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自由，一切無望（微論十二則）

余東海

馬幫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宣布了下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稱屆時“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這三項指標都要邁上一個新的大台階，“科技自立自強”成為未來經濟發展規劃中的一項最為重要的戰略方針。

夢想很豐滿，現實太骨感。任正非曾說過，美國在科技領域遙遙領先的根本原因是它擁有深厚的基礎科學研究的根基。他表示，追求利潤，追求短平快，基礎科學就不能得到發展，也無法支撐中國這麼大體量的經濟體持續發展下去。（大意）

基礎科學不行僅僅是表層問題，基本制度和意識形態不行，才是馬邦落後的根本原因。反常的意識形態和反動的政治經濟制度，必然導致一切落後，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無不落後。何況還要面對美國和幾乎整個西方世界越來越兇猛的科技打壓、經濟制裁乃至全面圍剿。

沒有自由，一切無望，不僅科技無望而已。極權社會，只有奴隸、奴才和奴隸主，必然德智低下，財富創造、科技創新能力低下。特權階級和三幫群體最高超的，是坑蒙拐騙、巧取豪奪、創造災難、創新罪惡的能力和揮霍浪費的能力，無度地浪費財富、浪費資源、浪費機會、浪費人民的才智和生命！2020-10-30

中華特色的形而上學

形而上學，指研究世界本質的學說，包括本體論、宇宙論及認識論。馬學認為，形而上學否認事物的普遍聯繫，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恩格斯說：“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應當逐個地和分別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研究對象。”（《反杜林論》）

西方各種形而上學，是否如恩格斯所了解和理解的那樣姑不論，儒佛道三家的形而上學顯然並非如此。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學即道學，關於“性與天道”的學說。儒家道學，堪稱中道本色、中華特色的形而上學，對“性與天道”的證悟最為中肯正確，對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關係，對道器、體用、天人、本質與現象之關係的把握最為深刻全面，故最能系統和全面地看問題。2020-10-30

德性之知和見聞之知

德性之知和見聞之知是張載易學中的認識論命題。張載說：“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正蒙•大心篇》）程頤說：“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二程集》）

德性之知指良知之知，仁義之理，道德真理。見聞之知，指通過耳目所獲得的知識。“物交”，意謂耳目等感覺器官與客觀具體事物接觸，交互作用。見聞之知也為人的認識所不可缺，然不足以窮盡事物的奧秘，更不足以上達。

孟子說：“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盡心上》）這裡的善言，即仁義之言，德性之知。善行，即道德之行，德性之知的行為落實。

孟子又說：“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公孫丑上》）又說：“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子·離婁下》）不僅舜帝禹帝，好善言、樂聞善言歷代聖王明君和有志之士的一大特徵。同時，君子必能道善言，必樂道善言。

見聞之知又有對錯之別。張載說：“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己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經學理窟•義理》）聞見之善者，指正確的知識。一切非正確的知識、包括錯誤的道德知識，都屬於聞見之不善者，如馬學。其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統統錯誤。2020-10-30

去馬親美，尊孔讀經

《周魯：余嘉錫先生為今人開列的思想“藥方”》提到，顧炎武先生在《與友人論學書》一文為時人與後人開出的思想藥方是“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余嘉錫先生在《論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一文新開了一個思想藥方，是“見利思義，見危授命”。我認為現在有必要重新開方，特試開一方曰：

去馬親美，尊孔讀經。

顧余兩位先生的藥方都不錯，但顧炎武時病在學習和踐履不足，故其藥對症；余嘉錫時病在思想文化不行，故其藥不對症，不切實際。其時文化群體“菲薄周孔，掊擊程朱，惑經疑古，抉破藩籬，故其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際，不顧義理，惟利是視，攘奪乾沒，無所不至”雲。對此首先必須“反經”（孟子語），才有望知義明理，進而“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這個藥方用於現在，就更懸空了。

