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深信自己的制度?

尼克松訪華時說，“我是為了美國人民的利益而來。你們深信你們的制度，我們同樣深信我們的制度。我們在這裡見面，並非由於我們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於我們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

長期以來，美國大選對於中共的領導人來說，既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話題，也是惱怒的根源。可以說，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民主活動，北京的政府官員總會密切關注。這也無形地提醒着這個國家的14億人，在自己的政治路線上沒有太多選擇，中國媒體對美國大選的報道因此受到嚴格控制。

此次美國大選到來之際，新冠疫情仍在不斷蔓延，全球經濟遭到重創，政治兩極化加劇，中國察覺到有些事情已發生了變化。似乎突然間面臨合法性危機的不是中國的制度，而是西方的民主制度。

中國通過一個嚴厲集權國家的龐大權力，有效而暢通無阻地對民眾進行核酸檢測或隔離。 “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場表彰抗疫衛生工作者和英雄的活動中表示。

用來佐證這條信息的，是中國官方電視台新聞報道中充斥着的嚴峻的統計數字，講述着美國不斷惡化的衛生災難，以及抗議活動、反對者和大選活動混亂的畫面。潛台詞似乎是，誰能贏得大選似乎並不重要，重點是美國政治體制出了毛病，它的局限性暴露了出來，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和威望正在下降。

世界史表明，政黨是近代民主的產物，是政治自由的產物；作為政治自由產物的政黨，必定存在多黨。沒有政治自由，或許可以有政黨，但不可能有多黨的和平共處、平等競爭之格局。

“多黨合作制”實質上是一黨制 

中共向世人宣稱：中國現行的政黨制度是“多黨合作制”。據說，這種政黨制度適合於中國國情，它不是一黨制，也不是西方國家流行的兩黨制或多黨制，這是一種新型的政黨制，是中共的獨創。在“多黨合作制”這一名詞前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定語，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因此，其完整的名稱其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 民主黨派作為被領導的團體，其榮辱沉浮全在中共股掌之中。“反右”、“文革”時期，它們飽受專政之苦；劫後再生，充其量仍是中共的“花瓶”而已。

中共的宣傳家聲稱，中共與各民主黨派之間政治上平等，組織上獨立，思想上自由。其實，民主黨派在政治上不能與中共居於平等地位，組織上不能獨立，思想上沒有自由，才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例如，各民主黨派若選舉負責人，先得將侯選人名單遞交中共有關部門審查(倘改選省級民主黨派負責人，即將侯選人名單遞交中共省委常委審查)，待中共批准後才能成為正式候選人，交民主黨派的代表大會舉行所謂的“民主選舉”；而且，這樣的選舉還是“等額選舉”，以確保中共所批準的候選人都能當選。一些民主黨派的新生代成員不了解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政黨史，經歷了這種奇怪的選舉程序和選舉方式後不免驚嘆：“民主黨派不民主！”僅從民主黨派負責人換屆選舉一事即可看出，民主黨派被玩弄於中共的股掌之中，哪有什麼平等、獨立、民主可言。

一黨制的困境 

傳統專制國家是“主權在君”，現代極權國家則是“主權在黨”，即主權由黨的統帥、領袖掌握。這種國家也聲言“民主”，但這種“民主”是黨賜予的“民主”，黨領導的“民主”，完全是一種假民主，是專制、極權的偽善言說。主權在黨，就不可能有民主，不可能邁向現代文明。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後，提出了“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的“三民主義”；“親民秀”形象着實讓百姓樂了一陣子。但也有評論指出，應當討論的要害問題是“權為民所授”。其實，他的“三民主義”是以“主權在黨”為前提的。所謂的“主權在黨”，形象的說法是“黨天下”。這是“大右派”儲安平在1957年說出的大實話，他從此罹難失語。主權在黨，則黨高於人民、高於國家、高於其他一切黨派團體；全體人民、所有國家機關、一切黨派團體，都要無條件地服從黨的領導。這雖然有違法理，卻事實上高於法理。或者說，這就是共產黨的法理。憲法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黨，黨才是權力的支配者。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實際上，黨的中央，特別是中央政治局與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人大充其量不過是次高國家權力機關，或者說是通過黨的決議、指令、建議的“橡皮圖章”與“表決機器”。按照憲法的要求，各級政府（行政機關）由各級人大授權並對人大負責；實際上，各級政府大員是經由黨提名、指定，交人大通過，因而政府實際上只對黨負責。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通過的黨章承諾：“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實際上，黨的活動不時超越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共產黨若放棄這一特權，它也就不存在了。

中共統治的三大危機：第一個危機是專制統治的合法性危機，它源於中國人對“一黨專政”的否定，是統治制度的危機。第二個危機即專制思想的合理性危機，來自中國人對馬列原教旨主義的抵制，是統治思想的危機。第三個危機乃權貴對社會財富占有的正當性危機，來自中國人對權貴掠奪、侵犯國民財富的抗議，是統治者特權享受的危機。

當局似乎在向毛式極權統治回歸。只有依靠中國人自己的理性、堅韌、沉着的鬥爭，中國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