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這篇上周發在紐約時報的張千帆教授的文，見到有幾個版本都被天朝歪宣堵截刪殺。說明了此文有力度、並點到了獨裁專制國的某要穴，故而值得轉發和收藏。

中國自由派的大選陰謀論和美國契約的危機

2020年總統大選猶如一場史詩級大劇，正在此起彼伏的陣陣歡呼和質疑聲中緩緩落下帷幕。但是在太平洋兩岸的中國自由派圈子，支持特朗普總統的大量“鐵粉”仍然在散布各種指控選舉舞弊的消息，其中大部分都是未經核實或已證偽的假消息。他們不願意接受自己的偶像敗選的事實，喜歡偏信來自《大紀元》等中文媒體和Facebook傳播的各種有利於特朗普的假消息。我在的微信群幾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這兩天，各群還在大量散播搖擺州出現大選作弊和全線“翻紅”之類的報道。

當然，質疑和挑戰選舉結果是個人自由，但是對於小道消息不加質疑地全盤照收、對於與之對立的闢謠信息完全不聞不顧，戴着深色眼鏡，立場現行、先入為主地篩選自己願意接受和傳播的信息，這只能說是偏執。

事實上，此次大選揭示了中國自由派的一個重大變化：他們傳統上相信西方的新聞自由和主流媒體，但是這次大量支持特朗普的自由派已不相信《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這樣的主流媒體，而選擇相信《紐約郵報》、《華盛頓時報》這樣的媒體。他們認為，美國主流媒體或已被華爾街大財團收買，或已被“白左”占領，甚至已被“敵對勢力”滲透——以往，只有中國左派或官媒才會主張這種陰謀論。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許紀霖在微信群里提出，這是中國自由派在1990年代初和“新左派”決裂之後的第二次大分裂。近年來，自由派內部不斷分裂，固然是不爭的事實，但我還是傾向於認為（或希望），自由派的分裂和那次左右“決裂”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自由派和新左派決裂，主要是因為各自對極權政體的態度上的分野。如果左派——不論“新”還是舊——支持極權或對特定政體的性質存在根本誤判，那麼左右必須也只能決裂——這種分歧是如此徹底，以至無法彌合。然而，自由派內部則不論出現多大的左右分歧，反極權的基調是一致的，但是他們錯誤地將美國民主黨定性為另一種極左，因而將反極左立場擴大到“逢左必反”。

這樣實際上是將他們變成了極右——不能容忍憲政民主體制下正常的左派立場，但是如果他們認識到這是一種誤解——中間偏左的民主黨顯然不是支持極權的極左，而是中國自由、民主、法治事業的推動者可以合作的盟友，那麼仍然能夠回歸真正意義的自由派陣營。自由派內部的分歧主要發生在認識論上（朋友的“敵人”是敵人），自由派和左派之間的分野則不只是認識論，更體現在價值觀上。

自由派價值觀的基本一致也要求他們對民主政治共享大體一致的基本認知，並共同信守一個社會契約。政治競爭總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只有對抗，就成了無底線的政治鬥爭。中國歷史上的憲政民主試驗之所以屢屢失敗，就是因為我們人民從來沒有形成過任何社會契約。一個國家要得到理性治理，必須有一個相當數量的自由派中堅力量願意接受社會契約，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不斷分化瓦解。此次大選眾多自由派的認知失准表明，他們知道自己反對什麼——極權政體，卻並不真正知道自己追求什麼——為憲政民主提供基礎的社會契約。

周期性選舉民主是社會契約的必要組成部分，它要求立場對立的各方都願賭服輸：如果競選各方都獲得了自由而相對充分的表達機會，投票過程沒有足以改變結果的大規模舞弊，尤其是如果這一點得到了獨立司法機構的確認，那麼即便是自己不願意看到的人當選，我也心悅誠服，而不是仍然胡攪蠻纏、到處傳謠。

絕大多數自由派對上述原則並無異議，但是他們否認這次大選符合上述條件：很多人認為，美國的主流媒體出於種種原因而封殺了特朗普的言論，因而寧願相信他的推文和關於選舉舞弊的各種小道消息；他們不僅不喜歡民主黨的政策，而且確信民主黨在搖擺州製造了大規模舞弊，儘管這些主張迄今為止只是特朗普支持者的一面之詞。

直到2020年大選之前，絕大多數中國自由派一直將美國當作“民主燈塔”。然而，大選之後，美國的憲政民主體制還能否受到信任？此次大選的中文謠言滿天飛也暴露出中國自由派這個群體的諸多問題，很多人似乎具有和自由主義精神格格不入的領袖崇拜情結，似乎對誰贏得這場選舉的關注遠勝於對選舉規則和事實真相的關注，似乎不願意對不同信息與見解保持寬容和開放的態度。