我的八個字具有今時今世的針對性。去馬是去極權主義邪說惡制，親美是親自由親現代文明，尊孔是認祖歸宗，讀經是返回中華文化和文明之本源。四副藥相輔相成，以讀經為本。這是根本性的扶陽培元，培養正氣。2020-10-31

解顏先生的誤解

北春所發《解顏：儒學的學術身份和宗教身份》一文中論及東海如下：

“儒者余東海先生在《關於儒學與宗教再答客》一文中說：“未來儒家憲政即新王道仁政，當立法為言論自由提供剛性保護，任何人任何錯誤言論包括反孔反儒和崇馬崇毛的言論，都可以避免法律追究、政治迫害和暴力欺凌。”立法為言論自由提供剛性保護是明智的建議，而把反孔反儒的言論定為“錯誤言論”，則又顯出余先生自封神聖、居高臨下的態度。一方面相信言論自由，一方面又對某種言論不經審判便定罪，這自相矛盾。

“余先生在下面這句話中解釋了其自封的地位的來源：“可以相信，仁本主義文化如果重新取得意識形態地位即憲位，完全可以在新的歷史平台上締造出更加輝煌的新一輪中華文明。”在中國古代，儒教是長期以來的官方意識形態。余先生心懷“憲位”之夢，想要回到古代“獨尊儒術”的輝煌。這是一種跑官心態，是被權力欲蒙蔽了心竅。等着被政權權力招安、扶持，就會被政權權力隨意打扮修改、被無限上綱，作為他們維持權力的工具。這正是儒家思想在誕生兩千多年來一直扮演的角色，而其原因就是其“既是宗教，也是學術”的似是而非的漿糊地位。”

以上這段話有多處錯誤，全文對儒家和東海的誤解更多，是五四派三民主義的延續，只要略通儒經，不難灼見其誤，恕不一一答釋。這裡僅指出作者兩點“分不清楚”。

其一，分不清楚“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之區別。使用“批判的武器”而“把反孔反儒的言論定為錯誤言論”，包括批判本文作者的思想錯誤，純屬言論自由的範疇，與“立法為言論自由提供剛性保護”的建議毫無矛盾。

其二、分不清楚儒家憲政與極權主義正邪不兩立的本質矛盾。儒家憲政也是憲政，具有自由憲政的核心要素和基本精神，怎麼可能成為極權主義“維持權力的工具”？一個追求憲政的儒者怎麼可能被“被權力欲蒙蔽了心竅”？2020-11-2

強於道德才是真正的強者

尼采不明道德真相。他認為，真正的強者是最不道德的，道德只是弱者的遮羞布。他如是模擬弱者的口吻：“讓我們不同於惡人，讓我們成為善人！善人就是不施暴他人的人，不傷害他人的人，不攻擊別人的人、不報復別人的人、把復仇的事交給上帝決定的人，善人是避開一切邪惡的人、不貪圖享受的人、善於忍耐的人、謙恭的人、正直的人。”

這是一段似是而非、非中有是、是中有非的混扯。善人正直謙恭，善於忍耐，不施暴他人，不傷害他人，這些沒錯。但是，善人未必不報復別人，未必避開一切邪惡。大愛大憎，愛憎分明，以直報怨，大仇必復，這才是善之大者，這才是君子之善。

有人如是總結尼采的觀點：“弱者為了使自己過得心安理得，他們把軟弱解釋為善良，把怯懦解釋為謙卑，把屈服解釋為忍耐，為了更進一步安慰自己，他們又把自己所受的苦難解釋為上帝的嘉獎，把跪舔強者解釋為上帝的旨意，最後的最後，他們加上了那句話：我們是好人！”

這樣的弱者並非真正的好人。或者說，這種所謂的好人，只是小人的好，不是正人君子的好。在君子眼裡，軟弱、怯懦、屈服、跪舔強者都是可恥的。如果把“把自己所受的苦難解釋為上帝的嘉獎”中的上帝理解為昊天上帝，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天道，這句話倒可以成立。正人君子必與尼采唱反調，必然明白這個道理：真正的強者必強於道德，道德是強者強大的基因和靈魂。2020-11-3

