五大西哲或西儒。他們對道德真諦都有一定程度的認知，都強調道德的重要性和根本性，他們的思想和精神與儒家頗多相近相通之處。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

盧梭是西式性善論者。他在《論藝術和科學》、《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中分析，人本來是淳樸善良的，由於有缺陷的社會制度，生活於社會中的人才變壞，並墮入罪惡的深淵。只有建立一個健全的社會政治制度，才能幫助人們恢復良善。

盧梭也是西式“文化決定論”者。《愛彌兒》的一個基本預設前提是，沒有文化的支撐，制度就無法有效運行。因此，必須通過教育，將“人”轉化為“公民”，像愛彌兒一樣的公民。只有這樣，正義而合法的政治秩序才是可能的。

盧梭對因果律有一定的認識。他在“論主權權力的界限”時說：“凡事必有因，無因則無果，這是理性法則和自然法則的共同要求。”

盧梭強調政治自由（公民自由），也重視道德自由。他認為，人類因社會契約而獲得的，除了公民自由，還有道德自由。他說：

“我們還可以在社會狀態的收益中添加道德自由，只有她才能人人類成為自己的主人。因為，僅受欲望的驅使便是奴役，而遵守自己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

盧梭特別重視社會習俗，視之為政治法、民事法律、刑法之外的“第四種法”。他說：

“（第四種法）是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種，它既不鐫刻在石碑上，也不鐫刻在銅表上，而是鐫刻在每個公民的內心，它是真正的國家根本法，它每天都獲得新的力量。當其它法律暮氣沉沉或者趨於消亡的時候，它能夠恢復它們的活力，或者替代它們；它能夠保持人民的法制精神，不知不覺地用習慣的力量替代權威的力量。我所說的是習俗、習慣，尤其是輿論，這部分不為我們的政治家所知，但是其它所有部分的法的成功都有賴於它。偉大的立法者雖然看起來似乎局限於一些法規，實際卻在暗暗關注它，因為前者只是穹頂上的橫梁，而緩慢生成的習俗卻最終形成了它無法撼動的拱頂石。”

這裡的的習俗、習慣和輿論，有點類似於儒家所說的傳統、風俗和清議。

盧梭重視法律制度的與時偕宜和社會基礎。他說：“正如在建高樓大廈之前，建築師要先檢測勘探土地是否能夠承受其重一樣，智慧的立法者並不是一開始便制訂良好的法律,而是看法律所針對的人民是否適宜承受它。”這與“禮以義起”的建制精神相通。儒家在政治制度上也強調時代性和適宜性，反對復古主義和理想主義。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第二卷第十章“論人民”中進一步提出人民素質和法律制度關係之密切，對適合立法的人民進行了苛刻的限定。什麼樣的人民才適合立法呢？他列舉了幾種特徵：

“應當是那種已經通過某種起源、利益或和約的聯盟結合在一起，卻又不曾受到真正的法律束縛的人民；是那種沒有任何根深蒂固的習俗或迷信的人民……這種人民既不富有也不貧窮，可以自給自足；最後，這種人民結合了舊人民的堅定和新人民的順服。”

這段話意味着，良好的制度法律的建立有賴於一定的民德民智。

儒主權在民但治權不在民，故家重民意但不唯民意，政府和領導人獲得民眾授權之後，有責任對民眾進行文化啟蒙、道德教化和制度規範，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禁之以法。盧梭也是如此，並不認為人民的意願就是始終正確的。他尊重人民又深知人民的不足和缺陷。他說：

“普遍意志始終正確並且傾向於公共利益。但是，這並不能帶來如下結論：人民的決議始終具有如一的正確性。人民始終以他自己的利益為目標，但是他並不總是能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

盧梭又說：“人民甚至不能容忍別人為了消除他們的缺點而碰觸它，就像愚蠢而膽怯的病人看到醫生就發抖一樣。”但是，政府和領導人不能因此放棄醫生的責任。

盧梭特別強調政治和法律層面的自由和平等。他說：“如果有人探究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即所有立法體系的目的所在的話，他們會發現，可以將之簡化為兩點主要內容：自由和平等。”對於平等，他的理解和定義非常正確：

“至於平等，不應該將這個詞理解為是權力和財富的絕對平等，而是指就權力而言，它不能演變為任何暴力，並且永遠只根據身份和法律行使；就財富而言，任何公民都不可能富裕到購買另一個公民，也沒有任何一個公民窮苦到被迫出賣自己。”

這樣的平等，就可以有效避開平等主義的陷阱，與儒家的差等原則毫無衝突，並可相反相成。差等之中有平等，天命之性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之中有差等，有尊卑。禮別尊卑，同時將尊卑局限一定範圍內，避免尊卑絕對化。

當然，盧梭和西儒所闡義理即使是正確的，也不如中華聖賢的中正，其間深淺精粗之別，有賴於擇法之眼的認真辨別。例如，盧梭對天命之性並無深刻認知，所謂“人本來淳樸善良”的善，並非超越善惡相對的本性之善，而是習性之善；盧梭所言道德自由，是指主動“遵守自己為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自由，離儒家“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在境界上不可同日而語。其倡導的依託於人本主義思想的公民教育，與仁本主義的君子教育，遠為遜色。2015-10-18

註：本文所引盧梭之言，凡未說明者皆取自其《社會契約論》（譯林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首發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