現在看來，選舉舞弊論的最後堡壘是司法訴訟，特朗普的支持者似乎仍然信任美國司法。如果美國法院能夠令人信服地排除系統性的選舉舞弊，那麼此次大選對於中國自由派將或許是一堂難忘的憲法課，能讓他們看到美國人是如何守護新聞自由、選舉完整和司法公正，並恢復他們對民主國家社會契約的基本要素的信任，而不是在誤解、偏見和陰謀論中越陷越深。

然而，美國社會正在面臨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憲法序言裡的“我們人民”還在共享並信守自己的社會契約嗎？我所說的“美國契約”，是指聯邦憲法所體現的政治自然法則，如分權架構和有限民主、言論及新聞自由和法律平等保護。新冠疫情期間發生的弗洛伊德等事件提醒我們，即便是體制性種族歧視也未必徹底消除，而BLM（“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所激發的群情激憤則顯示，社會性歧視仍然十分普遍。在一個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兩極分化不斷加劇的國家，還有可能共守同一部社會契約嗎？

有些問題很難以答案。我只想從自己聽到的華裔美國人抱怨比較多的兩個問題，談談美國社會契約的重建。它們都直接或間接涉及種族，而如果不同族群不能共同接受一部基本契約，那麼不論哪個黨執政，社會都將分崩離析。

傳統的社會契約以消極自由為主，要求機會平等、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但是並不要求積極意義的結果平等和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它把這個問題留給多數人決斷的立法——原則上，如果多數人同意，他們總是可以讓自己推選的議會代表規定更積極的平等化政策。事實上，許多亞裔家庭認為，大學錄取的糾偏政策已經損害了他們的子女獲得平等入學的機會。這也許是美國社會應該重視的事實，但這個事實不應讓亞裔美國人自己帶上種族主義情緒。恰好相反，他們應當主張回歸消極意義的族群平等。畢竟，糾偏行動不應永久化，更不應擴大化；它的本意是幫助歷史上受歧視的少數族群，儘快使他們獲得平等競爭的能力和機會。亞裔也應該更多地融入美國的憲政民主體制，通過更積極的政治參與來保護自己的平等權利。

另一個常見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政治正確”和言論自由之間的關係。這也是中國自由派經常詬病西方左派的一個話題。如果有人表達了政治“不正確”的觀點，譬如流露出種族或性別歧視的傾向，我們如何對待它？這類觀點無疑是錯誤的，但我們是否應該用自己掌握的資源——國家的或私人的——懲罰之？

允許我在此表達一點不那麼“政治正確”的觀點——第一修正案仍然是第一位的。它不僅教導我們謙遜和寬容，而且也為清除“不正確”的觀念提供了最有效的捷徑——辯論。如果我們因為一個人的可疑言論而解聘了他，那究竟能做什麼呢？那只能讓更多的錯誤觀念因為恐懼而隱藏起來，但是它們會因為缺乏有力的駁斥而繼續存在。與其如此，不如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地自由表達出來，然後用充分的證據和說理反駁之。

我忍不住引用霍姆斯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Jr.)的偉大名言：言論自由不是為了保護與我們一致的言論，而恰恰是為了保護我們所憎恨的言論。我不斷地對中國政府強調這句話的邏輯和力量，我也希望美國社會的普羅大眾能夠接受這個邏輯，克制讓錯誤意見閉嘴的人性衝動，避免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等人在一個多世紀之前擔憂的“公共意見的專政”。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起點是普通美國人對未必偉大的不同意見更加寬容。

不論哪個黨執政，修復美國契約的使命必將是艱巨的。如果拜登先生能夠順利上任，這是一個好消息，但我對新總統並沒有太多的期待。美國總統當然能做很多，但恰恰是總統制讓美國更加分裂——用政治學家林茨(Juan Linz)和利普哈特(Arend Liphart)的話說，總統制是最大的“勝者通吃”；它讓雙方都輸不起，它要為此次大選中出現的各種狂熱、焦慮和分裂負責。

不論如何，美國總統是美國人民選舉產生的；美國能否修復正在被撕裂的社會契約——不同種族能否相互尊重並平等對待，不同階級能否和平解決利益衝突，不同觀點能否自由表達……這些問題的決定權最終都掌握在普通美國人手裡。只有當多數美國人願意繼續信守自己的社會契約，美國憲政民主才能恢復世界對它的信任。美國才能繼續作為“民主燈塔”，照亮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通往憲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