關於馬克龍的內部講話

外媒有一篇題為《法國總統內部講話》的文章，說是馬克龍在一次內部會議上對現今的國際局勢進行的總體分析，發出“西方霸權已近末日”的感嘆。其言論對美國、法國、英國嚴重低估，對俄羅斯和印度有所高估，對中國嚴重高估。主要原因是高估了俄羅斯和印度的哲學文化品質，低估了西方人本主義哲學、自由主義政治學的優越性。他說：

“當這些新興國家找到了自己的國家文化，並且開始堅信它時，他們就會逐漸擺脫西方霸權過去灌輸給他們的哲學文化。而這正是西方霸權終結的開始。西方霸權的終結，不在於經濟衰落，不在於軍事衰落，而在於文化衰落。當你的價值觀無法再對新興國家輸出時，那就是你衰落的開始。”

馬克龍口中的新興國家指中國、俄羅斯和印度。其實，俄羅斯和印度的本土文化都不足以開出與西方文明抗衡的文明，故無論怎麼堅信“自己的國家文化”，都不足以媲美西方。

中國的仁本主義倒是優於人本主義，是古今中西唯一優於人本主義的文化體系，但中國遠遠沒到“開始堅信它”的時候，仁本主義還屈居於物本主義之下，擺設而已。仁本主義不出，王道政治不成，西方霸權永無對手，遑論被超越。2020-11-3

盜虛名而招實禍----隱士韋祖思之死

對暴君惡主堅強不屈或驕狂無禮而被害者，史不絕書，但像韋祖思那樣，因為過於恭敬、畏懼而被殺的隱士則罕見。

韋祖思是十六國時代人，漢朝鴻儒和丞相韋賢的後裔，世為陝西望族，隱居終南山，素有狂名。後秦二世姚興以禮徵召，不出；劉宋開國皇帝劉裕攻入關中時徵召，亦不出。公元419年，匈奴人、赫連夏開國皇帝赫連勃勃攻入關中，徵召祖思擔任太子庶子，祖思應召而至。面見勃勃時恭懼過禮，招赫連勃勃之怒而被殺。《資治通鑑》記載：

 “夏主勃勃征隱土京兆韋祖思。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征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資治通鑑·晉紀四十》）

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對韋祖思作了精彩的評論，並得出一個船山律：“凡屍隱士之名以處亂世而無其實者，幸而不死，殆行險以徼幸之徒與！”

王夫之還為指出了另外兩條活路、也是正路。其一、趁桓溫、劉裕攻入關中的時候南歸東晉。如果認為桓溫、劉裕不可依託，也可以不受他們的羈絡，像管寧歸漢而不受曹操的羈絡一樣。其二、如果不願南歸，那就做一個身絕天下之交、口絕天下之言的真隱士，沒有人向赫連勃勃推舉，就不會招來殺身之禍。2020-9-6

沒有言論權，就沒有教育權

在教育領域中，教育權力和教育權利通常被統稱為教育權。其中的教育權力是指國家及其行政機關對教育的發展、舉辦和領導管理的公權力；而教育權利則是權利相對人為了滿足自身的利益而根據自己的意志所作出的作為或不作為，或者要求他人作為或不作為的行為能力或資格。

教育權利的主體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對受教育者進行管理和施教的主體，如代表社會特定群體利益的教育權利人，包括機構和個人，他們的權利往往是國家教育權力的轉換。二是接受教育的公民，不僅僅是指學校的學生，而是指所有的社會公民，他們應該擁有受教育的權利和學習的權利。

如果儒家沒有言論自由，教育權利就會受到嚴重侵害，例如儒家學校和老師都會受到種種不合情理、不可容忍的限制，甚至儒家沒有辦學自由。至於教育權力，就更談不上了。故東海一直強調，言論自由是自由的核心，是最基本的人權，也是儒家擁有教育權的必要條件。

許小年說：“對於現代人，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選擇政府的自由，這一自由使他們能夠享受經濟、社會、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廣泛自由。”東海曰，對於儒家來說，最重要的自由是言論自由和教學自由（即教育權利）。這兩種自由使我們能夠享有文化、思想、教育、社會等方面的基本自由。2020-11-7

自殺微論

自殺現象層出不窮。草民好自殺，官員也好自殺；老師好自殺，學生也好自殺；大學生好自殺，中小學生也好自殺。我相信，論自殺愛好者之多，非馬邦莫屬。

論自殺動機和原因，最少利他型和抗爭型，最多疾病型、利己型和解脫型。精神抑鬱，挫折耐受力弱，情緒衝動激化等等，是為疾病型；因個人利益難以實現和滿足時失去活下去的勇氣信心，是為利己型。

因為生活、工作、學習壓力大，以自殺作為擺脫壓力和困境的手段，是為解脫型。例如，難以承受外部壓力，或內疚與罪惡感，或經濟拮据，或在升學、就業、戀愛、婚姻、事業發展等方面遇到挫折等等。

其實這些原因仍是表層的，深層因、根本因是喪失生活意義和生命價值，對人生絕望。造成越來越多的人絕望的原因又往往具有雙重性：內無良知，心靈黑暗；外無良制，社會黑暗。草菅己命、自殺者眾是極權主義社會的共同特徵，是國民苦難深重、社會災難深重、政治罪惡深重的重要標誌。2020-11-7

仁愛、博愛與兼愛

博愛，廣泛地關愛所有人。耶教講博愛，儒家也講博愛。但含義不一樣。耶教教義中，博愛可分為三個方面：上帝的愛、 愛上帝和愛人如己。在儒家，博愛是親親仁民愛物，民胞物與，大愛無疆，同時愛有差等。

博愛一詞最早出自《孝經·三才章》：“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說苑·君道篇》：“師曠言云：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雲，韓愈《原道》“博愛之謂仁”；歐陽修 《乞出表》之二：“臣聞愚誠雖微而苟至，可以動天；大仁博愛而無私，未嘗違物。”   

故博愛不能解釋為平等的愛，不是兼愛。因為仁愛是博愛與愛有差等的統一。而兼愛是墨子的主張，他針對儒家“愛有等差”的說法，倡導“兼相愛，交相利”，主張愛無差別等級，不分厚薄親疏。墨子說：

“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

《荀子·成相》說：“堯讓賢，以為民，氾利兼愛德施均。”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說：“仲尼兼愛，不羞執鞭。”這是荀子和嵇康對孔子的誤解。2020-11-7

關於三重合法性

自蔣慶先生提出三重合法性後，此說便成了儒家老生常談，然常常有誤。最常見的錯誤是將三重合法性割裂開來，以為天道合法性、民意合法性、歷史合法性可以各自獨立，殊不知，三者相輔相成，統攝於道統合法性。

其中，天道合法性最為根本，然天道不能虛談，必須由中道道統提供保障。只有允執厥中的王道政治，才具有天道合法性。

同時，民意合法性最為基礎。有民意合法性，未必有道統合法性，如民主政治就沒有道統合法性；有道統合法性，必有歷史和民意合法性。在此後漫長的家天下歷史中，民意合法性被淡化乃至架空，但理論上仍是基礎合法性。未來王道政治，必須將民意合法性落到實處。

《尚書·商書》名篇《仲虺之誥》就是解決商湯政權合法性問題的。其中“纘禹舊服，茲率厥典”，繼承大禹的往昔事業，傳承夏朝的政治法則，即歷史合法性，堯舜禹之後，歷代儒家王朝必有其正統傳承；“奉若天命”，尊奉上天的大命，即天命合法性；“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民之待商，厥惟舊哉！”，人民擁戴商湯已經很久了，即民意合法性。2020-11-9余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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